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中国文学第一天才、旷世知音

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　刘再复

一

曹雪芹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天才，即最伟大的天才，而他的著作《红楼梦》则是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首先如此肯定曹雪芹的无比崇高地位的是周汝昌先生。他在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其“引论”就如此判断：

曹雪芹是中国第一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之一，《红楼梦》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行列的一部非凡作品。正如意大利人民一提到但丁，英国人民一提到莎士比亚，苏联人民一提到托尔斯泰而感到骄傲一样。我们中国人民也就以同样的骄傲感而念诵曹雪芹的名字。

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都是他们的祖国所确认的第一天才也是永远引以骄傲的精神天空。五十多年前，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的认识就如此走上制高点，五十年后，这一认知成了共识之后，他又道破《红楼梦》的四项伟大究竟，即：“曰思想情感之伟大；曰学识广博之伟大；曰气味品格之伟大；曰才情诗境之伟大。”（《红楼十二层》第82页，书海出版社，2005年版）所以我称他为中国第一文学天才的旷世知音。然而，周先生作为知音还不仅是这一崇高而准确的判断，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不喜欢《三国演义》而热爱《红楼梦》，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把全部生命、全部才华贡献给《红楼梦》研究。六十年钩沉探佚，六十年呕心沥血，六十年追求《红楼梦》真理，真是可歌可泣，可敬可佩。

本就敬佩周汝昌先生，现在读了周先生的私淑弟子梁归智教授的《周汝昌传》，才知道周先生原来就是一个贾宝玉，一个贾宝玉式的赤子，一个贾宝玉式的婴儿，一个贾宝玉式的痴人，一个“真真国”里的真真人。难怪他一生都做曹雪芹这一伟大“神瑛”的赤诚痴心“侍者”。梁归智先生这部传记写得真好，不仅写出周先生这个“学者”，而且写出周先生这个“人”、这颗“心灵”。很惭愧，由于沧海之隔，再加上自己的方法是“直觉”红楼文本，极少参照国内红学研究著作，因此，在读“传”之前，我竟然没读过梁先生的著作。近日连续读他的三部著作（除“传”外还有《红楼疑案》、《禅在红楼第几层》），才惊讶于周先生竟有这样一个有学问、有见地、考证悟证功夫兼备的“接班人”，更高兴的是梁先生对“红楼”的认知，尤其是对禅在红楼的重要位置的认知，完全和我相通。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看来不对，我躲藏在落基山下的“象牙之塔”之中，就完全不知梁先生早已“紧跟”导师开创了《红楼梦》探佚学，也不知道他不仅有师承的高强考证功夫，而且早已意识到，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此一见解何等宝贵！这次阅读归智兄书籍很有收获，虽隔重洋，但我与他产生了一次灵魂的共振，他的“传”写得这么好，我相信，其意义将远超于对周汝昌先生个人的评价。《红楼梦》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影响不可估量，梁先生参与的是这一不可估量的事业。

二

对于周汝昌先生，一般的认识是只知道他是《红楼梦》的考证家而不知其余。不错，周先生首先是以《红楼梦新证》而名闻天下，但是，这部“新证”可是非同小可。这部巨著超越了它之前的任何考证成就，包括超越胡适先生与俞平伯先生。胡先生与俞先生是值得我们敬重的，经过胡适的考证，鲁迅与我们这些后人才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才知道《红楼梦》是一部文学化了的“作者自叙”（鲁迅语），贾宝玉即曹雪芹的人格化身。然而，此说是不是真理，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不仅不相信，而且还大规模地声讨此说乃是异端邪说，在此语境下，周汝昌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和惊人的实证本领，开掘出曹家历史和抄本、文物等大量材料，再次证明，曹家乃是小说《红楼梦》的生活原型，曹雪芹本人又是主人公贾宝玉的原型。《红楼梦》开篇就写“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人物，曹雪芹以此暗示，这部小说是“真事隐”和“假语存”，在小说语言（假语）覆盖下是真实的故事。当然，既然是文学，故事情节与生活原貌不可能完全相等。不过，所有醉心于《红楼梦》的读者，都天然地渴求知道小说故事背后到底还“隐”了什么真事，曹雪芹没有写完的故事是什么故事，这就形成考证的文化心理前提。对此，胡适敢为天下先，第一个吃了螃蟹，其功永不可没。俞平伯先生和周汝昌先生显然都受其影响，都继续胡适“开创”的事业。可惜俞先生的考证太重情趣，局格不够大。而周汝昌先生则以《红楼梦新证》闯出新格局，也形成考证的大气象。到了周汝昌先生这里，人们再也不能不承认《红楼梦》乃是曹雪芹的自传体小说，是加上“想象”与“审美形式”的艺术化了的“自传”。周汝昌先生从“新证”开始，接着又用数十年的工夫深化研究，结果创造了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互参的红学四维结构，把“考证”推向高峰。可以说胡适是《红楼梦》考证的开创者，而周汝昌先生则是总集成者。

周汝昌崇拜曹雪芹

读了梁归智先生的《周汝昌传》，我还明确了原先的一个看法：周先生的成就不只是考证。今天借此作序的机缘，我想用八个字来评价周汝昌先生，这就是“总成考证，超越考证”。周先生的超越，是他对《红楼梦》的伟大价值具有真知灼见的发现，他不像胡适那样，虽有考证功夫却无敏锐的艺术感觉，胡适竟然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甚至认为“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1960年11月20日致苏雪林信）胡适这话未免离真理太远。与胡适相似，俞平伯先生也怀疑《红楼梦》是不是一流作品。而周汝昌先生则一再论证，说明《红楼梦》乃是“一部空前奇丽、石破天惊的伟著巨构”，曹雪芹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他的这些出自心灵深处的认知，其文学眼力和思辨能力都远在胡、俞之上，也远在当今许多红学家之上。深刻的真知逼迫他不得不对胡适和俞平伯两先生提出质疑。他感激胡适，又批评胡适，这完全是“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情怀。至于在全国性的批胡批俞的大潮流中，他的某些悲剧性表态，我想，我们只能给予理解的同情。

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我在著写《红楼四书》时，固然重新阅读《红楼梦新证》，沉浸于生活原型的想象快乐之中，也常常与李泽厚先生谈论《新证》中的趣事。泽厚兄不研究《红楼梦》，但在《美的历程》中对《红楼梦》作过精彩的评价，此后也对《红楼梦新证》作了高度的评价，可惜后者仿佛只对我一个人发表。二十年来，他多次对我说：“《新证》考证功夫远超前人与今人。我比较相信《新证》中所讲的史实。《新证》说明，曹家的衰败，完全是政治变故的结果，而不是胡适所说的自然趋势。周汝昌显然比胡适深刻，比胡适更有见解。我非常认同李先生的评价，觉得周先生不仅开掘出他人难以企及的史料，而且具有不同凡响的史识与诗识。二十年来，我无论是读周先生的《新证》，还是读周先生的《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新传》《红楼家世》《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等著作，都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这些营养概括起来，大约有三点：（1）确认《红楼梦》乃是空前绝后的中国文学的最伟大的作品；是人类世界精神水准的伟大坐标之一。（2）一切考证、探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把握《红楼梦》的无量文学价值；（3）感悟《红楼梦》关键是感悟其无人可比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什么“文学技术”之类。最后一点，周先生直接启发了我和女儿剑梅进行一场“关于第三类宗教的讨论”（参见《共悟红楼》第九章）。我完全没有想到，周汝昌先生竟然提出一个在我心中久久回荡的“大问题”，给我以极大的震撼。周先生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三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曹雪芹是一个抵达创立宗教水平的思想家、哲学家，是相当于释迦牟尼和孔子一级的大哲士。他坦率地说：(www.xing528.com)

曹雪芹文化思想，在十八世纪初期，对中国文化是一种启蒙和革命的思想，其价值与意义和他的真正历史位置，至今还缺乏充分深入的探索和估量。整整九十年前陈蜕先生提出了曹雪芹是一“创教”的伟大思想家的命题，创教者，必其思想境界之宏伟博大异乎寻常而又无古人，如孔子、释迦等人方能膺此光荣称号者也，陈蜕所见甚是，而九十年中，并无一人知其深意而予以响应

支持，则不能不为民族文化识见之趋低而兴叹致慨。（引自《东方赤子·周汝昌卷》，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周先生这篇文章，我在出国之前仿佛读过，但没有特别留心。出国后，我把《红楼梦》作为“生命体认对象”（非研究对象），把自己的情感、心灵参与其中，才读出贾宝玉乃是准基督、准释迦，才明白《红楼梦》具有宗教式的博大情怀和大慈悲精神。在此基础上，我重读周先生这篇文章，真是激动不已。阅读后的瞬间，我真想告诉所有热爱《红楼梦》的朋友一句话：“我和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的天地大境界中相逢了。”相逢后可能会有论辩，但最重要的是我和“中国最伟大的特异天才小说家”（《曹雪芹新传》自序）曹雪芹的旷世知音在一个类似宗教的大境界中相逢了。上边引述的那段话里，周先生找到一种可以表述《红楼梦》之无比宏伟的语言。这不是“超越考证”是什么？

周汝昌先生能抵达这一境界，不是考证的结果，而是悟证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不是“头脑”的结果，而是心灵的结果。正如归智先生在“传”中所说：“周汝昌研究《红楼梦》，只是凭着一颗天赋以诗才、哲思、史识的心灵，在搜集的大量史料和小说文本之间游弋感受，与作者曹雪芹作心魂的交流，这样得来的所感所见，自然与那些在新旧教条笼罩下的研究者大为不同。很自然，他的所感所见，也就不能为那些研究者所认同和理解了。”周先生用的“天赋的心灵”去和曹雪芹交流，以心传心，以心发现心，这便是悟证，便是超越考证的悟证。所以我除了用“总成考证，超越考证”八字之外，还要用另外八个字来评价周先生，这就是：

考证高峰，悟证先河。

二十年来，我在阅读《红楼梦》和写作《红楼四书》时，用悟证取代考证与论证，着意使用另一种方法和语言，使悟证更具规模，但这种“以心发现心”的方法，其实周汝昌先生已开了先河。他在《红楼十二层》中说：悟性——比考证更重要。为表达这一意思，他特作诗云：“积学方知考证难，是非颠倒态千般。谁知识力还关悟，慧性灵心放眼看”。说的多么好！倘若局限于考证或实证，周先生绝不可能重新提出陈蜕九十年前的大问题与真问题，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卓越知音。

三

我如此高度评价周汝昌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成就，并不等于说，我和周汝昌先生的学术观点完全一致。很可惜，我一直未能赢得一个机会直接向周先生请教，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会坦率地告诉他，有三个问题老是让我“牵肠挂肚”，很想和他讨论，也可以说是商榷。第一，关于后四十回即高鹗续作的评价。众所周知，周先生以极其鲜明的态度彻底否定高鹗的续作，认定高氏不仅无功，而且有罪。而我却不这么看，我认为周先生的否定只道破部分真理，也就是高鹗续书确实有许多败笔，例如让宝玉与贾兰齐赴科场而且中了举，让皇帝赐予“文妙真人”的名号与匾额，这显然与曹雪芹原有的境界差别太大。但是，后四十回毕竟给《红楼梦》一个形而上的结局，即结局于“心”（当宝钗和袭人还在寻找丢失的通灵玉石时，宝玉声明：我都有了心了，还要那玉干什么？）第一百二十回写“急流津觉迷渡口”，贾宝玉早已觉悟而远走高飞，贾雨村却徘徊于江津渡口，虽与甄士隐重逢，并听了甄的“太虚”说法，但还是不觉不悟，昏昏入睡。至此，是佛（觉即佛）是众（迷即众），便见分野了。这种禅式结局乃是哲学境界，难怪牟宗三先生对后四十回要大加赞赏。第二，周先生自己的研究早已超越考证，不知道为什么在定义“红学”时，却把“红学”限定于考证、探佚、版本等，而把对《红楼梦》文本的鉴赏、审美、批评逐出“红学”的王国之外，这是不是有点像柏拉图把诗人和戏剧家逐出他的“理想国”。第三，周先生发现脂砚斋可能就是史湘云。在“真事隐”的故事中最后是贾宝玉与史湘云实现“自首双星”的共聚，这很可信，但周先生却由此而独钟湘云，以致觉得《红楼梦》倘若让湘云取代黛玉为第一女主角会更好。这类细节问题，我心藏数个，很想与周先生“争论”一番，可惜山高路远，这种求教的机会恐怕不会有了。想到这里，真是感到遗憾。出国之前，一代红学大师就在附近，我在北京二十七年，竟未能到他那里感受一下他的卓越才华与心灵，这是多大的损失啊。此时，我只能在落基山下向他问候与致敬，并想对他说：“周先生，您是幸福的，因为您的整个人生，都紧紧地连着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生命与天才。

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