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共和制的革命巨头：罗伯斯庇尔

1791年9月30日，法兰西共和国制宪会议在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众人正全神贯注地听一个人发表演说。这人中等身材，苍白瘦削，有些虚弱。一双深陷的眼睛，时而热情滚滚，喷射出太阳一般的光辉，时而又若有所思，显得镇定深沉。只听他慷慨激昂地说：“我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国王有否决权。如果大多数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那么《人权宣言》中说的权力归人民就是虚伪和欺骗!是谁完成了我们的光荣的革命呢?难道是一些名人和富人吗?不!只有人民才想革命，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台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位演讲的人就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最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权的领袖罗伯斯庇尔。

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派执政后的法国国民公会，照例是下午开会，然而这一天的上午11时，就有许多代表来到会场。他们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些人还在相互交换着眼色。中午12时，国民公会的议长宣布开会。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坐在会场正中的前排，认真地听着代表的发言。突然，一个代表跳上讲台，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我要把黑幕揭开!”紧接着，好几个代表跳上台来：“打倒暴政者!”他们用恶毒的语言攻击罗伯斯庇尔。“逮捕罗伯斯庇尔!”两个代表狂喊起来，会场内一片骚动。不久，国民公会宣布逮捕罗伯斯庇尔。

两次性质相同的会议，反差如此之大，针对的却又是同一个人。是什么原因，使得曾为法国大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罗伯斯庇尔，在他和其他革命者共同创建的法国最高革命机构——国民公会中被宣布逮捕?这还要从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说起。

罗伯斯庇尔1758年生于法国北部阿尔土瓦省的首府阿腊斯城。他家好几代人都是律师。6岁时母亲不幸去世，9岁时父亲离家出走，他从小由外祖父抚养成人。从中学时代，他就酷爱阅读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进巴黎大学后，他亲自拜访卢梭，受到卢梭热情接待，两人倾心长谈，这对他以后从事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学毕业后，罗伯斯庇尔回到家乡当了8年的律师，并以斗争坚决、生活俭朴而著称。

1789年春，31岁的罗伯斯庇尔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并出席了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从而登上了法国的政治舞台。起初，这个外省青年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他在制宪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激昂的演说，提出消灭等级特权，保障人权、出版和信仰自由，代表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名字在人民中很快流传开来。在革命初期，巴黎有很多革命俱乐部，以雅各宾俱乐部最为有名，因为其成员经常在圣雅各教堂开会，所以人们称他们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是该俱乐部成员，后来他又成为雅各宾派的领袖。他主张彻底消灭封建专制，建立一个真正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因此，他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在人民中的威望与日俱增。

1791年6月，国王路易十六企图逃亡国外勾结外国反动势力镇压法国革命，结果被群众抓获，罗伯斯庇尔主张严惩国王，废除君主制，但被保守的君主立宪派拒绝。但罗伯斯庇尔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说：“我已决定把我的生命贡献给为真理而作的斗争。”这时，奥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联合发表宣言，宣称要派军队惩罚“罪犯”，恢复法国的“君主统治”。外国的专制势力企图武力干涉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而国民公会中的保守派竟然无动于衷。罗伯斯庇尔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发表演说，鼓励人民捍卫革命的成果，他说：“我们或者重新堕入以前的奴隶制中，或者重新拿起武器!”他的这句话成为传送一时的名言，鼓舞了人民的斗志。(www.xing528.com)

1793年春天，普鲁士、奥地利、英国、西班牙等国组成“反法同盟”，法军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节节败退。国内到处发生保王党叛乱，革命形势非常危急。5月31日，巴黎警钟又一次敲响，人民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掌权的吉伦特派，把雅各宾派推上了领导岗位。雅各宾派的首领罗伯斯庇尔，面对国内外的危急形势，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很快赶走了外国侵略者，平定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

然而，成为执政党以后的雅各宾派，不久内部就分裂了。三位杰出领袖中，丹东因为主张妥协和温和的政策，被罗伯斯比尔下令处决了；马拉则被吉伦特派的女特务所暗杀；惟一剩下的领袖就是罗伯斯庇尔。他成了雅各宾专政的灵魂与实际领导人，但却日益感到了孤独。

面对1793年夏天法国的危急局面，罗伯斯庇尔提出，必须用宝剑“镇压共和国的敌人”。他决定使用断然措施，实行革命恐怖。在平定吉伦特派和王党分子叛乱，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同时，宣布全国总动员，号召男女老幼参加民族战争。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还先后颁布了三个土地法令，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果，国内叛乱迅速平定，外国侵略者被逐出国土。但是马上，国民公会中的各种反罗伯斯庇尔派别逐渐联合起来，决定发动政变。处于孤立境地的罗伯斯庇尔已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于是有了开头1794年7月27日的一幕，史称“热月政变”。

罗伯斯庇尔把一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为人作风正派，生活异常俭朴。他担任国民公会主席，已经享有崇高威望的时候，仍住在巴黎的一个木匠的旧板房中，过着清廉的小资产阶级生活，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不可腐蚀的人”。他一心为公，很少顾及私人生活，一直到死，都未能同自己的恋人结婚，成为历史名人中又一个终身未娶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