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大师周汝昌的回忆：似曾相识

与伪争真心是力　循文鉴史字皆情——忆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　邹士方

一

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白发苍苍，瘦骨嶙峋，双目视力几乎为零，双耳皆聋，靠助听器生活。但他思维敏捷，一篇篇宏文频频见诸报刊，大著接连出版。又写得一手瘦金体书法，大气纵横。为人忠厚、热情、重情重义，对晚辈关爱有加，礼节周到，有信必复，有访必见，真是一个文坛大好人。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其相识，长期通信，又有稿件往还，趋府上拜见更是频繁。

周先生的老伴是天津人，热情，外向，豁达，爽快，口齿伶俐，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与周先生谈话，他要靠助听器，确有不便之处，相对其老伴来说，就显得话少了。因此二人相比，一动一静，一外向一内向，颇为有趣。

周汝昌为邹士方题写“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条幅

周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稿件，认真至极。每次打出小样，我校对后都寄他审校，关于这些，他有信于我：

士方同志：

承示校样，极感！今手校奉回。以此为准。目坏勾画欠清之处请多费神，务必消灭误植。诗是“禁不起”半个错字的呢！

已为你写了一幅红楼七律，还不难看。怕寄丢，等你顺路来取为矣。

日祉！

周汝昌

1984年6月28日

士方同志：

谢谢将小样见示。我校过。宋兄名王瑒（？）瑒字稀见，又须现刻。真麻烦。“保母”不可用“保姆”。因历史名词不可现代化也。余俱妥。仅一“话”改“语”字。

日祉！

周汝昌手即刻

士方同志：

刻奉大札，敬悉一呈。拙稿忆题目是“观化”之类，您说是“不离本行”，是否笔误？望查清，如确系拙作，在报刊上需小删，我无意见。唯希望将删前删后的样稿或排样让我过过目，保证“文气”贯串（必要时我可作字句上的权宜处理，以适之。）请速寄。

《民进》那一篇，排出也盼将校样给我，因为寄出后我恍惚记得也有二处小笔误。给我纠正一下，免得贻笑或误事，也不致为《民主》刊物的质量弄出小毛病。

望费神记住此二事。

谢谢！极匆匆

春禧

周汝昌

庚午上元次日

1990年2月12日

关于第一封书札：此为周先生在校对其作《报载南京大行宫掘出织府池遗迹，并有湖石、石凳、龙瓦等物，惊喜赋诗，并为小记》后的附言。

1990年3月家父病逝，随即我又被调离报社，临离开时发了周先生的稿子。周先生见到报纸后给我写来一信，说：“今接信，方知，深为慨亥欠（两字合一字——笔者）。我在香山开会时见到报刊拙文立即与你电话联系，接话人告知你家中有要事，遂未能再作通话。原来你安排拙文在该版登出，有纪念性了。多年通过你发了一些小文小句，一个错字皆无，心甚感之。”周先生对我工作的肯定，使我十分感动。周先生在视力极差的情况下仍稿必躬亲，字斟句酌，更令我感动。他的这种学者治学的严谨作风堪为楷模。不过现在像他这样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了。

邹士方与周汝昌合影

周先生让我感动的事不少，仅举两例。

1984年底我报副刊举办茶话会，邀请学界文坛名流出席，由我寄发请柬。周先生没有到会，过了些日子寄我一信：

士方同志：

我多日以来席不暇暖选长沙开中国韵文学会，出国到苏联，京西宾馆开作协代表会……中间并无休息之小空闲。您的热情招邀座谈会的信函，我是很晚才见到的，早已过期了！恐您以为我疏慢，那太失礼了！不会的。请多谅。

专此拜启，并贺

新禧！

周汝昌

1985年1月4日夜

那天未到的名流，只有周先生和胡风先生给我写信来说明原委。这真是大家风范！现在根本没有人会这样做了。

1987年2月我写信向周先生约稿，信寄到北京南竹竿胡同他的家里，却在3月接到他从美国寄来的信稿。

其信曰：

邹士方同志：

我于昨日（18日）才拿到北京转来的信，知您为专刊向我索稿。本应为此题特撰新篇，但时间已太紧迫，而我正准备赴纽约及普林斯顿讲学，实在来不及了。今将现成的诗稿摘录少许，表我诚意，希望还能赶及大会期间发表。匆匆，不尽 即颂

文祺！

周汝昌

1987年3月19日

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www.xing528.com)

敬颂千万严格校对盖旧诗禁不得出错字也

另纸乞费神转致大会有关同志（我是文艺18组）谢谢！

他寄来的题为《旅美诗钞》（四首）由我经手马上见报。其实他身在国外，完全可以不理会我这普通的约稿信，但他却如此重视，一板一眼，怎不让人感动备至！

如果仅仅以为周先生只是一位躲进书斋里，两耳不闻天下事的学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对时事很关心，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也时时进言建议，有极强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1987年春天他因在美讲学无法出席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大会，就托我转一封信给大会秘书组：

政协大会秘书组：

欣悉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大会即将召开，身在海外，不能躬与其盛，十分怀念诸位同会的委员！祝愿大会开得好，收获丰富。我虽不能出席，盼望仍能看到各项文件，请将全部印发的材料，包括简报，捡送我家中（北京朝内南竹竿113），不胜感企。专此奉恳，并颂

公祺！

周汝昌1987年3月19日于北美

1989年周先生寄我一信并有稿件。信曰：

士方同志：

来札尽悉。

屡承索稿，我因奇冗欠拖，深为抱歉！今特写一文——借诗纪事，反映文化现象之严重，我忝为政协委员，想用这形式“议政”，却也别开生面吧？请你支持。别出错字。谢谢。

日祉！

周汝昌

1989年1月20日

先生寄来的稿件为《晴轩诗录·读天琪君来札感叹，赋诗为记》：“七千八百信称奇，顿觉辉光有面皮。岂惜宣传多叩户，不然征订怎开机。红楼寥落因怀玉，黄物兴隆靠裸肌。此日洛阳惊纸贵，休言祸枣与灾梨。”

诗后有小记曰：

这种诗，看起来不好懂，风调也不高，似无发表之价值与必要。但它也反映出一种事态，值得大家“反思”，故录付我们政协自己的报纸，希望同志们览后一笑之余，多多思索，我们目前文化出版事业的严重问题，该当如何哩？

诗的内容是由一种拙著的印行引起，略一申说，就好懂了。原来这是因为，我居美一年，写了一本研《红》新著，题之曰《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台湾朋友对之有兴趣，将稿索去，代筹出版。归国后，工人出版社愿为此书出大陆版。贵编辑赵天琪同志为此付出很大心力，热情对待。最近他来了一封信，告知我书即将问世，印数竟达七千八百余，在当前形势下，实为“奇迹”，他为此十分高兴，因为彼此都觉的不至太丢脸面了！他并言及目前学术书难办，他知道的例子太多了。即使名撰者一部书稿，出版者也愿印，但征订的结果常常是一两千册，有的只得到几百册的订数，根本无法开机付印！由此而言，七千八百之数，非奇迹而何哉？！

他又谦虚地表示所以能得此奇迹，他为宣传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这实在也大有关系。我看了信，心中着实感动。

但我想的自然不限于拙著一家一稿之事。我想的更多的是当前出版界的情况和前途，做编辑的欣慰和苦恼，忧心和棘手。七千八百，还是要赔钱的！

我在诗中用了“黄物”这个杜撰的名词，那是“黄色读物”的简称，大家一笑谅之吧。我这“洛阳纸贵”一典，貌似“用古”，实亦另有新义，我想无待一一注释。是为记。

戊辰腊月，北京东城

1990年周先生寄来一件题为《碧罗当惜——向首都市府建言》的稿子，内容为建议恢复北京历史上的河湖水系。此稿由我经手，发《民主》杂志，我当时兼任《民主》杂志副主编。周先生的建言后来引起市政府重视，近年来首都这方面工作做了不少。而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周先生应该是较早提出来的。我很佩服周先生的远见卓识和身为书斋学者却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二

现忆及1988年8月20日上午在他南竹竿寓中一席谈。

他同我谈他新出版的著作《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我这本书主要是说《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也不是反封建的小说。写这本书查引文很不容易，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只能把资料铺在纸上，尽力而为。”

他自己对自己评价：“我半生的红学研究除了具体的考证外，大部分是提供给研究者一些头绪，而我自己却没有继续搞下去。我不是千手千眼观音，我的贡献不在于具体单个成果，现在的青年同志承认，都说从我这儿得到过启示，但现在有些学者不承认。历史要几十年以后再检讨，许多问题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放在那儿。由于个人精力和条件，把我限制了，无法再深入研究下去。”

他再谈交往：“我的朋友很多，本地外地的都有，我总是先人后己，大家之间需要理解。我从来不把讨论问题、题字、写序作为干扰。莫名其妙的人来访我都竭诚相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由谈自己的视力而生发开来：“报纸不敢都看，只看看大题目，我这半只眼太宝贵了。美国几个名大夫会诊，说我这样的眼睛还能坚持工作，真没想到。我从来也没想过，那半只眼不行了，怎么办。我看报用两层放大镜。我为了什么？我不把名利放在心上，我做的是傻瓜事业。我的记忆力很好，思考问题，脑子也不僵化，对于各种线索十分清楚，各种问题了如指掌。运动界讲‘竞技状态良好’，我从来良好，从未感到疲劳。自我从纸上起笔写文章已经四十年，回顾四十年，站在个人立足点上看，四十年红学史，四十年的感想和经历，应有个总结。外地有好几位要写我的传记。我的信件资料堆积如山。我本人不完全做红学研究，还有诗词的创作和注释、理论、鉴赏，散文，杂文，也有书法专著。我想写一本书，以自己的研究为主，从一个侧面也反映红学发展的脉络。题目初定为《红楼梦的历程——我看红楼梦如是观》，但现在顾不上。《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在美国写了十几万字，我国台湾要出，大陆工人出版社也要出。我的《曹雪芹小传》已由日本中年红学家译出，在今年秋天出版。”

他十分感慨地说：“我本来是学英语的，本来想用英语宣传《红楼梦》，但由于十年内乱，把我耽误了，现在写中文还写不过来呢。不是没事干，是不知干哪件事好。七十之人单枪独马，一只眼，文坛哪有这样的人？我是弘扬中华文化才这样做的。我本是研究莎士比亚的，我可以搞《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可以搞《西厢记》，写100篇。可是我却在20岁时写了《谈宝黛爱情》。”

又谈不久前在美国讲学：“我在美国几个大学讲了几次，海外注重结构学，我对结构学有所发言。一个大学设一门‘世界文学’，在中国这一项下面就是《红楼梦》。美国人不真懂，他们让我讲，给老师、系主任、校长讲。我用我那四十年前的老英语讲还能对付。还有一门艺术课，我用英文给他们讲书法。我出去一年，给台湾、纽约华文报纸写了一些文章，接受过采访，他们说我是‘中国当代红学一代宗师’。”

最后他对自己做了小结：“我精神好，如果没有干扰，每天可以出许多活儿。我没有娱乐，没有休息，工作是我生活的一切。我没有星期天。我过精神生活。为我们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全部精力。我半生工作，仅红学就三百万字。我每信必复，有问必答。工人、军人、大学生、小学生给我写信我都回信。我回小学生的信如同回复专家的信一样认真……”

三

关于周先生1986年至1987年在美国的讲学生活，他在寄我的诗稿《旅美诗钞》中有所披露。《旅美诗钞》一共四首，其一《初入境》为：

身才着陆眼谁青，入境先如识姓名。道得红楼意深重，方知芹韵满寰瀛。”

有注：一九八六年八月廿九日航抵旧金山，移民局官员验证，开口便问其是否研究《红楼梦》？此是到美后所遇第一位美国人也。

其二《秋荫不展有作》为：

陌地阴霾日，京华大好秋。我来尊学术，书至缓乡愁。病目忧明暗，端居计作休。关心更何事，黄叶写红楼。

其三《自题所寓小斋曰讴垲轩，谐英语“OK”也。作诗咏之》：

额悬讴垲妙音存，梵语秦言罗什尊。客里红情安砚几，秋边黄叶著书村。西窗霞绮临晴展，东土云鸿入梦温。咫尺湖湄有风物，绿阴高树近轩门。

先生的情怀和意趣凸现在诗中，使我们触摸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红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