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体系的搭车者还是和平发展的责任者？

一、中国是国际体系“搭车者”吗

“搭便车”是任何人类组织中都会存在的现象，简单说就是组织成员享受了组织提供的好处但不愿为其支付成本。其理论首创者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en）认为，“搭便车”行为的根源是“个人的努力不会对他的组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不管他是否为组织出过力，他都能够享受其他人带来的好处”^［1］。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来说，既无法“搭车”也不愿“搭车”，这首先集中体现在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上。

中国的经济成就确实得益于全球化，但其巨大规模也决定了其发展需要的满足必然对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在客观上不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搭车者”。截至2008年底，中国的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分别为11 325.6亿美元和14 306.9亿美元，中国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见图7—1）。虽然2009年因金融危机进出口额均有所下降，但中国仍以12 016.6亿美元的出口总额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利用外资方面，1979—2006年中国实际累计利用外资总额达8 762.26亿美元（见图7—2），实际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则达到6 854.37亿美元（见图7—3）。

图7—1　中国对外贸易额增长趋势（1978—2008年）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

图7—2　中国利用外资总额（1979—2006年）

资料来源：同图7—1。

图7—3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1979—2006年）

资料来源：同图7—1。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额的迅速增长归根到底还是源于13亿人口的发展需要。换言之，中国为了自身发展一方面必然享受全球化的收益，但另一方面也在为世界提供以第一大人口规模为基础的市场，积极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为国际社会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www.xing528.com)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推出的约40 000亿人民币（约合5 860亿美元）财政计划不仅有效刺激了国内需求，而且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图7—4所示，在国内需求推动下，从2008年9月金融危机发生至2010年5月，虽然中国进口额曾大幅下滑且起伏不定，但整体还是维持了明显上升趋势，这无疑为危机中世界市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中国在2008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就已达20%，2009年更是超过50%。在此基础上，中国又在加紧制定鼓励进口措施，而首个促进进口的服务平台——上海进口商品展示贸易中心已在浦东成立，并于2011年一季度投入运营。可见，享受全球化收益和促进全球化发展对中国来说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由于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崛起^［2］，所以必然拥有旺盛的国内需求，

图7—4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进口额变化趋势（2008年9月—2010年5月）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整理，见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370/module3760/page3.htm。

而在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当代世界，这种国内需求又必然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客观上使中国在享受全球化收益的同时，必然为国际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主观愿望看，中国自身也希望为国际社会建设作出贡献。首先，中国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大国，并坚持权责利对等原则。新中国每届政府最高领导人都曾公开作过“中国是一个大国，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类似表述，说明中国从来不逃避责任，相反还愿主动承担责任。《蜘蛛侠》是风靡世界的一部美国电影，其中一句经典台词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蜘蛛侠既然拥有超能力就理应对抗邪恶、保护弱小。这部电影在中国市场的成功无疑表明，这一西方社会价值观同样获得了中国社会的认可，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文化基因中的“侠义文化”，即武功高强的人就应扬善除恶、维护正义。中国香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就在其风靡华人世界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这样正义的大侠形象。可见，“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实际是沟通东西方社会的共同价值，反映到国家层面，就是中国因自己的大国身份而从不逃避责任。但另一方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也隐含着能力、责任和权利必须对等的原则。换言之，“责任越大”的前提是“能力越大”，如果非要承担超越自己能力的责任，那不仅不能拯救别人，反而还得让别人拯救自己。中国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虽然能力比过去明显增强，应该并且已主动承担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但毕竟未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所以尽管积累了5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但绝大部分还必须满足国内发展之需。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首要责任必须是成功的内部治理，其次才是有限的对外责任，同时必须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实现权责利的统一。

其次，中国愿意为国际社会的稳定作出贡献以创造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以研究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闻名于世，在他看来，国际社会应寻求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3］实际上，国家与国际社会这种共生关系可上溯到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与城邦关系的论述，即“人类是自然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因为“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正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4］。与此对照，当代中国愿意全面参与并主动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对外战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将自己视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之一，从而使自身发展必须依赖国际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才能获得“至善”，或者套用伟大美国先贤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危难之时的那句名言：“如果我们不团结一致，就将被各个击破。”（If we do not hang together，we will all hang separately.）正因为如此，中国已主动在事关人类共同体存续的诸多全球性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真正做到了“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最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愿受制于人。中国不称霸，但也不会受制于人。考察当代中国行为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距今并不遥远的近代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都是一个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的国家，这使得当代中国对独立和自主颇有感触，因此也更加珍惜。但“搭便车”战略的一大恶果正是接受霸权国领导和干预，从而有损国家主权。所以，相对于“搭便车”战略，中国更明确地选择了“伙伴战略”，其优势在于既能保持独立自主，又能与其他国家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其核心虽源自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和而不同”，但也完全可以在西方文化赖以存续的社会契约思想中找到共鸣，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正视矛盾、和平共处，这正是和谐世界的内涵所在。因此，中国文化的内在基因再次说明，中国不愿采取“搭便车”战略。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客观条件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中国都不是国际社会的“搭车者”，而是愿意在兼顾国内国际发展基础上为国际社会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这具体体现在积极倡导联合国公正合理改革、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挑战、认真履行条约义务、积极发展伙伴关系和构建地区合作机制等诸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