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似曾相识的印象

周汝昌先生印象　邓遂夫

亦师亦友

在为出版社完成一部签约书稿的最后冲刺阶段，忽然想到要停下来写这篇短文，是由于受了刚刚见到的一本周汝昌先生新著《我与胡适先生》的触发。因为粗粗读了一遍这本书，忽然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尤其对于周先生与我交往之中的种种印象，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全新领悟。

在我二十多年的治学生涯中，直接交往过的其他前辈师长不计其数，也受到过他们中不少人的影响与教诲。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还没有任何一位前辈能像周汝昌先生那样，自始至终和我保持着一种历久弥坚的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这就叫观点一致，或曰臭味相投——甚至有人干脆把我称为红学中的“周派”。其实用这种视角来看待我和周先生的关系是肤浅的，也和事实本身有出入。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曾写道：

有的海外学者把我称作“周派”，我不大喜欢这种带有门户色彩的定位。而且并不完全合乎事实。我诚然在周先生的学术蜜藏里不断地吮吸着有益的滋养——如同我在其他师友那里也在不断地吮吸着一样。可是我和周先生之间的学术歧见，恐怕也并不比与其他师友的少。这种学人之间的观点异同，无论其多寡，我以为都十分正常。关键在于，我从来就没有因为和任何师友的观点歧异而改变对他们的尊敬与情谊；也从来不会因为对他们学术成果的肯定而放弃自己的探索与直抒己见。

这当然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讲的。而且在当今的国情中，像我这样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中一直坚持这种为人为学的基本态度的学者，似乎已经成了“另类”，至少在红学领域是这样。但是周先生在这方面却一直是我的榜样。可以想象，如果当初没有周先生这种榜样的力量直接影响着我推动着我，在我和周先生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少观点歧异的情况下，怎么可能长久地保持这种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如今看了周先生这本新著，则让我更加明白，周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我的榜样，正是基于他年轻时候就已经形成并在和胡适先生的交往中进一步受其“君子仁人”之风的熏陶影响，更加矢志不渝地坚持着自己做人（不仅是做学者）的基本品格所致。他在这本新书中写道：

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爽朗，平易，真诚，大度。

邓遂夫（右）、周汝昌（中）、梁归智（左）在京举行“红学三名家”读者见面会后合影留影

他还写道：

那时我虽鲁莽，毕竟也能将做人的道义、感情、交谊与学术观点之异同分别开来，不屑学那种在文史问题上一言异己，就衔恨一辈子，甚至不择手段地施以报复——那还够个“人”的品质吗？

这便是周先生至今仍然坚守着的为人为学的基本品格。我自己在和他二十多年的交往中，对此感触尤深。但让人遗憾且无奈的是，在当今学术界，那种早就为周先生所“不屑”的“一言异己，就衔恨一辈子”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多太多。而不屑于如此的周先生，反倒成了学术界的“另类”，甚至连我这个受周先生影响而“痴心不改”的后生晚辈，亦被如此看待。

还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人思想的日益解放，像周先生这样的“另类”，好像是愈来愈受到人们的理解与尊敬了。竟连一些外国朋友也对此深有感触。最近我收到一封马来西亚读者方美富先生的来信，他这样写道：

最让我佩服的莫过于您和周师之情谊了，委实符合韩退之《师说》本旨——又是濒临绝种的本旨。对于二位先生笔下所暗示当今学界之现象，我自作聪明，谓之“乌烟瘴气”。让人吓倒的，反倒是周师、邓师这种亦师亦友，敬而非乱捧，端评而非故作反调（的表现），实在有反拨的意思了。

泉城初识

现在来回顾一下我和周先生的初次晤面。

那是二十多年前一个秋日的午后，我到济南出席1981年全国红学研讨会的第二天。当我吃过午餐返回住地的途中，忽然听见站在前面攀谈的几位代表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其中一位中等身材花白头发的瘦削长者，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然后是他们继续大声嚷嚷似的交谈——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笑着吵架。

我听谈话的人中有谁叫了一声“周老”。被叫者正是那位瘦削长者。他常用一只手做成喇叭状护在耳后，笑着瞪大眼睛直视对方。我一想，周老，难道是赫赫有名的周汝昌先生吗？便停下脚步听他们攀谈。很快证实，果然那是周先生，便寻了个空隙，向他问声好。

周先生调头看着我，也不知是觉得不认识，还是压根儿就看不清是谁，轻轻问了一句：“哪位？”我自报了姓名。因为当时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刚发了一篇陈小丽女士写的专访《红学新人邓遂夫》，搞红学的人好多都熟悉我这个名字。周先生略显惊讶地“哦”了一声，立即热情地拉着我的手，定定地望了我一会儿，笑着说：“原来你这么年轻？才二十几吧！”我说，哪里，都三十多了。

这便是我初识周先生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和周先生一起攀谈的是朱彤、宋谋玚、顾平旦三位先生，还有专门来照顾周先生起居的他的小女儿伦玲。大家当即请身背相机的顾平旦先生为我们拍了张合影照。后来周先生说正有事找我呢，请我到他房间去坐坐，其他几位就告辞了，顾平旦先生临走前说：“我再给你和周先生拍两张谈话的照片。”于是，如今我的相册里就留下了几张初识周先生的黑白照片。

正是在济南的这次相识和随后的几次愉快交谈，奠定了我与周先生持续二十余年的忘年之交的深厚情谊。最初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真切了，但有一点印象最深：我们交谈得非常投契，时时爆发出孩子般无忌的爽朗笑声。周先生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他说：“遂夫同志呀，你的思路很独特，这很好，但要更加深入下去。我发觉咱们的心很相通，谈起话来特别容易产生共鸣。”我当然也有同样的感觉。直到现在我仍然感到，不论是交流那些观点一致的或是有分歧的问题，我和周先生都很容易沟通。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尊重对方和平等相待。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产生过像历史上记载的文人间谈起《红楼梦》来“几挥老拳”式的争论，更不会像当今有些人那样“一言异己，就衔恨一辈子”。

常常有朋友说，邓遂夫是个性情中人。我倒是觉得，周先生才真正堪有此称。在我的印象中，自从我们在济南初识以来，周先生好像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晚辈和初出茅庐的后生，而是非常真挚地视我为朋友、学友。他除了最初和我通信时曾按当时的习惯称为“遂夫同志”或“遂夫贤契”之外，后来不论是通信还是题签赠书，他都一律改称“遂夫学友”或“遂夫贤友”，有时甚至称“遂夫学弟”。我感到在周先生身上，没有半点以长者自居以名家自傲的世俗之气。他和人交往，最看重的是投缘，性情相合以及互相尊重。对于学术观点的不一致，周先生是最看得开的一个人，真正称得上是“大肚能容”。

三度提携

周先生还有一个极可贵的品质，就是对别人的新发现、新观点和新成果，只要是他觉得真有可取者，都表现得异常兴奋，往往不加掩饰地赞赏有加。尤其对于年轻人更是如此。

这样的品质，在胡适先生身上有，在过去许许多多卓有建树的文化巨人和学术大师身上有，然而在当今的国内学术界里，却显得有点凤毛麟角。有的人自己没有这样的品质也就罢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惯于掩人之长甚至掠人之美），却还要明里暗里地讥诮周先生这样的良好品格是“胡吹乱捧”。这不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什么！

我们不妨想想，周先生一个洋洋大家，著作等身，早就名扬海内外，如果品格低一点，必是只愿听别人的称赞，哪会说别人的好话？可是周先生不是那种目空一切的“半吊子”。再说了，他说别人的好话要真是“吹捧”，犯得着去吹捧那些无职无权籍籍无名的年轻人吗？而真正善吹捧的人，往往都为了溜须拍马，迎合权势，而且都有其明确的目的。如果周先生的赞扬不是出于仁人之心、君子之风，他“吹捧”无名小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他要吹，何不去吹那些位高权重的学阀？而纵观周先生一生为人为学的品行，他可能会有固执、偏颇、狂狷、倔强或认识上的失误等种种缺点，但他绝对没有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那一套。

那么，周先生对年轻后辈的鼓励与赞扬，又存不存在“廉价”、“轻率”等毛病呢？这是他常被某些人诟病之处。但只要认真解剖一下此后的某些“案例”（不论是对梁归智、王国华还是刘心武），便可以看出：周先生无论对谁的成果加以赞扬，都是由衷的，至少表达了周先生自己在当时的一种真实的思想与见解。这些思想见解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是能像周先生那样及时坦率地表达其对新人、新思想、新成果的热情支持与勉励的前辈学者，在当今能有几人？

别人的事情我不好多讲，回顾二十多年来周先生和我的交往，按照某些人至今耿耿于怀的看法，正是觉得周先生曾对我作过三次大的“吹捧”——而用我的话来说，则是三次提携与鞭策。一次是1983年，在南京召开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因我和周先生单独交谈时曾把我的一个发言稿的内容（即从版本学和人物形象的双重角度去首次论证贾宝玉的别号应该是“绛洞花王”而不是“绛洞花主”），预先告诉了周先生。他一听，立即拍手叫好，连呼：“有价值，有价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我赶紧说，发现其实早就有人发现了，比如俞平伯先生的八十回校本，就曾依据庚辰本而选定了这个“王”字。问题是，过去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认同，更没有对此作深入的研究与论证。周先生说：“你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写出高水平来，意义非常重大。”然后在我的一个新笔记本上题了一段词：

红坛来哲知多少，君是其间佼佼人。

遂夫同志精进不息！

后来我干脆请其他师友也在这个本子上给我留些赠言。有人在题签时，翻看到写于首页的周先生这句话，委婉地给我敲警钟说：“你对有些人的赞扬一定要冷静啊！”其实他们多虑了。我对当时每一位前辈包括周先生的勉励都比较冷静，我知道自己距离他们的期望还十分遥远。但不能不承认，一些前辈的期望，特别是周先生这句鼓励的话，此后的确成为了促使我更加发奋努力的强大动力。如今我也自觉并没有辜负前辈们以及周先生的厚望。就说关于“绛洞花王”的论题吧，后来尽管在学术界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但经我反复深入的论证之后，应该说如今已大致成了定论。

周先生对我第二次大的提携与鞭策，是1987年我出版第一部专著《红学论稿》时他在序言中所讲的一些勉励的话，如说：

这是一位自学成材，具有才识的青年学子，如能不断精进，前程远大，未可轻量。(www.xing528.com)

同时还针对当时红学界已经开始露头的对我暗施压抑的现状写道：

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的文化大国，只出了一个邓遂夫，提出了一些独异的看法，也要大惊小怪——则何识度器量之不广哉。我曾有句云：“日夜江河流万古，小儒门户限何人。”

这些评价，对于当时身处逆境的我来说，会是多么大的支持与鼓励，若非身历其境，实难想象。它实际上成了我后来渡过难关摆脱逆境的一种精神支柱。

第三次大的提携，则是世纪之交出版我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时，周先生又慨然为其作序，对我校订的这部书，尤其是对我置于书前的导论《走出象牙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后以高屋建瓴的笔调写道：

我希望今年真是个转折之年。九十年代，红学低谷，剥极必复，大道难违。古历龙年，西元二千，忽有遂夫此论“横空出世”，谓为非一大奇，可乎？

确实的，从西方时间观念的“世纪论”而言之，该有红学的希望之光——哪怕是一点熹微的曙色——示现于天际了。

他还在出版社为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预言说：

这部书的出版问世，适逢新世纪之肇始，是个好兆头，必将为长期以来沉闷无光的“红学”局面打开一个崭新的纪元。

可能有人又会觉得这是周先生在“信口开河”。因为当时正是红学处于最低谷的时期，凡有关《红楼梦》和红学的书，都很少有人敢出版，出版了也很少有人买。连周先生自己的新著，当时也已降到只敢印三五千册的境地。此时此刻，一个邓遂夫校订的《红楼梦》特殊文本，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打开红学的新纪元呢？

然而事实却很快印证了周先生的预言：该书在新世纪第一个春天甫一面世，便供不应求，竟在三个月之内连印了三次。后来尽管有盗版的冲击和我多次修订的耽延，到现在也已经印到了六七次。不仅如此，在此书持续热销和崭新理念的推动下，一个遍及全国的新世纪的“红学热”亦随之掀起。直到现在，这个热潮还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持续着。

世界奇迹

见到这个小标题，千万别以为这是故作惊人语。不，这是在叙述一个已经出现的客观事实，一个足以令人震惊的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就发生在此时此刻，而且正在飞速递增。

前文曾提到我刚刚见到的一部周先生新著《我与胡适先生》，出版日期是2005年8月，而我此刻在四川南部一座小城写这篇文章的日期则是同年的9月8日—10日。所以翻开此书，几乎可以闻到它的油墨馨香。我是让编辑此书的一位朋友寄来的，同时还请她把能够找到的周先生今年出版的新书，都各买一本寄来。结果一下子就收到了五种，全是今年新出的，也几乎全是今年新写的。我把书架上原来的一本今年1月出版的新书加进去，一共便得到六种。

好长时间我都不敢写信或打电话去干扰周先生的写作了。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全力以赴地帮他抄稿、整理、打印，忙得够戗。因而我现在不便去证实周先生今年到底撰写、整理、出版了多少种书，我只知道今年底或明年初可能还会出版一部周先生历二十年之功与他过世的兄长周祜昌先生共同精心打造的一部上千万字的十卷本《石头记会真》。这些都暂且不说，甚至连近两年出版的另外几本至今仍在热销的新著（包括《红楼夺目红》等）也忽略不计，而单就我手边这六种今年出版的周先生新著，我敢说，这就够得上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古往今来的世界学术史上，难道找得出第二个这样的学术奇迹吗？

先把这几本新书版权页上的几个重点项目引录如下（按出版的时间先后为序）：

（1）《红楼十二层》书海出版社2005年1月版，286千字，1－5000册

（2）《周汝昌梦解红楼》漓江出版社2005年1月版，270千字，1－20000册

（3）《定是红楼梦里人》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版，6月第二次印刷，230千字，10001－15000册

（4）《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版，334千字，1－5000册

（5）《和贾宝玉对话》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版，150千字，1－28000册

（6）《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版，200千字，1－20000册

就是这不完全统计的今年1月—8月出版的六种周先生新著，其主要指标的合计便为：总字数：120万字总印数：93000册。

这里面还不包括其中有的书可能已经重印，尤其是最早在1月份所出的两本《红楼十二层》和《周汝昌梦解红楼》更有可能早已重印（试看5月份出版的《定是红楼梦里人》，到6月就已经重印，即可想见）。当然，如果真要上报吉尼斯，恐怕以下这个项目也不能不列进去：

周汝昌，中国天津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男，现年88岁，耳近失聪，目近失明，体弱多病。至今已出版各类学术著作42部。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周汝昌先生：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巨子，一个胸怀宽广的前辈大师，一个奋斗不息的世纪老人，一个正在创造世界奇迹的中国学者！

2005年9月10日　于自贡释梦斋

周汝昌书旧作赠邓遂夫

附记：这篇旧稿，是四年前应某报副刊之约撰写的。当时因报纸篇幅所限，只刊载了一个摘要稿。现对全文略加订正，以充伦玲编书之数。

时间过了四年，周先生已步入92岁高龄，其孜孜研红之志丝毫未减，每年皆有新著接踵面试。此即前文所谓之奇迹仍在“飞速递增”也。故近几年我总不忍去打扰周先生。这次是过了一年多不曾谋面，才于日前去看望了他。但见其思维仍极敏捷，而精神体质却大不如前。尤其双目已全盲，唯一的一只带上耳机才有一点听觉的右耳，如今听人说话更其费力。只是故人相见，周先生仍兴致盎然，情深意挚，并清晰地回答了我对若干年前他书赠的一首诗中那“漫拟微之与牧之”句的疑问求解。现将先生此作附于文末，权当对先生至伟精神之礼赞：

江城旧事几人知？漫拟微之与牧之。

我亦多情复多感，为君击节爱君痴！

2009年10月26日　己丑重阳节　补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