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卷：柳溪、冯育楠及其通俗小说

第一节　柳溪、冯育楠等人的通俗小说

新时期以来，天津通俗文学得到了复兴，一批作家开始从事通俗文学创作，柳溪、冯育楠、桂玉清、姚宗瑛、邢凤藻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作家。

进入80年代，柳溪在创作了《功与罪》《战争启示录》等长篇小说的同时，也致力于通俗小说创作，写出了两部脍炙人口的小说：长篇小说《超级女谍——金璧辉外传》和中篇小说《“燕子”李三传奇》，分别描述了女谍川岛芳子和大盗李三的传奇一生。柳溪的特色在《“燕子”李三传奇》中表现得较为集中，姑且以此为例来细说分明。该著先在《花山文学丛书》第二期发表，并从《今晚报》创刊之日即开始连载，影响之大为作者始料未及。这部小说基本上是集锦式结构，整篇由若干小故事连缀而成。这种结构在通俗小说中很是常见，但用不好则成一盘散沙。柳溪的策略是通过叙述手法的变化来加强各个故事的内在联系，其中运用最成功的是插叙。从第五章到第八章，在正常的叙述中横山断云，通过李三做梦，把他的身世及杀恶霸、走他乡、成为“燕子”李三的经历交代得一清二楚。而这些丰富的内容都以梦境形式出现，梦醒后，小说自然过渡到了第九章。这是柳溪独具匠心的地方。柳溪认为李三可与霍元甲、王五并称为“三位幽燕大侠”。柳溪写大侠无意于通过描摹武功的超群和夸张事件的离奇刻画人物，这是她区别于民国一般武侠小说的地方。她所在意的是“展现一个我所理解的生活角落，捧出旧时代一件件一宗宗血淋淋的事件，描摹出旧社会一些我看过的怪诞场景，并从中得出那个时代所孕育的事理”^[1]。因此，她写李三是把李三放入具体可感的旧社会中来写，由写事来体现李三的侠义精神。这样，读者看到的是活生生的旧社会和活生生的李三，虽然事属传奇，但却有着当时现实生活的底色。应该说柳溪这些特色在同类作家中是极鲜明的。

柳　溪

冯育楠（1935—2003）影响最大的小说，是他在1984年以来创作的通俗长篇小说《津门大侠霍元甲》和《总统卫士》。这是他继用纯文学小说为地质战线无名人物立碑之后，又用通俗小说为在近代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武林英雄传奇人物立传的杰作。

冯育楠

冯育楠从纯文学小说创作转向通俗小说创作，一方面与这种社会需要有关，同时，更是受到作家高度的责任感所驱使。他是想用自己的新作来与那些庸俗劣作抗衡。冯育楠发表的描写宫白羽的长篇传记小说《一个小说家的悲剧》中，有个叫叶冷的人物曾对宫白羽说：“过去的武侠小说确实无甚文学价值，有些甚至有害，流弊极深。可是能不能创作一条新路子，一反过去剑侠小说之邪风，写出人间的喜怒哀乐来？……做到通俗而不庸俗，传奇而不怪诞，作品外壳是写侠，内里却是写人情，写风情，写壮美的河山，要沸腾起读者的少年血。”叶冷的这一想法，正是冯育楠的想法。冯育楠写通俗小说，自有他高的标准，新的追求。他要探索出一条新的文学路子，加强通俗文学的思想性、文学性、知识性，使自己的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他在《〈津门大侠霍元甲〉创作前后》一文中说：“我要求自己努力做到通俗而不庸俗，加强文学性，注意人物刻画，要有一定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不能为故事而故事，冲淡了主题的严肃性。”作者这种对社会负责的精神和在创作中锐意求新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

《津门大侠霍元甲》一出版，很快蜚声文坛，全国各地读者给作者来信赞扬。这部小说发行一百多万册，创天津当时小说出版的最高纪录。从读者这样热烈的反响中，也证明了作者对通俗小说的新探索是成功的。

《津门大侠霍元甲》和《总统卫士》是具有特色的两部通俗小说。

首先，它们具有高尚的思想内容，情趣格调，能沸腾读者的少年血。

《津门大侠霍元甲》封面

《津门大侠霍元甲》写的是清朝末年天津真实的武林传奇人物霍元甲从奋发图强、行侠仗义到屡挫外国武士凶焰的英雄事迹，歌颂了为民族强盛而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总统卫士》再现了曾作孙中山贴身卫士的文武双全的杜心五的英雄形象，歌颂了他一身忠勇、爱国救国的民族正气、革命精神。这两部小说立意新，境界高，突破了一般武侠小说的思想内容，超过了那些单纯“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的旧武侠小说，也超过了某些以技击格斗悦人耳目的香港武侠小说。两部小说的奋发自强、爱国救国、立志改革、振兴中华的主题思想是很鲜明的。拿《津门大侠霍元甲》来说，霍元甲等一系列正面人物的言语、行动都突出了爱国和改革的精神。在书中只出现了一回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在为中国的改革、民族的振兴而奔走呼号。从日本留学回国，开药栈存身的农劲荪，是为“兴我中华之武术，以振我民族之威”而创立体育组织精武会。法空大师也有“广传我中华武技，与外夷争一短长”的本愿。大刀王五乃是为“抗击洋兵”而亡。郭良、刘振声以及为霍元甲助威的各界群众，无不满怀爱国热情。作者充分写出了当时人民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爱国救国的时代精神。

其次，注重人物形象塑造，是两部通俗小说的显著特点。特别是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生动丰满，真实可信，使两书远远胜过了一般只重故事情节、武术技击，不重人物刻画的武侠小说。作者描写武林人物时，不仅把许多武打动作、技击场面写得细入毫芒，突出人物的粗豪侠勇一面，还通过人物的语言、心理、行为描写，表现人物性格品质的更高层次。霍元甲面对邻人的轻视、父兄的冷遇，暗中练成绝技，这正表现出他奋发自强的精神。他惩淫贱、杀恶蟒、救华工的场面描写，又表现了他勇敢、侠义的性格。然而，他更是一位爱国志士。他多次与外国武士比武，绝不是为争个人胜负，而是在为民族雪耻，为国民争气。作者通过人物语言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爱国精神。霍元甲在与俄国武士比武前说：“为我中华四万万国民吐气，为我中华免遭屈辱，元甲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他在与日本武士桑田茂比武前说：“日人乘中日甲午海战之凶焰，妄想在比武场上再显邪威。我若推诿，其必视我中华武林之孱弱。海战惨败，人心不安，此时能让强寇之阴谋得逞，再伤我国人之心？刀山火海也要一行！”这冲牛斗、贯长虹的爱国主义浩然正气，震撼着读者的心灵。霍元甲展神威，施轻功从八国联军把守的北京城楼夺回抗战英雄王五的尸首，以及对抗击洋兵的义和团的敬佩和支持，这些英雄行为进一步表明，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作者描写霍元甲对志在推翻帝制，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孙中山的支持和保护；对主张“自奋图强，兴我中华”的农劲荪的积极追随，以及在武术上改变封闭保守的门规，广开门户，技传乡里，争全民之强的行为，这又表明霍元甲是一位有识之士，改革先驱。在霍元甲性格的总体中，奋发自强的精神是基础或核心，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人人奋发自强，方能有国家、民族的强盛。霍元甲的勇敢侠义性格，爱国救国精神是在奋发自强精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者就是这样从多角度表现人物性格的多层次，刻画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者还注意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杜心五的思想性格就是随着经历、环境的变化而逐步成长的。年少的杜心五虽然聪慧机智，文能考中秀才、进士，武能击败武林强手，但他习武只知“强身健体”、“光大我中华武技”；他勇敢侠义，但只作了镖师，在川滇山中，独身入魔窟、探险岛，征服大盗，救助平民。后来他听了名士谭人凤的救国议论之后，才进一步以“救中华之难”为己任，参与救国活动，杀死勾结洋人镇压义和团的清朝兵部主事滑子贤。当他到天津目睹八国联军浩劫后的凄清街巷时，他才进一步看清单凭个人力量和手中宝剑无法抵抗外国列强的事实，毅然东渡日本，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入同盟会，做了孙中山的卫士。最后，在1935年，他断然拒绝日本特务土肥原要他出任“华北五省自治委员会主席”的阴谋，踏上了“浴血奋战之路”。他的思想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跃进，一个从当镖师到爱国、到革命的武林典型形象才被塑造成功。(www.xing528.com)

由于作者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因而使通俗小说的文学性大大增强。这也与作者采用了纯文学小说的一些描写方法有关，比如大段的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就较多。在《总统卫士》中，随着主人公足迹所到之处，作者对壮美的山川进行了多处描写，川滇交界的落猿岭，大理的点苍山、蝴蝶泉，长江三峡，日本京都的樱花，都被生动地展示给我们。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则往往和景物描写联系起来，触景生情。比如，杜心五经过长江三峡看见了被传说为孟良盗取杨业尸骨的“孟良梯”和穆桂英藏盔甲的“盔甲洞”风景之后，就有一段心理描写：“‘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慕爱国志士，抗敌英雄。生逢乱世，我该若何？想到这里，他不由热血沸腾，激动万分。”还有，杜心五目睹被八国联军劫掠的天津惨景后的“一阵悲伤”，他乘船赴日，经过大沽口时的“思绪万千”，他在日本登岚山时思故国、念老母的心理描写，都是情借景而发的例子。这些景物描写、心理描写都对人物刻画起了重要作用，也使全书面目新颖生动，审美价值得到提高。

第三，勾勒真实的历史背景，描写生动的民俗画面，也是冯育楠通俗小说的特色。

由于《津门大侠霍元甲》和《总统卫士》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小说，因此，不仅要注意人物经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而且要注意人物一生活动的社会背景的真实性。从读者方面说，他们不仅怀有强烈的审美欲望，也怀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总想通过生动的艺术再现来认识某段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件、社会面貌。作者为了增强小说的真实性、知识性，下了很大工夫。不仅翻阅了大量文字记载资料，而且进行了社会调查，访问了一些知情人。作者在霍元甲的家乡天津西郊小南河村一带做过调查，到福建专程拜访过杜心五的徒弟万籁声教授，从而搜集到许多真实材料和传闻、轶事。在成书的过程中，作者采用了巴尔扎克说的猎取读者注意的方法，即“多给读者一种证据，证明故事的真实性：这就是所谓历史色彩”。在《津门大侠霍元甲》书前所附的孙中山的手迹、序文、霍氏父子的遗像等史料，无疑给了读者相当的真实感。在书中，作者更注意遵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艺术的细节真实表现历史的真实，以主人公的经历为经线，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背景、以民俗风物、自然环境为纬线，构织成了绚丽多彩的画卷。重大历史事件如中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入津京，义和团反帝斗争，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谈改革等在书中都有反映，与霍元甲有来往的历史人物如农劲荪、大刀王五、刘鹗等，曾在书中多次出场，帝国主义在天津和景县建立的教堂，在天津和上海建立的租界、洋行也被描绘在背景中。这些描写都加重了小说的“历史色彩”，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此外，还有不少民情风俗的描写。巴尔扎克说，写小说就是写“许多历史家忘记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民俗画面使冯育楠的通俗小说大为增色。天津的娘娘宫皇会盛况，鸟市、估衣街的闹市场面，民间的婚礼习俗，云南大理的三月街期，日本京都的樱花祭期，无不描绘得五彩缤纷，有声有色。民俗描写不仅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也丰富了读者的审美内容。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历史背景、民俗画面都不是作者逞才显能而随意添加的，它们都与主人公的活动有一定联系，写得自然巧妙，恰到好处。

第四，作者在《津门大侠霍元甲》和《总统卫士》中继承了通俗小说传统技巧之长，而又能避其所短。

两书有很强的故事性。作者继承我国古典章回小说叙述故事的传统，线索连贯紧凑，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清晰完整，虽然加进了较多的民俗描写、风景描写、心理描写，但并未岔开故事。故事前有伏笔，悬念丛生，后有照应。主人公的经历就是全书的主线，但各回故事之间的衔接不全是靠“扣子”勾连，去掉了“欲知后事，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话，而靠内容的自然衔接。紧凑的故事情节是能吸引读者的。因为他们关心人物的命运，关心事态发展的结局。读者常常是在读（听）故事的过程中识别人物的善恶美丑，从而获得美的享受和思想教益的。

两书的传奇性也很浓厚。无巧不成书，无奇不惊人。能力超群的人，奇情异事，偶然巧合，情节曲折变化出人意料，才能够激起读者的好奇心和惊讶感，使人产生悬念，从而充分调动读者的注意力，把心神沉浸到故事中去，进行联想和想象。作者运用渲染、衬托、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使主人公一出场就令人惊奇。一个没有正式拜师学拳的穿长袍的青年霍元甲一出场，竟然打败了武艺高强的摩霸。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秀才模样的杜心五竟然当了押送镖银的总镖头。这样，在读者脑中已留下了奇人的印象。作者还利用偶然巧合来增加传奇性。巴虎等三恶徒密谋暗害发空大师的谈话，恰巧被在桥下捕蟾的郭良听见。深夜谋杀霍元甲的蒙面刺客自己突然惨叫一声跪倒了。这都使人产生奇怪之感。但是，故事情节的传奇性是有生活基础的，必须符合生活逻辑，才不会使人感到荒诞离奇。冯育楠所追求的是传奇而不离奇的艺术效果。那些富于传奇性的情节，虽然有夸张、渲染，但“夸而不失其真”，我们仍然觉得那些情节是可能发生的事，没有违背历史和生活的真实。

“口说古今惊听之事”是通俗小说的一个特点。冯育楠的通俗小说的不少情节和场面就富有惊险性。当主人公和其他正面人物在与敌对势力、险恶环境的斗争中，因力量悬殊而处于成败、生死关头时，这就出现了惊险情景。作者采用对双方力量的对比描写，气氛的烘托，夸张，描写出惊险情景，就使作品具有了惊险性。霍元甲攥死巨蟒一章，先用民间传说从侧面烘托蟒的凶恶，再写巨蟒吸食公鸡的可怕情景，从正面烘托蟒的凶恶，三写主人公劈蟒失误，四写霍元甲被蟒缠身，渐感力衰，人与蟒力量对比悬殊，读者的心情一次比一次紧张。霍元甲与桑田茂比武场面的描写也十分惊险动人，力量对比的悬殊，主人公的被动态势，观众的担心情状，烘托了紧张气氛，使读者也“屏声凝气，提心吊胆”。读者在阅读惊险情节和场面时，时而为主人公的生死成败而忧心忡忡，时而为主人公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在这种由忧变喜的欣赏过程中，便获得了极大的快慰与满足。

语言的通俗性，也是冯育楠通俗小说的艺术特点。作者在叙述、描写时，学习我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书面语言形式，没有过多的形容词、附加语，很少用冗长的句子，常用短句和四字句，长短句式搭配使用，节奏感强而富于变化，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而且朴实亲切，自然流畅，气势雄健。请看《总统卫士》第二十二回开头一段写景的语言：

假若称日本樱花之国的话，那么京都当之无愧的是樱花之城了。每逢艳阳三月，樱花盛开之期，当你从清水寺至高台寺，从圆山达至恩院时，便会看到万绿丛中，红樱怒放，一团团，一簇簇，一层层，一片片，喷霞吐火，似云像雾，开得那样绚丽，那样灿烂，以致山野也似乎被那迷人的色彩所陶醉了。

在这里，不只是风景给人以美感，写景的语言也给人以美感。作者使用的是新鲜活泼的语言，没有陈词套语。在写人物对话时，则用适合人物性格、身份和语言环境的口头语言，使读者如闻其声。俗语、谣谚、古诗的引用也增加了语言的通俗性、生动性。可见作者使用语言的功力是很深厚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冯育楠的通俗小说不论其思想价值，还是审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新时期的通俗小说之林中，堪称优秀之作。如果把文学分为雅、俗和雅俗共赏三个层次的话，那么，雅俗共赏是很难得的，而冯育楠的通俗小说可以算在雅俗共赏之列。

桂雨清（1954—2004）是一位多产作家，同时涉足影视创作，作品风貌不尽相同，而又不断推陈出新，是个特别的人物。就小说而言，他的公安小说《血雨》、武侠小说《十八剑》及社会小说《蓝色妖姬》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他在影视剧方面的成果亦很丰硕，人们熟知的《马三立》《马本斋》《“燕子”李三》《大明宫词》等都有他的编剧之功。如果说他早期的创作是以事件为中心，用故事涵容人生万象，以期让更多普通读者放下碗筷抬眼细看身边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相，创作中传统通俗小说的因素还很丰富的话，那么在其后期的小说中，不断否定过往的桂雨清又有了新的面貌。1999年7月出版的《走过“天堂”》便是代表。桂雨清说“小说就是小人小事”。他在该小说中写的就是小作家的小事。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是“用不通俗的写法去写最通俗的故事”。全书亦真亦幻，似梦非梦，语言恣肆，喻警世于荒诞中，现世态万象于平常梦里。这种面貌绝非传统的通俗小说。它的探索性风姿极易让人想起某些当代先锋小说的意蕴，然而小说所具有的道德批判力量和建立在现世关怀基础上天人合一的超然气度又使他显得卓尔不群。桂雨清的写作行为和小说观念对当代通俗文学创作是有很大启示的。随着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随着作家文学观念的变化，传统通俗小说的内涵将不断加深，纯粹的通俗小说家也将由能灵活掌握作品雅俗尺度的自由写作者代替。人们完全可以乐观地期待新一代通俗小说大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