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安娜、李晶等人在新时期卷中的女性写作成果

第五节　宋安娜、李晶等人的女性写作

宋安娜，1953年生于天津，祖籍河北武安，笔名何乐、安然。1969年，宋安娜到河北省清苑县插队务农，直到1975年调回天津。

1975年，宋安娜进天津日报社，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78年，宋安娜考入了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宋安娜重回天津日报社工作至今，历任天津日报社编辑，文艺部主任，高级编辑。她是天津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并于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她也是天津市孙犁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天津市梁斌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宋安娜是位相当高产的作家。尽管报社繁忙的工作以及各种社会事务，使她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但她仍然创作出了大量颇有影响的作品。宋安娜视野开阔，创作面极为广泛，能够熟练驾驭多种文学体裁，散文、小说、文化史、文学理论等等都有佳作。其长篇小说《桅顶瞭望》《圣光》，散文集《海之吻》《别让我成为富人》，长篇文化随笔《解读梁斌》，与人合著的文艺理论专著《侦探小说学》，电视连续剧剧本《风雨丽人》（合著），纪实性文学作品《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1972年，年仅19岁的宋安娜在《天津日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麦花香》。小说以知青生活为基础，描写一个城里的学生如何在乡村接受再教育，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逐渐地融入乡村生活。这篇带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小说，以逼真的乡村生活描写，刻画了一个少女清新秀丽的精神世界，给当时虚伪喧嚣的城市生活带来了一点亮色。《麦花香》文笔洗练、视角独特、思想敏锐，在天津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安娜也从此踏上了她的文学之路。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直到90年代初，宋安娜以知青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大量散文随笔和中短篇小说。其中，中篇小说《五月农家》（1986）最能反映这一时期宋安娜的创作特征。小说写出了老玻璃灯潘顺卿一家三代人的生活，老玻璃灯是一家之主，他固执却怯懦。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在他的威压之下，都乖乖地顺从着，唯有“生的出色”的二女儿月枝敢对他强硬。就是这样的一家人，在现实的生活中，经历了各种的苦辣酸甜。《五月农家》，以一种清醒的姿态直面社会人生，作品精工细描地展示了河北农家的现实生活，这里交织着落后的封建意识和觉醒的人的自身价值观念。小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从知青到农民的题材的转移，同时也传达出一个信息：知青作家已经把自我融入了整个民族之中。

宋安娜于1993年出版散文集《海之吻》，其中收集了《神奇的飞天》《千年妈祖》《海之吻》《告别星际》等五十四篇散文。这些散文题材广泛，或写亲情，或写人物，或写山水，文章细腻优美，内涵丰富深邃，读后给人以人情人性美的享受。《千年妈祖》描绘出了作者对天下女人之所感所觉，以至所敬所美，“我看着那尊妈祖像，忽然热泪盈眶。一个吃苦耐劳的莆田女向我走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她穿透它们，凝千年为一日。一个女人。她昭示着女人的心灵、女人的抱负、女人的奋斗和女人的成功。女人生生不息。”笔触热情奔放而又细腻。《沙与林之间》的“林”，《正不知柔情千种》的“纯真孩童”，《寻常季节》的“雪”等，都染上了浓重的心头色彩，把表现的对象投入心灵中，而用心灵的阳光把它照亮。同样的树、雪、大海和秋景、冬意、孩童，也是人们常见不觉什么惊奇的事物，但在作者独特的想象和巧妙的构思中，都变得鲜活灵动，富有新意，并能与作者心灵的微妙感受相交融，也就更见生活的意趣。《海之吻》中的散文大多通过缘情与言志的契合，以委婉动人的诗句，曲折入微，细描情感的涌动，思潮的波澜，以寄寓一位年轻女性对美好情感的渴望和追求。作者在时代光泽的投射下，从现实生活的跃动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人们心底留下的感情涟漪，从中提炼出富于现实意义的哲理思想。这中间既包含着作者主体心灵的抒发，也融合着对社会人生的心灵感受。两者的有机结合，使作品显得情真意切，姿态横生。

宋安娜早期文学作品表现了知青文学的新貌，体现了“后知青文学”的特色。90年代以来，知青文学从内容到观念，从形式到风格都发生了变化。作家的创作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过去的下乡生活，而把关注的目光逐渐转移到了“后知青”时代。“后知青文学”对于“上山下乡”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事件，已经不再像传统“知青文学”那样深陷在当时的集体性记忆之中，而是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更能以今天的视角去反观过去的荒诞，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某种“野史”的特征。这种转变和一批作家们的经历密切相关。1970年左右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走向低潮，这一时期下乡的知青们早已没有了第一批知青的满怀豪情，对这场空前运动的真相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一时期下乡的知青作家极少狂热的幻想，而是具有了清醒的现实主义意识。他们作品中所描画的人物，已不再有早期知青文学中壮怀激烈的英雄，更多的则是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就宋安娜来说，上山下乡的风雨历练成了她宝贵的文学资源，她并没有习惯于既有文学观念的因袭守旧和小说操作层面的循规蹈矩，而是力图展示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相比较而言，作为女性作家，她比同时期的其他作家更多一些平凡人生的温情和浪漫。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宋安娜接连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桅顶瞭望》（1995）和《圣光》（1998）。这都是以新闻人的生活为题材的创作佳品。

《桅顶瞭望》是一部结构精巧的作品，采用了复线叙述的结构，用写实的手法，将一般人视为神奇的记者生活展示得淋漓尽致。小说以《新原日报》工业部主任孟文的经历为主线，其中交织着孟文的妻子王家龄，“白宫记者”于显扬等人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孟文的朋友改革家李正道的受贿案。与此同时，小说安排了另外一条线索，那就是报社前后八位主编的传奇人生。虽然是两条线索，但是作者却巧妙地使过去与现在通过孟文进行了对话。在记者的工作生活之外，小说也描绘了孟文与女画家杨眉的美好恋情，写出了“无冕之王”的情感世界。《桅顶瞭望》可以说是我国当今第一部真实反映记者生活的长篇小说。而这部小说的价值和魅力，恰恰在于宋安娜本身的工作和才情：她本身就是一名记者，对记者生活和内心世界有着真实的经历和独到的把握，而且，由于她女性的温情与良善，所以才使得作品在反映残酷现实的同时，依然能给人很多美感和艺术的享受。

《圣光》写某报社著名的年轻女记者宁虹影，发现丈夫心灵深处十分卑鄙肮脏，决定与其分居。在一次采访活动中，宁虹影偶遇沉稳干练的外交官成功。两人一见钟情，几经别离的考验，终在灵与肉的结合中实现了生命的完美升华。然而，就在宁虹影憧憬美好生活的时候，成功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意外丧生。小说如魔如幻的描绘，如丝如缕的倾诉，感人至深。小说对爱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自五四以来，随着西方观念的涌入，中国传统家族观念日渐崩溃，传统上主要以家族观念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开始转向爱情的自由结合。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实现了普遍性的转变。但结果并不乐观，离婚率日益上升，而所谓的爱情则似乎像美丽的谎言，可以想象，但永远不能落到实处。与此同时，爱情越是难以捉摸，就越发充满期待。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宁虹影同其丈夫王大均结婚伊始也曾如胶似漆，但那不过是肉欲掩盖下的假象。宁虹影只有在遇到成功后才体验到了真正的爱情，那是一种“神奇的特异感觉”，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刻骨铭心。对女性来说，对爱情的期待涉及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寻找真正的男人，这正是《圣光》的另一个主题。90年代，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应该是琼瑶小说中奶油般的白马王子，而应该是个“成功”的男人。他不仅要有高大挺拔的身材、浑厚磁性的嗓音、清峻的脸，还应该沉稳干练，事业有成，最重要的是要饱经沧桑，富于内涵，“岁月的刀痕清晰地停留在他的脸颊上。他走过了很长很长的路，从他嘴角刚毅的纹路可以想见他曾经跨越了多少人生坎坷。他的眼睛却依然锐亮，闪烁着成熟而睿智的光”。而且要有持久的影响力，“一个男人，不管离去还是不复存在，他的氛围不仅不消散，反而因思念的强烈越来越牢固持久，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有魅力的男人”。可是这样的男性只能是理性的存在。不消说，《圣光》的爱情主题迎合了时代过于理想化的诉求，而悲剧性的结局则反映了作者现实主义的态度。

两部小说都以“新闻人”为塑造对象，标志着宋安娜小说创作已经由“知青小说”转向了“新闻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事实上，在其早期的文学特别是散文的创作中，已经有了明显的新闻风格。作为一名文艺编辑，宋安娜充分发挥优势，融新闻与散文于一体，进行了诸多尝试。《海之吻》中的某些散文渗透着职业的痕迹，使人感到它们既是散文，又有某种报道性文体意味。像《全靠自己》《节俭》《电话拜年》《〈正月十五〉“闹”元宵》等，有散文构思，又有新闻特色，使读者可以在作品中读到作者的文学感觉，又分明见到作者敏锐犀利的新闻眼。早期散文中的这样一些尝试，为后来写作以新闻人为对象的长篇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闻工作因其独特性，可以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长期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宋安娜来说，新闻视角不仅形成了她独特的文学风格，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她全方位立体地展现生活万象。

世纪之交，宋安娜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写下大量游记散文。这些具有跨文化特征的散文可以分成两个系列：法国系列和美国系列。前者的代表是散文集《别让我成为富人》（2001），后者则是以《东眼西眼看美国》为题的一系列散文。法兰西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法国系列散文多有温情的捕捉、审视与体味。美国系列则在赞赏之外更多了一份犀利，具有深刻的文化批判色彩。但不管是对法国文化的欣赏，还是对美国文化的剖析，都是以作者的中国眼光在看事物，因此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对照。而作者总能在跨文化语境的思考中，提炼出独到的人生体验。如《美国胖子》写道：“美国胖子最大的奇处不在于多，而在于胖得坦然。大街上，你绝见不到自惭形秽、缩头缩脑的胖子，一个个全都昂首挺胸着。在他们眼里，胖与瘦没什么两样，不过是生命存在的外在形式不同罢了，而生命的尊严同样应当受到尊重。”形象生动地写出了美国人鲜明的个性，但作者并不止于此，而是由此上升到一般性层面，进而审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出充满哲理味道的结论：“一个人，会不会尊重自己，是个关乎茫茫人海中能否安身立命的大事。”

宋安娜（左二）出席“东方精神与世界文学”论坛

宋安娜的文学世界从一开始便呈现着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双向并进的趋势。1985年她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谈“芸斋小说”的风格》，这是第一篇分析阐释孙犁“芸斋小说”的文章，对孙犁晚年的审美演进、风格变化和小说样式的创新，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99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与黄泽新合著的文艺理论专著《侦探小说学》，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侦探小说的系统学术著作，填补了中国文学理论在这方面的空白。它的问世，引起文学理论界极大关注，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百花文艺出版社、《啄木鸟》杂志社联合召开研讨会，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撰文称它：“最初营造这一学科，便古今中外地触及了侦探小说的整个世界。从这一类小说的历史源流到多样嬗变，从艺术特性到诸种流派，从审美价值到精神内涵，皆做了周详与深入的阐述。就这样，清晰与系统地建立起侦探小说的理论。”因为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侦探小说学》获得华北地区文艺理论一等奖、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进入21世纪，宋安娜的创作视野更加开阔，并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除了文学创作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势头外，她在文学理论和文化史领域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工作和创作之余，宋安娜开始研究在天津生活的当代文学大家梁斌，并于2004年出版专著《解读梁斌》，同期还主编了文艺评论集《梁斌新论——梁斌作品评论集续编》。梁斌以《红旗谱》蜚声海内外，研究者甚众。但《解读梁斌》却能独辟蹊径，除了对梁斌的一生作了宏阔、扼要的记述外，主要把研究的笔触伸向了研究者较少关注的梁斌30年代作为文学青年的生活、艺术素养的积累，任新世纪剧社社长时的文艺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晚年的艺术生涯和书法、绘画的成就。这本书，把梁斌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更加全面认识和评价梁斌的层面。

《神圣的渡口》书影

2007年，宋安娜倾注了六年心血的纪实文学作品《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出版，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早在19世纪末，就陆续有一些犹太人从各国迁居天津，到二战期间竟达3500人之多，他们建有自己的教堂、俱乐部、医院、学校、餐馆、墓地，也就是说，这座城市曾真真切切地拥有过一段完整而有序的犹太人社区生活岁月。宋安娜对天津犹太人的关注由来已久，她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重大文化价值，她认为：“研究犹太人在天津的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战中天津庇护了大批犹太人的生命，犹太人怀有深厚的感恩情结，视天津为第二故乡。所以，研究并宣传这段历史，彰显出天津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的崇高形象。另外，犹太人曾经积极参与天津的经济活动，在贸易、金融、地产、文化、餐饮等领域都为天津经济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他们中的一些人和家族至今还活跃在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的企业界和金融界；天津犹太人中还出现了一些杰出人物，如著名作家、摄影家、教授等，通过研究，可以扩大天津在国际舞台上的‘人脉’，为天津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www.xing528.com)

但是研究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犹太人在天津的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现在听起来已近乎“天方夜谭”。宋安娜没有气馁，而是决心“像打捞一艘沉没的历史古船”一样，把犹太人在天津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发掘出来。2004年宋安娜主编了大型画册《犹太人在天津》，以影像的方式介绍那些曾经生活在天津的犹太人。但这并不是她最终的目的，她要做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事实的“重见天日”，还要对这段独特的历史作创造性的文化解读。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以新闻人敏锐的视角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作家澎湃的激情和优美的文笔，以学者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作风，更以女人独有的坚韧，终于写成了《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这部独树一帜的专著。这是第一部叙述天津犹太人的长篇纪实文学，它采用文化史研究和文学观照的双重方式，深入探讨天津犹太人现象，揭示了一段令人激动不已的生活。读书不仅以全部的细节复现了一群犹太人在天津与众不同的生活，更揭示了天津城市博大宽容的文化传统。通过作者的文字，以文学的名义向世界展示了民族沟通、民族互助、民族文化相生相长的丰富含义。

《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是一部开创性的专著，既有珍贵的资料和文献，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填补了天津文化史的一项空白，开创了一个新的涉外史研究领域，同时又有高度的文学性，是一部文学家写的学术著作，体现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一种人文关怀，一种朴实的感情。但这部专著最大的价值也许还在于极大地拓展了“津味文化”的内涵。津味文化有古老的传统，独特的意蕴，一直是文化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然而，一提到“津味”，人们想到的就是“老城里”、“三不管”等带着鲜明的民族性印记的地域文化，而“五大道”、“小洋楼”等则被视为外来的殖民文化，是异己的“他者”。《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超越了这样一种狭隘的民族视角，从世界文化的高度，突出了另一种津味文化——小洋楼文化的贡献。诚如作家林希所言：“这本书对天津小洋楼文化（津味）的研究开创了新的篇章。我们过去的小洋楼研究是个误区，我们总在研究我们从西方得到了什么，但这本书开始告诉世界我们小洋楼文化给了世界一些什么。”

2008年，中篇小说《美人颈》在《北京文学》第2期发表，此后被多家文学刊物转载。小说写出了母女两代人的命运际遇，贯穿始终的是母亲刘雅娥的爱恨悲欢，其中也交织着时代与社会的现实。母亲刘雅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老三届的大学生，当年的校花，最美的地方就是她的脖子，“领如蝤蛴”，迷倒了许多同学和老师，然而，她均不屑一顾，最终选择了彼此有相似生活经历的同学李天顺。大学毕业后刘雅娥分配到省计委，李天顺分配到市十三中学，刘雅娥一进机关就赶上分房的幸运，他们做梦也不敢想能有一间现成的房子等着他俩结婚。后来夫妻双双变老，还纹丝不动住着当年单位分的拆大，又赶着房价暴涨，于是刘雅娥向李天顺发出最后通牒：三天之内，家教开班。于是，一向遵规守矩的教学带头人也办起了家教班。而他们的女儿李榴，乖巧，谙习社会，不仅使李天顺遂心，刘雅娥也称她小祖宗，对她怀有期望，认为李天顺窝囊一辈子，没指望，这个家，能成器的就只有李榴了。李榴大学毕业之后，不负父母之愿望，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为父母大学时的同学、天意集团总裁黄大壮精心谋划，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定了她父母大学时的辅导员、现在的副市长姜山杰。姜山杰改动城市规划图，政府公交延长线开工建设，快了黄大壮的意。李榴倚靠大树好乘凉，开起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专门为房地产提供营销服务，一下红紫起来，黄大壮感恩戴德，在市中心文化花园买了一个两居室送给了李榴做办公室，而这是李天顺、刘雅娥辛勤大半辈子却没能买下的房子。

如此多的违心悖理的事，加之学校、家庭的压力，内外窘迫，李天顺憋出病来了，他一口气顶到咽喉，咕噜一声，那口气终于喷了出来，却是一团黑血，人已然是没了，仰面朝天，嘴大张着，黑洞洞的。从此，不能再与美人交颈而眠，白头偕老了。而美人迟暮，老了的美人颈成了“长脖老等”。

这部小说用并“不美好”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美人的命运，其中也透露出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思索，她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美人的命运到底怎样才能美好起来呢？

综观宋安娜的创作与研究，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状态：多种体裁样式、多种题材范畴、众多社会生活层面和多种迥异不同的风格并存着，这种状态在女作家中是比较少见的。如此大量的体裁内容多样的作品面世，究其原因，一方面，不可否认，是作家的勤勉使然，然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当是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她天性中对生活始终保持的敏感。她的作品曾获得“五个一工程”提名奖，中国新闻二等奖，飞天奖，金鹰奖，全国报纸副刊年度大赛金奖，华北文艺理论一等奖等多项奖项。正是由于宋安娜不懈的创作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她于2002年获首届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提名奖。这是对她创作的极大肯定。

在女性书写上较为突出的还有李晶、李盈的《沉雪》。这既是一部女性书写文本，同时也属于知青文学。

李晶、李盈，孪生姐妹，1952年11月生于天津，1969年共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制砖、种地、修渠、盖房等工作。五年后，李盈被连队推荐进入天津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考入天津教育学院数学系。现为中学高级教师，任教于北京市某区重点中学，曾发表教育及教学论文，文学散文数篇。李晶于1977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分配到天津市委《支部生活》杂志社，1985年转入天津文联《文学自由谈》编辑部，1990年转入天津作协《天津文学》杂志社，现为天津作协一级作家，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评论，及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至今发表作品计三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沉雪》《水火女人》；小说及散文自选集《自在飞花》；中篇小说选集《北山无知青》；教育手记《发现孩子》，译著《为自由辩明》等；其中长篇小说《沉雪》曾获台湾联合报第十九届文学奖，同期为台湾《联合报》以及美国《世界日报》连载；文学评论《溢恶是艺术的歧路》获天津市鲁迅文艺奖；文学评论《非偶然阅读》获华北地区优秀评论奖；小说《刘先生》获《今晚报》小说奖。1998年《中国图书商报》评选李晶为“中国图书九八年十大出版新锐”。

李　晶

《沉雪》这部文本以女性的独特体验和独特视野，把我们引领到埋在北大荒“沉雪”之下的那令人震撼的人世间，切入的视角和线索则是女主人公鲜为人知的情感经历，而这一段情感经历，是其他知青文学文本所无法替代或复制的。叙述者孙小婴由于体弱、落后、家庭出身不好、胆小怕事等自身的局限，不具备代群体立言的话语权利，它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也不能体现群体的、同一性的价值观。所以，她的叙述，只能与宏大叙事背道而驰。于是，在这种极具个性特征和个体生命经验色彩的叙事里，孙小婴与舒迪之间的关系才会真实可信，才会在群体的、同一性的价值观所排斥的情境中蕴含着人性之美。而这种关系，是北大荒兵团知青的生存困境促成的。同性恋也罢，准同性恋也罢，那是人性在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温情的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残酷的社会生活——“文革”中被抄家，父亲被逼自杀，自己被迫下乡并发配到最艰苦的地方，使舒迪成为“男性”，而同样残酷的社会生活，却使孙小婴的胆小、爱哭、害羞和柔弱的女性特征愈发明显，孤独的处境和生存的困扰使其无所适从，她亟需人间的关怀、友爱与保护。在许多知青文学的作品里，这种友爱与关怀，往往是与异性的爱情一道出现的，它似乎只是个衍生物，而《沉雪》把这种情感从异性恋情中剥离出来，从群体言说的宏大叙事中剥离出来，在通常是悲壮崇高的北大荒兵团知青生活中，这种情感显得尤为凄美。进而言之，我们见惯了北大荒雪原上黑土地和白桦林的样板景观，但那深埋在时代河床下丰饶繁复的女性心灵世界却几乎被大众遗忘，《沉雪》从同性恋情的角度透视人性，以独特的审美观点激活了读者日渐麻木的感觉，而这独特的审美视点，亦成为作品中最具魅力的核心。

因为《沉雪》是以女主人公孙小婴的视角进行个人化叙述的，那么，作家在语言词汇的选择上，也必然做出相应的关照。任何一种叙述方式，都有各自的准则、规范和立场；一定的叙述方式，就必然有一定的语境、一定的语言特征和叙述习惯。《沉雪》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如孙小婴在麦田遇到一位担水的知青，因为阳光酷烈，那知青戴着顶草帽，此时，从孙小婴的视角里，那位知青“显出许多优越的朦胧”。在这个细节中，叙述人孙小婴刚下乡不久，饱受日头毒晒，且又无草帽遮掩，在面对“老知青”时，“新知青”的主观感受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唯有“落后”、“柔弱”、体力差的叙述人才能有这样的个人感受。

这种几乎是一瞬间的个人感受，包含着羡慕、自卑、甚至嫉妒等诸多复杂的心理活动。此外，在孙小婴特定的女性视野观照下，知青的脸色与北大荒秋冬之际的色调几乎是一样的，《沉雪》使用频率较高的形容词是“苍黯”，它可以是“一脸苍黯”，亦可以是“秋色苍黯”。“苍黯”的多次出现和重复使用，说明了叙述人压抑的心态，强调了生命流程的疲惫不堪，同时也体现了叙述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读完《沉雪》，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像在气势恢宏的知青文学交响乐之后，经过短暂的沉寂，忽然，一把小提琴如泣如诉地拉出极其哀婉的旋律，令人百感交集，回味无穷。

刘敏，生于1959年，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作室。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小说、文艺评论、散文随笔及纪实文学等四百多万字，主要有长篇小说《没有微笑》《留住风景》《如歌的诱惑》《后殖民女人》《跨国女人》《一个海归女人的情爱日记》，中短篇小说集《你让我有了爱的感觉》，长篇纪实文学《出国留学的少男少女》等。2004年刘敏获得天津市第二届青年作家创作奖提名奖。

刘敏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的作家。她的创作喜欢着眼于当下生活，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跟踪社会关注的焦点，探索其间生存个体的抉择与转变，进而展示社会转变过程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90年代初，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也加剧了中国社会转变的步伐，改变着国人的精神面貌。而这其中，原本是人文精神守护者的知识分子尤其面临着巨大冲击。在一个日益走向物欲横流的时代，在商品经济大潮铺天盖地涌来时，他们该何去何从？是坚守80年代文学启蒙的精神旗帜，还是与市场经济随波逐流，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刘敏的长篇小说《如歌的诱惑》即抓住了90年代这一备受争议的话题，探讨市场经济大潮中知识分子精神层面的蜕变轨迹，他们的困惑、挣扎、绝望、屈从、自毁等等。小说以男女诗人的爱情故事为叙述主线，为期十年的马拉松式爱情正好见证了从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十年间许多知识分子精神立场嬗变的过程。小说男主人公杨开泰原本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诗坛怪才，一年的出国访学经历使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羡慕西方社会物质生活的富裕，回国后放弃了诗歌写作，从务虚转向务实，积极投身商海、为赚钱奔波于各种交际活动中，乐不思蜀。他虽然意识到种种物质诱惑的永无止息，却像飞速旋转的陀螺一样无法停下来。杨开泰是一个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清醒地放弃精神自我、为物质所俘虏的知识分子形象。女主人公肖彤也是一个诗人，在诗歌甚至整个文学都逐渐边缘化的90年代，她仍然“不合时宜”地执着于诗歌创作，企图坚守这一纯洁的精神领域。虽然她亦耐不住诱惑而偶涉商海，但最终仍因为难以接受物质决定一切、利益交换至上的生存规则而退回自己的精神城堡。在物质潮流中肖彤动摇过、屈从过，经历了短暂的迷失后找回自我。不过，她的坚守好像出家人修行，虽然在市场经济潮流面前坚守自我非常难得可贵，但枉顾时代潮流而封闭自我也无法走出精神的困境。关于《如歌的诱惑》的创作，刘敏曾说：“我最初只是想写一个有关文化人在人文精神严重丧失的情况下面临的种种诱惑和矛盾的故事。……整个90年代，我们的文化人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前所未有的时代嬗变。我们的灵魂受到了深刻的洗礼。由浪漫诗意逐渐走入了一个迷茫散乱的阶段。紧接着又陷入了一个丧失自我的阶段。直到90年代末，我们不得不承认，个人主义、利益交换又成了人与人之间最有利的交换条件。中国知识分子由务虚到务实经历了一个人格裂变的精神演化过程。我终于找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定位。”^[14]应该说，通过几个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如歌的诱惑》对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下物质利益对知识分子精神空间的挤压、许多知识分子的“堕落”与异化揭示得淋漓尽致。然而，这些形象有些绝对与犀利了，文本中人物的对话常常由长篇大论的理性分析构成，仿佛发表演说，流露出理念化的痕迹而缺乏回味的余地。

“出国留学三部曲”包括《出国留学的少男少女》《后殖民女人》和《一个海归女人的情爱日记》三个作品，亦是刘敏关注社会敏感问题的力作。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力度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着走出国门，去开阔眼界，感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对子女抱有殷切期望的家长们更是如此，一时间国内掀起了出国留学的热潮，且留学者越来越趋向于低龄化。纪实文学《出国留学的少男少女》即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刘敏对五十位出国留学孩子的采访记录。通过五十个孩子各式各样的留学经历，记录他们价值观念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揭示中西文化的差异，比如相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西方文化更注重个体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人情关系相对淡漠等等。《后殖民女人》和《一个海归女人的情爱日记》以小说的形式深入探索出国留学这一敏感话题。相对于《出国留学的少男少女》，刘敏对如何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后殖民女人》以十五种色彩结构章节，讲述一个跨国女人的生命故事。女主人公肖遥新婚不到一年就成了流行的“留守女士”，丈夫史爱隆去美国留学，留下她一个人，还要背负一大笔欠款。她孤单、寂寞、焦虑、绝望……接受了情人狂飙的利益交换，去美国寻找丈夫史爱隆，但她却发现美国不是天堂，而是地狱，它吞噬了她的爱情与婚姻。在身心憔悴的梦醒时分，她选择了回国。作为一个留守女士，肖遥经历了留守、分离、婚变、跨国，其精神世界亦一步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憧憬到梦醒后回归传统。刘敏对于后殖民女人的情感世界挖掘得比较深入细腻，但无形中似乎总是受制于媒介话语的影响，有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比较理念化。作者对于物质时代漂亮女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但对其中的许多价值观念往往不自觉地过于同情而影响到小说文本深度空间的开掘。《一个海归女人的情爱日记》描写了一个为爱情而选择回归的女人“娇娇”在爱情破灭后再次离开的故事，反映出在物质年代追求爱情的虚妄与讽刺。

越是在一个物质为主流的社会，人们越渴望心灵的慰藉与充实。刘敏的作品刻画了物质年代人们精神异化的种种情态，她喜欢用爱情来象征那份精神上纯粹的渴求，但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爱情想象往往过于高蹈，极易在坚硬的物质现实面前被撕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