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似曾相识的一位知名教师

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刘浔生

《人物》杂志1999年第4期所载《我的父亲周汝昌》（编者按：此文作者为周汝昌女儿周伦玲）一文，读后深有感触。周老师在研究和发掘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对《红楼梦》一书的论证和介绍付出毕生精力，得到中外学者和专家的赞誉。作为周老师的一个学生，也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此文忽略了周老师生平一件大事：此文没有提到1951年到1954年，周老师全家来川，在原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工作一事。也许作者当时年龄太小，对此事印象不深，没有把这件大事写入此文。

时间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当时周老师的学生，好多已经先后逝世，好多已经垂垂老矣。但是周老师在四川短短几年的教书生涯，我是始终难以忘记的。我不揣冒昧把这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端出来，是对上文的一点补充。事过境迁，有些细节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

话从1951年说起，当时原华西大学外文系的外籍教师纷纷回国，系上的教师所剩无几。课要上下去。外文系的学生的外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谁来继续执教呢？在西南地区，只有从四川大学外文系的教授们身上打主意。但是这些人的英语说得能和外籍教授一样流利者就很难找了。贸然来华西大学外文系上课，可能有点麻烦。华大的领导和师生正在着急之际，哲史系有名的缪钺教授（编者按：应为闻在宥教授，下同）向学校推荐了一位教师，他便是周汝昌老师。缪钺教授是在当年的《燕京学报》上读到周老师发表的一篇文章，才知道有周汝昌老师这样一个人。缪教授一边读那篇文章，一边连声说，“人才呀！一个人才呀！”缪教授立刻请学校聘周老师来华大上课。学校领导提出疑问，周老师远在北京，能否来四川任教？缪钺教授说，“为了学校，为了学生，我要去北京请他来上课。”周老师那时才三十岁出头，是燕京大学的一位讲师。既年轻，又无名气。缪钺教授亲自上门邀请，周老师深深感动了。没有想到千里之外有知音，会受赏识。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浓情油然而生。周老师带着妻子和五个儿女直奔四川而来。周老师对这位知音的感情历久不衰。缪钺教授于1996年去世，周老师在北京闻讯后，立即用快递邮件寄来一首追悼的旧体诗。此诗感情充沛寄托哀思，由我送到缪钺教授公子手中。

周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吸引了我们，就打动了我们。周老师中等身材，戴一顶蓝色帽子，穿一套蓝色的中山服，朴朴素素的，脸色略显苍白，温文尔雅，马上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长年累月在书库中或图书馆里发愤苦读的学者。微笑荡漾在他的脸上，也从眼神里流露出来，好像和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周汝昌”三个字，接着在名字下面写了“三十三岁”。师生间弥漫着和谐的气氛。“周老师的字写得好漂亮啊！”后来周老师送我一本他写的《书法艺术答问》，我才知道周老师的书法是学有渊源的。他积累并且发扬了我国历代书法家的优点和精华。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大文豪和大书法家，在友人家中看到周老师写的一幅“赋马”的单条后，竟不断用手杖击地赞叹：“好字！好字！”

周老师用英语上课，一口流畅悦耳的英语，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一节课飞也似的过去了。大家围住周老师，不让他走。我说：“周老师，您的英语怎么说得这样好？”周老师说，他在燕京大学一年级时，有一个华侨同学的英语讲得真棒，全班数他第一。周老师暗下决心，一定要千方百计，尽最大的努力赶上他。皇天不负苦心人。周老师学到四年级时，全班公认周老师的英语讲得最好。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华西大学外语系二年级的同学不到十人。读起英国文学著作来，读了一本又一本，读得津津有味，甚至有点废寝忘食。学校开大会时，有些同学悄悄在下面读，有的外籍教师上课时，有些同学溜到小天竺街的居士林茶馆读。唯独上周老师的课，没有一个人缺席，没有一个人走神。周老师上课时一口京片子，讲得抑扬顿挫，娓娓动听。有一次周老师说中国语言这个宝库，其中有无穷无尽的源泉，有魅力无比的珍宝。他顺便以《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为例。同学们谁没有读过《水浒传》呢？有的人可能不止读过一遍。可是再听周老师讲武松打虎，我们好像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沉浸在故事的境界中。周老师边讲边用手势比划。我们只担心少听到一个字，只担心听漏一句话。周老师讲得这样生动有趣，原来和他幼年酷爱京剧和曲艺息息相关。

周老师教我们的翻译课，让我们翻译的材料十分广泛。有时我们会感到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比如有一次周老师让我们翻译Pocket Oxford Dictionnary（《袖珍牛津字典》）的序言。这本字典曾被林语堂先生称为学习英语最好的工具。他去任何地方，随带的箱子里总要留出放两双袜子的地方来放这本字典。当然，现在只用两千常用词编的字典就比这本POD好用得多，方便得多。周老师要求我们在一节课里就把序言译成中文。下课时，谁都没有完成作业。当天晚上，我去周老师家请教翻译中所遇到一些难点。周老师继而谈到翻译的技巧和艺术等。他顺便把他译成中文的一首英诗给我看。我记得是英国伟大诗人之一雪莱的Prometheus Unbound（《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周老师说他还有郭沫若先生的译文。我把两个译文进行比较，我觉得郭老的译文是天马行空，辞藻华丽，而周老师的译文更表达出雪莱写此诗的意境，让我更喜欢一些。(www.xing528.com)

周汝昌为刘浔生书写条幅“屈子知修途之漫漫故上下而求索鲁迅先生曾悬其语以自砥砺君今越重洋而问学鹏化鲲游途之修也浔生勉之哉”。

一天晚上，我又去周老师家，看见桌上有一本又大又厚的字典，翻开一看，是林语堂编的《汉英大辞典》。再仔细看下去，有近一半的词下面都有批注。周老师说：“我把辞典中的词、短语和句子错译的地方，或有不同译法都写在旁边。”我心里想，这个工作需要好多时间和好多精力啊！没有丰富的汉语知识和英语知识，怎么能轻易下笔啊！

又一天晚上，我去周老师的家，正好他参加政治学习回来。我随便问他政治学习学什么内容？周老师说：“就学这本书。”我一看是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卅年》。书的每一页的顶部或旁边都有周老师写的字。我说：“周老师，你学习的心得和体会不少呀！”周老师说：“不是的，我是把书中不合乎汉语语法、不合乎逻辑思维的地方改了一下。”我吓了一跳。我们那时也在学这本书，我们把它当成绝对真理来学，根本没有想它的用词遣句。看看周老师对此书的改正，的确改得对，改得有道理。心里还是为周老师担心，怕他惹麻烦。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份机密文件，千万不能公之于众！”周老师一笑置之。

又一天晚上，我去周老师的家，看见许多老师在那里，有些人不是外文系的。有的说，“你的书使洛阳纸贵！”有的说，“盼早读为快。”听来是一片祝贺之声。待客人一一告辞，周老师才告诉我，他写的《红楼梦新证》已经出版。稿费得了一千六百万元（旧币）。我说：“周老师，你该改善一下家里的情况了。你家在夏天连蚊帐都没有，你们用白矾水涂在手脚上作防蚊液，怎么顶用。五个师弟师妹的衣服也该改朝换代了。”周老师却从抽屉中拿出四十万元给我。他说，“我知道你的经济很困难，你在读书还要照顾弟妹们的一切，你拿去应应急。”我再三推辞，周老师就是不答应。周师母也一定要我把钱收下。当我拿着钱离开周老师的家，我都快哭了。这笔钱的确解决我好多困难。几天后，周老师说有一位同学提出向他“借”两百万元。理由是成都一个大商店正在出售英国花呢，他要买来做两套西服，毕业后在工作中穿。同学们听到后议论纷纷，都说这个同学要求得太过分了。周老师终于把两百万元借给这位同学。1954年周老师离开四川前，我把借的钱还给他。他写信给我，说我完全没有必要还那笔钱。而借周老师两百万元的那位同学却用英语给周老师写了一封信，“我现在穷得和教堂里的老鼠一样，我是不会还你的钱的！”尽管周老师当时的经济也颇窘迫，他也未再深究此事。这位同学以后的经历，颇有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味道。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他用英语和俄语对领导发泄不满。在他的单位谁也听不懂他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根据他平日的表现，认为他在恶毒攻击领导，划定他为极右分子，押回老家劳改。直到1978年改正之后，才到校教书。

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个贤良的妻子。周老师那点菲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真是有点捉襟见肘啊！《红楼梦新证》一书的稿费，周老师用来帮助一些学生，又借给一些学生，能剩下几文呢？周师母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她却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了周师母，周老师无后顾之忧，才能安心教书，专心做学问。周师母是功不可没的。我们这些年轻而又不懂事的学生，胃口很好，食欲特佳，往往一进周老师的家就大声问周师母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不管是在下午或是在晚上，周师母总会像魔术师一样拿出一些让我们解馋的东西来。至今我还念念不忘周师母做的肉饼。最近在电话里，我还夸奖周师母的厨艺。她谦逊地说：“做得不好，做得不好。”

转眼到了1952年，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华西大学的外文系调整到四川大学，同时调整去的还有重庆大学的外文系和贵州大学外文系等。周老师也到了四川大学。周老师的课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的热烈欢迎。都认为周老师的课远远胜过以往老师的课。但是学生教师多，矛盾也就多起来了。周老师仅仅是一个讲师，他的课比许多教授的课更受欢迎。人们心里会怎么想呢？另外一件事更刺激了许多教授。四川大学的广大师生风闻周老师出了《红楼梦新证》，都要求周老师给大家讲讲《红楼梦》。周老师推也推不掉。周老师终于在四川大学的大礼堂给大家讲了《红楼梦》。演讲的这一天，可谓盛况空前。大礼堂的座位坐满了人，座位旁的过道上，人们席地而坐。礼堂四周的窗户上，人重着人。在学生中间，坐着好些白发苍苍的教授。外校的师生以及文化界人士来了不少。整个演讲过程，只听到周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听讲的人好像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当天晚上，我们去祝贺周老师演讲成功。他却突然告诉我们，外文系的领导通知他去哈尔滨学俄语。我们大吃一惊。像火山爆发议论开来，难道他们不知道你的耳朵有些聋，听力相当差吗？怎么会派一个聋子去学俄语？怎么不派一个年轻体壮的人去呢！真是太荒唐，太不讲理了。周老师反而坦然一笑安慰我们说，“北京有好几个单位来信希望我回北京去工作。其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离开北京几年了，也很想念北京。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几个学生彼此对看，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老师一家离开成都回北京时，我们已经在外地工作，无法赶回来为他送行。后来，听说是周老师在川大结识的好朋友解玉葵老师一人为他送行。解老师找了一辆板板车，把周老师全家的行李放在上面，一步一步地拉到火车站。就这样，周老师静悄悄地告别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