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曾相识：我的学术交流和周汝昌师

周汝昌师和我的学术交谊　严中

我与汝昌师相识相知，可谓是“三生有幸”，此“三生”不是指佛教用语：前生、今生、来生，而是指我与汝昌师的三次“奇遇”。

第一次“奇遇”是1947年冬，当时《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在12月5日发表了汝昌师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接着，《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在1948年2月20日发表了《胡适之先生致周汝昌函》，引起了我的两位兄长的注意。他们向人借来了一部《红楼梦》阅读，我趁他们没看的辰光，偷偷地翻了翻，这是我首次接触《红楼梦》。然而，它没有像演义小说那样吸引着我这个孩童。鲁迅先生在谈到读《红楼梦》时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闹秘事……”而我看见的只是宝黛钗三角恋爱，看到后来，见主人公一个个死的死了，散的散了，看到的只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因此，它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同时我虽知胡适之是北京大学校长，却不知汝昌师为何许人也。

1998年严中（右）与周汝昌合影

1949年9月，我投身革命。1953年4月调来古城南京，从此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翌年，江泽民同志从上海到南京联系工作，由我接待。他愉快地和我谈起对南京的美好印象，真是十朝兴亡事，尽人笑谈中，使我颇受启发，获益匪浅。此后，每至休沐，我和挚友陶凤仪君、季培生君，再后又和张树华君，或登周处台，或上扫叶楼，或寻台城柳，或访杏村酒，或攀燕矶头，或吊雨花墓，或探灵谷幽，或问桃叶渡，或系莫愁艇，或吹凤台箫，或过乌衣巷，或觅白鹭洲，或忆赏心亭，或泊秦淮舟，或论冶山剑，或叹故宫秋。春牛首，秋栖霞，夏钟阜，冬石头，岁岁如此，自不待言。这样，久而久之，那楚秦王气，吴宫花草，晋代衣冠，南朝烟水，李唐明月，赵宋残阳，明朝宫阙，清代湖山，天国风雨，蒋家春梦等等深沉的历史文化内涵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融化在我的血液中。南京已是我的第二故乡，生我者湘涟，长我者金陵也。

也是在1954年，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掀起了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正巧，我当时获得《机械工业》杂志优秀通讯员称号，杂志社奖励我巧元，问我要买什么书。我请杂志社买了一套精装本《红楼梦》，并将它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和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对看，但我怎么也看不出俞平伯的唯心主义在哪里，而李希凡、蓝翎的唯物主义又在哪里。因此，“批俞”方兴未艾，我的“红楼热”就冷却下来了。虽然此前的1953年，汝昌师出版了他的“划时代”的《红楼梦新证》，然而我却一无所知，否则，我“解味红楼”恐怕于斯时就开始了。

第二次与汝昌师“奇遇”是在“文革”后期。

1975年，南京图书馆成立《红楼梦》评论组、《水浒》评论组和鲁迅研究组时，我被推举为鲁迅研究组组长。我虽然热爱鲁迅著作，可相比之下，我更爱《红楼梦》。当时，尽管毛泽东提出“读《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五遍”。而那时我虽然具备读鲁迅著作的“资格”，却不具备读《红楼梦》的“资格”（我以前的那套《红楼梦》早在“文革”初期就作为“封资修”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要看，也只能看诸如《从〈红楼梦〉看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形象的封建社会衰亡史〈红楼梦〉》等评《红》著作。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书禁”洞开，我在南京新华书店排队购到了四大古典名著，并进行了认真阅读。从而悟出《三国演义》的主旨是一个“忠”字，《水浒》的主旨是一个“义”字，《西游记》的主旨是一个“诚”字，而《红楼梦》的主旨是一个“情”字——即“大旨谈胃”，按照鲁迅的说法：它是一部“世清书”。清代竹枝词中曾说：“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从此，我不但读它，而且研究它。阅读自然也不限“五遍”，而是不下数十遍。也是在这时厂一位友人借给我一套汝昌师再版的《红楼梦新证》，使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大开眼界，并产生了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江宁织造家世，《红楼梦》与南京的关系等问题的浓厚兴趣。1981年我在《金陵百花》第2期发表的《京宁何处大观园》，就是我研究《红楼梦》的“处女作”。尽管它没有多少“新论”，但毕竟是我“考红”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从此，我以“解谜金陵”和“解味红楼”这两大主题为己任。

第三次与汝昌师“奇遇”是在1982年，缘起于“靖本的故事”，从此，我拜在这位“解味道人”门下，“解味红楼”，并且是二十多年如一日（详情我将撰《我与周汝昌先生》一书以飨读者）。这样，虽然我“道行”还不算深，但我也逐渐解出一些“味”来。这就是，大凡小说无非有水写的（淡而无味）、汗写的（有咸味）、泪写的（有苦味）、血写的（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红楼梦》就是作者曹雪芹用血写成的——“字字看来皆是血”。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而要做到真正的“解味红楼”又谈何容易！——后来，我终于悟出必须从作者雪芹的江宁织造家世的血泪史入手。于是从1984年开始，便恳请汝昌师和我合作研究“江宁织造与曹家”这一课题，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他除表示我可以利用他公开发表过的所有红学、曹学成果外，还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著作以外的材料和线索。同时希望我利用南京这一人文渊薮，作进一步的材料发掘。为此，我历二十多年的艰辛，查阅了大量的方志和笔记，获得了许多前人未曾发现或未曾使用过的很有价值的材料，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汝昌师的首肯。例如，书稿初成后，我向周先生问序，先生欣然允诺，并热情复函云：

严中老友：(www.xing528.com)

方收一信，尽悉，甚慰。《红楼》刊你文，已听读，笔力遒健，而又不枝不蔓，是你独擅。你的撰作新，构思很新颖，也较“活”，比“争论集”一类题法胜强多多，就这样吧。芹居设计初定，关系大局，闻之可喜。拙序一定要写，可以是“象征性”的，无须太长。如乙酉腊前年底草成寄上，不太迟吗？——望示我以最晚期限，因杂务头绪太繁，无奈何也。

匆匆即问

冬好！新禧！

友周

严中与周汝昌合著《江宁织造与曹家》

从而我们能够在今天建设“金陵红楼梦文化博物馆”（我们建议改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同时，推出《江宁织造与曹家》一书，以真正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有人说，周汝昌是“主北说”者，而严中是“主南说”者，怎么能合作著书立说呢？殊不知，周汝昌、严中都是“求同存异”的实践者。这里我引述汝昌师为我的《红楼丛话》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来作一证明：“我与严中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天下很少有那样的情形。我们之间，有同，也有异。同，不曾成为我们互相吹捧的‘资本’；异，也不曾成为我们的‘变脸’与‘破口’（红学界是有过‘骂街红学家’的），更不曾有过丝毫‘影响’了我们的学谊。我想，只要能够这样，那么做点学问和建立学谊才算是正派的交谊，对人对己对祖国文化事业都有益的‘人际关系’。”这说得何等好呀！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汝昌师和我的学术交谊可以说是一个罕见的学术合作典范，这有我们近千封（双方合计）来往书信作证。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的撰写，亦得力于众多同道的辛勤研考，为行文简便，不及一一注明，在此谨向他们深致谢忱。

2006年12月20日于金陵悼红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