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4日晚上，忽然接到夏志清老师的电话，说周汝昌先生七日要来哥伦比亚大学讲《红楼梦》，问我届时能不能去纽约领馆接一接。我向来对送往迎来之类的事情没有耐心，这回是奉导师之命，接的又是我仰慕已久的周先生，情形当然不一样，就立刻答应了。
周汝昌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他的两卷本洋洋八十余万言的《红楼梦新证》至今还是这个领域里最有分量的著作。但我之知有周先生其人，却不自《红楼梦新证》始。说起来大概有二十多年了，我那时正是一个刚刚对演义小说着迷的少年时代而开始热衷唐诗宋词的青年。一天借得一本《杨万里选集》，咿咿唔唔地读下去，颇觉得他的诗话活泼可喜，我至今还记得注者前言当中对杨万里作诗的“活法”有俏皮而透彻的介绍。老实说，在1949年以后出版的汗牛充栋的古典文学的注释本中，有特色无八股气的并不多。我真正心悦诚服的只有一本，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那种博洽，精辟，幽默，实在是独步一时，无人可以比肩。接下来便是这本《杨万里选集》给我的印象最深了。而选注者就是周汝昌先生。
读到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则是多年以后了。那是在“文革”中，在著名诗人、被毛泽东点过名的胡风分子曾卓的家里。曾卓那时很倒霉不用说，我也是牛棚里进进出出的黑五类。因为另一个同是爱好文学，又同是“不干不净”的朋友的关系，我和曾卓成了忘年之交。我们借以相濡的“沫”便是偶尔得到的一两本好书。那天我去看曾卓，他正在桌边翻一本新书，见我来了，便指指那书说：“这书不错，可以看看。”我一瞥是《红楼梦新证》，心里颇奇怪，曾卓对考据一类的学术性文字向来不感兴趣，甚至有点厌恶，怎么会称赞起这本书来？再看著者，正是周汝昌先生，才释然。我想，他大概是被周先生的文笔吸引了，而不是为考据详尽吧。说来遗憾，我当时也只是随手翻了翻。我自己不是研究《红楼梦》的，以后又忙着考研究生、出国，竟一直没有机会再读这本大著。
但周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声名如日之升，友朋中也常常谈到。出国前不久，我结识了一位朋友，叫梁归智，因为都爱古典文学，都写旧诗，颇谈得来。其时他正耽于《石头记》，时时谈起他对于高鹗续书的不满，说做了几篇文章，大旨为揣摩雪芹的原意应该如何如何。他便屡屡提到周先生，露出钦佩之意。不想我出国不久，他竟将这些文字集成一本书出版了，又添了好些篇新文章，取名叫《石头记探佚》，特地托人万里迢迢地捎了一本给我。打开一看，冠在书前的序正是周汝昌先生写的。一开头便说：“此刻正是六月中伏，今年北京酷热异常，据说吴牛喘月，我非吴牛，可真觉得月亮也不给人以清虚广寒之意了。这时候让我做什么，当然叫苦连天。然而不知怎么的，要给《石头记探佚》写篇序文，却捉笔欣然，乐于从事。”下面便分析探佚学是《红楼梦》研究中最重要最艰难的一个分支，称赞梁归智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成绩斐然”，是“卓异之材”，他所作的工作“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一方面为朋友高兴，一方面对周先生又增加了新的钦仰。
所以，这回奉夏老师之命去接周先生在我也正如周先生之为《石头记探佚》写序一样，是一件平时会“叫苦连天”，而此刻却“欣然，乐于从事”的事。七日下午两点二十分，我按前一天晚上电话中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推门进去，不明亮的走廊里摆着几张破旧沙发，一位瘦削清癯的老人手里拄着一根拐杖，正坐在离门最近的一张沙发上发愣。目光呆滞，耳朵上还带着助听器。牙齿显然掉得差不多了，嘴巴是瘪进去的。头发已经花白，长长地分披在瘦削的两颧上。一套中山装倒是合身而整洁，脚上穿着黑面白底的布鞋。我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面前这个老者是一个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文弱衰拙中透出一股仙风道貌。我想，这一定就是周汝昌先生了，虽然跟想象的极不一样。我过去一问，果然就是。他颤巍巍地站起来，木然的脸上立时有了笑容，呆滞的目光也似乎增了精彩。他向里面站着的一个年轻女人招了招手，说：“伦玲，唐先生来了，我们快走。”这个叫伦玲的女子是周先生的小女儿，我们昨晚通过电话的。这时才看清楚，大约三十出头，健康而端正。
“噢，是唐先生！”立时伸出一双手来，颇有一点豪气，不像父亲那样文弱。
红楼·水浒·西游
我们叫了一辆计程车，直奔哥大而去。在颠簸的车里，断断续续地交谈了几句，知道周先生今年七十岁了，天津人，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
到了哥大，时间还早，便领着周氏父女在校园里逛逛。周先生似乎很欣赏哥大的建筑，连连称赞，说有一种特别的气派，是它处所无的。他去年八月来美，作为鲁斯基金会邀请的学者驻威斯康星大学，此行迤逦东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去过，倒对哥大格外欣赏，我听了自然高兴。我带他去看哥大校园正中的圆顶大厦，从前的老图书馆，现在是行政大楼。我告诉他1982年冯友兰先生来受领荣誉博士时，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他似乎很用心地听着，木然的脸上又现出特别的精彩。
“他们毕竟重视学术。”他自言自语地说。一边用手小心地抚摸着厅内光滑而粗伟的大理石柱，招呼着他的女儿：“伦玲，过来，你看这气势！”
三点差五分，我们来到东亚系所在的恳墾德堂，夏老师已在办公室门口等着了，看他们寒暄着，一个凄凉的对比掠过我心头：两人实际年龄才相差四五岁，看来简直是两代人。夏老师生龙活虎，行动敏捷，手快脚快，说话如连珠，诙谐百出。周先生则讷讷地笑着，一双失神的眼睛似乎在探索对象，又似乎茫然望着另外的地方。手里的拐杖提起又放下。我心里很难过，突然想起陈寅恪晚年，会不会也像这个样子，或者更糟？
唐翼明（左一）、夏志清（左二）、查建英（右一）与周汝昌及女儿周伦玲（右二）198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合影留念(www.xing528.com)
屋里坐着十来个人，除了三两个之外，大多是夏老师的学生。我差不多都认识。查建英、江宇应、汤晏更是常常见面的朋友。陆铿先生也到了，比大家来得晚一点。这位鼎鼎大名的新闻界老将近来常常出现在纽约各种文学和学术的集会上，他的出色政论是我爱读的。
周先生慢条斯理地开讲了。一口纯正的京腔很中听，偶尔插入几个英文的短语和句子，令人惊讶于他的英语发音也相当纯正。夏老师低声跟我说：“到底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就是不一样。”后来在晚餐席间闲谈，听周先生自己说，他从来没有出过国，大学毕业后四十年不讲英语。但大学时代英语是极好的，教书的老师大都是美国人。他说有一次写一篇论文，一口气写了六十页，竟没有一个语法错误。老师在卷面上批了一行字，说这篇论文不止值得一个优等的分数，而且值得做老师的一鞠躬。“现在不要提了，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上来了。”周先生叹息着，浮起一个苦笑。
“讲《红楼梦》要从《水浒》讲起。《金瓶梅》的作者从《水浒传》得到启发，曹雪芹则从《金瓶梅》得到启发。《水浒传》写绿林好汉，《红楼梦》写红粉佳人。《水浒传》写了多少好汉？一百誘八个。《红楼梦》写了多少红粉佳人？一百誘八个。这一百誘八可是个重要数字，不可等闲视之。中国人最讲‘数’，数中最重要的是‘九’，读中国古典小说，处处离不开‘九’。唐僧取经要过九九八十一难，孙悟空有八九七十二般变化。这一百誘八也是九的倍数，是十二乘九。你们知不知道佛寺里打钟，每次打多少下？一百誘八下；和尚脖子上的套的念珠是多少颗？一百誘八颗。所以这一百誘八又同佛教有关。我说《红楼梦》还受了《西游记》的启发，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跳出来的，贾宝玉不也是石头变的吗？”讲《红楼梦》如此讲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更令人入胜的是周先生演讲时的语调和表情，抑扬疾徐，丰富多彩。最叫人难忘的是那份自我陶醉的神情。他时时会插上一些不能自已的赞叹：“曹雪芹的心灵真是伟大！”“这段描写实在美极了！”“你看，这是一幅画一首诗吗，哪儿是小说！《红楼梦》整个是一首诗。”每到这样的时候，我总会暗暗想，他手上实在应该有一块惊堂木才对。他女儿说，只要讲《红楼梦》，他兴致就来了。不管什么场合，不管多少听众，他总是讲得神采飞扬，口沫横飞。平时病恹恹的，一讲《红楼梦》，精神就好了。但每次讲完，又要委顿好些时。我想这话是可靠的。真的，只有在讲《红楼梦》的时候，你才觉得他是活泼的一个人，你才看得出藏在那木然萧然的身躯里是一个丰富、生动极有创造性的学者而兼艺术家的灵魂。
不怕惊世骇俗
谈到艺术，我不能不提到周先生的书法。周先生不以书法名家自居，但他的书法实在盖过当今海内许多有名的书法家。周先生的书法秀丽而险峻，结构紧密而飘宕，笔画瘦削，一如其人。
从前读周先生论诗、论文、论书法的文字，议论恣肆，不怕标新，总以为周先生是一个才气纵横，善谈喜谑，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人。这回一见，却恂恂如经师，心里不觉奇怪，及至听他讲《红楼梦》，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这才恍然释然，心里对自己说：“不错，正是这样子。”周先生讲《红楼梦》，新见迭出，不怕惊世骇俗。……凡此种种，在一个不深于“红学”的人看来，大概都是非常可怪之论。但周先生引经（当然是《红楼梦》之经）据典（当然也是《红楼梦》之典），言之凿凿，不由得你不相信。
总之，按照周先生的意见，曹雪芹和他的伟大杰作《红楼梦》在他死后都蒙受了千古奇冤，今天的红学家应为曹雪芹洗刷冤枉，恢复《红楼梦》的本来面目。他称这一工作为“探佚”，他说：“在红学中，现在有一门新的学问在兴起，即探佚学。”我忽然想起梁归智托人捎给我的那本《〈石头记〉探佚》来，便问他对梁的看法。不料这引起他格外的惊奇：“怎么，梁归智是你的朋友？嗬，这个青年人了不起，我觉得是年轻一辈红学家中最有才华的学者。”停了一停，又说：“他现在的境界又不同于当年写《〈石头记〉探佚》的时候了。”他呆滞的眼里又放出光来，看定了我，再加一句：“我真高兴你是梁归智的朋友。”
会后夏老师请周先生父女在月宫餐厅吃饭，让我和查建英作陪。吃饭时间还早，便先步行至夏老师家小坐。不久，唐德刚先生也来了，说本要来参加座谈的，但临时另有饭局，只能顺道来坐坐。后来由唐先生开车，把夏先生夫妇和周先生父女送至月宫餐馆。我和查建英则步行前往。席间自然谈到因《红楼梦》而引起的去秋唐夏笔战。伦玲说，那时他们刚到美国，住在威斯康星的陌地生（NADISON）。“周策纵先生天天带报纸给我们。父亲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得很带劲。”我们问周先生看法如何，但他笑而不答。
唐翼明（左一）、唐德刚（左二）与周汝昌在夏志清（右一）寓所作客
后来话题渐渐扯到周先生的家事，伦玲不断诉苦，说父亲工资不高，而食指浩繁，生活从来都是不宽裕的。三个女儿至今没有出嫁。大哥小时得脑膜炎，弄得又聋又哑，讨个媳妇也是聋哑人。还有一个小弟，所有这些人全在父亲这里吃饭，那二百来元人民币的工资管什么用？刚刚又碰上文化大革命……伦玲现在给父亲做秘书，但自认对文学对《红楼梦》都是外行。伦玲说：“爸爸，怎么你的脑子我们一点都没遗传呢？”周先生似乎没有听见，脸上纹丝不动。夏老师提高了嗓音对他说：“我说你是个书呆子，只顾自己读书，老婆不管，孩子们也没有教育好。”周先生突然像孩子一样地笑了，说：“你这话说得最好。我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最喜欢人家叫我书呆子。”然而在坐者都惨然，终席不再说话。
《华侨日报》
1987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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