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9日，我的私人助手鄂力接到手机短信，是周汝昌老前辈的儿子周建临发送给他的，他立即抄录到纸上，第二天送来给我看。
鄂力是搞篆刻的。他原是吴祖光新凤霞的小朋友，后来成为我的忘年交之一，帮助我办些事。如今吴老新老都已仙去，他帮我也已达十七年之久，他眼看着我从写《五十自戒》的中年人，也进入望七之年，如果他把那短信转到我的手机，我老眼看起费力，因此抄录拿来。
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周老的赠诗：
听儿子建临读心武兄报端《蜘蛛脚与翅膀》文章心有所感律句寄怀
不见刘郎久，高居笔砚丰。丹青窗烛彩，边角梦楼红。
观影知心健，闻音感境通。新春快新雪，芳草遍城东。
《蜘蛛脚与翅膀》是我发表在天津《今晚报》个人专栏“多味煎饼”里的一篇文章。其中只有部分内容涉及到《红楼梦》。没想到再次引起周老对我的关怀、鼓励与鞭策。
我自2005—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百家讲坛》栏目录制播出了44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并陆续出版了四本同名书籍，颇为轰动。在讲座中，我一再申明，自己是遵从蔡元培先贤所倡导的“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学术伦理的，并以清代袁枚的两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来为自己的发言身份定位。我也几次向听众和读者说明，我对《红楼梦》的研究，是在周汝昌前辈的影响下进行的，我的“秦学”研究里，融入了他大量的学术成果，而我所引用的周老的观点，都是先征得他的同意的。当然，我对《红楼梦》的理解与周老也有若干不同甚至抵牾的地方，他也很清楚，但他从未要求我与他保持一致，我们在“境通”的前提下，始终尊重各自的“独解”。
周老年轻时，取得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文凭，他的英文作文水平曾令教授惊叹赞扬。当然，他后来又入燕大中文系研究院深造，国学底子打得也很坚实。他本来凭借英文水平高的优势，可以在大学英语系任教授，或从事英译中或中译英的翻译事业，但对《红楼梦》的热爱，使他走上了一条终身爱红、护红、研红的不归路。
1947年，周汝昌还没从大学毕业，就在报纸上就曹雪芹生卒年问题与胡适进行了答辩。胡适知道他不过是位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以后，不但并不鄙夷他，1948年还在家里亲切地接待了他，更慨然把自己珍藏的古本（甲戌本）借给他。周汝昌和哥哥周祜昌征得胡适同意将甲戌本过录后，在解放军已经围城，从西郊燕京大学进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周汝昌还是赶到了城里胡宅，将甲戌本原璧归还。胡适几天后到东单临时机场登上飞机，先离北京，后转往台湾，他登机时只带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周汝昌归还的甲戌本。鄂力跟我闲聊时曾议论，那时周先生如将甲戌本留住，待北京和平解放新中国建立后，将其捐给国家，岂不是立一大功吗？我说，跟周先生接触不算多，但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毕竟是个纯书生，绝对不懂政治，也不善人际经营，用北京土话说，就是有些个“死凿”。日伪统治天津时，他闭门在家读书，拒绝为侵略者工作，爱国情怀是无可怀疑的，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他激动万分，但他不懂政治，政治的核心是权力争夺、分配，一个懂政治的人，那时不会仅仅是爱国，会有政治头脑，进行政治站位选择，比如天津的日本鬼子投降了，那要看是谁来接收，如果是非自己所属所择的政治力量来接收，那就会冷静对待，而不会凭借朴素的爱国感情奔向街头，去迎接首批入城的战胜者。周先生那时知道日本投降了，激动地走出书斋，去欢迎胜利者，他哪里能预先知道，共产党那时出于战略考虑，军队并没有马上去天津，首先开进天津的，也并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是反德日法西斯的，美军是中国的盟军，这一般老百姓都是知道的，那么，既然首先进天津的是美军，那么，一般天津老百姓也就“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难道应该责怪吗？周先生那时以孱弱的书生之躯，挤在街边人群中，想到日本鬼子终于失败，苦已尽甘将至，流下热泪，也就是非常自然的表现了。周先生不懂政治，但懂传统道德，借人物品，一定要归还。更何况甲戌本是珍贵的孤本，怎能留下不还胡适？胡的慨然借书和周的“完璧归赵”与政治无关，却同是中国文人传统美德的体现。
1953年，周先生出版了在当时引起轰动的《红楼梦新证》。那时胡适已经在台湾，而且继续从政。原来书里提及胡适全是中性表述，但大家想想，在那种情况下，出版社能那么出版吗？就由编辑操刀，加了些批判的语句，而且在胡适的名字前，加上“妄人”的二字定语。转眼就到了1954年，发生了毛泽东肯定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著名事件，很快又发展为对胡适的批判。于是《人民日报》上出现了周汝昌批判胡适并与之划清界限的文章。有些年轻人翻旧报纸合订本，看到了这文章，不禁大惊小怪，觉得周某人怎么能如此“忘恩负义”？你那《红楼梦新证》，从书名上看，就是承袭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呀，你划得清界限吗？又何必去划清界限？你保持沉默不行吗？好在周先生在晚年出版了《我与胡适先生》一书，把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究其底细，其实应该是毛泽东本人态度的一个体现。1953年周先生《红楼梦新证》出版之际，正逢中国文化界联合会召开大会，会上几乎人手一册。从后来“文革”中毛泽东让将《红楼梦新证》中《史料稽年》印成大字本供自己阅读，又对《新索隐》中“胭脂米”一条十分感兴趣，以致找到那样的米煮粥招待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诸如此类情况，都可以证明，毛泽东当时不仅看了《红楼梦新证》，而且起码对其中《史料稽年》和《新索隐》部分兴趣甚浓。显然，是毛泽东布置下一个任务：让周汝昌主动写文章与胡适划清界限并作自我批评，然后无事——也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将他保护起来。当时周先生见批判俞平伯的火力特猛，又牵出胡适，当然紧张，焦虑中住到医院，忽然被毛泽东大力肯定的“小人物”之一李希凡飘然来至医院病床前，蔼然可亲，让他安心养病，又跟他说，他与俞平伯、胡适还是有区别的。这当然等于给周先生吃了一粒“定心丸”。从医院回到家中，不久就有《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干部找到他家，我说周先生不懂政治，也不善人际经营，从他的回忆文章里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比如他在文章里一直说是《人民日报》的钟洛找的他，他竟浑然不知钟洛姓田，而且在文艺界几乎无人不知其笔名袁鹰，后来出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曾以儿童诗著名，又是散文名家。他回忆那时钟洛陪他坐邓拓专车去往《人民日报》社，那是他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坐上高干汽车，到了《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亲切地接待他……他哪里写得出合乎要求的文章来，后来以他署名发表的文章，其实是编辑部在他底稿上几经“彻底改造”完成的。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是那样，如果认为你没资格发表批判他人的文章，你写出的文章再“好”也不会刊用，而一旦确定一定要让你以批判他人的文章来“过关”，则你的文章再“不好”，也会帮你改“好”按计划发表。周先生当年就那么“过关”了。但他竟至今不明白，邓拓对他的态度是由当时毛泽东的态度决定的，他就误以为那以后能够让邓拓记住并保持那天的亲切态度。因此，他在另外的回忆文章里写到1962年举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大展，邓拓出现时，他趋前打招呼，自报姓名，邓拓却十分冷淡，令他难堪，不禁耿耿于怀。他哪里知道，邓拓一直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浮沉，曾被毛泽东召到床前，毛痛斥他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后来就从《人民日报》卸职到了北京市委在彭真领导下工作，1962年时他心情难好，正在思考许多问题，在《北京晚报》上写《燕山夜话》专栏，哪可能与周汝昌邂逅时喜笑颜开呢？(www.xing528.com)
1953年冬天，我12岁，因为5岁上学，所以那时已念到初中一年级。我早慧。那时受家里大人影响，已经读了《红楼梦》，而且很有兴趣。那时我家住北京钱粮胡同，胡同东口外马路对面有家书店，我常去逛。有天在那书店里见到《红楼梦新证》，翻开看到有一幅“红楼梦人物想象图”，大吃一惊，因为我自己的想象，是从京剧舞台上衍生出来的，与那相距甚远。我就把那书买下来，回家捧读。似懂非懂，也难卒卷。但其中《迷失了的曹宣》和《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两节，令我有阅读侦探小说的快感。于是就跑到大人门前说嘴，惹得他们将书“没收”，拿去轮流阅读，然后我们家里就时时有关于《红楼梦》的讨论。那其实就是1991年（三十八年后）我开始大量发表读红心得，逐步形成“秦学”思路，以及到2005年推出集大成的《红楼望月》，并终于借助CCTV－10《百家讲坛》把自己研红心得以更大力度公诸社会，引起争议，产生轰动，拥有“粉丝”，欲罢不能的“原动力”。
1991年我在《团结报》副刊上开了一个“红楼边角”的专栏，时不时发表些谈主流红学界很少触及的“边角”话题，比如“大观园的帐幔帘子”什么的，没想到我这样一个外行人的外行话，竟引起了周先生的注意，他公开著文鼓励，更与我建立通信关系，使我获得了宝贵的动力，不为只是一粒苔花而自惭，也学牡丹，努力将自己小小的花朵胀圆。周先生对我，正如胡适当年对他，体现出学术大家对后进晚辈的无私扶持。
周先生给我的来信，均系他亲自手书。由于他早已目坏，坏到一目全盲一目仅剩0.1视力的程度，因此，他等于是摸黑在纸上写字，每个字都有铜钱那么大，而且经常是字叠字笔画叠笔画，辨认起来十分困难，但阅读他的来信，竟渐渐成为我的一大乐趣，而且过目次数多了，掌握了他下笔的规律，辨认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当然，往往时隔多日仍然不能认准的字，只能最后去请教他的女儿也是助手周伦玲女士。十多年积攒下来，已有好几十封。这些来信内容全是谈红，或是对我提出的问题的耐心回答，或是对我新的研红文章的鼓励与指正，更难能可贵的，是将他掌握的最新资料无私地提供给我，或将他最新的思路感悟直书给我。有出版社愿将周先生与我的通信出成一本书，供红迷朋友们参考，周伦玲女士也已经在电脑里录入了绝大部分通信，但一次电脑故障，排除后经格式化，竟将全部录入的资料丧失！不过相信通过再次努力，这本通信录早晚能够付梓。
我和周老虽有颇丰的书信来往，但我们见面的次数，十几年里加起来竟不过四五次而已。我去他家里拜访过他两次。他家的景况，坦率地说，破旧，寒酸，既无丰富的藏书，更无奢华的摆设，但在那里停留的时间略久，却又会感觉到有一种“辛苦才人用意搜”的氛围，一种“嶙峋更见此支离”的学术骨气，在氤氲，在喷薄。
周老原来的编制在艺术研究院红学所，他一不懂政治（大学有“大学政治”，研究所也有“学术政治”），二不善人际经营，因此申请退出红学所，人家也就乐得他退出，虽然还给他在红学会里保留虚衔，但学刊这些年基本上成了“批周园地”。也好，周老这些年一再申明，他不是什么“红学家”，更不懂何谓“红学界”。确实，周老何尝靠红学“吃饭”、“升官”、“发财”？他本是英文高手，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和一些人士同时被邀到美国参加关于《红楼梦》的研讨会，下了飞机，过海关，人家看见推车上那么一大堆东西，当然就欲细查，偏其他人士都不会英语，结果只好由周先生出面交涉，他告诉海关人员他们是一行什么人，为什么要携带许多资料，因为他说出的英语竟是那么古典、规范，竟把海关工作人员镇住了，这就好比有金发碧眼的美国人进入中国过海关时，忽然开口用典雅的汉语说道：“诸君，这厢有礼了。我们一行均是专业研究人员，因之必定要携带参加研讨会的丰富材料，盼理解，请通融……”美国海关人员听了，立即对他们免检放行。周老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他的散文集也出了不少。研究古典文学他也不仅在《红楼梦》这一个方面，他以九十岁高龄，在CCTV－10《百家讲坛》录制播出的《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的研究心得也表述得见解独特、生动活泼，大受欢迎，影响深远。他选注的宋代诗人杨万里、范成大的诗集几十年来不断重印。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周先生还是书法家，他论书法的专著，鄂力曾担任特约责任编辑，在热爱书法的群众中影响也非常之大。
刘心武拜访周汝昌合影留念
我不想援引某些人士对周老那“红学泰斗”的称谓。人会被捧塌。巴掌太响亮会拍死人。周老是个普通人。他只是痴迷《红楼梦》。曹雪芹喟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周老痴迷地研究了《红楼梦》一辈子，如今过了九十大寿，竟还有新观点提出，他称自己为“解味道人”，可见他的快乐并不是想当“红学泰斗”，更不想当而且远避“红学霸主”，他只是以对《红楼梦》不懈地深入体味有所解读而心生大欢喜。
我前些年每逢元旦将至，会手绘些贺年卡分寄亲友及所尊重的前辈文化人。在2009年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冰心纪念展上，展示了我给冰心老前辈的几张自绘贺卡，我没去看展览，鄂力去了，他回来跟我形容，我想起当时确实是那么画的。我自绘贺卡是“看人下菜碟”，很少重复同一构图，总是根据所寄赠的对象，来画出给他或她以惊喜的内容。记得我曾给周汝昌老前辈画去过“一簾春雨”的意境，因为我们在通信里讨论过，简化字方案将布制的“帘”与细竹芊编成的“簾”统一为“帘”，结果古典诗词里的“一簾春雨”印成“一帘春雨”就完全不通了，因为“帘”会完全遮住门窗，只有“簾”才能因具有许多缝隙而构成“一簾春雨”的视觉效果并引发出浓郁诗意。我还就曹雪芹的好友张宜泉的诗句“有谁曳杖过烟林”画过意境图，作为贺年卡寄给周老。他每次接到我的贺卡都非常高兴，而且有诗作相赠。不过贺年卡因为要搁在邮政部门规范的信封里投寄，我绘制的尺寸都很小。但我也曾绘制过比较大幅的水彩画，如大观园沁芳亭。这样的画就只能先拍成缩照洗印出来，再粘到贺卡上。我也曾给周老寄去，他也非常高兴。
惭愧的是，虽然周老不时有诗赠我，我旧学功底太差，竟不能与他唱和。但我心里一直充满对他的敬意与感激。我只能以这样的话语答谢他——
唯痴迷者能解味，拥知音众当久传。
2009年4月11日完稿于绿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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