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卷：柴德森的散文与工业改革题材小说

第二节　柴德森的散文与工业改革题材小说

柴德森，1935年生于天津。1953年，他从天津财经学校（现天津财经大学前身）毕业，分配到市政府下属机关，做计划经济工作。1972年，尚在“文革”中，柴德森被调到市“革委会”文教组文艺处工作。1976年又转到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工作，直至1979年到市作协任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等职，成为专业作家。

柴德森已出的散文集有《海月圆》《鄂伦春风情》《素笺情书》，以及散见于报章的近作，尚未结集出版，其数量是很大的，颇有一些特色。人、事、情、景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只能说在具体的一篇文章中，可以有所侧重而已。柴德森的散文中，情最浓、最具感染力、最能震撼人心的，是写他自己切身遭际的那些篇章。《素笺情书》是其一。人生三大不幸，中年丧偶是最大的。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伴侣先自己而去，却还有相当长的人生旅程将踽踽独行，形影相吊、孑然一身，“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那切肤之痛、那思念之苦，是最感动人心的。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散文作品中，远有朱自清的《给亡妇》，声情并茂，如泣如诉；近有巴金的《怀念肖珊》、孙犁的《亡人逸事》（虽作者称之为芸斋小说），情深意切，感人肺腑，都是难得的悼亡之作。三位前辈，散文大家的文章堪称典范、传世之作，不是一般作者可与之比拟的。

柴德森在过了知天命之年，也有了丧妻的不幸遭遇，这给他的生活、精神乃至创作都带来很大影响。室迩人远，寤寐思之，朝夕感念，不能自已，追怀之情，不由得涌上笔端，先后写下了《素笺情书》《妻的思念》《相思一夜情多少》和《蕾蕾》等。这些文章主要围绕着妻子临终前，反复地说“累死我了，困死我了”，一边诉说她弥留前的种种情景，一边回忆几十年来一件件、一桩桩难以忘怀的往事。例如，机关里加班加点，“大跃进”时照顾不了幼小的女儿，三年度荒去拾野菜，十年动乱中到外地运煤、下放干校……以及女儿婚事、儿子高考不顺利，等等，尤其是自己夜间写作惊扰妻子不得安眠，引起的忏悔。妻子不仅忙于工作，还要担负起全部家务，侍奉老人，恪尽孝道。从这些日常琐事中，可知夫妻恩情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一朝黄垆之别，情何以堪！对妻的早逝，柴德森又是痛惜，又是自责。因为结婚三十多年，“十年苦撑，十年风雨，十年劳心”。苦尽甘来之时，而妻子却撒手去了，可以有的人生享受也没有得到。这是多么令人悲痛的事！

当儿媳生产时，德森又触景生情，想起了妻子生产的艰难和产后的困苦处境，为当年自己做得不够周到而懊悔着，他说：“生春儿时我没有守候在产房前，那时正是以少‘家庭观念’为荣时，至今我只剩得自愧自谴。萱（萱是妻的名字）生孩子时我甩手没管，患病住院我也是趁晚饭后看过两次，而且是匆匆要回机关加班加点。说我寡情也是冤枉。有时我的貌似克服私心、痴心进步的表现时，她对我的责难也不冤枉。我没有尽到丈夫应尽的责任，萱的早逝，不能不说与我这种不体谅、少关怀有牵连。”（《蕾蕾》）这些话都是从作者内心深处喷涌出来的，没有半句不是真实的。而且，在两三年间，几乎每见到一丝一缕与妻有所牵连的事物，无不表现出“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情怀。用元稹的两句诗，“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尽可形容柴德森对妻的怀念追思。

而《百分的思念》则是记人的。文中记述了在日本统治时期的小学里，两个截然不同的老师。一个是教国文的，富有爱国思想感情，不甘心做亡国奴，不畏敌人淫威的坚强志士——张先生；另一个是教国术的，鲜廉寡耻、甘心为奴的民族败类——郭“大肚子”（外号）。对前者，文中仅选了几个颇能表明人格、心胸的细节，如张先生对自己的有骨气、宁肯饿死不给日本人干活的祖父非常敬佩，相见总是长揖为礼。张先生被敌人捉走时，他是自豪地睥睨着一群畜生，闪着无畏、凛然的目光挺着腰板走的。作者在一瞥之间，就充分地理解到他的感情和情绪，并想到他对自己说过的话：“做人得硬朗一些，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腹中饥肠辘辘，也要胸头富有！”字字掷地有声，大气磅礴。作者正是抓住这些极有典型性的行动、语言，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爱国者的光辉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而且，对比之下把那个不齿的“大肚子”——国术老师，同样运用了这样的笔法，勾勒出令人鄙夷的丑态。

《腊八粥香》主要记述自己叔叔短暂而不平凡的坎坷人生。同时，表现了对旧社会、日本侵略者、反动派的强烈仇恨，以及对新社会、新生活、新时代的由衷赞美、讴歌。叔叔对自己的关怀、爱护和教诲更是永铭心怀。质朴、真切的语言，鲜明生动的人物，疾徐有致，娓娓倾诉，如与读者促膝谈家常，那么自然而然地。

《一缕温煦的春风》主要是通过习以为常而又熟视无睹的，在医院里发生的护士对病人的称谓这种区区小事，写出了自己的感受和心情。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称谓，不仅能揭示人际关系的变化，而且还是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风向标。50年代，普遍地称同志，素不相识的人，称小同志、老同志（不论年老、不论职务、不论资历），大家都乐于接受，毫不介意。但到了“文革”时，称呼同志对某些人竟成了求之不得的政治待遇。对陌生人（尤其在医院里），贸然称之“同志”——他若是黑五类分子、走资派，就会遭到不分敌我、丧失阶级立场的严厉批判。如此，是时则是直呼其名最为保险。在医院里，有的竟称住院病人为“某号床”（有的医院迄今依然），几乎与牢房里呼叫犯人一样。改革开放以来，称先生、小姐（有人反感）已经司空见惯了，对头头脑脑就按职务（或职称）称呼，不然认为不够尊敬。更有些人，虚荣心作怪，拔高称呼才心满意足。对刚出校门的年轻护士——有的还在实习，不称“老师”，“要给你脸子”，即是一种怪现象。而年轻的医生站得远远双手倒背着，生硬、冷漠地对比他年龄大一倍的老年病人直呼其名，作者感到“心头一颤”，殊不知这亦是“文革”遗风之一！

柴德森在这篇散文中，先写由称呼引起的“刺激”，而后对比着又写出一位退休的老护士，在抽血时对自己的倍加关怀和认真对待，既敬业又敬人的高尚行为，因而感到“化验室风来风去的门口荡漾着一缕温煦的春暖，这难得的陌生而又熟悉的春暖”。说“难得”，是被动乱年代破坏了的良好社会风尚，不是轻易能够恢复的；说“熟悉”，是这样的事在50年代根本不算什么的。

不管怎么说，在医院里所见所闻的琐碎小事、点点滴滴——或“最给我‘刺激’的”，或“心头一颤”、“心头一动”、“心里在敲小鼓的”……作者都敏锐地感受到，并对比着加以描叙，做了一定的开掘，赋予它一定的社会意义。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期盼医德医风的好转，以及医患之间的关系更融洽、更和谐，更多一些“温煦的春暖”让患者早日康复。这表达了广大患者最急切的心声。

柴德森在古稀之年，积其毕生三四十年在政府的经济部门及其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之心，怀着“生活要大爱，生命要至情”的高尚理念，孜孜矻矻，呕心沥血十余年酝酿构思、刻苦笔耕，不断修改润色，终于创作出个人的首部长篇小说《大爱至情》，为改革开放中涌现的新人新事物，为改革开放的光辉事业，唱出一曲情深意切的赞歌。同时，也为那些寡廉鲜耻、私欲膨胀的贪污腐败分子敲响了警钟。这是柴德森在从事诗歌、散文写作几十年之后，用尽一生的精力和心血，精诚打磨的一部长篇，也是他留给读者的最后一部作品。(www.xing528.com)

小说以北方N省“对外经济联络中心”大厦工程建设为背景，精心刻画了华佑军和焦欣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生动而鲜明地描绘了“改革开放把国家带上富强之路”的主题思想。华佑军与焦欣及其他几位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经济学院的同学，他们是新中国最初培养出的一批年轻的经济干部，数十年来与国家与同时代人同命运、共患难，尤其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们之中，或勇挑重担，不畏艰险，不惧诬陷诽谤，在有关国家利益面前，坚持原则，勇于斗争，最终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或玩弄权术，唯利是图，蝇营狗苟，贪赃枉法，结果触犯刑律，走上自取灭亡之路。小说揭示了不同的人生目的，不同的理想追求，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生活道路，自然就有完全相反的结局。

柴德森

华佑军是作者最用力塑造的正面人物。新时期改革开放，省委决定把“对外经济联络中心”工程建设总指挥的重任交华佑军承担，在任命的会议上，他即席发表了“就职演说”，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掷地有声。他说：“一是让我谨小慎微、趋炎附势办不到，让我向孔夫子说的‘九思’，什么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中、事思敏、疑思问、忿思难、兄得思义。也就是事事思考样样周全，可惜我脑袋还没磨圆，我还真做不到。但我愿听当面的批评意见，热情地欢迎帮助，这里表个态，我将按照‘渴饮颍川水，饿喘吴江月，黄金如可种，我力终不歇’去做。这个项目没有退身步，所以我决心从今天被任命起就不怕丢掉乌纱帽！二是为了改革开放巨龙腾飞，有这样一首诗说：‘指伪足以振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工程指挥部选用的同志都是有缺点的同志，这里我提个醒儿，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于那些没有缺点的同志，请你快找门路走人……”他的话都是有针对性、有所指的，不是无的放矢、虚张声势。他所强调的两点其主要精神，个人绝不做滑头滑脑、文过饰非、嫁祸于人的奸佞之辈；在共事的同志之中，不可能要求人人完全没有缺点，相互之间要有包容之心才好办事。这种态度、这种精神，无疑是很好、需要的，不过严格地说，他的话说得不够全面，也有失之偏颇之处，这也是不应该吹毛求疵的。所以，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办事雷厉风行，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要求下属也做到办事准确迅速”。但“在工作上有谁误了事情，或出了错就得挨‘剋’。但在上级面前绝不推卸责任，把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他常说有功劳是大家的，有责任是我的。”这真正是一个敢想敢干，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能独立思考，而不是唯唯诺诺，哼哼哈哈，阳奉阴违，趋炎附势的无耻小人。因此，也有的人觉得他这么说是“傲气”、“放肆”，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准备慢慢地拾掇他。

在实际工作中，大的方向引资、贷款、工程投标等等，或处理日常杂物，华佑军都能对上尊重领导，接受监督；事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对下宽以待人，团结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齐心协力做好工作。反腐倡廉，是党和国家对干部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应有的品德。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不断向纵深发展，在某些部门，权钱交易甚嚣尘上，极为猖獗疯狂，难以遏止。而某些干部不能奉公守法、私欲难填，不可救药地走上犯罪和灭亡的道路。尤其有职有权油水肥厚的部门，更是滋生腐败分子的温床。

华佑军虽然处在关键岗位上，但他一向正直廉洁，深明大义。他知道“天下福大，莫大于无欲；天下大祸，莫过于不知足”的古训。古今历史上，因为贪，高墙囹圄之下，痛心疾首的悔恨，已为时晚矣；因为贪，不应有的不幸和悲剧发生了，毁了人生前途，毁了美满家庭。所以，当为了获得工程招标，行贿者春和建筑工程公司，把四件巨额大礼：价格不菲的两尊古瓶；香烟盒中塞满了百元人民币；装着风景照片的相册中夹着银行的存折和花园别墅280平方米的豪宅的钥匙，送到了他的家中。在这巨大的财物诱惑下，华佑军不是欣然接纳，而是无比鄙视，义愤填膺，毅然决然地全部退回，分毫不沾。他的这种品德、这种精神境界，可以说是高尚完美的，是社会转型期领导干部都具备的宝贵品格。他是社会中坚、社会主义建设的顶梁柱。在工业题材的作品中，曾经有过所谓改革者、开拓者的人物，但是在党政机关如果没有华佑军这样清廉无私、公正严明的优秀干部，说什么都是天方夜谭，正是有了华佑军们才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阔步前进。

总之，华佑军是当前文学创作中，所描写的厅局级干部级别的代表性人物，是一个可喜的新收获，给读者带来了清新的感受和有益的信息。让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勇气。与华佑军不同的另类人物焦欣，更有代表性、典型性。虽然他还不算集腐败堕落之大成者，但就小说所揭露出的种种恶行，已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此类人物多了，让他们掌握了某些权力，还能有安定、和谐的社会吗？他让读者看清了阻碍社会前进的，正是这样一些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拉帮结派、投机钻营、权钱交易、欲壑难填……腐败得无以复加的政体中的蛀虫！

简而言之，作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勾勒出焦欣的丑恶嘴脸和卑劣形象，以及污浊的灵魂。20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的一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时代赋予他们的命运。有的人，历史上有污点，或生活上不检点，各个运动都是挨整的对象。与此相反，运动一来就积极投入，紧跟紧靠，表现得异常活跃，格外卖劲，没有一点点正直之感，这就是焦欣之流的人生哲学和行为规范。对他的老同学、老同事，尤其是比他能力强、为人正派的华佑军，他一向采用这种手段。如“香蕉”问题、“反党小集团”等等。一事当先，不是抢先干起来，而是侧目窥伺，观望等待，表面上好像谦虚谨慎，老成持重，不急不躁，颇为干练，让不知底细的人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实际上他心怀叵测，机谋诡诈，只要发现有机可乘，即“茶碗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摆出深谋远虑、胜人一筹，貌似高深的姿态。指手画脚，信口雌黄，这也不行，那也不妥；不当运动员（干实事的），只当裁判员。对于干好的，他说“领导有方”，干坏了的，转则说他无能，重则不按上级指示办事等等不一而足，怎么说他都有理，一言蔽之，他永远是正确的。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上沉渣泛起，焦欣一类人物本质上完全发生了变化。从弄权、弄钱到弄女人，步步走向灭亡，走向党与国家对干部所要求的反面，这是一切贪官污吏腐败堕落的必由之路。焦欣也不例外。他知道玩了女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就不惮偷梁换柱，鲸吞公款，经过反复地折腾就“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披上合法外衣，把巨额资产转到他的妻子、情人和他们一伙人的名下。他也知道贪官的名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使他愈加快速地走向罪恶的渊薮。

小说还告诉我们，焦欣一类人物的产生、发展，有他一定的生活环境。一个人追求进步、靠拢党组织，要求成为党内一员，这正是党发展兴旺所必须的。但是，在讨论华佑军入党的会议上，焦欣竟无视党章党纲，私下拉拢一些人，以无中生有，强词夺理，歪曲事实，以偏概全，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不择手段地阻止华佑军入党。把一个严肃的、郑重的讨论新党员的会议，弄得是非颠倒，竟让一个党外人士都感到不可思议，要求中途退席。

讨论申请人入党，不是一件多么大的活动，但却深刻地反映出党内的生活极不健全，党内民主不过流于形式而已。而一些投机分子常常兴风作浪，浑水摸鱼，得以步步高升，官运亨通。这也正是像焦欣一类腐败分子能潜伏党内兴妖作怪，腐蚀党、败坏党，却又未能及时地、毫不留情揭露出来的一个关键。不过，小说也告诉我们，是脓总是要挤出的，只是迟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