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版本校勘学史上的力作——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校订《石头记会真》评介 宋广波
《红楼梦》版本校勘之学,创始于胡适。胡适开创“新红学”时,就把“版本”定为“红学”考证的两大内容之一。他说:“我们要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胡适关于《红楼梦》的不少结论,是通过版本校勘得出来的。但胡适的号召起初并无人响应。这是因为,做《红》书的校勘,有异乎寻常的困难:第一,凡校勘,首先须全面汇集本子,而且须是精本,但在当时情况下,很难有一个学者将各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会聚于一手;第二,《红楼梦》作为一部传抄、刷印极为复杂的“奇书”,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各家互异:若真行校勘之事,其繁难、艰辛难以想象。基于此,红学家们往往在“校红”大业上望而却步。
或许是要恢复曹雪芹原书真貌的心愿过于强烈,周汝昌——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在校学生,于1948年向胡适提出决心要做“集本校勘”的工作。胡适当即答复周汝昌,表示此工作“是最重要而且应该做的”,“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周汝昌既得胡适鼓励,心劲更足:“决心力任此业”。
周汝昌校红,本为探求芹书本真、恢复芹书原貌,这与胡适“考知高鹗续书以前的《红楼梦》原书状况”的诉求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亦足见胡、周二人在版本校勘方面的师承渊源。而胡适也确实给予了汝昌“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将甲戌本、大字戚本慷慨出借,又同意周汝昌兄弟影抄的甲戌本归其所有等等。
周汝昌校红创意虽甚早,然书却最晚出。自1948年发愿从事校勘大业,迄2004年《会真》面世,先后共历五十六年!这期间,曾遭三度抄家,劫后,手稿、资料片纸无存!这期间,周祜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并无一张书桌,是趴在小凳子上做工!这期间,主校人周汝昌目已坏,只能“读听”合作定稿!校成后,为出版事,又连连碰壁……那真是“为芹辛苦”,磨难千端,灾秧百态。所以,说《会真》是一部万言难尽的命运之书,并不过分。
周汝昌著《石头记会真》
那么,这部浸淫着兄弟父女两代三个人心血的《石头记会真》,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呢?(www.xing528.com)
该书洋洋10巨册,500万字。第一至第九卷为《石头记会真》,前八卷每卷九回,第九卷八回。第十卷为与《石头记会真》有密切关系之文字。既然名之曰《石头记会真》,而不是《红楼梦会真》,又以芹书前八十回为校勘对象、以脂评抄本为校勘底本,这就是旗帜鲜明地向读者宣示:《会真》是严格尊奉“新红学”之“芹书真、高续伪”圭臬的。此点,与俞校本是息息相通的:想俞、周二人均系“新红学”巨子,“家法”总是要自觉遵守的。
但是,周校本自有超胜于俞校本之处。第一,《石头记会真》之精神,“绝对不是罗列客观现象,而是要从众多异文中取舍写定一个清本。”而这个清本究竟是否符合曹雪芹本意,就“需要多方寻求曹雪芹的笔墨风格、书写习尚、时代特点……种种因素,方能理解其差异之由与取舍之道”。对此,作者曾为书名何以用“会”不用“汇”做了解释:“汇”是取喻于水的汇流,是一种简单的混合义。“会”,有聚合义,但更重要的是还有“领会”义。领会则包涵了感受、解悟;所谓“体会”,所谓“会心不远”,所谓“每有会心,辄欣然忘食”……皆属此意。“汇”简而死,“会”富而活,是文化精神上交感“相视莫逆”的精神层次的事情。校勘《石头记》,最重要的不在于“汇”而是“会”达到功力识解。应该说,此种立意、此种做法,是最能凸显校书人识见的。
第二,《会真》为避免沦为“一部最笨重、最讨厌的资料”计,舍弃传统的校记形式“(某字)某本作某”的客观罗列法(俞校本即采此法),而采用“具录对照法”。主要步骤有:每回皆列明本回入校的本子的名称;每行顶格列出正文(无校记的,即表明众本皆同,是当然定本文字);有异文出现之处,即行截断,低一格开列异文,所谓“逢异即断”……此种方法,实为《红楼梦》校勘史上的创举。
第三,俞校本是以戚本为底本、以庚辰本为主要校本的。周校本则没有严格划定某本是底本,某本是主校本,完全是择善而从。此外,当年俞平伯校书时,用的本子共甲戌、己卯、庚辰、梦觉、郑藏、程甲、程乙、戚序8种;今周校本所用本子,除了囊括“程乙”以外(因为周氏一贯厌弃该本)的7种外,又有蒙府、梦稿、列藏、舒序4种:真正做到了聚集各古钞的大汇校。这种从数量上争胜前人的结果,是客观条件决定,因平伯校书时,后几种本子尚未出也。但我们必须承认,《石头记会真》是一部体现时代水平的书。其实,俞校本出版后不久,平伯即认为“质量还不够好”,于是重校,并出重校本;然平老依然不满意,下决心再度重校,并于1966年前一二年着手,可惜,很快“文革”劫难就来了,所有的计划也就泡汤了。今出的周校本优于俞校本,实是极为正常的,因为它符合学术上“治学若积薪,后来居上”的通例。
《石头记会真》第十卷收入了近五十年间作者其他版本研究成果,它既包括《石头记鉴真》等专著,还包括一些专题论文。特别可贵的是,胡适1948年给周汝昌的5封信也首次发表于此,使得胡适的论红文献又增加了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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