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国际视角下中国的责任

一、国际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知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伟大变革和重新融入世界的历史进程。30多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远比过去100多年的时间来得彻底。对于中国这一现代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国际社会正经历着从俯视到平视，有可能再到仰视的转变过程。一开始，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将中国视为有待改造的对象，试图通过将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这样，中国就成为典型的西方阵营的一员，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就成为西方可以掌控并加以利用的力量。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对自主道路的坚持，西方不得不正视改造战略的失败，随即通过软硬手段多管齐下来限制中国的发展，甚至不惜成为现状的“修正者”，通过违反公认的规则体系来为中国发展制造难题。当然，中国的崛起势头再次宣告了遏制战略的失效，并重新塑造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集体心理。可以说，外部世界的心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和痛苦：既对中国的发展奇迹倍感惊讶，又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惶恐不安；承认中国崛起的事实，但难以认同和真正接受作为独特异质的中国方式；既期待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又对中国的影响拓展和力量使用充满疑虑。

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心态同样复杂。不可否认，有不少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持肯定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发展潜力和不足，为外部世界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因各种原因，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要么受偏见左右，要么充满着误解。归纳起来，无非存在以下几种论调：

一是救世论^［1］。当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世界经济前景黯淡一片的时候，中国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刺激措施不仅率先走出危机，成功实现“保八”的增长目标，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成为危机终结和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西方人竞相反思一个现代国际体系的后来者何以一改过去100多年的颓势，保持了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在对中国的经济奇迹感到惊讶的同时，开始鼓吹中国拯救世界的荒谬论调。在他们看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角色不再是可有可无，甚至提升到与美国力量对等的G2高度也不稀奇。中国不断增大的GDP总量、庞大的外汇储备对于世界经济的回暖向好具有决定性意义，甚至只有中国才能拯救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就连好莱坞大片《2012》也在渲染中国的救世主角色。既然如此，中国不仅有能力更有责任为全球谋福利、作贡献。

二是威胁论^［2］。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威胁论”就开始出现，并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而持续发酵，一度成为国际主流的对华舆论基调。在威胁论者看来，从政治体制到战略安全，从经济发展到意识形态，中国与主流国际社会不仅格格不入，而且对后者构成了巨大挑战。具体到发展问题上，中国的市场自由化和中产阶级成长并没有自动导致民主化的到来，政治上的“专制”和“低人权”对全球民主阵营不能不说是一种“威胁”。备受西方指责的还包括中国通过操作汇率和压低成本制造竞争优势，在加剧全球贸易收支不平衡的同时也抢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饭碗，致使工厂大量倒闭，失业率持续增高；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资源的需求是个无底洞，直接推动了全球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中国在非洲等地的投资和开发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直接造成了当地的资源透支和冲突升级；中国的经济活动与全球加速变暖和环境恶化脱不了干系；等等。既然中国是上述发展问题的始作俑者，那么其他各国就必须在各种发展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对中国施压，以此来限制中国的发展。(www.xing528.com)

三是“搭便车”论^［3］。简单地说，这种论调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搭了现行国际体系的“便车”。如果没有全球开放的自由贸易环境和完整的分工体系，中国经济的活力难以得到真正释放，发展成就将大打折扣。中国享受了现行国际秩序的好处，却拒绝分担成本。如果以前因为总体力量弱小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就必须有所担当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表现出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仍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拒绝支付任何成本。从中国公众到领导人，都对负责维持秩序的埋单行为抱有高度警惕，生怕陷入西方设定的责任陷阱。既然如此，避免中国“免费搭车”的方法就是确立国际体系新的准入条件，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击，以此来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

以上三种论调只是简单列举，而非国际社会看待中国的全部心态。这意味着随着力量的不断增强，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渐趋复杂。这些论调有其合理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期待和担忧，但更多的是外部对中国认识的误解和错位。中国显然不能以这是捧杀、阴谋或是别有用心为由一概加以拒斥，而需要认真分析这些舆论形成的机理，用事实说话、以道理服人。细究起来，这些声音的出现存在两个基本路径：第一，中国自身的宣传落后于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国常常是做得多说得少，就算说也惯于运用口号式或抽象性语言来表达中国形象，既难以理解又相对片面。国际社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甚至道听途说来解读中国。第二，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存在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中国和西方在现代化的谱系中实际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具有不同的关注议题。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优先考虑的是物质利益，而很大程度上步入后现代的西方则将人权、环境等抽象权利视为头等重要的问题。由于确信其主张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西方就不假思索地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中国的国际行为。符合其愿望的东西它们会大加鼓励、积极诱导，进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期望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而当中国强调自身特殊性时，它们就大为恼火，数落中国种种“不负责”的行为，使中国陷入道德和利益上的两难境地。

这两条路径有时又会相互作用，强化各自先前形成的稳固意向。由于认为国际社会总是对中国充满敌视、别有用心，中国在进行政策阐述时就很难做到完全透明。相应地，国际社会就只能根据自己的一知半解来解读中国，进一步印证了以前的偏见。其结果就是中外之间的认知差距不断拉大，战略猜疑大为加剧，利益性的争端就很容易被政治化，无形中增加了相互交往的成本。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加速崛起而导致的中外力量对比变化，这种认知差距带来的后果就更加难以预期和控制了。

中外双方都需要一个调适过程，建构起更具理性和现实的战略框架。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需要从长期形成的自我中心主义和道德优越感中解放出来，反思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的现代性范式在认识中国问题上的局限性，真正正视中国存在的异常复杂性，进而放弃将中国改造成为典型西方阵营一员的雄心和幻想。中国则需要扫除百年的历史悲情和虚骄的民族主义，培育出健康、理性的国民心态，既彰显大国应有的自信，积极回应外部社会的种种猜疑，又对外部的过高期望时刻保持清醒，将一个客观、多元的中国展现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