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明崛起：管理治国首篇

诸子之学，悉有渊源，非尽出心裁，凭空立说。――萧公权

治国之道在于政权，而政权的管理，往往是取自某一个流派政治思想，然后再细化为切实的制度的。

周代一向被政治思想学者们视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起点，是因为学界一直有“古代文化至周而盛”的说法。周代的招牌挂了800多年，但中国政治思想显然不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其前的殷商时代已经有了雏形，而且还不仅仅是一点萌芽，否则这一朝一代就不可能延续那么几百年了，当时的国家管理虽然看起来有点简单，但恐怕也有一些制度可循的；不过，典籍失传，史料阙失，显然已经难以考证，只能有待于考古的发现来破解其中的奥秘。

中国文明曾经兴盛于黄河流域。距今2万年左右的宁夏大麦地史前岩画带就有了数量惊人的图画文字，其记述的日月星辰、天地神灵、狩猎放牧和舞蹈祭祀等遗迹，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与大致同时期的陶文符号以及后来的甲骨文一样具备了象形、会意、指事等古老文字的要素。――这大概是传说中的虞夏时代，但文字解读的困境使之湮灭于史书的记载。实际上，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基本定型的甲骨文字已经面世，算是进入了文明社会。到了商周之际，部落社会渐进而成封建天下。天子王室借重于自己的王族宗藩统领四方，他们被分封驻守在各地，逐渐形成了诸侯国。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周代最初倒像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形散而神聚。君权天授，所谓的“周天子”坐镇都城，而大大小小的诸侯小国则散落在四周，与古希腊的城邦没有什么两样，也像年代更后一点的神圣罗马帝国。周天子是最大、层级最高的封建领主，而那些诸侯国家原本就是分封出去的王公贵族。――这是西周时的大致形态。许倬云先生将这种封土建侯的形态称之为连锁网络，就像麦当劳连锁店一样。不过，因为周天子是先王的长子，是宗主，诸侯各国还有“尊王攘夷”的义务，朝贡的时候也有一套礼仪。诸侯各国在外驻扎久了也入乡随俗，有了各自的文化、风俗和传统，离都城较远的诸侯国更是如此。东周时，诸侯各国已经挣脱了周天子的束缚，语言和文字也有了不少变异。

周朝末年，王室已是强弩之末，诸侯悄然坐大。封建制度（封土建侯）行将崩溃，原先那一套维系人心保持秩序的风俗制度迅速动摇崩坏。――这就是儒家眼中“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之时。春秋与战国一共历经了500多年。到了战国时代，士族与平民之间横亘的阶层界限逐渐消失，贵族从政掌学的特权也转移到了平民。列国并存，雄霸相争；思想自由，学无禁忌。处士横议，流动频繁，竞相奔走于列国之间，兜售一己之论，捞取一官半职，企望权力俸禄名利双收。

天命民本、礼乐兵刑，可以说是中国上古时代政治思想中的主旨。先秦诸子思想无论立说还是解释或阐述，都在其中，无一脱俗。萧公权先生1940年代初就曾断言，“先秦政治思想已具体于春秋战国之前，儒墨道法之学乃因袭而非创造”。孔子的政治思想以成王周公制度为蓝本，“举先王之政以为后生之教”，深入阐述一番之后自成一家之言，被其门徒以及历代读书人奉为至圣宗师。

满肚子的学问有没有用，最终还是要看能不能卖得出去，有没有哪个帝王诸侯肯出价买下来。――所谓“学得权与术，货于帝王家”是也。孔子秉持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理念，这就为后世全天下的读书人逢迎王权、待价而沽开了一个先例。公元前492年，60岁的孔子动身前往郑国，想找个官来做做，与学生走散之后，孤零零地站在城东门外，时人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狗”。

孔子听到弟子如实转述此言，一脸苦笑，点头称是，说“然哉然哉”。根据犹太学者萨义德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而且身份业余的一个群体，怀抱治国理想而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并不受人欢迎，甚至还是很遭排斥的，因为他的理念并不适合君主们称霸的梦想。如此说来，孔子倒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善于自嘲的知识分子。

君子政治：道德治国

孔子以师儒立教，诸子之学继之以起。――萧公权

先秦学术有百家九流之称，也有“百家争鸣”之说，但政治思想恐怕只有儒墨道法四个大家，而且足以代表晚周时代。儒墨道三家有殷商文化的背景，亦被称为“旧学”；而法家是后起的，与殷商文化关系不大，被称之为“新学”。儒家政治尤其重视所谓的礼仪，繁文缛节也不厌其烦，且以君子为主体，需要读书人“以德位兼备之身，收修齐治平之效”，颇有一点自诩的贵族色彩，荷锄躬耕的儒家弟子则被孔夫子暗地里斥为“小人”，似乎不足为取；而墨家多为平民身份，富于服务精神与实用技术，动手能力显然要比儒家强上许多。

儒墨两家，都看重治国者的品性，也就是道德品质，是“量贤而任事”的贤人政治，主张以德治国。所以像颜回这样彪炳千古的窝囊废，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除了时时紧跟着孔子安贫乐道以外，流传于后世的事迹几乎为零，也可能只懂得温良恭谨让之礼，对孔子亦步亦趋，因而被视之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也让孔老先生大大地夸耀了一番：“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像平时以勇武著称、最能干也最有名的子路那样喜欢顶撞和抬杠，招致了绵延千百年的粗野恶名。总的说来，儒家和墨家都属于“人治派”。

孔门的事迹都在《论语》中，虽然难免文过饰非，但多少还能找出一点真面目。众多的门徒和弟子轮番问答，衬托出了孔子的博学多识，嬉笑怒骂，毫不遮掩；而且都是口语，没有做作和虚伪。这就说明，圣贤也不过如此，只是后人把他们抬高了而已。

孔老先生的祖上做过官，后来家道中落，被迫迁到鲁国。从小孤苦伶仃，3岁丧父，17岁丧母。其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学”，但有没有拜师也是语焉不详，只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过那时候“从政掌学”已经不难了，而且“文武之道”散落到了民间。只要虚心好学又心有灵犀的话，也不难成就自己。孔子的青年时代经历坎坷，看仓库，喂牲口，在社会底层爬摸滚打，30岁终于混出了一点名气，开馆施教授徒，是谓“三十而立”。后来孔子想凭自己的名气去找一份工作，就去洛阳的周朝图书馆拜访老子，结果有没有碰上也难说；再去齐国游历，还是很失望，只好返回鲁国，编修诗书礼乐，教书育人。50岁以后，孔子时来运转了，本地执政大臣的高级幕僚抱着小猪登门请他出仕，他矜持了一番。此时，熟读《易经》的孔子就说了一句易经那样的玄奥话：“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出来做官。从中都宰到少司空，再到大司寇，终于有了为鲁国国君出谋划策的机会。做官的4年里，他平定了一场叛乱，干得应该还算是可以，几乎可以代行丞相之职发号施令了；而杀了少正卯这样一个鸟官之后，孔子旋即被国君冷落在一旁。

文化人当然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于是挂冠而去，周游列国，另寻高就。走遍了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但足迹也没有迈出今山东、河南两省。除了在卫国、陈国做过短期小官之外，既有过换装逃跑的冒险，也差点饿死在陈、蔡之间。所以郑国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

墨子还没有孔子幸运，他没有可资炫耀的门第，擅长制造机械，属于能工巧匠之流，所以没有学术上的背景；但也有人推究，认为他可能曾受业于儒家，不过却反感儒家的礼仪太繁琐，而且因为礼节庞杂劳民伤财，自立一家之言。墨子力行节俭，行事朴素，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后来经常到鲁国，找上门去与儒者辩论，也喜欢周游列国，向诸侯自荐自己的治国之道，结果也像孔子那样终无所成，连连碰壁直到老死，连小官都捞不着。墨学彰显之后也开始广授门徒，几乎仰仗学费度日。萧公权先生就说过，墨子就是一个平民化的孔子，而墨学也是平民化的孔学。区别虽然有，但其根本精神大体上还是相通的。

“法治派”实则出于君权扩张之需。其时，封建天下崩溃，天子被各地诸侯架空，维系社会的纲纪也宣告失效。权臣篡位，卿大夫欺君凌主；宗法败坏，士民阶层混乱相杂。尊君思想与法治思想于此发轫。尊君权任法术，成了皇权专制前夕颇为流行的思想，法家有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而商韩是代表。虽然各持己见，但都以刑法为准，明法饬令、严刑重罚、强国尊君。

“无治派”则是道家老庄，他们或辞官退隐，或终身不仕，流传事迹非常之少；但其思想仍有殷商文化的背景，与儒墨两家相提并论。晚周“无道”之时，列国侵夺篡杀，贵族骄奢淫逸，苛政甚于猛虎，法令多如牛毛……老子深信世乱的根本，不在乎制度的好坏，而且制度本身“不足为治”。老庄的政治思想看似消极，其“无为”的政治哲学是怀疑政治的效用，肯定个人的价值，与人治、法治两派势不两立。“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庄崇尚清简之政治，讥斥仁义，厌弃法令，去智寡欲，不尚贤能，秉承自然无为的政治理想。

儒墨道法四家的政治思想，其传播的范围各有大小，后世所获得的尊崇地位也有云泥之别，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交替出现，此消彼长。相互之间也各有渗透。总的说来，儒家思想最初还只是靠边站的角色而已，法家可资霸业，道家惠泽民生，先后被各国君主采纳，而儒家到了汉武帝时代才被董仲舒极力举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有了第一次复兴，奉为正统只是为了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后来又在宋朝再次复兴，绵延至明清两朝，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被围剿一时，声势渐衰；上世纪40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倡导尊孔读经；上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今日国学翻身之际再度扬眉吐气。

儒家推崇的是贤人政治，或者说是君子政治，看重的是个人的德行，要的是国家的道德榜样，所以像颜回、公冶长以及南宫适那样亦步亦趋、谨小慎微、少言寡语、貌似老实巴交而且深谙“温良恭谨让”的道德先生都可以得到孔子的口头褒奖，这和当代所提倡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样，希望以此表率重塑社会，宣扬的就是一种教化功能。

柏拉图：精英治国

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几乎同时交相辉映的则是古希腊时代。古希腊之前，克里特文化与迈锡尼文化在多利安人的入侵之下衰亡了数百年，文字记载突然中断，文化也为之倒退，沉入了一个黑暗时代。因为缺乏文字记录，也没有遗存下来的实物，后世的人们只能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口耳相传或者虚构的史诗来推断其间的社会状态。――这有点类似中国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味道。毫无疑问，神话以及口头传说同样充斥在当时古希腊人的周围。(www.xing528.com)

公元前800年，原本氏族或部落的村社所形成的城镇此时逐渐成了城邦，而且遍及了希腊全境。与此同时，贸易突然复兴（史学家也没有弄清其中的原因），希腊文字的发明使文字记录得以流传。当尚武的斯巴达人征服邻近的地区之后仍然保留着两位世袭国王――战争时则推选其中一名率军作战，平时则依靠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三大机构决策所有的事务――只对斯巴达公民实行直接民主而提防广大属民之时，主宰雅典的世袭贵族已经因为一个名叫梭伦的商人产生了新的民主原则，富人成了治理城邦的主角，而穷人也有了一定的否决权。

不过，梭伦的改革没能完全安抚世袭贵族和贫民阶层，雅典的民主被专制权力夺去，直到贵族克里斯梯尼联合贫民阶层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为止。此举在雅典催生了一个依地区而非氏族部落选举执政官的制度，改善之后最高权力归全体男性公民大会，而所有约占四分之三的妇女、外邦人和奴隶仍然排除在外。――连希腊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觉得这种民主就等同于乌合之众。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混战了一场。之后，斯巴达在整个希腊建立了霸权专制。此后，几个城邦之间战争不断。到了公元前371-338年，希腊的所有城邦在军事和政治上均告衰落。实际上，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社会道德普遍堕落，城邦制度的弊端也暴露得相当彻底，比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小82岁的苏格拉底（前469年-前399年）觉得自己就应该像一只牛虻那样，毫不客气地针砭城邦之弊，担负起教化民众、改善他们灵魂的使命。不过，苏格拉底并没有著书立说，也没有留下什么可资宣扬的东西，倒是可以从他最卓越的弟子柏拉图那本西方最早的政治学著作《理想国》里看到一些影子，譬如道德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家首要的任务就是改善公民的灵魂，使他们有知识和教养，追求善；甚至同样也主张贤人政治或专家政治。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工匠家庭，母亲是助产婆。因为家里有较为充裕的收入而不必为生计去教书，一生参加过两三次战役，也抽签担任过雅典议事会的成员。平时多半喜欢在大街上、闹市中以及朋友圈里侃侃而谈，话题颇多，也喜欢对雅典的政治弊端发发牢骚。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战败了的雅典紧接着又陷入了内讧，民主派别的执政者挟私报复，认定他对城邦有威胁，就找了一个“腐蚀青年，宣扬新神”的借口宣判了他的死刑，朋友们执意要安排他逃跑，他倒决定接受公众的判决，喝下一杯毒药后死去。――苏格拉底最终还是死在他自己认定的乌合之众的民主手中。

柏拉图的身世倒与孔子类似。望族后裔，年幼丧父，母亲改嫁。因为亲戚朋友的关系，他也有过参政的机会，但恩师居然被一个自诩为民主的派别处死，这使他觉得民主并不可靠，财富或者世袭的头衔都不能让人恰当地执政，而应该让那些受过最好的教育、拥有最卓越才智的哲学家来治国，这就是“哲学家治国”。柏拉图鼓吹的是精英治国论。既然要“以智治国”，像农民、工匠、商人等大多数人都应该由智力优越的人来“监护”，那么，最后的监护人就只有哲学家了。

哲学家和军人阶层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得占有任何私有财产，不得有家庭，妻子和儿女一律公有。因为私有财产是人们自私与贪婪的根源，而人的品性是政治的基础，品性的堕落就是政治的败坏。不过，哲学家治国又需要由谁来监护呢？柏拉图自己也无法回答。所以，后人评价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只能是一个乌托邦。――柏拉图开创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乌托邦主义传统。

倒是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比他清醒一点，成了西方政治学的开山鼻祖。

游民文化：儒家思想的致命空档

春秋时期和古希腊时代的政治思想在最早的源头上几乎都有类似的经验，那就是特别强调执政者的道德与品性，柏拉图还在乎治国者的超人智慧。不过，古希腊的智者家里都有商业贸易上的积蓄，大概没有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而像孔子这样的智者倒是开启了乞食于执政者的千年传统，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紧密依附于历代政权，并不耻于接受嗟来之食。到了后来，恰好可以和科举制度一拍即合，顺延了历代王权，成了御用的文人阶层。其自创的思想文化界定了社会却束缚了自己――当然，除道家以外。然而西方倒有一些向政府叫板的传统，恐怕还是因为有商业贸易上多年的积累，家境富裕，基本上可以不必汲汲于生计而从容于自己的独立思考。

此后，中西方的政治思想路径各异，前进或倒退也就有了各自的面貌。不过，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有了儒墨道法四家的思想底色，应该疏而不漏了吧？但是照样很难解释，朝代更替依旧频繁流转，一治一乱风云际会，这其中究竟暗藏了什么玄机呢？

儒家思想锁定的是君子政治，自己也培养正人君子和文人学士，目的就是为了做官，所谓“官师之学”，学习如何做官。虽然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他向学生传授的就是一些做官必备的技能：诗书礼乐。也就是“君子之学”或“仕进之术”。其门徒除了声名赫赫的“四科十哲”之外，还有樊须、公西赤、有若、曾参、颛孙师等五个弟子。其中樊须就相当另类，不但脾气类似子路，而且重农，喜欢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地，孔子对此特别讨厌，一转身就讥讽其为小人。

然而，这一阶层多半出身微贱，既然要从田野市井之间跻身于卿相士大夫之列，谈何容易！

春秋时代，周朝的世卿制度虽然已经崩溃，但阶层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满口仁义道德之言恐怕也就无法吸引弱肉强食的诸侯君主，难与法家门下的功利之士匹敌，更不能赳赳于战国七雄之间。

直到汉代有了察举制度，唐代以后有了科举制度，儒生的命运才终于有了显著改观。

反观墨学，正是因为它的平民色彩，导致了它最终消亡的宿命。有人说，墨学亡于秦朝末年，因为法家得势，儒墨两家都靠边站了；到了汉代初年，只有儒道法三家互争高低。也有人说，墨学直到汉武帝时才没有了显学的地位，退出了功利之士间的角逐。实际上，墨学一派独自消亡，是因为秦代吞并天下，诸侯都已被消灭，皇帝一人独尊，没有了战争，那它的尚同非攻之说派不上用场了；而且秦始皇逐个消灭诸侯之时，搜罗的金银财宝、美女都搬进了自己的后宫，骄奢淫逸大享其乐，墨子的节用、节葬、非乐等一套主张也被抛进了垃圾堆；此外，封建宗法社会崩溃，世卿将相随之绝迹，力除阶层界限破格启用能人的尚贤之举也成了摆设……一切都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墨家之学一成不变，所谓“墨守成规”就是这样来的，至少与此脱不了瓜葛；再加上它自身的平民色彩而不自绝于世才怪呢！

儒墨两家思想偶有混杂之处，往往也被后世学者相提并举。坦率地说，墨学中的兼爱尚贤等论也依附在儒学的身上得以流传，儒学可以与时俱进，与世俯仰，或者说，它可以随波逐浪而没有愧色。既然师门有训要做“君子儒”，农桑之事乃小人所为，那么儒家的君子政治鄙视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也就顺理成章。所以，在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视野之外，还有一个潜隐而庞大的游民社会。他们不仅与儒家传统无缘际会，也与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不共戴天。他们流窜于民间，不仅随时随地主宰了整个中国，甚至鲜血淋漓地改写了中国的大半部历史，而且时不时地跳将出来一统天下。历朝历代，被游民撼动王权根基，改朝换代的事太多了。

游民社会在君子政治之外，当然不可能见之于历代官史和传世的文献之中，但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恰恰就暗藏于此。游民意识杂乱无章，与儒家道德也完全两样，因为游民没有身份，也没有社会地位。更主要的还在于，既没有什么本钱读书做官，又缺少赖以维持生存的土地，而且还没有特别像样的谋生技能；但游民本身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于世上，一点也不比士卿官宦的历史短。游民总是以被管理者的身份出现，甚至可以说，没有游民就没有了政府管理，治国之道更是无从谈起。不过，《礼记》还是最早提到了“游民”，《管子》又称游民为“游食”，商鞅则慨叹：“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就是说他管辖下的民众里面种田的少而游手好闲混饭吃的人太多了。

中国数千年来一直都有家国同构的传统。也就是说，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父系血缘为主的家族制度也就成了国家的组织原则。先秦以后，郡县制就使得王朝政权成了组织型的等级社会，朝廷命官也往往只派到县一级，县以下就是民间社会了。组织型社会的管理成本太高，所以县以下就由家长统治和血缘联系为主的宗法制度包揽了一切。如此一来，皇权王朝统治者就大致对整个社会实现了较为有效的国家控制。

儒家文化全面安排了人生秩序的进阶之道，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不过总有许多读书人一辈子失意于仕途，布衣卿相之梦遥不可及；而除了一点知识学问，道德上并无太大的长进，又没有什么谋生技能。一旦天灾人祸爆发，稍微被人鼓动一下，他们迟早也会加入到流民或者游民的群体中去，就成了游民中的文化人，摇羽毛扇的角色。游民中的领袖人物与脱离了仕途的文化人携手结盟，社会动乱就足以摧毁一切皇朝专制政权了。

周文王时代的法律就已经规定了要对流亡者（大多数是奴隶）大加搜捕的律条，而且严格处置。――看来名声较好的所谓贤明君主也不过如此，那么先秦以后的皇权专制变本加厉的暴虐程度就更不用提了。如果君主不肯自我约束，或者没有自我节制的能力，那这种暴君政治就会派生出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官吏腐败、严刑峻法……诸多问题，一旦民不聊生之时，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游民、流民就会啸聚山林，揭竿而起，国家陷入暴民乱治的局面。

毫无疑问，以往的制度被砸碎之后，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随之主导一切。若干年的派系混战之后，人口剧减，土地荒芜，新的朝代再度开始，然而暴君专制并没有多少改变，重复前朝的所作所为，直到暴民乱治再度上演。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王朝就一直深陷在“暴君政治——暴民乱治——暴君专制”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