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学招牌的杂货铺

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很不得志，一生的事迹不外乎教书、做官、编著三项，大半辈子还只是一介学问中人。据他自己说，教书是从30岁开始的。教了几年就有了一点名气，特别想弄个官来做做，也可能是平生偏偏有齐家治国的情结。第一次周游列国，运气不好没人理睬，只好回到家里继续打理自己的老本行。一直教到了50岁，终于有人上门邀请了，尽管聘礼只是一头小猪。

孔子矜持了一下，就顺水推舟做了4年，算得上进了士大夫之列。做了几年官可能有了一点个性，刚刚有了一点擅自做主的职权，结果却把职位弄丢了，只好再次周游列国，四处寻找做官的机会。

这次奔走在几个国家之间，疲累倒不算，小命还差点丢掉了，最后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在孔子自己看来，空有一身本事却得不到明主的青睐，真是老天没长眼。不过，极其短暂的做官生涯让他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少言寡语、谨慎于行。――这多半体现在他对弟子颜回的表扬上，而且表扬得几乎毫无道理可言。

礼仪行止，复古从周

“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怅怅乎其何所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时，乐失其节，车失其式，鬼神失其飨，丧纪失其哀，辩说失其党，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洽于众也。”――《礼记·仲尼燕居》

周代周天子最初对各诸侯小国还是有一点道义上的牵制，所以有一套祭祀传统和交往礼仪――“周礼”――来宣示他与各个诸侯之间的亲疏、上下等级差别。相互间也可能有一些约定，譬如定期的朝贡，以及危急时的“尊王攘夷”……借此来协调彼此，但它究竟对诸侯还有多大的束缚力就很难说了，一开始皇亲国戚之间肯定还得讲一点面子，两三代之后恐怕就没人买账了，否则就不会有后来诸侯群起、自己遭受挟持和羞辱而苟延残喘的结局。

春秋之末，天下大乱。周天子大权旁落，没人理睬，诸侯们纷起争霸，当然也就不管什么伦理纲常了。孔子很想替人重整乾坤，自己也觉得有一套治国施政的理念，而且特别不想甘居平民，混同于一般的市井小民，想以道德学问取得晋身之阶。所以他对仕进致用之术下过一番苦功，事事不耻下问。实际上，孔子的这一套就像现在的管理咨询公司提供的业务那样，可以帮助王权提升政府机构的管理水平；只不过自己并不是收点咨询费就算了，而是想谋得一官半职。

孔子既然标榜自己是殷商的后代，想必也是一种拉大旗做虎皮的托词。商周时代以来官府就有的史官文化传统，到了春秋战国已经无人维系，散落到了民间，――此所谓“礼失而求诸野”。

饱读史书而又不耻下问的孔子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如鱼得水，开创了民间办学的先声，将先前官家一手把持的王学转变成了私学，传授给弟子们的都是一些君子必备的礼仪。既然周代王朝已经分崩离析，现成的规矩又无从说起，那周代的王室礼仪就成了孔子布道的教材范本了。

按照儒家自己的说法，当时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儒家立论之初似乎就有了禁锢思想的先天基因。当年周公所制定而推崇的周礼，除了鲁国，恐怕就没有多少诸侯小国真正懂得它的玄妙了。不过，恰恰因为各国都有各自的文化、风俗、传统、语言和文字，才会有春秋战国时代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现在看来，礼崩乐坏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诸子百家之中，儒家主张复古，推崇周礼，认为周初才是人类最美好的时光。孔子力图抬高周礼的身价与影响，正是儒家思想的最好写照。

儒家一心要推崇周礼。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有过一次“夹谷之会”，孔子刚刚做官不久，以大司寇的身份列席双方的礼节。齐国表演的是胶东半岛部落的土著舞，孔子指责说齐国不该让野蛮人表演，而应该使用传统的周代宫廷舞。齐国人自知理亏，立刻演出传统的宫廷舞，不过却是宫廷中平时演出的轻松喜剧。被孔子一声断喝，认为“匹夫戏诸侯者，罪当死！”让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赶下了台，砍去手脚。与鲁国不相上下的齐国不仅接受了孔子的羞辱，还割地给鲁国。以孔子为始祖的儒家自恃秉承周礼，当然看不惯诸侯各国的自由发挥，其政治思想也是如此。

周礼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宗亲礼法的一种形式。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诸侯争雄，车未同轨，书不同文，各地方言互不相通。供奉周室，共尊周礼，就成了诸侯各国之间的共识和规矩，借此互相认同，否则整个周朝还能以什么统领天下？“礼者，政之本也。”――儒家最注重这套礼节，并以此睥睨诸子百家，认为等级和礼法是任何时代都必需的，而儒家能提供最丰富、最全面、既有历史文化基础又有民众尊信的礼仪，所以被汉武帝以及后世的专制王朝采纳，这大概不是历史偶然的选择。尤其是一个专制政权落定之后，上下就有了等级，宾主也有尊卑之分，所以，儒家是最好的选择。

自孔子以降，真正还想以周礼为行事准则和治国之道的大概也就是王莽一人。王莽是正统儒生，大学者。不过，王莽这样的复辟没有搞成，在后世儒者的眼中也成了绝顶的反面人物，甚至是笑料。从政治思想的内核与精神来说，周礼是封建时代祭拜天地、敬事鬼神的把戏，而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都是专制的；封建的精神是横向的，几乎就是平等的，封土建侯是分权的，而君主专制的精神是由上而下纵向的，是集权的，一切号令统统归于君主。推崇周礼本身是一个复古的举动，复古本身就意味着思想禁锢。儒家对于异见一贯都是排斥的。如果后世王朝只能将一个三千年前的所谓礼法一代代地重复下去，那历史岂不是在倒退？

幸好官学式微，孔子借私学传授之便，将自己的治国理想灌注于其中，尽情阐发。当时官府的史书文献流落到了社会，成为大家的共同文化，这就是所谓的“六经异传”（六经缺乐，也就是五经），孔门又是第一家私学，编纂删改“五经”就成了儒家的一家专利和独门秘籍――这也像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借此阐发孔子的政治思想，儒学与经学合二为一塑造了后世两千多年的基本文化风貌。《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修订《诗经》时，纯粹按他个人的取舍标准，只保存了他自己认为有价值、“思无邪”、有标本意义的三百首，其他的统统都被抛弃——这可能是中国上古文化最大的损失。

君臣父子，名正言顺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尽管孔子称自己是殷人，祖上做过高官，有贵族的血统，但他的政治思想却将周代政治奉为典范，所提及的制度都是周朝的政制，殷商时代的倒很少。当然，周朝肯定因袭了殷商的制度。

其实，孔子的政制主张比较守旧，――有可能是真的想不出别的好手段，或者说他不敢太冒进――当时并不被人看重，汉武帝以后倒是容易被历代专制帝王所借用。

孔子所处的时代，封土建国制度和宗法社会已经崩溃，天下诸侯纵横。孔子主张“正名”，仍然是按照周代的制度来设计的，就是要厘清君臣上下之间的各自的名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大概是指君臣父子只有名正言顺才能各据其位各谋其政。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就会井井有条，百废可举，万民相安。不过，孔子的“正名”之说与“正衣冠”几乎是同一个道理，勇猛的子路本来对这一套是满不在乎的，向孔子发问之后还受了一点奚落，孔子一些熏陶之后他倒很在意起来，在去救他的东家的时候就是因为这偶尔一闪念而失了手，被乱臣贼子群起剁为肉酱的。可见，正名这一行径多少还有点迂腐。

孔子依据的是盛周时代的制度，他提出来的朝廷策略还是相当的笼统，譬如文武之政是“宪章文武”；总的制度是周朝的典章，归结到一点就是“礼”，礼就是一个社会的全部制度。所谓“周礼”，不仅仅是一个人一生的冠婚丧祭仪式，而是社会的全部制度，也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他认为，如此方可使士大夫返回公堂，恭敬守礼；而诸侯各国才能听命于天子，不敢越俎代庖，犯上作乱。

儒本来就是以司礼为专业的，职务是主持礼仪。孔子熟谙官家史书，当然深知这一道理。不过，孔子做官的时间不长，所以想象不出更多的礼仪，只能这样说说，发端于礼，终止于礼。如果一个人“不学礼，无以立”，推而广之就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信：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显然有闭门造车的嫌疑。然而，后世孔门中人将“礼”视为社会秩序或国家管理制度，恐怕就是源自于此。从最初婚丧嫁娶、祭祀天地鬼神的礼仪扩散成为全体人民必须遵守的社会秩序，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家国一体，治国之道拘禁如此，也堪称奇迹。

现代人世面见得多了，如果要反驳孔夫子的这番言论也并不难。毛泽东曾经在他的书信中提到，孔子的“正名”之说，最好应该在“名不正”之前加上“实不明则名不正”。否则无论如何正名都会有名不副实的空子可钻，因为各种巧立名目、有名无实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www.xing528.com)

仁字当头的狗皮膏药

孔子眼中的“仁”他自己都无法定义，经常东拉西扯，表面上看似乎是“仁”，实际上常常与其他东西相互牵扯。仁的内容从孔子口中说出来的已经相当庞杂，而且几乎每一次都不一样，微言大义，可能还相互矛盾。不过，需要自圆其说实际上也不难，后世的儒生也纷纷帮孔子打圆场。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说，“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像学者们分析的那样，是始于主观情感终于客观行动的。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在家当孝子和上朝做忠臣是一个道理。孝敬父母的话就会服从领导，服从领导就不会犯上，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不会作乱那天下就太平了。

所以，孝悌不仅仅是立身之本，而且还是立国之本。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个人修养来说，仁可以说是私人道德；就国家层面而言，仁又是社会伦理与政治原则。亦即道德、人伦、政治都可以集于一个“仁”字，三者也可熔于一炉。看起来，仁学就是孔夫子开出的一剂灵丹妙药，几乎可以包治百病。所以，孔子的仁学能够使家事与国政一致，暗合了每一个专制君王心目中的家国体制。

从《周书》、《周礼》等典籍来看，周代人比较注重的而且擅长的就是官制、礼乐、刑法、农业、教育等制度。封建天下到了周代已经相当圆熟，典章文物琳琅满目，与其前朝殷商时代判若云泥。实际上，夏商前期，记载阙如，只是传说其政治崇尚宽简，而孔子从中提炼阐发出仁爱原则，又合乎周代之礼，所有政治思想皆可纳入其中，可见“仁学”是孔子的独创，繁盛于孔门之后推衍天下。

仁学治国，君子教化

孔子的治国之术，萧公权先生将其概括为三方面：一是养；二是教；三是治。

养教的工具是“德”和“礼”，治的工具是“政”与“刑”。

孔子认为，养民是第一要务，也是仁爱思想的一种表现。所以，博施济众被孔子认作是圣人之业。从政做官的好坏就是看他们是否能够体恤下情，所谓“裕民生、轻赋税、惜力役、节财用”。

孔子的养民论，是以民生富足为目的，但又认为人民做到了自足即可，丰衣足食而不是财富的多寡失衡。所以他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自给自足就可以了，不能使民众的贫富悬殊太大，――可以向富人多征收一些赋税，“轻赋税”是面向一般平民百姓的；官府征用民间劳役，也应该好好珍惜而不能杀鸡取卵，类似于今天说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而政府本身应该节省财政支出，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繁荣。

不过，在孔子看来，养民是国家的必要政策，但还不是最高政策。国家的目的固然要使属下的人民丰衣足食，更重要的还是提升人民的美德与品性。――这是孔子要求做官者的教化之责，所以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之间，孔子更在乎的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没有这种相互的信任，政府也将没有立足之地。

教化也是源于仁学。孔子认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立德之功仁者既已有之，就应该成人之美。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使天下人都受到同化，唯有如此才能至善归仁。――这就是“博施济众，天下归仁”的内涵所在。教化济民不仅仅是孔门的治国之术，也是他们的使命。因为孔子认定，接受过“君子政治”教育的做官者（君子儒），其德行与才智是远远要高于民众（小人儒）的。

孔子的教化之道，首先是以身作则。他认为，从政做官就是力行仁学原则，“仁”是官员修身的起点。“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修身以正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孔子认为，以身作则是收效最快而且成功的治国之术。

如果可以以身作则的话，那就可以“不令而行”，甚至“无为而治”了。

实际上，从《论语》中的对话也可以看出，孔子平时传授给弟子的，多半就是这些教化民众的治理之术。他心目中的教化之术注重培养个人的品格，并不注重智识与技能，即使是那些射御之术也只是熏陶人格，并非强身健体的锻炼，更没有谋求生计的考虑。所以孔子的仁本政治对于后世那些终身未能获得仕途的读书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灾难，尤其是落魄之后容易掉入到游民群体之中，成为颠覆社会的力量。――这大概是孔老先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现代政治认为，政治不外乎治人和治事。孔子秉持的观点则是“政者正也”，认为政治就是教化人民，既不是治人也不是治事，政治等同于教育，君主与老师一样。这大概是因为孔子教书先生的身份使然。国家官学本来就有庠、序、学、校等，大概孔子要将政治机构看做是培养全体国民人格的伟大组织吧？

孔子的治国之术还有政刑之道。他的所谓“政刑”无非是典章法令以及文武方策。孔子大概相信，教化之功可以收到无为之效。但是，他也相信，人类天赋参差不齐，天资聪慧的与禀性愚钝的总是存在。天下百姓之中，不能教化和教而不化的榆木疙瘩也的确不少，所以国家不可能废除法令、惩戒作奸犯科之人。但孔子仍然觉得政刑之功实在有限，只能充当弥补连教化也无能为力挽救的顽冥之徒，充当辅助教化的工具而已。可见孔子的治国之术天然地倾向于扩大教化、缩小政刑。

思想毛坯，管理阙如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

孔子在世的时候，因为教书、编著获得了一些名气，行走于列国之间叫卖他的那一套标榜仁义为本的政治思想，想要捞一个一官半职实现他的治国理想。但现实却很无情，并没有得到哪一位君主的青睐，所以始终还是没有诉诸制度的设计，也就没有像样的管理制度问世。也就是说，孔子只是提供了一大堆思想的毛坯，杂乱不堪，而且最终还没有成型，所以后世的儒生将其解释得歧异互见。这也并不奇怪。

实际上，孔子这一套以“仁学”为主旨的治国之术恐怕很难付诸制度的设计，因为太主观了，没有标准，而且难免自以为是，又是一家之言。貌似轻松的坐而论道，若要行之于实实在在的管理就有点勉为其难。萧公权先生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不过是“仁治”与“从周”，两者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孔子希望治国者都是民众的道德模范，能够以身作则，做全民的表率。这在当时就行不通，诸侯之间没人理睬；后来也只是读书人做官以后标榜的口水，很快就流于虚伪。所以，孔夫子难免和柏拉图一样被人讥为堂吉珂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能化为理想的泡沫。

民国时代，重读经典的梁启超在其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做了如是断论：“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不过，仁这东西，作为私人道德并不好衡量；作为社会伦理与治国原则又太笼统，既然不能行之于法，光凭道德鼓吹当然无济于事。先秦之后，法家抢了儒家之先，稳坐了一段时间的宝座，原因大概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