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文明：商韩尊君权，任法术

法家思想到了战国时代已经影响较广，商鞅时有了严格的法治思想，而后来的韩非则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与韩非的思想已经相当可观，遗留的文献也最为丰富，堪称法家的代表。

商鞅喜好刑名之学，曾经在秦国以变法著称于世，十多年间道不拾遗，世无盗贼，所谓家给人足。后来被告谋反，处以车裂而死。韩非也喜好刑名法术之学，少时与李斯就学于荀子门下。

后来出使秦国被留用，遭到李斯等人的诋毁，屈死于狱中。其时离秦灭六国不过十二三年。商韩之死，相距百年。法家功利之士多半死于非命，即使是春风得意的李斯也难逃此劫，害人以害己告终，被腰斩于咸阳，不到两年，秦帝国也随之覆灭。

尊君重国是法家思想的极致，也是专制天下前夕流布于诸侯各国的功利之学。既非创自于一人之手，也不是一蹴而就。春秋战国时代，维系宗法社会的纲纪伦常已经失效，诸侯争强，攻伐兼并已蔚然成风。然而，侵犯邻国与防御来敌都有赖于国家富强，法家手段较儒家更为强硬，也容易被君主采纳。

法家的治国理论中法治思想的渊源最早，脱胎于儒之礼法；尊君思想随之而起，或者并驾齐驱。两者都是发轫于春秋之时，而法家的术治思想到了战国时代才露出苗头，兴盛于诸侯各国。

郑国、晋国先后采取任法策略，遭到儒家始祖孔子的讥笑；而楚国则更早，春秋之时已经风行于世。

社会空前动荡之时，治国方略也为之大变。或力挽狂澜如儒家孔子，欲以正名复礼等手段力劝王公贵族抛弃骄奢淫逸的恶习，安定社会；或任其自生自灭如商鞅、韩非之流，弃封建而立专制。两派之间，荀子、管子糅合礼法，算是过渡的中介。萧公权先生认为，礼与法之间彼消此长，时间在公元前6世纪末至4世纪末之间，约为200年。

尊君抑民

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韩非子·人主》

春秋之前封土建侯制度盛行，君主与王族世臣分权驻守各地，君主未能独尊。君主与诸侯之间的联系不过是朝贡财物、尊王攘夷等，后来诸侯四起，君主之令无人遵从，弑君篡国者也不少见。再到后来，诸侯争霸，专制集权已成大势，法家尊君之说流行于世，功利之士游走各国，广为传播。

法家所谓的“尊君”，并不是尊重君主本人，而是其所在的权位，正如管子所说，“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法家经常借用此句来抬高君主的权力，到了韩非的手中，尊君之论更为昭彰。

韩非认为，操纵权力实在有赖于君主所处的地位，人民承认君主的地位才会服从他，君主凭借他所处的地位而号令人民。这也是韩非所说的“势”或“势治”，与君主本人的私人道德并无关系。如果人民要计较君主个人的品格的话，那么，他发出的命令就会失去效力，无人理睬。所以，韩非主张尊君之说，认为臣民必须效忠于暴君，极力反对孟子的“一夫可诛”之论，确定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就是天下的人伦之道。

韩非将私人道德划到了政治氛围之外，认为两者毫不相干，这与儒家截然相反。儒家认为做官全凭私人道德，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韩非认为，私人道德与君国利益是两回事，君主即使有再好的德行或名誉也不足取，政治社会中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余地。儒家倒与之相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隐也可以安贫乐道，是道德高尚的表现。韩非则认为，隐士是国法所不能容的，不臣天子者可杀。

法家的尊君之论并不至于此。荀子认为人性恶但可以有善的可能，但法家却认为，人性之恶根本就没有向善的可能，因为人类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即使是家庭成员之间也照样如此，何况整个社会。“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而且，民众的智慧也不可用，“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既然人性如此，那绝对不是仁义道德所能够教化得了的，只有专制君威才是治民的唯一手段。儒家说家齐而后国治，韩非则认为只有国治而后家齐，彻底抛弃了儒家的德化民本之说。

奖农励战

法家诸子认为，君主以权势治理臣民，君主专制的制度就此而立，所谓的政治社会不过如此。

不过，春秋时代的诸侯各国相互虎视眈眈，侵掠凌辱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国力强大与否成了国家存亡的关键。商鞅认为，“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力也”；韩非子也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者务力”。

务力之道就是要人民投入耕作、积极备战，与这两项任务无关的事都在政府的禁止之列。商韩两人力主耕战两事，而且几乎想动用一切学术文化摧毁儒家、管子等先贤有关富强为民的论调。(www.xing528.com)

他们认为，富强不过是为了扩张君主的权势而已，所谓“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是也。

所以，那些游食坐谈之士都必须靠边站，有害于农战二事的言论都必须予以法办，有关的典籍也必须收缴。

商韩主张奖励农战，“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推行此一政策，韩非子的办法就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而在他之前的商鞅则推行了“壹赏”和“壹教”之法：“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而且要将全国男女编制为部队，主张全国皆兵，“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称而待令。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

商鞅的尚武主张使当时的秦国面貌为之一变，特别是对军功的奖励使民间为此俯仰而转，《后汉书》如是记载，“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女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可见其三军之制，当时就已付诸实行。这一风气甚至还一直延续到了汉代，那时的关西诸郡，“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失”。后来韩非子对商鞅的做法略微做了变通，但其内在精神仍然是加官晋爵。

战国时代，诸侯各国纷纷变法图强。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两次变法，为秦国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商鞅是战国七雄中变法最成功的一位，后来韩非子评价其“举法明教，秦人大治”。西汉桑弘羊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北宋以变法失败的王安石对其极为敬仰，赋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布法重刑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

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韩非后来点评申不害、商鞅的政策法令时说，“二子于法术皆未尽善”。倒是韩非自己能够集两家之大成，立法以治民安国，运术以安君驭臣。被其同学李斯施展于秦国之后，影响广泛，也是后世专制君主仿效的样板。

商韩两家的法治思想并未超过管子之学，不过在实施方面另有新意。历史上最早将律令之文向大众宣示，是从刑书刑鼎开始的。商韩承续了管子的布宪施教之说，深入详尽，尤其是商鞅的方法更为完备，使全天下的官吏与民众无不知法，“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而且“法令明白易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商鞅的制度较为周密，法官法吏“以为天下师”，“天子置三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韩非也明确“以吏为师”。

法令的施行必须与赏罚结合，否则就成了摆设。商韩法家思想的特点就是重赏严罚，即使有功劳也不能抵消其罪，而且商鞅的罚恶不赏善的说法就更偏激，“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也。是以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商鞅的重刑理论就是用来治理秦国了，“治国刑多而赏少”，“故善为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因为商鞅深信人性并无为善之可能，政治的直接效能是维持社会秩序，而不是推进道德。他认为政治生活虽然有善恶之分，但只能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以道德为依据，合法的就是善，不合法的就是恶；善是公民的本分，而恶就是犯罪，守法应该是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商鞅认为，“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所以“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而民善”。

商韩的重刑理论尽管看起来有失于偏激，但也几乎与近代西欧的法律平等原则相近。尤其是商鞅的“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与封建宗法时代因所谓的亲、故、贤、能、功、贵等事而降低刑罚标准迥异，所以史称商鞅治秦“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即使太子犯法也同样惩戒他的师傅。――商鞅深谙法治的先天不足，就像管子所说的那样“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谓法治，本来就应该正本清源，即使君主也必须自身守法，但商韩两人所说的法治，君主地位却凌驾于法律之上。――君主专制理论到了商韩之时已经臻于成熟。

商韩的法治思想是法令一旦制定就不能擅自篡改，另行解释，也没有人情可言。商鞅就说过，“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韩非子也特别认同这一点，“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即使是所谓的善言德行，他们认为也会眩惑人心，所以对此深恶痛绝。商鞅说，“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韩非也说过，不仅仅是朝廷大臣行法外之德足以害法，君主如果自己也这样做，产生的恶果则更大。

儒家总是认为仁义有助于治国，而韩非认为，仁义只是空有美名，没有实际的作用，儒家轻视政刑，津津乐道于“天下归仁”，实在是荒谬之极。如果要驾驭人民，除了利诱威胁别无他法。

商鞅在他的《商君书·修权篇》就说，治国须赖法、信、权三者，“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操也。”君主操有生杀之权力，而平民百姓显然毫无权利可言，只有任其宰割。

韩非认为，“明主治吏不治民”，朝廷大臣虽然是君主与人民之间承上驭下的阶层，但他们本身也是君主管理的对象。儒家说过，只有法律是行不通的。所以，韩非力纠其弊，采用申不害的“术”来弥补法治的不足。“术”是君主“潜御群臣”保持自身权势的手段，是君主专门用来驾驭官吏的，只能藏之于君主自己的内心，防止权臣坐大，稳操权力之杖，正所谓“明察臣下之奸，削灭私门之势”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