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云南武定县传播情况报告

一、基督教在武定县传播的简况

基督教循道公会(原圣经基督教教会)的英国牧师柏格理(Samuel Pollard 1864～1915)是一个具有狂热的宗教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他于1905年建立了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苗族信教中心后，由于苗族“龙年得道”传说在本支系内流传，洒普山大花苗支系的龙氏等人来到石门坎“求解救药”，这一行为引起柏格理的关注。他在创制苗文的同时，考虑到利用苗族血缘关系，决心将基督教“传通苗族”。于是，在1905年秋，他率领部分汉族、苗族传道员，由昭通出发徒步而行，途经会泽、东川、寻甸至昆明，再从昆明经富民、禄劝到武定洒普山，又从洒普山经长岭、寻甸、大龙潭、七棵树、万德、环州、高桥、猫街、迤纳厂、金光山到达禄丰大箐，然后经富民的麻地、筲箕洼，嵩明的牧羊返回昭通。通过沿途传教，他将“大花苗”的居住之地基本上全部作了考察，继而准备实施其将基督教信仰“传通苗族”的计划。

在此期间，因滇、黔苗族教会呈突破性发展的消息传出，内地会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郭秀峰(Arthur G Nicholls)被派到石门坎学习如何在非汉人中传教的方法。1906年，郭秀峰来到石门坎，经短暂的培训后，随即参加了柏格理第二次前往昆明、武定的传教活动。

不久，柏格理第二次赴滇，沿第一次所走路线建立教会。到达武定后，柏格理与县府交涉了在洒普山苗族聚居区修建教堂和兴办教会学校事宜。然后留下郭秀峰主持筹建工作。从石门坎教会派去王胜模、王西拉、张元道、朱约翰、吴节等人协助郭秀峰工作。1912年以后，由于洒普山苗族教会已成为滇北苗族信徒信仰的中心，便独立于石门坎自立门户。后来，洒普山成为滇北基督教的“圣地”。信徒有苗、彝、傈僳等六个民族的群众，曾以“六族教会”名义活动。洒普山所辖的支堂，分布在武定、禄劝、富民、昆明、寻甸、嵩明、禄丰、盐兴、罗次等九市、县。^[1]

1910年，洒普山教会负责人、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郭秀峰将洒普山教会学校毕业生、寻甸县柿花箐村苗族青年二人派往禄劝县彝族所属白彝族支系(当地俗称“果人”)群众中，以猎人身份流动传教，使基督教逐渐在彝族所属白彝族支系中传播开来，并发展到邻近的武定、寻甸等县。

1914年，英籍澳大利亚人、内地会传教士王怀仁(Mrgeorge Edgare)来到今武定县环州乡滔谷傈僳族聚居村传教，随之开办了滔谷傈僳族教会。

1915年，英籍澳大利亚人、内地会传教士张尔昌(Gladstone Porteous)夫妇从洒普山来到禄劝县的撒老坞村传教，并于1916年在该村开办了撒老坞黑彝族教会。

1917年，内地会传教士在今武定县田心乡老把(当时该村隶属于元谋县)傣族聚居村开办了教会。同年，在今武定县发窝乡阿过咪(又称“阿谷咪”)彝族干彝族支系(当时又称“老甘族”或“甘彝人”)聚居村开办了教会。

当基督教活动在滇中少数民族地区迅速发展后，1923年，升任内地会滇北传教区监督一职的郭秀峰在武定县洒普山教会主持成立了“基督教内地会滇北六族联合会”，并根据当地教会的民族分布情况，设立了其下属的六个总堂:

(1)武定洒普山苗族总堂。下辖7座分堂，35个支堂，负责主持今昆明市和楚雄州境内各县苗族聚居地区的教会活动。

(2)武定滔谷傈僳族总堂。下辖19座分堂，独立支堂3座、小支堂106个，负责主持武定、禄劝、罗次和四川会理等县傈僳族聚居地区的教会活动。

(3)禄劝撒老坞彝族黑彝族支系总堂。下辖10座分堂，39个支堂，负责主持以禄劝县为中心并延伸至周边各县彝族黑彝支系聚居地区的教会活动。

(4)寻甸新哨彝族白彝族支系总堂。下辖6座分堂，4个支堂，负责主持寻甸、禄劝及周边各县彝族白彝族支系聚居地区的教会活动。

(5)武定阿谷咪彝族干彝族支系总堂。下辖4个支堂，负责主持武定及周边干彝族聚居地区的教会活动。

(6)武定老把傣族总堂(一说为当时老把属元谋县辖，故称“元谋总堂”)。当初成立之时由于傣族人数较少，故未设立下属分、支堂，仅负责附近傣族村寨教务。1949年，活动于元谋县境内的原“滇中伯特利教会”投入内地会滇北六族联合会属下，与老把总堂合并，改称“元谋汉族总堂”，其下辖3座分堂，22个支堂，负责主持武定、元谋及周边各县的教会活动。

至此，基督教不仅传通了滇中的苗族，还传到了滇中的彝族、傈僳族、傣族、汉族中。

外国传教士要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教，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尽管他们来华之始都经过汉语言的学习训练，但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教，又必须学会所在地的少数民族语言。为此，王怀仁和张尔昌自从进入滔谷和撒老坞后，各自都学会了傈僳语和黑彝族支系语言。“文字布道”是基督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的一种有效手段，为达此目的，他们根据柏格理创制的“坡拉字母”(柏格理的英文名Samuel Pollard，读音为撒姆尔·坡拉尔德，故名)苗文，分别用此字母再创制出“傈僳文”(为区别于怒江的傈僳族语，此地傈僳族语又称“东傈僳语”，而“西傈僳语”的文字也几乎同时由驻保山的传教士傅能仁等人创制成功，但两种傈僳语的字母却完全不同)和黑彝族支系的“彝文”，这两种文字的字母看上去与柏格理等人创制的“苗文”字母非常相仿，只是字母的拼音方法不同。创制文字的目的就是应用，随着上述三种文字的出现，与之相应的苗文、彝文、傈僳文版本的《圣经》和《赞美诗》也相继出现，从而促进了基督教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在实施“文字布道”的传教策略中，最基础的就是创办教会学校。传教士郭秀峰到洒普山开办教会之后，首先就是开办学校，培养当地本民族的传道员。随着滇中地区各民族(支系)教会的开办，教会附属的学校从初小到神学院便陆续开办起来。据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赴武定成员撰写的报告记载:“在黑彝中心的教堂(即禄劝撒营盘附近)办一所小学，一所神学院。傈僳族中心区的教堂(武定滔谷)办有一所中学，一所神学院。苗族的中心教堂洒普山办有圣经研究班(现有二十余年轻女子准备去做传道员)，一所高级小学(学生民族成分有多种)，这些学校专门培养长老、执事、传道员等。此外各地支堂均办有初级小学，解放前凡初小毕业的学生(兄弟民族)都送其至洒普山进高小，每届洒普山高小学生毕业时，均举办运动会。教会的中小学生及学生家长都来参加，运动会规模曾至一万余人。”^[2]

到1950年前后，“各地支堂均办有初级小学”，即每一个教堂都开办了初级小学。作为云南的基督教内地会一个教派的下属的滇北六族联合会就开办了两所神学院，即位于武定县滔谷村的“滇北神学院”和位于禄劝县撒老坞的“西南神学院”，足见该会对办学的重视。(www.xing528.com)

教会办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通过办学，可以将传教士创制的民族文字推广到该民族当中，让该民族群众通过学习民族文字，将《圣经》、《赞美诗》以至西方基督教文化灌输到该民族更多的群众中去，这是传播基督教最快捷的方式。其二，广泛开办初级小学，以民族文字为载体，将少数民族的子女从启蒙教育起就开始灌输基督教文化，将孩子们朦胧的民族文化与清晰的基督教文化嫁接起来，待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必然成为有相应立场的基督徒，这无疑是一种战略性的传教策略。其三，在传教的过程中，传教士们认识到，少数民族淳朴、热情，一旦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再通过学校的培训，就会成为最忠实的传道员。当年传教士的报告就说过，土著居民有一个难得的特性，当他们自己信了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勤勤恳恳地去教给别人。基督教群众运动在云、贵两省的扩展，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传教士们的旅行布道，而是由于土著人士的热忱传播。通过这种方法，福音已经从一个县传到另一个县，传遍了西南相当广大的地区。

当时基督教能短时期内在武定县各地迅速传播开来，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少数民族传道员的积极性和热情。

20世纪20年代初，武定“本属花苗、栗粟完全入教。入此耶稣教，其人数有一千五六百人之多”。^[3]与此同时，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爆发“全国非基督教运动”，中国基督教内也产生“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口号”的呼声。寻甸、富民等县的部分苗族信徒积极响应，在富民县柿花箐创办了苗族基督教自立教会，取名为“爱教会”，武定县有部分苗族信徒也前往加入。

1930年，基督教另一个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安息日会”)，从昆明市传到富民县大龙潭苗族地区，不久，临近的禄劝县和武定县少数苗族信徒也从原内地会转而加入安息日会教派。

基督教(新教)宗派甚多，各宗派之下又教派林立，由于其教义规定唯有《圣经》才具有最高权威，才是信仰的唯一准绳，因此，必然产生信仰者对《圣经》各不相同的理解和各不相同的追求，从而产生了礼仪形式、追求重点均各不相同的众多教派，也产生了永无休止的争论和某种程度的对立。在这种争论和对立中，每一名参与者都将自己融入一个群体中，在坚信自己群体所持理论正确的前提下，自认为是为了维护群体的荣誉而不顾一切地攻击对方。这种争吵和对立的存在，也就成为后来“小众教”产生的一个潜在基础。

到1950年，武定全县有教徒13 000余人，分别隶属内地会、安息日会和中华国内布道会(即原自立会)，其中，内地会教徒人数占总数的90%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从1950年下半年起，驻武定县各教堂的外国传教士陆续撤离回国，教会的财物和权力转移到本地教牧人员手中。1950年7月28日，以吴耀宗为首的40位中国基督教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革新宣言，号召广大教徒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发起了著名的“三自(自传、自养和自治)”爱国运动。很快，武定县基督教界也积极响应，签名拥护“三自”爱国运动。通过“三自”爱国运动，原有的各教派消除了门户(教派)之间的对立，统一在“三自”革新组织下。随着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和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少数教会负责人因阶级成分划分被打击，正常的宗教活动因无人主持而停止，有的后来虽恢复了聚会，但只在农闲时礼拜，农忙时就暂停。而当时的中、老年教徒大多数曾在教会学校读过书，他们并不一定要进教堂做礼拜，但却每天非常执著地念经、祈祷，这一行为不仅使他们坚持着信仰，而且还影响着子女，甚至孙辈，使基督教活动一直处于半公开状况。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武定县部分群众坚持信仰基督教，并暗中坚持做礼拜等宗教活动，个别群众还抵制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如向毛主席像敬礼，早请示、晚汇报)。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大逆不道的，因而被当做“反动势力”和“帝修反的别动队”进行打击。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错杀苗族牧师王志明。它不仅直接造成了当地苗族等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怨恨，还造成了基督教内部的分裂，为“小众教”的最终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在处理王志明牧师冤案的过程中，由于发动信徒揭发王的所谓罪行并以此进行“划线站队”，揭发的就是“革命”的，反之则是王的一派受到打击迫害，结果促成基督教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顺从政府”，一派则是为王鸣不平。被打击迫害的一派与政府对立，骂政府为“魔鬼”，骂揭发王的人是“犹大、假先知”，在历次运动中经常挨批斗，对党和政府及“三自”爱国会怨恨日深，少数人最后成为“小众教”骨干。^[4]

同样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当中，极“左”风暴不仅冲击着中国的大小城市，也席卷着偏僻的山区农村。在武定县发窝乡自期村委会小石桥村(原属田心区发窝大队)，7户信教的农家因抵制对毛主席的“三忠于”活动被批斗、被关押，造成了这一地区苗族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对立，在逆反心理的作用下，全村信教群众不顾一切与政府公开对着干，全面恢复宗教活动，全村老小早晚做祷告，星期天停止生产劳动去做礼拜，形成了村干部无人当、生产无人抓、集体经济瓦解的局面。

在一次次带有叛逆性的宗教活动与极“左”行为的冲突中，一些带有对抗意识的教徒从《圣经》中找出了“窄门”、“小群”等字句作为依据，向一些教徒宣传，逐渐形成与党和政府对抗的“小众教”组织。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各级党政组织对被错误处理的小石桥信徒进行了平反，基层干部逐户登门赔礼道歉，发还了他们的土地。可是，到1978年春，全省又组织了一次“打击宗教复辟势力”的所谓“第六战役”。省、州有关部门直接派人到武定县开展对教牧人员的清理工作，将小石桥生产队长、教会主持者杨光荣及同村3名教会人员逮捕，当时在逮捕现场就遭到该村信徒的谩骂，之后对杨判处7年徒刑送劳改，此举更加激起该村信教群众的对立情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落实宗教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80年春，武定县发窝公社召开大会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和1978年的“第六战役”中受打击迫害者平反，被抓捕的杨光荣等4人也宣布无罪释放，并决定在生产生活上给予其妥善安置，社队干部逐家逐户登门向受害群众和家属赔礼道歉。在落实政策包括恢复正常宗教活动的过程中，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较重和怨恨情绪较深者，却继续宣传“走窄门”和“小群”等说法，并演绎到拒绝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抵制计划生育政策，攻击“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甚至不让孩子上学读书，不参加公民选举和人口登记，不领救济物资，有病不去卫生所看病的地步，极个别人甚至因此造成小孩病重致死的严重后果。这些情绪和行为逐渐蔓延到武定全县大部分乡村和临近的禄劝县部分乡村。由于这些人持“小群”的观点，人们便将其称为“小众教”，而将由“三自”爱国会领导下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基督教教会称为“大众教”。

“小众教”的活动从小石桥源起，很快就蔓延到武定、禄劝的一些信教乡村中，他们抗税、抵制计划生育政策，以言论攻击各级党政组织，引起各级组织的重视。1983年，省级统战、民族、宗教及公安等部门会同楚雄州委，武定、禄劝县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武定、禄劝两县的“小众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小众教”问题，“既有宗教信仰的一面，又有政治问题的一面”，确定了“积极稳妥、引导教育、打击罪犯、分化瓦解”的处理方针，认为“大力发展山区经济、文化、卫生工作，是解决‘小众教’地区问题的根本措施”。由此开始了长达20余年对“小众教”的治理工作。

1999年9月，武定县、乡政府清收历年来部分“小众教”群众拒交的税款和计划生育罚款，引起他们的不满，在极少数骨干的串联、煽动下，“小众教”的一些人开始了有规模的上访闹事活动。2000年，原省委书记令狐安亲自率队到小石桥调研，要求省、州、县各有关部门安排专款，进行水、电、路和学校基础建设。通过大量的工作，局面有所缓和，但有一部分群众的抵触情绪仍然十分严重。

2002年2月21日，来自武定县7个乡镇和禄劝县的部分“小众教”成员共133人在发窝乡乍基村委会上糯作村聚会，宣布成立“天国”。几名骨干分子相互任命为“天国”正、副主席，并自称他们是基督教的“新教派”，还以口头的形式与信徒约定了章程和规章制度。同时计划在6月4日向武定县人民政府递交所谓“国书”，策划派人到省、州上访。经过州县有关部门的及时工作，才将局势控制。^[5]这次“小众教”的活动，其性质已经滑离宗教问题而成为一次未遂的政治事件。

与此同时，外地乃至外省一些打着基督教信仰旗帜的邪教组织人员，如“人为圣灵充满”、“被立王”、“东方闪电”和“全范围教会”等先后私下窜入武定各乡农村，进行串联活动。一些“小众教”成员转而参加“全范围教会”等邪教活动。经过有关部门的联合整治，大多数被取缔。2001年，在打击取缔邪教的过程中，部分“小众教”成员谣传“小众教”被中央定为邪教，“小众教”骨干分子就借此进行秘密串联，煽动不满情绪，促成了2002年2月在发窝的聚会事件。

到2003年底，武定县基督教活动显著的特点是:信徒较多，群体事件不断。

列宁说过:“宗教偏见的最深的根源是贫困和愚昧。”^[6]集多民族、山区为一体的武定县，虽然距离昆明只有百余公里，但历史上人们长期处于与世隔绝、食不果腹的状态，是国家级特困县之一。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受各项政治运动、极“左”路线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影响，广大农村不仅仅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宗教问题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了重大的隐患，一些邪教势力趁机传入，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也试图利用宗教与我争夺人心、争夺群众，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严重威胁到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的巩固和稳定，威胁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的发展。如何做好宗教工作，尤其是如何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去占领农村阵地，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成为武定县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严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