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历史的影响及大国责任

一、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

中国实行和平对外政策，承担国际责任，担当负责任大国角色，既是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内在驱动和外在表现。中国历史文化雄厚，蕴含着柔和贵中的哲学韵味，政治道德与思想文化是统一的，修“王道”而非“霸道”，不会主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而追求中华文化的“怀柔”作用和“抚远”效果。中国文化的亲和力与吸引力，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整个东亚文明的形成。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以开放的姿态和开阔的胸怀迎接周边国家甚至是欧洲等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度，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朝廷以礼相待并赐予其官职。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密切，关系融洽，逐渐形成中华文化圈，重视“和”、“合”、“仁”、“礼”、“信”。

1.和合观

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的“和合”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和平友好外交政策，塑造了负责任国家的形象。

——中国人崇尚自然之美。老子主张“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万物一样从属于道的法则，契合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思想。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是自然之人，人与天地万物统一为一体。中国古人通过物候观测，逐渐总结出二十四节气历法，发现生物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特性，强调顺应天时的观念等，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今天，中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因而积极采取措施，主动承担减排责任，营造低碳生活方式，开发新能源、应用绿色产品，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中国人崇尚和谐之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和合文化，“和”有和睦、和平、和谐之意，“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在国家关系上，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国家间应和平交往，避免武力征伐；又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应用到国家交往中，指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求同存异。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以德服人，强调道德感召力和文化吸引力，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2］，不强加自己的意志于人，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被誉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镌刻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厅。今天中国提倡的“和谐世界”理论与和平共处外交政策，主张的“睦邻友好”、“求同存异”、“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样性”以及“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等，都以“和”、“合”等为思想源泉，包含中庸之道，“和而不同”，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具有普世意义。

——中国人崇尚开放之心。中华文化对于外来文化一直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相互交往、吸收、融合。诞生于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广为传播，经典著述甚多，影响之远、研究之深、传播之广，前所未有。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接纳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一视同仁，和平共处。正是开放的心态，造就了汉唐盛世的文化繁荣景象。今天，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阶段，吸收接纳世界各国到中国投资，奉行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对来自各国的优秀文化兼容并蓄。开放之心还在于胸怀宽阔，以宽厚仁爱待人，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4］。中国人从老子时代就认为阴阳合一，二者对立统一，两极分离，包容矛盾，并始终认为尊重世界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维持和谐国际关系的基础，坚持包容精神，提倡不同文明、社会制度平等对话、合作共赢，世界多元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辅相成。

2.利义说(www.xing528.com)

中国古代在与各国交往中，秉持“厚往薄来”原则，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在乎一个“义”字。孔子认为应将义作为行为准则，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5］甚至认为，以利行事会导致怨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6］，“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7］，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位置。人与人交往是如此，国与国交往也是这样，有的国家为了追求本国经济利益，肆意掠夺别国财富，加重了经济不平等，破坏了世界的和谐局面。

由利义观而引申出的公平、正义观念被中国在国际上广泛运用。对于义与利的看法反映了中国一向追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8］的国际情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主持公平、正义，不附带任何条件，克服自己经济能力有限的困难，对外慷慨援助，支持贫穷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在非洲架桥梁、修铁路、造堤坝、建工厂，推动其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的就是追求自身所秉承的责任观，这也是负责任大国的行为动机。只有真正重视义才能真正公正、自愿、完全地履行国际责任。中国在道德上始终保持浩然正气，在国际场合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坚持原则，承担而非推卸责任，富有正义感，无不显示出注重道义这一儒家传统的强大影响力。

利与义其实并不矛盾，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强调“利”与“义”的统一。在当今世界经济中，中国一直积极倡导尊重发展中国家利益，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在维护本国的正当国家利益时，充分尊重他国利益，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双赢。在平等基础上，大力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减免债务和关税，推动消除贫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发展效果。推动成立了1 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对外签署了6 500亿元人民币的国际货币互换协议。免除了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2 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9］这正是我们在履行促进世界发展中的责任，而传统的利义观正是中国承担世界发展责任的道德源泉、信念支撑和指导原则。

3.王道论

王道是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尊“王道”贬“霸道”，提倡以德怀人的“王道”，反对以力逼人的“霸道”，相信“王道乐土”能使“近者说，远者来”^［10］，从而共享太平。孔子认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11］，这句话的意思是，既不准别国侵略自己，也不会去侵略别国，这体现的不正是“兼爱非攻”的王道思想吗？

王道表现为“非攻”，不崇尚武力，号召“化干戈为玉帛”，主张“文治”，虽然备兵但不常用，用兵但不求其土。明朝郑和率领数千人的庞大舰队七次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虽全副武装，实力强大，却没有发生任何侵略行为，树立了国威国信。王道在外交上表现为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兼顾道义原则，即不以大欺小、不以强凌弱、不以邻为壑，而是适当照顾邻国利益；反对过度地对外扩张与干涉，反对滥用武力，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的矛盾。^［12］王道还表现为亲和力，国力鼎盛的唐宋时朝，开辟“丝绸之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待外邦使者非常热情、客气，以礼相待，展示出中国文化的亲和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扩张，不搞军备竞赛，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不结盟，不称霸。中国在周边采取“睦邻、安邻、富邻”政策，主张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争端，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推进“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