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汝昌先生是我在燕京大学国文系读书时代的大学长。自1949年秋天至1951年夏相处两年，而后音问通家，至今六十载，知交也。
世间多误以汝昌、绍昌亲兄弟，实则不然。但我们都是天津人，且祖籍均出于浙江。他家是津郊静海县咸水沽，养船大户，营东南亚货运。恰我曾祖母邢太夫人的娘家也在当地（葛沽、咸水沽、高庄子），幼年时听说老祖太外公是渔户，乃多几分亲近感。我家世居城厢，故居在东门外娘娘宫北大街，称宫北周家。1949年秋，我从天津私立渤海中学高中毕业考入燕大国文系，一年级新生入学住宿舍可以自由组合，乃与高中同学而考入经济系的吉松青同住一楼（北大称德斋）二层的230室（最北头向东的）一间。而汝昌、政扬两位研究生恰住在我们正下方的130室。
初识汝昌兄，自报家门，同乡同宗，遂呼兄唤弟。且听高班学长介绍说，汝昌兄古典文学功底深厚，精通英文，其英语系毕业论文竟是英译陆机的《文赋》，亦且因考证《红楼梦》及作者曹雪芹生平深得胡适赏识云云，衷心仰佩，想从游聆教得些门道。待日渐熟络，每日晚餐后必与徐保厘、蒋希文、汝昌兄漫步未名湖滨一小时，而后或去图书馆或回宿舍自修。汝昌兄是研究生，按规定图书馆在大阅览室尽西（？）头特给一立式书橱，设专座位，免去“搬运”参考书和笔记、卡片、笔砚之不便，令我们羡煞。而在女同学中，四年级时得优遇宿单间，“小姑独处”，乐何如之！燕大对学生的关护至今难忘。
周汝昌周绍昌，燕园同窗也。
且说当年的四人游。蒋希文有讲不完的掌故与时闻，有发不尽的感慨，一路行来一路说，滔滔洒洒，永远是漫谈的中心。汝昌颇为赞赏他的才华，至今想起仍呼为“蒋大希文”。希文兄是三年级插班生，因慕陆志韦先生所开声韵学特从上海转来，研究方向是方言。他兴趣广泛，短小精干，知多问也多，尤对哲学有偏好，所以时常就近到清华旁听，每有心得教益则啧啧有声地向我们传播。他的设问大多直指“周兄”，而周兄之从容应对则让他五体投地。保厘是我同年，于明清小说、戏曲有志，其时正在点校几种版本的《石头记》，与汝昌兄有共同话题，随时请教，得大鼓励。应当说，四人中我学养最浅，却受益最多，耳濡目染，兴味盎然。1950年暑假后，汝昌兄的《新证》稿已具规模，他曾问我是否考虑到将来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我提出《老残游记》或有可写，他颇赞同，且指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关于《老残游记》的论说。他还特别提示，版本考订与作者研究是一篇学术论文的基础，知人论世为要义。也还是基于这一传统，造就汝昌兄开拓了“曹学”的大天地，成为中国“红学”之重大分支学科。谈及王静安《人间词话》中“有我”“无我”之辩，汝昌兄问我心得，我说“有我、无我，只是文字表现手法，世间一切文学没有无我的，分别在于一在幕前直面读者，一在幕后隐身而已。两者无高下，只要诗文小说写得出，写得好，读者认可，自古都有杰作。诗文讲究意境是审美观，王静安先生是大师，有些观点与朱孟实先生的美学思想相通。”他频频点头，笑说：“有点门道了。”乃指点我“业余”读魏晋唐宋以降的文论、诗话、词话，“可以开眼界，识心性，可以怡情拓胸怀。”可惜而且辜负他的是我读书无恒心，朝秦暮楚，浅尝辄止，始终“乱”点，终不成器。何况几乎在一年间痴迷于俄、德、法国文学而不遑他顾，一时被同学讥为“走火入魔”！多年以后仍是汝昌兄和保厘的话柄。
与汝昌兄往还六十年，总能触到他感喟天人之际的深层思考。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从流放二十一年后重出“江湖”（“改正错划”），遂成为红星胡同（原无量大人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大院汝昌兄夫妇（排行第五，习呼五哥五嫂，嫂夫人毛淑仁）的常客。五嫂乡音不改，一听就是“海下”（天津通称静海地区的葛沽、咸水沽等地）人。谈到1952年春他们举家入川应成都华西大学教席之聘的种种，她说：“成都是好地方，可我住不惯，太潮湿。做饭要烧柴，吃菜离不了辣，物价虽说便宜，可人口多，日子也得掐着手指头算计才凑合过去。”“四川是天府之地，钟灵毓秀，自古出大文人和才女。汉代有司马相如、卓文君，唐有李白，宋有三苏。成都历来是人文荟之地，丞相祠，杜甫草堂，薛涛井。青城、峨眉，从到了四川，我才更切近领悟了‘风水’与人文的相生相融。‘风水’是天地自然的赐予，天时、地利、人和，其中奥秘，可悟可感知……”汝昌兄则深切体会五嫂的“柴米油盐”，感激老妻对他学术研究的支持，是包揽了家计的贤内助，伉俪情深，相濡以沫，一生不渝。汝昌兄痴嗜“灵石”，五嫂则是莳花妙手，尤善养水仙，那幽幽的冷香，每年冬至到正月元宵，竟可培三四茬几十盆。她常说，水仙花秉赋自然之气，正如湘云在大观园众姐妹中以生性豁达敦厚令人爱而生敬。
记得当年汝昌兄说将有入署之行，华西大学西语系聘他执教，且是承蒙陆志韦校长大力推荐的结果。其时《红楼梦新证》亦已定稿，他说先前曾与开明书店有约，但书店不得已悔约，可能另介出版社云云。因书稿无清样留底，就由大家分头誊抄一部备份，我抄的是曹霑（雪芹）的族谱世系。及至假期临近，我们要学期考试、交作业（我的作业是《韦庄年谱》），汝昌兄则准备西行。他离校前，文学院院长齐思和先生、系主任高名凯先生慨允寄研究生论文回来。送他全家西行的只有许政扬兄一人。近年曾与程毅中先生谈及往事，在八十年代初为搜集《许政扬文存》稿件，我负责整理“文革”后政扬遗存的残篇，黄克君整理政扬在南开大学的听讲笔记，汝昌兄写代序。而白化文、李鼎霞伉俪则委托北大图书馆的两位青年同志到原燕大男生宿舍二楼（才斋）的顶层去遍寻尘封已久的燕京学生（包括研究生）毕业论文。结果令人失望，政扬、汝昌二位的论文全无踪迹，连登记档案也未找到，只知道政扬论文题为《元曲语释》。我亲到北大验看了找到的历届论文档册，记得阎简弼先生的论文是关于宋人词集版本研究的专题。
从八十年代初至今，不觉又匆匆三十年光景，汝昌兄亦由《红楼梦新证》积平生功力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之研究而卓然成家，享誉海内，实至名归。于是，每每有朋友在交谊场合为了加深印象常常“抬出”汝昌兄的大名介绍“周绍昌”，也逼我连声申明此周非彼周，故交而已。当在坐众人对我“肃然起敬”之时，这名人效应往往令我惶恐久之。但不管怎么，朋友的善意玩笑总还因为我与汝昌先生沾边儿。
二
另一件与汝昌兄有关的名人效应则大不相同。
近日，一位挚友拿一篇某教授的论文向我询问关于汝昌先生的“道德文章”。
我一向对红学界“敬而远之”，无奈忝为燕京人且蒙不耻下问，不敢辞，谨以知见据实陈述，方不负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之学风与精神。该论文载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为容己得南威论——〈木兰花慢〉疑案前奏曲》，作者沈治钧（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读后给语言大学已退休的老同学李德津、金德厚打电话，想了解沈先生的学术，以便请教。可惜他们无所闻，素无交往，只得作罢。因为该文涉及汝昌兄、吴宓先生、凌道新先生、顾随先生间的一段公案。“摘要”指出汝昌兄有误导读者而造成一段《木兰花慢》疑案云云。对于这一公案，我一无所知，没有发言权。沈先生何不就近请教汝昌先生，若果是他的回忆文字失真，他必坦然面对，感激不尽而从容改正。或是因汝昌先生91岁高龄，不便打扰。另则，羡季先生的哲嗣顾之京教授近年仍与汝昌先生合作为老先生辑佚诗词文章出版，沈先生亦无妨请益，以利于澄清史实。此乃拙见之一。因读论文多见责问之语，直觉有异味，却不敢妄度君子而感情用事。毕竟诤言与谤语有别，瞒不过明眼人。
周汝昌书赠绍昌老弟
拙见之二是发现脚注中有几条可以提供所知真象，或可释疑一二，进而端正学风。做学问，最忌浮躁轻率，如我辈年轻时之狂妄。1951—1952年间在高校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时期，对老一辈学者的“批判”、“斗争”是何其无知。那是“以革命的名义”，与1966年的“文革”遥相呼应的演练。恕我直言，无它，痴长几岁，仅示拳拳惜才诚心，以下略陈所知。
（一）第26页注②：“《新证》作者得以由成都调动至北京，主要得力于聂绀弩之助。聂氏与蜀中学人的交游详情待考。坊间传闻‘中央特调’云云，未见凭据。”
绍昌案：记得前些年，关于汝昌兄从四川调京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事，也曾涌动一片乌云，均意在贬损。据汝昌兄《天·地·人·我》一书第356页《聂公邀我进燕都》自述：“1952—1954年，我在成都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当了两年讲师。因1953年之秋《新证》问世，聂绀弩先生见之有致赏之心，遂烦林辰先生函邀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工作。我当然愿意进京。川大不放行，冯雪峰社长请中宣部下调令，几经力争，方得如愿。”于此，他所述不谬，只是误林庚为林辰。其时出版社缺得力人手，李易先生（清华中文系学长）奉聂绀弩之命到北大向林庚先生（我的业师）咨询汝昌兄底细，托代为邀约。林先生十分赞同，乃致函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举荐，并另函汝昌兄邀他来京。此事是我听林庚先生亲口所说，“周汝昌调回‘人民文学’，李易找过我，说聂绀弩约我代他邀请，就写信（给周汝昌）了。”（近查林先生给周兄的原信仍在。）(www.xing528.com)
至于该条注文“坊间传闻”，不知何所据所指，作者想说明什么问题，亦令我不解。若暗伏玄机则大可不必，不妨挑明了更磊落。“中央特调”与否，与汝昌兄自述的中宣部下调令之有无其事，不妨查他的个人档案，或人民文学出版社人事处工作档。当时我任职外文出版社的《人民画报》编辑部，人事部门隶中宣部无疑。沈先生既然存疑，何不一追到底？沈先生愤愤然汝昌兄与吴宓先生等名流的一段交往，既属“心存攀附”，此注亦一证据，“坊间传闻”不能容忍耳。
（二）《学报》第27页注③：“……曾就读于燕京大学国文系的一位老前辈来电话告知，《新证》作者与许政扬同为燕京大学国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同年级同专业仅此二人），1952年夏，许政扬如期毕业，分配至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开设中国文学史系列课程。《新政》作者则因毕业无望，已先期远赴成都华西大学外语系任教，讲授英语课程，无缘于中国语言文学讲台。《周汝昌自传》第137页附外语系本科生毕业证书影印件，《我与胡适先生》第136页附文学院学生成绩簿封面影印件，均无国文系研究生毕业证书影印件。查《燕京大学学生名录（1919—1952）》，于1949年至1952年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名录中仅许政扬一人而已，可证《新证》作者确未毕业。见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4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坊间传闻，其研究生毕业论文题为《宋词语言的研究》，但查无实据，当未撰成或未通过……”
绍昌案：以上节删此条注释的末尾，因不预闻其是非，不敢妄言。而关于汝昌兄在燕京读研究生的史实，以及是否因“毕业无望”而“远赴成都”执教等等，谨提供知见以正视听，或能为沈先生释惑。
我之知见，除本篇之第一节所记与汝昌先生交往之概略外，1997—2000年前后，我参加《燕京大学史稿》工作，为副主编之一。其中有关国文系历史以及国文系师生（人物）小传之内容，均在杨敏如、林焘、张茵陈诸师辈学长指导下，参照文献记载及钱家钰、宋毓珂、吴华英学长提供的史料，执笔整理并由编委会终审定稿。《史稿》由人民中国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与《史稿》同时并行的是由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我应卢念高学长之命撰孙楷第先生、许政扬学长传略（另有专文发表于《燕京学报》）。
周汝昌与周绍昌信札
《史稿》第719页至720页载有《周汝昌》条：“周汝昌，中国文学研究家、著名红学家。字玉言，号解味道人。1918年生于天津静海县，194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后入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历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成都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兼研究员（以下略）。”《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第178页《周汝昌传略》，作者伦玲系汝昌兄三女儿：“1949父亲出色地完成了西语系本科的学业后，又升入中文系研究院深造。”查《中国百科大辞典》第一、第二版《周汝昌》条目释文与《史稿》无异。沈先生对汝昌先生曾“入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本无疑议，所疑的焦点在于汝昌兄是否从研究院毕业，且下了结论“否”，并提出两个证据，一是某前辈的电话告知，一是学生名录。结论则又提第二个“坊间传闻”的周先生论文题目，“查无实据”“当未撰成或未通过”云云。
可以明确奉闻，误。
传话的某前辈当为我同系校友，敢问是哪位，何为隐其名？所称政扬兄情况确实无误。南开大学宁宗一教授（政扬的助教、弟子）在追思政扬的文章中曾揭露，在1958年“拔白旗”政治运动中，有一位燕京同学污蔑政扬剽窃导师孙楷第先生《高祖还乡》的手稿（见大象出版社2002年《教书人手记》第102页）。不知此公当年是蓄意还是被“授意”的无奈之举？窃以为必有不可告人之苦衷。至于汝昌兄应聘入川，因为“毕业无望”云云的臆语，是否也出于此公，不敢妄断，似曾相识耳。无论是哪位本系学长，沈先生不妨推诚相告，有以教我，免致燕京人之间相互猜疑。若有冒犯，先谢罪于此。流言可畏也。
其二，《燕京大学学生名录》我已查明，但沈先生不是燕京人，不解《名录》的体例。刘美德学长在“说明”中已有：“是摘抄当年入学的学生。”“当年入学”即报到后在注册课记录在册的，均依年份标以学号，例如我的学号49550，并不显示系别与年级，包括插班（转学）生、研究生，凡新入学者都属49学号。只是《名录》用“O”号标出研究生，如政扬。而周先生是本科直接升研究生，不必再报到，故不录入新生名册。且，《名录》根本不具有“毕业”与否的功用，风马牛耳。于燕京人，此为常识。沈先生的结论自不能成立，未知是否另有根据？
再者“坊间”一说未免故弄玄虚，请查《许政扬文存》周先生写的《代序》，以及周先生自己在几处讲述论文的题目即《宋词语言的研究》（或《宋词的词语考释》，沈先生或从他处得知，明指岂不更“实”。关键在于周先生倾毕生精力的业绩明摆在学者和读者面前，何疑之有？枉了也。至于他的论文通过没有，他算不算研究生毕业，或未获学位，燕京大学1948年后再未授硕士学位，1949年以后本科生亦不授学士。1952年上半年，陆校长、齐院长都是思想改造、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和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中的批判重点，燕大行政的正常秩序已被“革命”，政扬、汝昌的毕业论文（前文已述）查找不到即是明证之一，且政扬兄遗物中也未见研究生毕业证书。我们的个人档案经过多次政审，总可以为学历的权威根据。沈先生的学术研究，恐走偏锋矣！
周绍昌与编者周伦玲在2010年天津“周汝昌文化论坛”上合影
其三，学报同页注④，显现沈先生做学问心思细密，略称：“周先生自称与凌氏（凌道新先生）是南开中学、燕京大学的两度同窗，而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则称凌氏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未知孰是。”
绍昌案：这又是常识问题。当年在大学读书，转系自由，系主任与院长批准即可。中学转学插班更属常事。周、凌系南开中学同学，后因侵华日军炸毁南开中学，周先生转学工商学院附中，凌先生转耀华中学。而已。
综上拙识，供沈先生及学界、读者匡谬。
2009年10月2日
绍昌附言：本篇在《人民政协报》发表，惜乎编辑“先生”是删削未经本人校订，错讹多出，至感遗憾。再者，11月26日晚，惊动沈治钧先生打来电话，澄清动机云云，乃告诫他我之本意在端正学风，绝无恶意，望“到此为止”。承沈君实告所称“老前辈”者即身在香港的知名人士梅节先生。我才恍然，背后拿沈先生当枪使的人竟是燕京新闻系五誘年入学且与汝昌及我等不相识无交往的梅挺秀。从沈文与他在沈文发表后再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可证，不磊落的是此公！不知“道德文章”之于今时当作何解！怕也怕也！到此为止吧！
200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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