古希腊教育：导师的公民视角

明末西学东渐之后，国人仍然难掩自己中央帝国的心态，而当时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带入中国的还仅仅是一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白尼日心说之类的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科方面则不足十分之一，否则中国的近代化不至于延误200多年，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也不至于出现在1895年以后。此前的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以沉重打击，而甲午战争则因为帝国师尊被初出茅庐的邻邦蕞尔小国击败，彻底地摧毁了国人一贯良好的民族自信，跌入到了自卑的深渊。此后国人备受欺凌的挫折感愈加沉重，开口希腊闭口罗马竟然也一度成为风气。

实际上，古希腊城邦时代早期智者群体的显著人物落后于孔子半个世纪之多，他们云游于各城邦之间，以传授修辞、伦理以及政治诡辩之术换取学费维持生计。――这一点倒与孔子的开馆授徒类似。即使城邦政治思想巅峰时期的代表――柏拉图及其弟子亚里士多德也比孔子小得多，因为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诞生之时孔子已经辞世10年。

西方最早的国家是希腊城邦，也就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兴起。显然，有了国家之后才会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总是需要管理，因此政治思想，亦即治国之道才可能应运而生。希腊的各个城邦中，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城邦之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卓越思想家的诞生提供了摇篮。

以德治国

苏格拉底并没有什么遗作留存后世，据说是述而不作，也就是信口开河，惯于清谈而且态度悠闲。――这一点倒是类似于孔子。所以只能从他的弟子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找寻出一点痕迹，拼凑出他思想的大致轮廓。――这一点仍然像孔子后学编著《论语》的意图。

苏格拉底的晚年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硝烟中度过的，这一场长达27年的拉锯战让先前的城邦民主制度一蹶不振。与此同时，云游于希腊各城邦的智者群体因为颠沛谋生以及战乱频仍等原因，弥漫着种种思潮，极其驳杂，既有叩问自身命运的利己主义与享乐至上思想，也有社会进化的观念――强权政治，征服掠夺与谋求霸业，苏格拉底虽然没有孔子早年那样匡扶天下的雄心，但匡扶希腊陷于崩溃的伦理道德应该适合他清谈的趣味。

智者们认为，强者以暴力抢夺弱者的财富是天经地义的，而弱者只能服从于强者的利益，服从于强者的统治；身份高贵的人就是强者，而地位卑贱的人就是弱者。――这一切都是一种“天然的正义”，也就是说，弱肉强食是社会进步的法则。智者们向人传授的就是谋取权力之位的统治术。虽然这思想类似于法家的观点，但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看，这就是道德上的一种堕落，因为他也和孔子一样喜欢标榜道德上的至善原则，认为城邦的管理者首要任务就是改善公民的灵魂和道德，遵守城邦律法就是正义之举，所以他提倡德才兼备的贤人政治。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他也认为，治国的根本就在于培育公民的美德，而且只有哲学家治国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治国之道包括立法与司法，其目标就是至善原则。要使公民的心灵达到至善的境界就要依靠国家，而治国需要立法，以立法来陶冶人的心灵；心灵有疾，就要以司法手段加以医治。

智者们热衷于传授的辩论术在柏拉图看来只是一种伪知识，是驯养野兽的技艺，也是治国之道的幻影。智者们和驯兽师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无法辨别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对于什么是美丑、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也一无所知。柏拉图认为，追求至善不是不要快乐，但不是所有的快乐都是善；快乐应该服从于善。最高的善应该使人身心俱佳，而不是感官享受的快乐主义。因此，善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可以指导他人为善，纠正他人偏离善的行为。治国者应该培育公民的美德。――这与孔子的教化是一个意思。只有哲学家掌握善的理念，守卫城邦的法律和习惯，守卫正义和美。

柏拉图主张哲学家治国，或者把国王培养成哲学家，即以德治国，没有必要制定繁琐的法律条文，因为写在纸上的法律往往得不到遵守，持久之道仍然在于教化人心。

然而，柏拉图也知道，城邦时代有各种各样冒牌的“伪哲学家”，他们卑鄙无耻，窃据了哲学的殿堂。真正的哲学家，如果不能“兼济天下”那就只能“独善其身”，因为适合哲学家的地方是“理想国”。到了晚年，柏拉图依然认为，真正懂得治国之术的政治家还应该是哲学家。

政体形态

古希腊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形态的城邦。――这一点像极了春秋时代初期的诸侯列国，或者也有可能类似于商周之前的虞夏时代。柏拉图将个人的至善与城邦的至善捆绑在一起，认为只有哲学家治国才有可能实现城邦的至善和个人生活的至善。所以，他觉得哲学家治国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这所谓的“王政”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

哲学家治国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贤人政治，与孔子的君子政治没有很大的差别，只是途径不一。古希腊时代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治国理想存在许多相似的地方，其源头都是道德治国。这一点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治国者所具有的禀性几乎一样。不过，除了柏拉图所说的王政之外，政体还有四种，都是由王政蜕变而来，而且一个不如一个。(www.xing528.com)

王政演变成荣誉政体。荣誉政体主要是因为治国者的血统混杂而产生冲突，衍生出铜铁集团和金银集团。铜铁集团倾向于掠夺民间财富、抢占土地房屋、敛聚金银财宝等；而金银集团则倾向于培育公民美德和社会秩序。两大集团之间相互较量，达成妥协之后将土地房屋据为己有，将原先的属下转变成平民和奴隶。柏拉图认为，当时的斯巴达和克里特就是这样的政体，治国者好胜、尚武、贪财、爱慕虚荣。

荣誉政体又会蜕变成寡头政体。治国者以财产的多寡分配权力，政权掌握在富人的手中。贪财和享乐成为时代风气，为了财富不择手段，盗贼也在城邦之间横行肆虐。即使勤劳和节俭的人也为了财富而不断地积攒钱财。在这一政体之下，统治者养尊处优，而人民不如牛马。

民主政体是在寡头政体衰败之后出现的。这一政体自由、宽容、平等，对于个人都是放纵的，各种欲望都会得到同等的尊重，生活方式五彩缤纷。不过，柏拉图认为，民主政体如果缺乏美德的培育，那“傲慢、放纵、奢侈、无耻”就会乘虚而入，颠覆其根本基础，导致极权政治――僭主政体的产生。

僭主政体在柏拉图的眼里几乎是恶贯满盈，僭主式的人物集纳了人的所有恶性，譬如笑里藏刀、嫉贤妒能、穷兵黩武、兔死狗烹，而且忤逆父母、祸国殃民、翻云覆雨、欲壑难填……

柏拉图的5种政体论显然多半是想当然的。除了他所说的荣誉政体斯巴达和克里特就没有例子可举了。倒是亚里士多德说了，政体就是城邦中官职的制度安排。譬如君主政体就是最高统治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但谋求城邦共同利益；平民政体的最高原则是自由，官员产生于全体公民的选举。即使如此，公民大会也容易被政客或野心家所左右，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寡头政体则是由财富来决定参政或掌控最高权力；僭主或暴君政体是僭主或暴君一人掌握最高统治权，而且追求一己私利。然而，当时各城邦的现实不是平民政体就是寡头政体。

公民视角

与孔子开创的“货于帝王”传统迥异的是，古希腊除了流浪的智者群体仍然汲汲于谋生之外，柏拉图等思想家并不需要为自己的衣食担忧，他们的家族都有累世的积淀，生活较为优裕，而且悠闲，至少不必为财富而奔走，也不必为官职而游说，所以他们拥有独立思考的底气，甚至可以像苏格拉底那样将生死也置之度外。因此，他们可以站在公民的立场上无所顾忌地各抒己见。

正因为当时希腊世界各行各业的分工已经明确，即使思想家拥有一技之能，能够自食其力，也不需劳动。而且当时的雅典城邦主导了地中海沿岸的海上霸权，与西亚等近东国家一直保持着海外贸易。不像孔子的君子政治，除了教书并无其他技能，一生都鄙视躬耕农桑之事，执意要高人一等，与社会底层民众划清界限。

实际上，追溯古希腊人的思想独立传统可以发现，公元前5-4世纪的古希腊还存在着强大的奴隶制阴影，没有奴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么像苏格拉底一样的雅典自由人就不可能聚集在一起决策或辩论，也就没有时间去探讨治国的美德和至善原则，更没有可能获得政治思想方面的成就。即使西方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希腊雅典的城邦民主仍然与奴隶制并存令人尴尬。自由人有充裕的时间聚在一起谈论政府职能，而奴隶们则从事农业生产、工商贸易和家务劳动。――这在孔子的春秋时代几乎无法想象，周代残存的奴隶制已经远去，土地大概已经私有化，而且分封到了诸侯王公的手中，只有游食者（游民）还大量存在。

西方学者的考证显示，雅典的城邦民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历史悠久，而是一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才得以全面实施。此时雅典城邦境内的阿提卡发现了劳里翁矿场，丰富的银矿需要奴隶来开采，雅典人借海上贸易从东方的奴隶贩子或野蛮部落的手里购买了大量的奴隶，先前的奴隶只是来自于战俘。――雅典人因为银矿而发了大财。奴隶创造出来的财富又可购买更多的奴隶。

关键的一点是，奴隶是平均分散在每一个雅典公民的家庭，供主人驱使，耕种土地或从事家务，而不是集中于农场或矿场。――这一点极其类似美国南北战争前后。

古希腊人并不需要我们一味地赞美，甚至不加批评。斯巴达人的部落民主制之下仍然有大多数的属民或外族战俘像农奴一样劳动，而雅典人的城邦民主同样是将奴隶排除在制度之外的，可能他们觉得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买卖奴隶也毫无惭愧之色。总之，希腊城邦的治国管理并不是已经完善，城邦之间的战争也不时爆发；而且雅典的城邦民主也不是无限宽容，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攻占了雅典城邦，苏格拉底也因为阐述自己的观点而被处以死刑。

斯巴达占领希腊全境以后建立了霸权专制，但是斯巴达的霸权也是顾此失彼的，来自于战争仍然归之于战争。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在留克特拉之战中被底比斯击败，不过底比斯也无法统治整个希腊世界。公元前371年至前338年，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频仍，富有的雅典公民也因此破产而沦为乞丐，甚至流落街头，城邦政治从此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