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天津史志文化：似曾相识的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关心天津史志文化　郭凤岐

周汝昌先生文化论坛会开得非常好，听了不少研究汝老的发言，很受启发、教育，长了不少见识。特别是看了汝老的影像采访，汝老身体康健，思维敏锐，讲了很多重要问题，从心底里高兴。以上专家学者的所讲，大多是汝老在红学研究上的巨大贡献。下面，我主要从方志、历史和文化方面来讲汝老的大师风采。

我曾经三次拜访汝老，多次信件来往。使我有幸感受了汝老作为红学大家、史志、文化大家的知识渊博、学识深厚、谦虚热情、和蔼可亲。令我备受教育，深受鼓舞，十分感谢，终生难忘。

学友相会（2006年）

汝老关切天津志鉴

1999年，根据国家规定，经过市政府批准，由我主编的《天津区县年鉴》和《地方年鉴基础知识选编》开始编修。《天津区县年鉴》是以记述天津市区县内容为主的省级综合年鉴，每年编辑出版一部，2000年编辑出版创刊号，我们除了请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盛霖先生作序之外，还拟请一位学术大家作序；《地方年鉴基础知识选编》是全国第一部关于年鉴的基础知识，也拟请专家作序。

由哪位专家学者为这一刊一书作序呢？我们决定请红学家周汝昌老。汝老是红学大家、文史专家，学力高深，学识渊博，天津市津南人。用汝老自己的话说：“素来怀着一片对故里方志工作者的敬意，以及对我家乡的深切感情。”前几年，水西庄研究会开会，汝老前来参加，给了我深刻印象，使我非常敬仰。敲定拟请汝老作序后，由认识汝老的津南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忠诚，先行去京拜访汝老，提及作序之事。

2000年5月28日，我给汝老写了一封求序信，附上序稿，寄给汝老。2000年古历庚辰端阳佳节，汝老将大序撰成，给我寄来。庚辰端阳，是6月6日。这就是说，从5月28日我寄去求序信，到6月6日，不过一周时间，便写出约三千字的序言。当时，汝老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虽然身体康健、精神充沛，但是视力较差，是使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序写完的。这使我们非常感动，非常感激。

2000年6月17日，我及李忠诚等先生第一次到北京拜访汝老，诚谢汝老为《天津市区县年鉴》和《地方年鉴基础知识选编》所写的大序。

那是二楼一个小单元，书房约14平方米，封闭式的凉台使小屋光线不太好。靠西墙是一排书柜，装满了各种文史类书籍。汝老热情的欢迎我们。当听说我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又在那里做过教师，汝老便问起孟志荪先生。我说：“孟先生是我南开大学的老师。”汝老说：“孟先生是我南开中学的老师。”

在谈到天津地方史料时，汝老说：“巴金在南大教过书，他还有一本《民国天津资料》，找到后给你们。”

在谈到天津旧志时，我向汝老作了介绍：天津的志书，首创于明正德年间的《天津三卫志》；明万历二十年（1592），又修了第二部《天津三卫志》。现在明代的这两部三卫志都找不到了。现存天津志书中最早的一部，是清康熙十四年（1675）修的《天津卫志》。雍正三年（1725）天津改卫为州，九年又升州为府，管辖范围，包括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和沧州一州六县。乾隆四年（1739），编修了《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

汝老谦虚地说：“原来认为清雍正时期，天津才首创了志书，我向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对汝老说：“是我们向您老学了好多东西，您老的序写得非常好，您老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回去把序打成大字的，再送您老敲定。”

回津后，我再一次认真拜读了汝老的序。序言的前面一大部分，没有用我们准备的序稿，完全是汝老自己新写的。汝老的治学精神，使我们十分感动，十分钦佩。

汝老的序言，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特别是“方志”这一节，思想精髓，见解精辟，论述精深，角度精新，文采精练。是我国两千多年的方志历史中从未见过的好文。我把其中的一段引述于下：

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文献,简称地志，更习用的词语是“方志”。“地志”尚不难懂，而“方志”又何请耶？仅这一个字,若细讲起来，内涵意义，文化源流,那也就够一篇大论文的篇幅了；如今只用一个通俗方式来说明一下“方”与“地”的关系。

中华古训：天圆地方。今之稍有常识者就会讥笑我们先民的“不科学”∶地球地球嘛,球如何会“方”？太可笑了！

且慢笑自己老祖宗的“不科学”。我想问一句：你在“球”上定一个地点的位置，最“科学”的表述法就是东经西经、北纬南纬，各为多少度，然后这个地点就确定而无可移了。试问：科学家地理学家所用的“东西南北”之词语之观念，还不正是一个“方”吗？离开这四个“方”，你又如何指示或说明任何一个大地上的“点”呢？这就叫“天圆地方”，一点不错。我们汉文华语中，还有“职方”，有“方物”，有“方言”，有“省方问俗”……你能离得了“方”而言地吗？

地志方志，其实是以地为“纲”（区划）而记载天时、地利（形胜、物产）、人文——此谓之“三才”，即中华哲思“天人合一”的智慧认识，乃中华文化的一大思想精神。

是故，地方志表面似乎只是一种“地”的“数据”书，实则正是文化经纬——史册是“纵”的，即经，方志是“横”的，即纬——然又不是机械的，而是有机交织的。所以史与志是不容分离割裂的关系。

至于地方年鉴，就也是史、志相综合的一个重要的形态。

然若从编纂工序的角度而看事情，则年鉴又是一种“长编”的性质。比如宋贤司马温公的不朽巨制《资治通鉴》，就是先将一切可得可用的史料文献纂排为“长编”，然后剪裁洗伐，“浓缩”和“精炼”（熔铸）成为“定本”的。

据郭先生告知:《宋史·艺文志》中已然出现了“年鉴”的称目。我意这与司马公的《通鉴》长编似乎颇有关系。《通鉴》的长编巨卷,我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珍藏部得见其一段，朱墨灿然，笔削斑斓，真令人惊叹那种工程的浩大与艰巨，是太可敬可佩了。——因此我也就想到如今方志地鉴工作是何等辛苦，又须具备何等的学力与识力。”

汝老关注天津史志

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汝老只对序稿前半部进行了改写，后半部只作了些修改。个中原因，汝老在序的最后作了说明：“只核定了前半部分（实际是重写），眼就看不见了（双层放大镜……）！请先照排，然后给我一份放大的校样，以使复决为要。”

汝老除了亲自撰写的之外，在序稿的其他地方改动也较多。回津后，我又一次拜读了汝老的大序，受益匪浅，深受鼓舞。对汝老的修改进行了细致整理，个别地方作了一点补充。并遵照汝老之嘱，打印成大字稿本。2000年6月19日，我附了一封感谢信，连同大字稿本给汝老寄去，请汝老斧正敲定。

汝老的治学精神堪称表率，对序言反复推敲，一字不苟。比如他原来写“委嘱的重托”，后来改为“委嘱之重”，更精练，更确切，更显其重；在讲到《资治通鉴》善本时，在大字稿上加上“朱墨灿然，笔削斑斓”，这两句话对《资治通鉴》既给予高度评价，又说出了《通鉴》，且文采飞扬；把大字稿津门“是口岸”三字，改为“本是一处‘渡口’，发展成为水陆交通之重地”，更加准确，更加完整。在说津沽历史时，于“在元为镇”之前，增加“宋为砦”，既使津沽的历史推前了一个朝代，又符合津沽历史发展。

对于序文的几处修改，汝老在2000年7月5日给我的来信，又特意作了交代。信的内容是：

打印拙序收到，您代为修饰补充的那一处文字极好。可如此定稿吧，但原草漏去四字，请补入……

在宋为砦，在元为镇，砦字宜存史文，不可以以‘寨’代之。

又开头，“委嘱之重”，应为“委嘱之重”，删去‘托’字。”

在赐序过程中，让人感受至深的，还有汝老的谦虚精神，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

比如：汝老在大序的开头说“我对方志纯属门外”，“只为聊报雅命，实不足以当序文的本义”。事实上，汝老的序，是难得的好文，许多方志专家难以相比。汝老是红学大家，也是史志大家。

又如，在序的最后，汝老仍谦虚地说“忝（tiàn）为序者，略贡贺词，兼资方家评议，并请教正”。汝老在这里用了谦辞“忝”字，表示自己愧不敢当；用了“贡”字，表示进献之谦；用了“教正”一词，这不是一般的客套，而是虚怀若谷。

还有，汝老每次给我写信，都称“主任大鉴”，我哪里敢当，我不过是汝老的一个小学生。汝老的这种精神，充分表现了一个大学问家的风范。

汝老的大序，分别刊登于2000年《天津区县年鉴》创刊号和《地方年鉴基础知识选编》上；并将汝老的大序以《方志与年鉴》之名，刊载于2000年9月7日《今晚报》。

汝老已是90岁高龄，视力又很差。作为一般人早已在安享清福。但是，汝老却笔耕不止，在繁忙中勤奋的做学问。除了在红学等领域出了大量成果外，对天津地方史志的研究，范围很广，挖掘深邃，并有真知灼见。就我接触到的举例如下:

在大字序稿最后一页的背面，汝老加了短信：“静海县志今存之最早刊本是何年纂修的？尚可得见否？望示。又及”。

2000年7月1日，汝老在给我的来信中说：

（以上款刚写半途，三客人来了，我永远如此忙乱中“做学问”……）

又启者

闲坐得见康熙卫志，故不可知明有卫志之先驱也，明志何以“火矣”？此非偶然“失慎”，盖军卫之志涉“防虏”内容，大清入主不可复存，乃政治原因也，不知尊见以为然否？（否则不会焚板“灭迹”）。此义当领为文讨请之。

此扎披达后请电话，因恐邮失误事也。又及舍电。

拙目近盲，书字难识矣。(www.xing528.com)

再启者

东大沽是否属东丽区？如为东丽，请将东丽区文史资料专辑中有关曹锟家事者惠寄。市内河北区有曹家花园，今为何名目？有资料否，若有亦请并寄。西青区关于年画者亦望代检。谢谢。

汝老在三封信中，提出了许多精深的研究问题，诸如历史上最早的静海县志、曹锟家事、曹家花园、杨柳青年画。特别是对明代《天津三卫志》的遗失，提出了自己独特见解。在康熙《天津卫志》纂修时，明代《天津三卫志》还能得见，在《天津卫志》于明代的记述中，确也依稀可以看出一些脱胎于前志的影子。但是，到乾隆二年（1737）始修天津府、县志时，两部“三卫志”就无从寻觅了。传说，明代两部“三卫志”的遗失，是《天津卫志》刻板后，为了更好地使《天津卫志》流传，而把明代两部《天津三卫志》焚毁了。

汝老从更高的政治原因上，提出了清代为了清除明志中“防虏”内容，才故意把明志焚毁的。我认为，汝老的观点极有见地，是以往的学家从未提及的观点。历史上因政治原因焚书，乃至坑儒，并不鲜见。

2000年7月11日，我回敬汝老的来信，报告大序收到；对汝老政治原因焚毁明《天津三卫志》的独到之见，甚表赞同，并提供了汝老所需其他资料。

汝老关爱天津志人

2001年春节，汝老通过其亲戚带来了写给我的珍贵墨宝。内容是：“志林英彦郭凤岐先生沽上周汝昌（印章）”。

因为汝老已83岁高龄，视力又减退，我虽有夙愿，但我不敢、也不便向汝老求字。汝老却赐赠我墨宝，不仅使我自己受到极大鼓励和鞭策，也是对天津修志同仁的关爱、鼓舞。使我单位的同仁深受感动，将汝老的墨宝刊于2001年第2期《天津史志》封底。

2001年5月18日9点30分，我及李忠诚等先生第二次到北京拜谢汝老。我们进屋时，汝老的老伴为我们开门，汝老正趴在活腿方桌上写东西。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同我们一一握手，并说：“你们来我非常高兴。”

我把《天津市区县年鉴》和《地方年鉴基础知识选编》两本书交给汝老说：“这两部书中都有您老的序”；《天津市区县年鉴》每年出一部，都有您老的序。”汝老看了书很兴奋，说：“你们很忙，出了这么多书，不容易，不简单。”

随后，我又把《天津大辞典》送给汝老。他翻了翻《天津大辞典》问我：“大辞典都包括什么内容？编了几年？”我告诉汝老：“天津地方史志的内容，都简略地包括在里边，是按照辞书类的条目编写的，前后用了5年时间。”汝老高兴地连连称赞：“好，好！”

接着，汝老爽快地说：“《天津日报》办得不如《今晚报》好，缺少可读内容。电视上也都是各种星，也要考虑我们这些人的需要啊。我几次想给天津领导写信，说《天津日报》的事，又一想，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汝老还直率地建议我们：“同《今晚报》合作，把《今晚报》‘天津卫’专栏的文章出成单行集子。”后来，按照汝老的意见，我们多次与《今晚报》合作。

周汝昌题赠郭凤岐立幅

我向汝老介绍说：“《天津日报》领导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天津日报》总编辑滕云先生拿着刊登汝老为《天津区县年鉴》写的序的《今晚报》，对《天津日报》编辑们说：‘看人家《今晚报》搞得多好。”我并向汝老介绍了，《今晚报》已经出了几个集子，如《五大道故事》《估衣街》等。汝老说，他自己手里没有，很想要这些集子。我答应设法弄到这些书给汝老送来。并表示我们地方志办公室争取与《今晚报》合作，把涉及天津历史的文章成集出版。

在谈到天津文化时，我介绍了为提高天津的文化品位，我们搞了文人文化的研究发掘，在修志过程中对水西庄文化的发掘研究，编辑出版了《李叔同——弘一大师影志》《李叔同——弘一大师纪念集》，组织召开了李叔同——弘一大师诞辰120周年的大会等。汝老连连点头，说：“搞得好。天津一定要提高文化品位。”

我把汝老书赠我墨宝的照片送给汝老，说：“特别感谢您老题赠给我们的珍贵墨宝，写得非常之好。”汝老兴奋地说：“人家不会相信这是没视力人所写。你们可不要看轻了（指墨宝）。写那么好，要得利于天时、地利、光线、心情。这两年视力下降很快，现在要写，写不了了。有时写小字，把周字的‘口’写在了外边。很多人要我签字，都签不了，几乎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来信。”汝老并嘱咐我们：“把字画要裱好。”我表示，一定用进口材料和玻璃装裱。

汝老教导我们：“做学问，不但要占领资料，还要有悟性。要培养自己的悟性。”汝老举了字音音变的例子，说：“张个庄，就是张家庄。因为南方有的地方把‘家’说成轻音的‘个’。”

汝老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不但要专，还要知识面广。做杂家很不容易。知识面多了，各个点容易一点就通，融会贯通。”

我把上次拜会汝老时照的照片给汝老。汝老问：“这大体是什么时候照的？”我回答:去年6月17日。汝老用放大镜一张一张地仔细看，并不住赞许：“照得好，神态笑貌很自然。这要感谢西方发明照相机。要学习西方文化。我们祖先也很聪明，做事也很讲科学，不要看不起我们祖宗，天圆地方就很科学，谁说不是科学？”说到这里，汝老开怀大笑。

11点钟了，考虑汝老的身体，我们有离别之意。汝老说：“我们一见如故，海阔天空。”汝老满怀依依不舍之情说：“舍不得你们走，与你们见面太少了，不方便。”我说：“我们还会再来的。听您老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并约请汝老说：“8月份，《津南区志》召开首发式，请您老参加。”汝老高兴地说：“8月我到天津师大开红学会。”我说：“那更好了，我们把时间安排好，到时候接您老去参加发行会。”

当我们离开时，汝老将我们送到单元门口。汝老女儿送我们下楼。

2004年1月27日，我们赴京第三次拜访汝老。送给汝老我们编辑出版的《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上中下）。这3部书，包括了现存天津城区的11部旧志。

汝老非常高兴，并讲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汝老说：“人才最为重要。不论什么政策，都要人去执行。天津如不是郭公，旧志点校也弄不出来。”我马上解释：“您老过奖了。这是很多人的共同心血结晶。”

汝老说：“志书要重视人文内容。”汝老的意见切中要害。编修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志的初期阶段，经济内容约占全志的百分之六七十，人文内容只占百分二三十。显然是比例失调了。旧社会，经济不发达，所以在旧志中，经济内容很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很快，经济繁荣发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使新编志书也以经济为中心。新志强化了经济内容的记述，不可否认是对旧志的进步；但是，如果经济内容过分膨胀，忽略了与志书其他部类，特别是与经济部类的比例关系，就会造成经济与人文部类的比例失调。汝老的意见十分中肯，我们天津的志书很快进行了调整，强化了人文内容记述。

接着，汝老还询问了我们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卫所。汝老说：“卫下是要设千户所的。你们查到天津卫下，有多少千户所？”

这个问题，我过去没有注意过。我只回答了一个“宁河千户所”。表示回津后，继续考察。

汝老关心天津文化

汝老是天津人，他的天津情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淡漠，而且愈来愈加强烈。汝老对天津文化的关心是多方面的，我这里只试举水西庄文化。

水西庄的庄主，是中国查氏旺族之北查查日乾，在天津城西三五里，修建的地周百亩的文化大观园。从康熙末年始建，到“庚子事变”完全废弃，前后兴衰了一百五十多年。水西庄的兴衰历史，是清代王朝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兴衰之变的历史缩影。

水西庄的研究，从其建设时便已开始，大体经过了清代的个体研究，民国的组织研究，现今的深化研究。现在对水西庄大规模的研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地方志的编修开始的。汝老自始至终关心水西庄文化、水西庄和水西庄学会的活动。

1.汝老倡议成立水西庄研究会，有组织的研究水西庄。他说：“这个想法和愿望，怀之已久。”

在汝老的倡议下，1992年3月28日，水西庄学会正式成立。并请汝老作为学会顾问，汝老发来书面贺词说：“正值壬申之岁的芳春时节，欣闻水西庄学会宣告成立，喜幸之怀，自非片言可表。”足见汝老对水西庄学会成立的高兴心情。

2.汝老亲自前来参加水西庄学会的活动并讲了重要意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汝老。由此开始了汝老多年对我的谆谆教导。

3.汝老写了大量水西庄的文章，为水西庄文化把脉、定位。

其一，汝老对水西庄文化的意义做了精辟论述。他说：“水西庄三字，久已成为津沽文化标志的一个雅号。但它的文化意义，并不是‘园林’、‘名胜’这种通常的字眼所能宣示于世的。它的文化涵量是多层次的，也是高级次的。”

汝老把水西庄文化定位在高雅文化，其意义之重大，已经突破了水西庄的范围，使天津文化的定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关于天津的文化，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起初说天津是“文化沙漠”，继而说天津“文化积淀不深厚”，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又认为天津文化是“俗文化”等。水西庄文化的发掘研究，颠覆了所谓天津“俗文化”的理论，还原了天津文化是高雅文化与民俗文化等多元化的相融合的本质。

其二，肯定了水西庄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大观园的重要原型之一；肯定了口述史材料说明，曹家被抄家后，少年的曹雪芹（约十三岁）曾客居在水西庄史实。汝老对水西庄的发掘、研究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红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其三，首肯了查氏密友胡睿烈诗中惊现的“红楼梦”三字；我也发现查为仁诗中出现“朱（红）楼梦”三字。证明《红楼梦》书名与水西庄有关。

其四，汝老倾心关注水西庄的复建。2008年4月19日，汝老为“水西庄复建项目论坛”发来贺词，强调水西庄的每一处轩馆各有各的深厚文化内涵，要突出这一重要特点，就须留神，莫将水西庄的文化内涵淡化或趋于世俗化。

汝老在论水西庄复建的论文中，特别提出了“水”的问题。水西庄其实就是“水”西庄，水曲回廊，要用水把复建的水西庄贯穿起来。

令人遗憾的是，水西庄的复建，至今千呼万唤不出来。

几年间，对汝老的拜访，拜读汝老的大序、文章，听汝老的教诲，与汝老的通信，受赠汝老的墨宝，使我受到很大教育，得到很大收益。与汝老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汝老一直挂念着我。2007年11月29日，汝老在给韩吉辰先生的信中，代问我：南查起家，是否也与盐业有关？盼赐回音。并鼓励我说：郭凤岐先生文甚好。使我受到极大鞭策。汝老是我永远尊敬的导师。

2010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