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敏，河北安平人，生于1943年。1967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工作，任内蒙古《兵团战友报》编辑、记者，北京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组织干事。转业后历任《新港》月刊编辑、小说组长、副主编，天津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天津文学》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文联第三届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主席团成员。1984年开始与肖亦农合作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灰腾梁》等。
《灰腾梁》包括《灰腾梁》《失落在河谷的爱》《枣红色的腈纶衫》《残阳》《西风古道》以及《山风》等六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全部取材于鄂尔多斯高原的生活，以其特有的酣畅淋漓、粗犷泼辣的笔触，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鄂尔多斯高原这块蒙汉文化交汇处古老土地上的历史变迁和人文风情，塑造出多里娅、巴主任、万秋生、黄岩、赵二老汉等一系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命运、追求和心路历程烙印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具有深广的社会认识价值和凝重的艺术魅力。著名作家蒋子龙在《灰腾梁》序中评价说：作家“真砍实杀地写生活，写人物，写故事，每篇作品都很好读，人物和故事亲切感人。”《枣红色的腈纶衫》获天津市第二届鲁迅文艺奖佳作奖，《山风》获天津市第三届鲁迅文艺奖优秀作品奖、内蒙古第二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灰腾梁》获天津市第四届鲁迅文艺奖优秀作品奖。
《灰腾梁》深刻揭示了改革大潮冲击下鄂尔多斯人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的急遽嬗变。鄂尔多斯高原虽不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重地，但也绝不是改革浪潮的避风港，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特别是经济政治生活的飞速发展，宛如浩荡春风吹拂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令人目不暇接的快节奏改变社会面貌，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面貌。《灰腾梁》的作者善于运用细节描写，通过人物心灵中新与旧的矛盾冲突，巧妙地反映了这种变革是何等巨大、何等深入。
中篇小说《枣红色的腈纶衫》描写毛乌素沙原的赵二老汉致富后，花四元半钱买了一件枣红色的腈纶衫。就是这件不起眼的腈纶衫，足足让老汉占尽风流，又出够洋相，还“闹得全村惶惶然”。这故事看似荒唐，却合情合理，情趣的诙谐性和题旨的严肃性融而为一，引人发笑又启人深思，亦庄亦谐，庄谐有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现实生活的新面貌、新矛盾。
小说没有因袭有些作品写农民富裕起来后进城购买高档商品的俗套，而是以一件腈纶衫在响沙湾引起的轰动和反响，高度典型化地概括了这种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充分的条件帮助农民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但由于“左”的偏差，一再坐失良机。一场场“阶级斗争”的闪电雷鸣，摧毁着本来就很脆弱的农业生产力，特别是响沙湾这样偏远、荒僻的地区，庄户人兜里更是缺“票票”。他们世代相沿，形成最简单、最节省的穿“光筒子”的习惯。主人公赵二老汉，从“二小小”到“二后生”，再到今天的“二老汉”，整整一个花甲，就是这么过来的。老汉甚至还穿过用装水泥的牛皮纸袋缝的棉裤里：“一走路嘶嘶啦啦的，活像里面藏着几只小老鼠。”如今遇上好政策，他才和所有的庄户人一样，“一下子活套得像出笼的鸟，入海的鱼，可以甩开膀子扑闹好光景了”。他靠大面积种葵花冒了尖，还成了致富的模范，“家里不再缺钱票票”，这才舍得花钱买一件枣红色的腈纶衫，从此结束了穿“光筒子”的历史。
张少敏
不仅赵二老汉诀别过去，开始了走向未来的新起点，而且“随着二老汉这件枣红的腈纶衫的出现，大有在响沙湾结束‘光筒子’时代的可能”。当赵二老汉敞开袄襟，露着“红领口、红肚肚”的腈纶衫，在村头一出现，村子里的男男女女，老少婆姨，一下子把他团团围住。过去是听过的没见过，见过的没摸过，更甭说穿过了。百闻不如一见，现在腈纶衫就穿在二老汉的身上，它“给乡亲们的认识论也来了个飞跃，一下子从‘听过’，上升到‘摸过’的水平”。人们越聚越多，争相揪揪摸摸。那排场真赛过骑大马、戴红花，胜似敲锣打鼓、夹道欢呼，热闹非常。直至临睡觉前，慕名前来参观腈纶衫的乡亲还又来了几批，“不少人表示也打闹这么一件”。叹赏者有之，艳羡者有之，效仿者也有之，它反映了农民要求改变生活条件的强烈欲望，标志着安贫守拙，甚至愈穷愈光荣的苦行僧式的愚蠢信条已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同时展示了我国农民必将在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指引下，沿着劳动致富的道路继续大踏步前进的历史趋势。
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变化，也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改革是十分艰巨的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在某些地区，旧习惯势力和愚昧无知都会构成强大阻力。赵二老汉在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上打了翻身仗，还准备响应县里号召，带头在响沙梁植树，根治沙害，改善生产条件。从二老汉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代农民精神面貌的解放感、生活富裕的充实感和对前途满怀信心的自豪感。可是，这位雄赳赳的致富模范由于缺乏科学知识的武装，在守旧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的进攻面前却变得何等脆弱。自打腈纶衫放电现象被认为是得罪了响沙梁的“庙神神”和“鬼火”显灵之后，村里人为了“避邪”，纷纷“笼火”和戴上红布条，二老汉变成了人们取笑和幸灾乐祸的对象，听任老伴请来“刘半仙”替他占卦禳灾。世界已进入了电子时代，在广袤的农村竟还有响沙湾这样“被科学知识遗忘了的角落”。封建迷信观念和习惯势力，已经成为农村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严重障碍。“只有抓好文化教育”，才能彻底改变那种沿袭了千百年的传统的生产和思想方式，这是赵二老汉和乡亲们在明白腈纶衫放电和响沙梁为什么会响的科学道理后，终予认可的结论。彻底摆脱旧传统、旧观念束缚的我国农民，将会创造更加巨大的生产力。
《腈纶衫》用工细之笔展开心理刻绘，充分揭示了赵二老汉性格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作品深刻把握和深入描绘了主人公赵二老汉独特的心理结构史，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较高历史深度、时代特色和审美价值的致富农民的形象。他吃苦耐劳而又很会动脑筋，他质朴、本分，又颇有点阿Q式的狡黠和圆滑，成为冒尖户后，他“肥得流油”，却偏偏冲娃他姨哭穷。他身着枣红色腈纶衫回到村里，着实炫耀风光一番，可又时时警惕别人敲竹杠，生怕别人说腈纶衫是公社奖的而被充公。小说对老汉买腈纶衫过程中的心理动势的刻写，尤其传神。先写他挑衣的精细。老汉在招待所尝够“光筒子”的苦头，下决心买件漂亮的内衫。可他来到街上并非见着就买，他先在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衣铺上仔细“瞭”，胸有成竹地挑中他最满意的“青松”牌枣红色腈纶衫。衫的颜色、长度、质地和商标上“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吉祥含义，都正对他的心思。次写问价码。看准了却又不急于买，因为他还不知道价码。在这点上，他还是更相信公家的买卖。那位高喊“赔本赚吆喝”的个体户，骗不了他：“别说赔本，你小子少赚了都不干！”但他又不一口回绝那汉子：“这叫欲擒先纵”，留有余地。最后写他讨价还价。老汉从公家铺子看准了价钱，心里有了底，反过来再同那位个体户讨价还价。实在占不了便宜，这才心安理得地从国营店买下了腈纶衫。通过对老汉周旋于国营商店和个体摊贩之间内心奥秘的披露，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一位害怕吃亏、想占便宜、精打细算的农民老汉相当典型的性格和心理。
其次，《灰腾梁》成功塑造了黄岩等青年改革家、企业家的形象。说起改革家，在新时期文学形象中，自从赫赫有名的乔厂长上任之后，接踵而来的有车篷宽（《开拓者》）、傅连山（《祸起萧墙》）、郑子云（《沉重的翅膀》），刘钊（《花园街五号》）、武耕新（《燕赵悲歌》）、李向南（《新星》）等等，已足够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名流云集的“改革家协会”了。小说《西风古道》又推出了一位青年新型企业改革家形象。改革的现实呼唤改革的文学。青年改革家形象的成批涌现，完全符合中国广大城乡改革开放事业蓬勃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小说中精心刻画的“点五”形象别具一种动人的魅力。
按照改革者形象塑造的一般模式，改革者要么原先是有魄力、有建树而又屡屡不得志的实干家，要么是被省里市里的某位独具慧眼的大人物所发现和重用。但不管是自己干出来的还是由伯乐们荐举提拔上来的，他们似乎总是高人一头、非同凡夫俗子，因而他们成为时代强者便被带上某种必然性。而“点五”即古原市长途客运公司女经理黄岩，不过是由省城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古原市长途客运公司保养厂工作的一位普普通通的技术员。完全是偶然，使她在一个早上，没经任何酝酿就被推上了改革的前台。市工交系统内定的新处级班子中具有大专文凭的，和上届相比，下降了零点五。而若再多出一个大专生，整个比例就会由负“点五”变成正“点五”。于是，工交办主任赵登榜从长途客运公司大专生档案中魔术般拈出个无人知晓的黄岩，顶掉了原拟留任的公司经理于凡。黄岩，亦就成了“点五”、“点经理”。这样，从表面看，黄岩出任公司经理完全是偶然。但这篇作品妙就妙在“偶然”，脱俗也脱俗在“偶然”。须知，美学从不摒拒偶然。巴尔扎克也说：“偶然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没有偶然性，也就失去了普泛性。通过黄岩偶然的被“请”上台，正说明她不过是强劲的改革之风吹拂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代风流中的一位普通代表而已。另一方面，黄岩未经考核就被委以重任，这又很切中用人问题和组织工作中官僚主义作风的时弊，显示了小说洞烛现实的艺术穿透力。
不少作家力图从外在因素与内在机制相复合的视角刻塑改革家形象的崇高。《西风古道》中的“点五”既不是牛高马大的壮汉，也不具备饱经风霜和忧患的粗犷老练的面容，而是一个“娇娇嫩嫩”的女经理。小说通过强者人格与女性娇美风仪的强烈反差，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巾帼改革家的形象，不能说不是一个大胆创造。在作品中，“点经理”完全具备一位开拓型、进取型企业家必须具备的意志、魄力和睿智。她上任伊始，上级就给公司下达了“二百万”的硬任务，连前任经理于凡对这样高的指标，都感到惊讶和难以完成。黄岩却把这个任务勇敢地接了过来，利用古原毗邻名胜古迹和大都会的有利条件，开办旅游营运业务，迅速打开了局面。之后，又雄心勃勃地深入交通闭塞的仙山山区和秦直道遗址考察，实现了开辟仙山线的计划。作为一位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新型企业家，黄岩具有深厚的科学文化素养，并善于将现代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采取节油新技术，使运输成本每公里下降一厘，从而使被挪用投资仙山线的两幢家属楼有了着落。这一典型情节，不仅说明知识结构对于社会主义企业家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丰富了黄岩的性格和智慧风貌。
小说很注重对黄岩形象精神气质和内在人格主导特质的开掘。“点经理”在她的简短有力的“就职演说”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叫黄岩，这个岩，不是艳丽的“艳”，也不是小燕的“燕”，而是“山”字下再加块石头，岩石的“岩”！这不啻是黄岩给自己的性格气质所下的一个绝妙的注脚。她恰如一尊岩石，歪风敢顶，压力不垮，阳刚之气不减须眉。作品通过黄与赵三次重大冲突，鲜明地刻画了这位青年改革家绚丽的斗争风采。通过灵魂撞击和人格搏战的力透纸背的刻写，小说把改革者从对僵结而顽固的旧经济体制猛烈冲击的战场，转移和深入到对守旧而秽浊的观念形态的扫荡，从而给这一形象赋予更加新颖而深刻的时代内涵。三次较量，“点五”的优势愈来愈明显，她的“岩石”般的性格特质亦愈来愈突出和鲜明。
中篇《失落在河谷的爱》则为我们塑造了一位青年私营企业家的形象。保护和发展个体户经济是党的十三大以来开放搞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猛发展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整体架构中的比重和位置越来越重要，但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得却并不十分充分，个体经营企业家的形象也不多见。所以，万秋生形象的成功塑造，在改革开放前期文苑中具有不容低估的创新意义和价值。
万秋生是一个从鄂尔多斯高原小清涧河谷中走出来的苦孩子。他从小就成了爹死娘嫁人的孤儿，在一次突兀降临的煤窑坍塌事故中虽幸免于难，却被一些人视为造成矿难的“妨祖货”、“灾星”，甚至要设法暗算他。就这样他挥泪离开了家乡和痴迷的恋人，从鄂托克草原贩马成功起家，生意越做越火、越做越大，视野和心胸也越加开阔。他有胆略、有魄力。先是拿出数年来用血汗和智慧换来的全部积蓄，投资买下了濒于破产的一个建筑队，几年下来，他已是富甲一方的建筑业老板。很多人劝他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但他却并不满足于此，又联合两个农民建筑队，组建了光华房地产建筑公司，敢和外地的大公司一起竞标，而且还想到国外做生意。更可贵的是，他有钱却不炫富、不忘旧情，即使最后他孜孜以求的爱情失落在小清涧河谷，依然对樱樱一往情深、帮助自己的情敌麦收养病。万秋生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富豪、大企业家，但他却具有一般商人所不具备的经营素质、宽阔胸怀、高尚品德，这样的企业家应该是有大作为的。而他与清华大学毕业生李小岚之间所萌生的爱情，暗示高科技支撑下的未来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和光明前景。
再次，《灰腾梁》热情讴歌真挚高尚的爱情。最有代表性的是中篇小说《灰腾梁》。小说以热情善良、美丽“袭人”的蒙古族姑娘多里娅为中心设计了两条爱情线索，分别是道班工玉水和知青“我”对她的爱。这两个既单向发展又相互交织的爱情故事，是那样真挚感人，荡气回肠。玉水像爱护自己的性命一样畸恋多里娅，生怕别人从他手里夺走她，为此，他在多里娅家房前房后下捕兔子的铁夹子，防止别的男人走近多里娅的家。他对“我”这个情敌更是备加提防，见到“我”走进多里娅家门，就远远地站在对面山坡上“盯贼一样盯着”，还不停地发出“哦唔”、“哦唔”的哀鸣。但由于小时候“被一匹马儿弹坏了那个地方”，生理上成了一个“废人”，在其内心深处经历一番异常剧烈惨痛的爱情与人性之间的心理搏杀之后，撕心裂肺般大喊一声“我不配你”，纵身跃入漆黑的悬崖。“我”对多里娅更是一见钟情，第一次见到她，就把“我的魂真丢在多里娅居住的那小院里了”。“我”把她比作山中的“精灵”，认定大自然中美丽的“山泉，百灵，阳光，鲜花”都比不上她。“我”不顾玉水的妒忌、周围人们的好言相劝，义无反顾地追求她。玉水殉情以后，当发现多里娅母女在极度悲伤中已悄然离开了灰腾梁，“我”发疯般在鄂尔多斯大地四处追寻多里娅的踪迹，这期间有人劝他打消念头，有过热情火炽的诱惑，有过美丽姑娘的倾心爱慕，但都没有丝毫动摇“我”追寻的脚步。小说不时穿插或火辣或忧伤或悲怆的草原民歌，与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有机融合，更彰显了草原民族特有的爱恋风情。除了《灰腾梁》，《失落在河谷的爱》中，万秋生与樱樱之间的爱情描写，也清纯而真挚。
小说集《灰腾梁》另一重要特色，是充溢着醇厚“沙原风味”语言的运用。鄂尔多斯高原地处河套内缘，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汉蒙文化的纽带和交往荟萃之地。张少敏对这里的方言曾有过研究，作品语言多采自地方口语，又经过加工和锤炼。如响沙湾人不说“看”、“瞧”，也不说“瞅”，而说“瞭”。又如爱用叠字句：什么“长袖袖”、“尖领领”、“火花花”、“光点点”，什么“暖融融”、“干生生”、“眼珠珠”、“小女女”等等，极富表现力，又通俗易懂，饶有特殊的审美风致。
王焕庆生于1958年，从17岁起当过售货员、产业工人、技校教师、工会干部等。王焕庆熟悉农村生活，亲历了传统农村的贫穷愚昧和新时期农村的剧烈变革，他怀着对于“衣食父母”感恩戴德的心情，以“真实可信又震撼心灵”的笔触书写农民命运的诗史。创作有中篇小说《荒碱滩》《命运》《大神岗》《死结儿》等及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而以长篇姊妹小说《抽搐》和《梗塞》影响较大，小说以天津近郊农村魏家庄为中心，真实书写惊心动魄的农村变革，倾情关注当代农民的命运。
王焕庆
这两部长篇大体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因其尊重生活发展的自身逻辑并与题材性质形成契合，给这个原则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元素。它有别于80年代前期“改革文学”直面现实、干预生活的勇武，也不同于9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冲击波”着重暴露现实矛盾的尖锐复杂，虽然也写到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基层腐败现象，但其艺术旨趣并不在这里，而是着力展示伟大的时代变革和剧烈的现实碰撞在人们心灵深处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当代伟大的社会变革注定要付出某种代价，从而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幸运的同时，悲剧便成了一部分人难以回避的命运。或许是这种变革太急促、太剧烈了，以致生活中形成了太多的大悲欢。透过这些经历了有喜有悲、忽喜忽悲、大喜大悲的人物命运和性格变迁史，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丰富多彩的当代农村生活风貌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庄”姊妹篇确实大大深化了农村生活的主题，虽然它远没有达到经典的高度，却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史诗性品格。
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命运终归由生产力的性质所决定，总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程。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的现状，不断促进和形成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艺术地反映这一规律，是文艺作品史诗性的突出表征。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之所以不朽，就在于“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时隔近两个世纪的中国农村与当年的巴黎，当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依然继续发生着决定性作用，它不依照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谁阻滞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悲剧就会无情地降临到谁的头上。
“魏庄”姊妹篇里的两个悲剧主人公魏继雄（《抽搐》）、魏发财（《梗塞》），原本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但是，当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当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日益深化的时候，他们却成了“时代发展的障碍”。魏继雄是个宁折不弯、重情重义的红脸汉子，人称“关二爷”，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长，是个有名的“庄稼把式”。可如今村里人做生意的做生意，办企业的办企业，顶没的干也能开个汽车跑运输。他既没本事挣钱又不服气，一咬牙承包了200亩荒碱地，准备靠开荒种地出人头地，这一举动遭到包括自己亲生儿女在内众多人的非议和奚落，却硬要蛮干下去，终因与兴建旅游度假村的宏大计划发生冲突而前功尽弃。直到临终他也没弄明白，种庄稼咋就比不上“驴游村”更重要。魏发财也是一把勤俭持家的好手，一辈子拼命挣钱、攒钱，成了远近闻名的“老钱包”。在不允许个人发家致富的年月里，他是全村最能挣钱的人，总有办法靠多种点自留地、多养点鸡和羊，比别人多挣多攒些钱。为了这，他可没少让人割“尾巴”。改革开放以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他却变得不会挣钱了。先是在承包企业还是承包菜园的问题上，他错打算盘选择了后者，让被他瞧不起的黄天佑占得先机；继而破釜沉舟，拿出全部积蓄外加贷款，办起一间水泥预制板厂，又在激烈竞争中，弄得一败涂地，倾家荡产。最后，只好靠拾毛蓝卖钱度日。临终之前，他的钱柜里除了一块压柜砖，竟没存下一分钱。与这两位老辈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被无情吞噬不同，玉刚、继业、灵子等有文化、善经营的一代年轻人，逐步成长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宰和动力，信心满怀地创建美好未来。如果说老一代农民以悲剧结局为代价与过去诀别的话，那么，作为它的代偿形式却是喜剧。
与经济发展一样，农村精神领域也在发生着剧烈变革，作家以同样令人震撼的描写，忠实记录了当代农民摆脱精神危机，跟随时代发展的艰苦历程。
魏家庄发生的悲剧不限于老辈人，悲剧根源也不完全是贫穷，而恰恰是暴富之后的道德失衡和人性扭曲。自打走上富裕之路后，魏家庄人“就觉着日子过得不沾地皮儿似的飞快”，“一些人在继续拼命搂钱，使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裕的同时，似乎也改变了活法。平日待在村里的耍钱儿，出门在外的嫖娼”，“眼时下坑蒙拐骗、男盗女娼不足为奇”。精神的贫穷与堕落，比物质上一无所有更可怕。对于金钱与情欲无限渴望、不择手段攫取，如同一只只无形杀手，摧毁人的正确理念，污损人的清聪灵智，消解人的美好家庭，毒化社会风气，制造人间悲剧。柱子与絮儿从小青梅竹马，婚后也比较美满，后来他在外跑运输住店嫖宿，回家将性病传染给老实本分的絮儿，又倒打一耙诬称絮儿不检点，并以此为借口要与絮儿离异。大黑杆儿与马玉白原本是一对贫贱患难夫妻，曾发誓“恩恩爱爱到死，风雨同舟一生”。自从靠“倒腾煤炭”致富以后，逐步感情破裂，名为夫妻实则各自寻欢作乐，还美其名“吃中国饭过美国日子的活法”。到头来，女的留下一纸追悔莫及的遗书悲恸自杀，男的因误用换作硫酸的神油“被骟”，女儿春枝遭人乱而弃之。玉财与美娥原来也是一对惹人艳羡的恩爱夫妻，由于经不住金钱与异性的诱惑先后走向堕落，虽然盖起了全村最漂亮的小洋楼，却无福享受：美娥因与大黑杆儿作爱被曝光而致精神错乱，玉财因坑骗钱财并杀死南方老客沦为罪犯。造成这些或残破或危殆的不幸家庭背后，除了金钱与情欲，还有着更为深层复杂的社会历史诱因，如荒唐愚昧的封建迷信、根深蒂固的家族情仇、“大埝北”式色情场所的存在等，这就注定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
但是，魏家庄风气的败坏远未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正义对邪恶、真情对淫乱、良善对卑劣、美好对丑陋，依然占据压倒的优势地位，前者对后者起着威慑并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的作用。马玉白对丈夫失去信心以后，转而以自身的放荡相报复，遂酿成家破人亡的惨剧。但从遗书中看到的是，她对纯真爱情的无限眷恋，对荒唐岁月和家庭毁灭的真诚追悔，以及对“吃中国饭过美国日子”价值观的彻底否定。马玉白并不清白，但她以死和一番“自白”表明了自己的道义取向，是馈赠给大黑杆儿、给魏家庄所有人的一帖济世良药，也是一种迟到的自我救赎。它表明，即使在这样一个悲剧人物身上，良知和人性中向善的一面也没有泯灭。正如《抽搐》题记所说：“恰是这悲剧的发生，才使我们的时代生活，在重建精神信仰的历史期待面前有望得以校正。”魏家庄人明白，道德滑坡的严峻现实无论如何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要想让人们遵守道德，只有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下工夫，注重教育引导。”他们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转变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式方法，在治理黄碱滩工程的同时，大张旗鼓地实施健康文化娱乐工程，社会风气恶化的势头从根本上得以遏制，人的精神面貌逐步发生深刻变化。柱子的行为败露以后，在其全家及亲友的谴责教育下，经过激烈的理性拷问和情感抉择决意改过自新，絮儿则从情变中汲取教训，改变过去的一味忍让宽容而与之平等相处，遂使这个危如累卵的家庭走向新生。“肥爷”李庆堂，在大埝北“量黄米”，被“着实羞辱了一番”，老伴得知消息也羞愤病故，他经过痛苦的自责，幡然悔悟，重新承担起治家做人的职责。“乡村豪门”黄天佑，一生坎坷，荣辱迭至。他胆识过人，却也有心胸褊狭的一面，且工于心计，手段狠辣，对黄魏两家的家族世仇始终耿耿于怀，与“老钱包”魏发财更是势不两立，处处与之作对，坚决阻挠女儿灵子和魏发财的儿子继业的婚事，还故意将父辈迁葬事与魏家凑在一起，以便从场面气势上压倒魏家，让魏家永世翻不过身来。但最终他还是听从灵子的好言相劝，主动放过了魏家的送葬队伍，并在魏发财死后向他的这位世仇表示了友好的姿态，而黄魏两家晚辈的言归于好，则更预示着世代束缚农民的这副沉重精神枷锁已然被彻底挣脱，信仰重建和社会发展的前景一片光明，魏家庄“仿佛真成了一条腾云而起”的大龙。
“魏庄”姊妹篇在北京话基础上兼采鲜活的津郊方言，以极富乡土气息和审美表现力的语言，描绘了一个普通乡村被改革开放唤醒激活后的斑斓多姿，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各种欲望的膨胀泛滥，生动展示了新旧两代农民的心路历程和命运史，基本上实践了“作家应该多去体察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的疾苦，关注其命运”，以及拿出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又震撼心灵的作品”（《抽搐》代后记）的郑重承诺。当然，如果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这两部作品似乎也还有不少再提高的空间。譬如，如何设法将某些人物与家庭结构区别得更清楚一些，如何克服个别人物描写中一定程度概念化迹象，如何营造一种统摄照亮全篇而发挥凝聚整合效应的艺术焦点等等，似乎都还有值得推敲完善的必要。作家在《抽搐》代后记中，表示自己不愿意“钻进故作高深玩弄技巧的死胡同”，这自然是对的。但若能结合自身实际和时代的审美取向，正确汲取文艺创作的新鲜经验，进一步丰富和提升审美创造的技能，想必会有效避免艺术表现的某种缺憾，取得新的提高和突破。
尹学芸生于1964年，自90年代初开始，先后在《天津日报》《青春阅读》及其他报刊，发表大量中短篇小说。她的家乡是一个三面环水的美丽村庄，她的全部创作也取材于这一片深山大洼。她对自己家乡有着无比深情的依恋，不管是碧绿的燕春苗、芬芳的洋槐花、香喷喷的麦秋、知了鸣叫的河堤，也不管是那香脆诱人的油炸蚂蚱、金黄的玉米面饼子，还是那令人魂牵梦萦的老屋，都写得一往情深、富于原生态的生活质感。(www.xing528.com)
但是，大河洼并非纯然世外桃源，尹学芸也无意吟诵那种舒缓曼妙的田野牧歌，小说关切和忧患的焦点集中于人的命运，特别是那些踉跄于生活底层的不幸人群的命运，这使她的作品具备独树一帜的本土和个性特色。
尹学芸运用温婉的笔触，将一个个发生于“大河洼”的悲情人生娓娓道来。聪明伶俐的巧巧不慎溺水而亡（《巧巧之死》），多多米“求爱”被砍掉一条大腿（《大混混与小混混》），哥哥被弟弟害死山里（《存头与傻楼》），小三子把要嫁人的小四子砍死在苇塘里（《鬼子爷与小三子》），长期以燕春苗为食的婶婶守护着大囤粮食死去（《燕春苗》），李彩霞为搭救“阴间”的妹妹而搭上自己的性命（《鬼亲》），马三因“大宝”的惨死悲伤致痴（《关于狗的故事》），笆斗娘因得不到温暖而投河自尽，大修爸死后两日全无人料理后事（《缤纷的节日》）……这些故事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且似已打破了经典美学意义上的“悲剧”阈限，故事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并不都属于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所致，易拉罐与多多米都有点“混混”味儿，后者更是“情盲”加法盲，小三与小四的情感悲剧起因于愚昧和无知，而巧巧之死与小塑的车祸纯属偶然，婶婶之死则是毁于荒年的可怕记忆，彩霞的厄运归于那个早就该死而迄今仍在某些角落疯狂肆虐的封建残余势力，但读过以后让人心头沉甸甸，并为之扼腕与沉思：假如大河洼不是过于落后和闭塞，或许不会有这么多意外事故，以及由愚昧、自私与偏执而导致的悲惨人生。《巧巧之死》结尾寓意尤其深邃：巧巧圆坟的那天，所有人都在一瞬间看见巧巧坟包上长出了一只手。巧巧们在呼唤：在那些贫穷落后的地方，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该再加快些、再深入些，让家家户户门前屋后的河流都早一天架起桥梁，村村落落都修起通衢大道，尤其应将历史的惰性和劣根性统统扫进垃圾堆，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光洒遍每一个角落！
尹学芸
或许正因为大河洼故事没有雷鸣电闪、惊天动地，才那样令人心灵惊悸与持久震撼，给人带来悲悯、伤感乃至荒诞的审美享受。小说揭示了改造社会、改造现实、铲除悲剧生存的土壤与条件，以及加快新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富有深刻而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
尹学芸的小说并未将笔墨止于对悲剧根源的社会层面展示，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对于人性之根的深入挖掘。二奶奶带一帮孩子去拣麦穗儿，却无缘无故被人怀疑偷了疤脸女人一件新衣服，无法洗白自己的二奶奶一病不起（《麦秋故事》）。《两朵花》里的二娘精明而爱占人小便宜，她赶集惹出了祸，竟让陪她同去的三婶替她背黑锅，为人宽厚却有点窝囊的三婶为此大病一场。忍辱负重、屈己退让，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美德，但如果越过一定界限，那就是人性乃至民族性的劣点。三婶与二奶奶的遭遇虽不一样，但病根都差不多，既受不得委屈又不善于维护自己的权益，不敢理直气壮地当面抗争和辨明事理。老实人受窝囊气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可谓司空见惯，但由这般些许小事酿成人命大祸，作者分明严肃而沉痛地告诫人们，尊重和维护他人的人格尊严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一个叫素月的女人》的主人公做了寡妇以后，合理的人性欲望遭遇到包括其儿子、儿媳在内的家族传统礼教的沉重压抑与围剿，以致重蹈“旧女性的悲剧厄运”。《摆平》里的桑德老汉为人耿直，乡邻有纠纷爱找他讨说法，而他也总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可就是这个善于“摆平”事理的老桑德，却偏偏摆不平自己两个儿子为争夺遗产引起的纷争，最终对生活彻底失去了希望。桑德老汉的悲剧与大修为不影响自己过正常的“缤纷”生活而不去及时料理父亲后事一样，不是一般地提出对于老人赡养与关爱问题，而是从人性底线的视角对大修们提出愤怒谴责。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我们的农民虽已脱贫乃至步入小康，但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之一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依然是一句空话。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当高度重视人性关怀工程的系统建设，形成一种使人格缺陷得以逐步修复和健全而对于人性缺失现象给予强有力干预的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人性全面发展和成长的社会环境，人的素质和地位才能得到真正提升。
大河洼故事并非全然苛责和挞伐生活中的丑恶和负面，也不是单纯以这一种手段来寄托自己的人格理想，它同时也善于将人生中有价值和闪光的东西展示给人看。《燕春苗》里的婶婶舍不得吃粮食，把用辛勤汗水收获的每一粒粮食都小心翼翼地囤积起来，为的是让更多村里人将来用以抵御可能会发生的梦魇般的荒年，虽然造成饿死人现象的荒年没再发生，婶婶的存粮没派上大用场，但她临终前留下遗嘱把上万斤存粮捐献给村里人的举动，依然悲壮而具有多层面的警示意义。《一方水土》里的三兄弟在父母先后去世、四弟送人后，相濡以沫、艰难度日。二哥上学交不起学费，大哥从队里分红拿回五元三角六分钱，过年舍不得买一斤肉吃，却带着两个弟弟一起去交学费，到学校方知老师早已悄悄替他先付上。在这一垫一还之间，彰显了那个艰难岁月无私助学和炽热真挚的感恩之情，笔到细微处，催人泪下。《向阳的山坡》的主人公素兰虽然对于丈夫与儿媳之间不轨与同居行为所持的忍让宽容态度，很难令人苟同并且不能不把它看成这个人物身上的缺陷和弱点，但她依靠养鸡在村里率先致富，先富之后又不顾家人阻拦帮助和带动村里其他人共同致富，当上村长后拿出自家积蓄为集体发展经济、兴办各种公益事业，正当她处在事业巅峰时却又毅然主动让贤，默默地选择承包一块山坡种植葡萄园，而在一个8岁男孩落井的紧要关头，她宁肯舍去自己唯一的儿子小斌，坚定地以威慑的目光鼓动他下井救人。她勤劳聪慧、正直无私，些许污点和缺失遮蔽不住人格的光辉。尹学芸笔下人物的人格光彩不是刻意添加上去的，而是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显得质朴而自然。
尹学芸善于运用散文化手法叙述故事、处理情节，笔调从容委婉，寓伤感于平和，简约中见丰赡，淡泊中显醇厚，着力反映农村改革开放以后的巨大变化和深刻隐忧，也时时将笔触延伸到比较久远的岁月，读来不仅感受到农村急遽变革的现实生活气息，同时具有较为深沉厚重的历史感和忧患美。
【注释】
[1]柳溪：《〈“燕子”李三传奇〉·自序》，《“燕子”李三传奇》，花山文艺出版社，1984年。
[2]严文井：《希你攀上高峰》，《中国青年报》1982年3月11日。
[3]孟繁华：《为一种梦想而感动》，《从滇池飞出的旋律》，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第303—311页。
[4]何镇邦：《读〈从滇池飞出的旋律〉》，《从滇池飞出的旋律》，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第298—302页。
[5]顾传菁：《辛勤采撷的一束智慧之花——读〈危险的年龄〉》，《中学生阅读》1990年第1期。
[6]柳萌：《谷应的梦》，《光明日报》2000年9月21日。
[7]见1999年9月13日钟敬文手书。
[8]刘秀娟：《为青春作传》，《文艺报》2006年10月14日。
[9]张春生、王家斌、夏康达：《谷应〈青春百年巡〉三人谈》，《天津作家》2007年总第10期。
[10]李岫：《青春心灵的实录》，《文艺报》2007年11月1日。
[11]顾传菁：《童情童趣的探求者——读谷应的儿童小说》，《文艺报》1987年8月。
[12]顾传菁：《童情童趣的探求者——读谷应的儿童小说》，《文艺报》1987年8月。
[13]詹岱尔：《快快长大·写在后面》，《快快长大》，新蕾出版社，2006年，第437—438页。
[14]詹岱尔：《给你一个世界》，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第44、46页。
[15]刘心武主编：《校园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85—386页。
[16]邢广域：《向儿童文学的新境界开拓》，《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6期。
[17]秦文虎：《“孩子王”的爱》，《今晚报》2003年11月20日。
[18]柴德森：《饥饿的历史难以忘记——读秦文虎长篇新作〈赤地〉的几点思考》，《文艺报》2006年12月28日。
[19]来新夏：《铁肩担道义——读秦文虎的〈赤地〉》，《今晚报》2007年2月26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