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小说《新时期卷》

第四节　王松、王爱英等人的知青小说

1978年的小说《伤痕》，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同时它也标志着新时期知青文学在当代文坛的崛起。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知青文学几乎与新时期以来所有颇具影响的文学思潮同步，从“伤痕”到“反思”，从“寻根”到“新写实”，从“新状态”到“文化关怀”，知青文学无不涉足期间，并自成格局且长盛不衰。知青文学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学现象，它之所以特殊不仅仅源于文学自身的演进，更为重要的是，知青文学承载着诸如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想解放等一系列需要重新审视和考量的重大课题，那一段历史刚刚过去，余音尚在，知青文学率先高张“伤痕”的主题，旗帜鲜明地对“上山下乡运动”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开新时期文学之先河，而且起到了社会良知的作用，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文革”，是知青文学藉以存在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它出现在都市（学生）→乡村（知青）→都市（城里人）的人生大循环中，所以知青文学的实绩，多分布于几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知青出身的作家。如北京之张承志、史铁生、郑义、阿城、王小波、朱小平，上海之叶辛、王安忆、陈村，广州之孔捷生、郭小东，哈尔滨之梁晓声，保定之铁凝，杭州之张抗抗，成都之邓贤等等。

据天津档案馆的一项数字统计，天津市自1962—1978年下乡知青共有419328人。仅1969年，天津市上山下乡的知青就达到了143242人之多，去向大都是内蒙古、黑龙江、甘肃、新疆、山西、河北、辽宁、吉林、宁夏、云南及天津市的四郊五县，还有一些知青返乡回了祖籍。这样一个波及面广、影响至深的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个直辖市，比之北京、上海，天津的知青文学起步稍显滞后，在风起云涌的“伤痕文学”大潮中鲜有亮相，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打出自己的旗帜，更缺少话语权。这也反映了当时创作准备不足的状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学创作的进一步演进，新时期文学走过三十年，天津知青文学从最初的边缘状态，即从80年代的《当代骑士》，经90年代的《沉雪》，到新世纪以《双驴记》为代表的后知青小说的异军突起，呈现出向上发展的良好趋势，天津知青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知青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版图。

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主题，表明了知青文学的立场和勇气，“伤痕文学”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它“拨乱反正”的社会意义，而非它的文学含金量。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步子加快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文化大背景下，知青文学的“伤痕”主题也不可能持续得太久，而新时期文学主题的演进与变化，也通常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阶段性起落和转移时发生的。知青文学的主题在这一时期相应地转轨，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即“反思”主题的出现。从创作主体而言，单一而集中地展示“伤痕”，不是这一代知青作家的终极目标。在已经过去的那个荒谬的时代，是否还存在着有价值的东西？在控诉和声讨之后，是否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尤为重要的是，“伤痕”主题还停留在事物的表象层面，它既不能涵盖那一时代的全部，也不能揭示那一历史的纵深，“伤痕文学”虽然在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震撼，但毕竟未能全面和本质地展示出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而文学恰恰应该是人类的心灵史。在这种态势下，一大批具有“反思”色彩的知青文学作品涌现了出来，如《今夜有暴风雪》《大林莽》《本次列车终点》《南方的岸》《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等。

在这批“反思”的作品中，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以其独特的视角，温柔而忧郁的叙述风格，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

张曼菱生于1948年，女，汉族。云南昆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9年赴盈江县平原区插队落户，后为昆明医学院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员，天津作家协会理事，海南作家协会理事，海南曼菱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独立制片人和导演，职业作家。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天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在校期间即发表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时轰动京华，后改编为电影《青春祭》，饮誉海内外，被誉为祖国大陆知青电影的巅峰之作，成为一代人心灵的丰碑。

这部小说将思路进一步拓展，不再囿于知青间的恩恩怨怨，笔触转向更为广袤的农村，以更为豁达、更为开阔的视野探索人的困境，已然突破了“载道”文学的政治内容层面。作品通过女知青对自身处境和对美的思考与追求，自怜自恋，给人的心灵以强大的震撼：人到底要追求什么，人不能异化为劳动力。偏远山村的傣家姑娘，何以比城市来的女知青还要崇尚美丽，比较起来，本应在装扮上更胜一筹的女知青却相形见绌，意识形态在文明的进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种对比和提示表明了怎样的反思？很显然，作品传达出一种浓厚的文化焦虑。在此种文化焦虑中，代表着城市文明的知青与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农民完全是截然不同，这个地处偏远的傣家寨子，甚至不知道上山下乡的确切情况，也不知道知识青年是怎么回事，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在这里实实在在地打了折扣。在《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有位老人在路上来回地敲锣，一面喊着傣话。后来我才知道，他喊的是：“知识青年来了！毛主席给我们送姑娘儿子来了！”

政府的政策常常在语言翻译中被重新创造。知识青年向社干部请假，他会说：“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农民没有星期天。”但如果你真有事，他也就忘了这条“最高指示”。

“毛主席给送姑娘儿子来了！没姑娘的来领姑娘，要儿子的来领儿子。”在许多地方宣传的都是这两句话。寨子里那些戴黑包头的老奶奶，拉着知识青年悄悄地问：“爸爸、妈妈有哇？”我们被当成了孤儿。

山高皇帝远，这样的人文环境和历史空间，与城市比较起来，极“左”思潮的污染与破坏相对较少。而看上去相互对立的城市与乡村，也不是无法沟通的两个世界，毕竟爱美是人的本性，知青也爱美，美存在于民间，存在于人们的心灵，山清水秀的傣家寨子，将长久地铭刻于心。

当然，文学的主题是多义性的，知青文学的许多文本内涵很丰富，不能仅仅以“伤痕”、“反思”来概括；况且，“伤痕”和“反思”的视界与层面亦有诸多不同。

人性的复苏与觉醒，是新时期文学的价值之一，许多知青文学的范本都对此作了努力和开掘。王爱英的长篇小说《当代骑士》，将知青文学通常对于社会悲剧的描述作了调整，转向对人的悲剧的剖析：“把一大群本该是时代的前驱，却造就成时代的落伍者，这样一种历史现象，似乎还较少集中地在文学中予以表现……王爱英的《当代骑士》，把这个文学主题带进了知青文学。”^[5]

王爱英1952年生于天津，男，汉族。祖籍河北蠡县。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天津二十中学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赴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五原县下乡插队，1978年调回天津。天津广播电视大学专科、天津教育学院本科毕业。曾任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天津作家协会《天津文学》副主编，《通俗小说报》主编，2006年调任天津作协创研室主任。1986年全国青创会天津代表。2003年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主编班）学员。著有小说、随笔等文学作品200余万字。知青题材的小说《不是轮回》被拍成电视剧《不惑的冬日》在山东台、中央台播放。编导、撰稿六集电视纪录片《我是老知青》，已在内蒙卫视、天津台播出。小说多次获广州文艺朝花奖、天津文学新星奖。

郭小东将《当代骑士》列为80年代知青文学代表作之一：“……《伤痕》《今夜有暴风雪》《雪城》《蹉跎岁月》《本次列车终点》《北极光》《年轮》《孽障》《桑那高地的太阳》《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当代骑士》乃至后来的《黑骏马》《北方的河》《南方的岸》《大林莽》《世界》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等，80年代知青文学饱浸着流放地的鲜血与污浊的腥气，以一种在此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从未有过的精神挣扎和灵魂呻吟，铺天盖地地扑向每一个人的心头。”^[6]

以“人”为聚焦点进行文学的观照和透析，是天津知青文学的一个走向，80年代是知青文学异军突起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充满着激情和创造力。尤其在高张“寻根”旗帜以后，文学创作的使命意识向多元的层面渗透，它可以渗透到历史、政治与文化，也可以是结构和语言，天津知青文学则选择了“人”。

如果把《当代骑士》和《沉雪》作为天津知青文学自80年代到90年代的代表，就会发现一个历史性的线索：其间经历了从群体言说到个人化叙述的过程，这是天津知青文学一个颇为显著的特征。

叙述不仅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创作技巧和方法，而且它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是作家“认识现实的基本依据之一”^[7]，是作家依照一定的原则整理经验、认知世界的方式。

而在知青文学的传统文本中，对上山下乡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认知依据，多属排斥个体经验、排斥个人化叙述的群体言说，体现的是一种为群体代言、相对同一的价值观念，有些作品甚至可以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诠释文本。

这种群体言说或代言，以集体意识为内涵，以主流话语为表现。

群体言说这一叙述方式，除与社会文化的影响及文学自身的叙述传统紧密相关外，也与一代知青（包括知青作家）的特殊经历有关。“下乡——返城”这一模式是知青共同的人生轨迹，许多人的命运惊人地相似，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具备知青这一代人的共性和特性。知青的团队精神和集体意识在一个时期内理所当然地被强调，群体化的价值立场在知青文学的诸多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示，毫无疑问，群体言说成为知青文学也包括天津知青文学的一个特征。

许多知青作家都曾是一代知青的“代言人”，而“代言人”在创作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个角色转换，即作家（个人）与“我们”（知青群体）的替换。换言之，作家是代想象中的群体而言说，作家在创作中或者讲出群体认同的话语和价值观，或者僭越了群体，以为自己就是公众，就是“我们”。知青文学的群体言说和主流话语这一特点，或许已是许多来自民间社会的上山下乡亲历者与知青文学有某种隔膜之感的重要原因。

《当代骑士》的主人公陈英男，本想做一个丹柯（见高尔基《伊则吉尔老婆子》）式的理想英雄，最后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成为一个堂·吉诃德。作为一个文学化的知青人物形象，陈英男在知青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是那类有理想、有抱负、有献身精神的知青，“盲目和愚忠，对于具有英雄气质而又企望成为英雄的人来说，无异于加深了自身的悲剧。他（陈英男）在努力实现自身理想抱负的同时，迅速趋向反面。他无法逃避二律背反的法则，正题的彻底同时导致了反题的确立”^[8]。

《当代骑士》封面

应该承认，陈英男这个形象在知青文学的人物画廊中还是颇具特色的，但是，这个形象的艺术感染力稍稍逊色，作家对其内宇宙的开掘不够，对其心灵的透析不够，一个没有达到极致的文学形象，是不可能引起广泛共鸣的。换言之，陈英男这个人物形象似乎是尚未经过匠师精心雕琢的璞玉，其实他本应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之所以未能炉火纯青，除作家的创作准备和艺术功力等因素外，群体言说的话语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陈英男这个文学形象的塑造。一个试图模拟公众或为群体代言、牺牲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人，他骨子里的东西表现得并不充分，他原本的棱角以及内心的矛盾冲突、乃至他的个性特征，也缺乏足够的展示。

这即是作为天津知青文学群体言说文本的《当代骑士》的遗憾所在。

在80年代中后期，许多知青作家都把自己的笔触伸向了农村和农民，如郑义的《远村》《老井》，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等等。这些知青作家放弃驾轻就熟的就知青写知青的题材，从而转向那些土生土长的芸芸众生，这种现象与“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小说以现代意识关注历史，反思传统文化，探寻中国文化的根源，创作手法上传统和现代相融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牛伯成的知青小说以“苏锐”系列为代表，娓娓动听地向人们讲述了那些发生在不堪回首的时代里黄土地上的故事（中篇小说《沙荒》《苦舟》《热土》等）。主人公苏锐不再是那些在知青小说中司空见惯的、充满浪漫情调的白面书生，或凌驾于农民之上力图移山填海的有志青年。苏锐选择了命运而非听从命运的摆布，他不想再当什么知青，他甘愿离开知青点另立门户，甚至把铺盖卷搬到了农村寡妇的热炕头。但荒原文化的本质是排他性的，苏锐在这里不可能获得他所认为的应有的理解，他在素月那里得到暂时的满足，实际上这差不多是一种灵与肉的麻醉，以后不久他又会感到苦闷，于是便再一次投到素月的怀抱。这就形成一种周期性的恶性循环，苏锐永远也无法得到解脱，而他的孤独也只能埋在心底。离经叛道的苏锐是荒原文化与城市文明碰撞而出的混血儿，他不再是纯粹的知青，更不是纯粹的农民，深陷孤独困境的苏锐成了不伦不类的“这一个”。而这不伦不类的“这一个”，在知青人物画廊里，却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知青人物形象。

牛伯成

牛伯成生于1949年，男，汉族，天津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1969年毕业于天津市南开中学。1969年先后赴内蒙古开鲁县曹家营子村、河北省遵化县宫里村插队务农，后历任天津市第四人民造纸厂办公室秘书，中共天津市委《支部生活》记者，天津市文联干部，天津市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专业作家。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天狱》《最后一个知青》《失重的女人》《凶宅》《不爱不明白》五部；长篇纪实小说《原罪》《血祭金沙》《中国刑侦一号案》三部；中篇小说《苦舟》《沙荒》《厄运》《癫狂症患者》《懦夫》《陪伴生活》《混沌的日子》等40余部。其中，中篇小说《罗曼的方程》获《中国作家》首届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背影》为《中华文学选刊》选载。长篇小说《失重的女人》和《中国刑侦一号案》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牛伯成的知青小说，还有着隐喻和象征的意义。《热土》里把女人比做土地，或用土地形容女人，反映了对母性的依恋和仰慕，土地、母亲和女人三位一体。这是一种复杂的艺术感受，用对土地的爱，来喻示对女人和母性的爱，这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随着90年代末期知青文化热潮的影响，天津的知青文学很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在反省人生的同时，把关注的目光上升到人类文化的层面，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角。长篇小说《写不尽的岁月》与《饥饿荒原》就是具有这样独特视角的作品。

铁丽的《写不尽的岁月》的时间跨度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上世纪70年代末，空间场景从滨海省城到草原牧区，这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段，干部子弟杨南生和叶萌由孩童而成人，在多种文化浪潮的撞击中浮沉动荡，脱胎换骨。作品以纪实的手法来展现杨、叶这一代老三届成长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以章节编年和日记、信件摘录的形式记录他们的心路历程，给人一种编年纪实的历史感和真实感。

于铁丘(www.xing528.com)

铁丽即于铁丘、娄向丽夫妻之笔名，于铁丘生于1948年，男，天津一中1967届高中生，1968年9月去内蒙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插队，1974年10月返天津，在一所中学任教。1977年恢复高考后在天津师范学院学习。1983年至退休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工作，从事图书馆工作二十年，对这项工作十分热爱。工作之余与爱人娄向丽合作创作了长篇小说《写不尽的岁月》。书稿最终被插队知青第二故乡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接受并于1996年10月出版。此外，还出版过其他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数种，发表论文及散文若干。娄向丽生于1949年，女，天津二十中学1967届高中生，1968年9月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插队。1971年9月选调到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宁机务段当工人。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到天津体育学院上学，毕业回到集宁机务段当干部，1978年调到天津铁路分局。1992年调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先后在办公室及研究室工作。期间先后毕业于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和全国法律业余大学。2004年退休。爱好文学，自1982年起在正式报刊开始发表作品，除与于铁丘合作出版长篇小说《写不尽的岁月》外，还有一些独立发表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以及与他人结集出版的《草原启示录》《折不断的翅膀》等，约百余万字。

于铁丘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他对蒙古史和蒙古文化尤为关注；同时他和娄向丽有过同在草原插队的经历，知青情结也是他们难以释怀的财富，他们曾多次千里迢迢回访四子王旗，探望草原上的蒙古族乡亲。老知青与蒙古族乡亲的情谊可见一斑。一条感情流脉连接着现在与过去，连接着老知青与蒙古族乡亲。在这部作品里，尤其以浓彩勾画了草原上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即便在“文革”那种残酷的环境下，草原上的人们仍恪守自己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对抗那场浩劫。作品没有孤立地写知青，而是将知青融进了牧民的蒙古包，融进了大草原的文化层面。具有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无疑是有价值的，而作品的纪实风格又突出了这种文化色彩，这是一部以草原风情和知青生活为底色的小说，其丰厚的文化蕴含是这部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

与《写不尽的岁月》相较，及容的《饥饿荒原》则更多的是以女知青的心路历程，重新审视那一段几乎令人窒息的生活。原来，号称粮仓的北大荒，却是一片难以想象的荒凉和饥饿，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要受到限制，在无形的压力之下，爱情、友情、亲情……人类的诸多感情变得如此贫弱。在年幼时就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节粮度荒”的这一代人，不仅在体质上营养不良，而且在精神文化和科学文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他们的思维模式惊人地相似，他们的精神特质出奇地统一，就像同一流水线制造出来的产品，其特征和性能没有什么区别；在某些方面，优势都是优势，缺陷都是缺陷。但是，这一代人在饥饿威胁下所作出的反应，或者采取的态度、行为，还是因人而异的。同是知青的王二、王一生（依次为《黄金时代》《棋王》中的人物）也生存在一个非常“饥饿”的文化空间，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一种信马由缰的自由境界，王二在性爱中才能感受到作为人的存在，王一生在对弈时俨然千军万马的统帅，二王毕竟在精神上找到了自己的家园或归宿；而苏晓晴（《饥饿荒原》主人公）却始终在寂寞中寂寞，在压抑中压抑，给人以深刻的痛感，因为，这正是绝大部分普通知青在那个“饥饿”时代的生存状态。

陈吉蓉

及容，本名陈吉蓉，生于1948年，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1969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年后回到天津进入大学学习，之后做过《天津教育》杂志英语教学编辑和《天津文学》杂志编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87年其早期创作的小说由作家出版社成集纳入《新星丛书》。小说《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房子》曾入选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研究会”出版（日文）的《80年代中国女作家作品选》。长篇小说《饥饿荒原》是这位女作家创作的唯一一部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199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小说出版后被美国林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曹左雅博士作为中国大陆知青文学的重要资料研究。

文学评论家金梅对《饥饿荒原》是这样阐释的：“对知青来说，所谓‘饥饿’，所谓‘荒原’，不只是物质上的，更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甚至也是生理方面的。作者从日常生活中去写出这些方面，即表现了她深厚的（在涉及的题材范围之内）生活功力和文字功力。从如何造就一代人的素质与人格上说，比起早期出现的那类知青小说，在深度上是否也能递进一层呢？……知青生活本身是艰苦的，但它像其他不平常的经历一样，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当在回忆中再次体验其苦涩的同时，也发现了某些与苦涩相伴相连的人生教益，就会产生一种怀念与珍惜之情。这种情感，是不能简单地用某些政治概念去解释与臧否的。”^[9]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发生了显著变化，其重要标志就是出现了以《双驴记》《哭麦》《葵花引》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后知青文学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均为天津作家王松创作。

王松生于1956年，男，祖籍北京。1982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现在天津市作家协会供职，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3年开始文学写作，以写小说为主，另有部分歌词、喜剧小品、相声作品。曾在《人民文学》《收获》《中国作家》《十月》《当代》《花城》《大家》《钟山》等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中、短篇小说。出版长篇小说《春天不谈爱情》《歌·谣》《鱼》等十余部，中篇小说自选集《阳光如烟》《蟾蜍怒放》《王松作品集》（四卷）等。迄今出版、发表小说作品一千余万字，作品多次被国内的各种文学选刊和选本转载。曾获“中国广播文学奖”，天津市第二届“青年作家创作奖”。中篇小说《红汞》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中篇小说《双驴记》曾获《小说选刊》“2003—2006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等，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走着瞧》，获“上海国际电影节”四项传媒大奖。另有部分作品多次在国内获各种文学奖项，并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王松的创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83—1992年，发表部分小说作品，题材较广泛。1993—1997年，从事电视导演工作，并创作大量歌词、喜剧小品和相声作品。1998—2004年，重新开始小说写作，一些主要小说作品在此期间发表，如中篇小说《红汞》《红风筝》《红莓花儿开》《血疑》等，题材多以“文革”时期为背景。2005—2009年，开始从事“知青”题材的小说写作，试图以全新的角度阐释和反省那段特殊历史，在《收获》《当代》《大家》《花城》等杂志发表《后知青的猪》《葵花向太阳》《一河红旗》《眉毛》《双驴记》《蟾蜍怒放》《猪头琴》《秋鸣山》《哭麦》《木鸡·竖吹》《葵花引》《我们的故事》《事迹》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有国内评论家撰文，称之以“后知青文学”的姿态重新进入知青题材领域。

王松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个成长期较长的作家。他从198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7年后才真正进入写作状态。2000年后，他接连发表了中篇小说《红汞》《红风筝》《红莓花儿开》，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以此为发轫，他相继在《收获》《大家》《钟山》《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当代》《花城》等国内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多部长、中、短篇小说700余万字。已正式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食色》《落风的街》《欲望如歌》《欲望都市》《春天不谈爱情》《午夜阳光》《浮·游》《歌·谣》《蛾的飞翔》《动机》以及《从良》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自选集《阳光如烟》和《王松作品集》（四卷）。许多作品产生了强烈反响，不仅获得多项文学奖，还多次被列入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中国小说排行榜。如中篇小说《红汞》，发表于《收获》2002年第4期，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入选200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短篇小说《雪色花》，发表于《钟山》2003年第6期，入选200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血疑》，发表于《人民文学》2004年第8期，入选200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双驴记》，发表于《收获》2006年第2期，入选2006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并获“《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

2005年王松在当年红军走过的草地

每一个触及人类灵魂的伟大作家，其创作往往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发轫契机。它也许是一段过往的历史，也许是一种湮灭的文化，或者是一团斩不断理还乱的情结……无论何种形态，这些契机往往会像不断生长的酵母，在现实阳光的普照之下不断发酵，促使作家对潜意识深处的个体经验反复回顾、咀嚼、深思，直至形成作家的创作主题。比如捷克历史之于米兰·昆德拉，湘西世界之于沈从文，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等。对王松来说，这块酵母则是其“文革”经历。他的小说，尤其是近年来获得文坛好评的佳作，几乎都是围绕着“文革”历史展开。

书写“文革”的作品，当代文学中并不鲜见，尤其是“文革”结束初期，大规模的、异曲同工的“文革”书写形成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两股潮流。这些作品中往往存在着壁垒分明的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受难者，多为受人利用、心灵遭到伤害的知识青年，更多的则是在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的知识分子；另一类是迫害者形象，他们或者被简单地指向“四人帮”，或者是为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所领导的运动群体而面目模糊。两类人物在各种情节设计中交锋斗争，通过受难者经历的磨难与思索，记录“文革”对个体造成的伤痕，进而反思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其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的也许软弱，在荒谬的处境面前保持缄默。不过，总体来说，作家们仍在其身上寄托了许多人类正面的珍贵品质，他们是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是荒谬年代的清醒者，敢怒而不敢言，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良知。

70年代末80年代初，类似的“文革”书写覆盖了这段特殊的历史。共名的社会思潮使得本属个体经验的文学表达反倒形成了一种异口同声的集体记忆，成长为一种新的公共话语。王松的童年时期恰与“文革”历史同步，特殊的历史处境使其生命体验亦具备了许多独具一格的特质。当这些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公共话语相遇时，集体记忆的某些虚假与对历史的遮蔽之处便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促使着王松去反思，去书写。他的小说依靠独特的个体经验，重新掀开“文革”的历史面纱，对其进行创造性地想象拼贴组合，从而为读者展现出“文革”历史的另一面。

在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特殊年代，“文革”书写确实无法回避那些“热火朝天”的政治运动。然而，王松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脱离了以往“文革”书写仅仅胶着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创作模式，将“文革”历史放在民间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来表现。十年“文革”岁月，生活于其中的既有翻云覆雨领导政治斗争的健将们，更多的还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而健将们也并非横空出世，或许与政治运动相关，或许是出于其他复杂原因，普通百姓与运动健将间的相互转化存在着种种可能。翻天覆地的政治运动毕竟是生活的“变道”，建立在生存基础上的衣食住行才是生活的“常道”；“变道”以其特异固然容易引发读者的好奇与关注，但那些隐于无形的“常道”才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石。“文革”的书写除了政治运动之外还应该有很多，王松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重视与描写使其创作充满了切实可感的物质外形。他小说中的“文革”历史空间，没有局限于政治运动的起伏，而有着民间底层生活的实在层面。老百姓们照常为生计奔波，照常吃饭、睡觉、恋爱、生子……尽管这些生活细节都无可避免的会被染上一些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并不意味着后者就是一切，可以统一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很多时候，在公共话语覆盖的间隙，生活的真相往往会曲曲折折地生长出来。比如小说《红汞》中描写到谈恋爱，从“文革”的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来讲，恋爱意味着小资情调，属于被禁止事项，但杨老师照常会和“小夜叉”秘密地压马路；而“时金宝”的父亲，以捡破烂为职业照常会受到其他人的无形歧视，还无端地替吴教授背黑锅、被污蔑偷香烟，所谓最低贱者最高贵的逻辑在这里行不通。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显示出民间伦理的顽强之所在。

而对文学来说，“常道”在何处？“常道”在于人心，人物形形色色的各种举动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形形色色的人心，或者说人性。王松的小说抓住了文学最根本的东西，关注人，关注人性。“文革”时期，尽管父母被关进了牛棚，但作为一个孩子王松并未受到直接冲击。这使得他一方面能与那些热火朝天的政治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冷眼旁观；另一方面，“另类”的身份所属又使其无法全然超脱，作为社会地位中的弱者，对“文革”历史感受到的更多。因此，他的“文革”书写既有经历者特殊的个体记忆，又能以冷静的笔触跳出当事人回顾历史的情感羁绊。

他的小说也热衷于塑造知识分子形象。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王松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常常以反面角色出现。渊博的知识储备非但没有培养出他们的美好品德，反而使其更加彰显出人性丑恶的一面。通过重塑“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王松对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进行了反思。长篇小说《鱼》中的主人公曲泽深，为了改善个人的生存处境，见风使舵，在政治斗争的两派间左右摇摆，一会儿巴结刘大成，一会儿又投向孙没改。他所擅长的各种技能如养鱼、修理电器等成为他伺机寻找政治保护和靠山的资本。小说《吟》中的歌唱演员唐音亦是如此，他的确才华出众，却极为自私自利。不仅在关键时刻抛弃了危难之中守护他的女性林兰，还落井下石将所有脏水泼到她身上；借政治运动打击与他有嫌隙的领导，占有他的妻子；当为救治他而被批斗的老中医杨疯子陷入困境时，他却为自保而置之不理。在这些小说中，知识渊博、才华出众成为知识分子晋升的阶梯，而他们的冷漠、自私、谄媚等诸种劣根性也被反衬得更加鲜明。

另一类引人注意的知识分子则是“教师”形象。作为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教师所负的责任更为重大，他们不仅要授学生以知识，更要教学生如何为人。不过在王松的小说中，这些教师形象本身就值得反省。他们丝毫没有为人师者的宽仁之心，对禀赋出众的学生不仅不爱护，反而为了维护自身知识权威者的形象而对他们刻意打压，从而造成悲剧的发生。小说《红莓花儿开》中的罗老师，面对班上的优秀学生华大沙、华二沙，无法从知识上说服他们，就故意刁难，或利用班上的平凡学生营造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孤立他们。而《红风筝》中的老师“大摩登”，为了与祁老师斗法，竟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学生威逼利诱，让他充当内奸、背叛友谊；《血船》中的孙老师，为了自身的前程，利用学生蔡狗的残疾为自己铺路，而丝毫不顾及他的自尊心。此外《伤心的留声机》中的宋老师、《红汞》中的杨老师……这些教师的形象读来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的知识只是让其在与弱者一方——儿童的对决中表现得更加机智，在权力的斗争中更善于巧妙的钻营。以上这些人性的丑恶之处即使现在仍然屡见不鲜，虽然它们并非来源于“文革”，但“文革”特殊的社会政治氛围无疑为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形中鼓励了这些丑恶的表演。

这些小说通常采用回忆的叙述姿态，讲述叙述者童年发生的故事。不过，它们并非像成长小说惯用的那样，以儿童的天真无邪来反衬成人世界的复杂多变。在王松小说中，大都有一个天赋异秉的儿童作为主人公，他们是双重层面的弱者。与成人相对无疑是弱者的一面；与平庸者相对，天才也往往孤立无援。而处于一个荒谬的年代，这些异秉往往成为他们悲剧发生的根源。《红汞》中的主人公“二百二”借助异秉来复仇，虽然一度是胜利的一方，但最终走上不归路，被判死刑；《红风筝》中的主人公郭卫东被雷电击死；《红莓花儿开》中的华大沙发生了车祸。此外，还有小说《血船》《血疑》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悲剧结局。这些儿童主人公的命运轨迹令人沉思：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公共话语中的红色往往象征忠诚，暗示着热火朝天的干劲儿，这些小说题目虽然不约而同蕴含了一个“红”的色彩意象，故事却都是“不动声色又略带伤感”的悲剧，王松借此向我们揭示出“文革”年代红色的另一层涵义，即无形中吞噬一切的血色。

王松另一类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品是他一系列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主要指向以下一些小说：《双驴记》《秋鸣山》《猪头琴》《哭麦》《我们的故事》《葵花向太阳》《浮井》《眉毛》《一河红旗》《后知青的猪》《蛾的飞翔》等。这些小说被一些评论者称之为“后知青写作”。

所谓“后知青”，是指1970年后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其实，对于“前知青”“后知青”的划分，王松本人颇不以为然。因为“正如革命不分先后，既然已经知青了，也不应分什么先后”^[10]。不过，相比较而言，“前知青”与“后知青”的确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由于上山下乡的时间比较晚，或多或少地了解到前辈所遭受的苦难、悲情以及欺骗等，他们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其知青生活的历史形态也因此有所不同。王松本人即属于“后知青”的一员，与80年代左右流行的知青文学相比，他的“后知青写作”展示出独特的面貌。这既与后知青生活本身有关，也与王松本人的创作理念有密切关系。

对于知青身份的历史定位，王松秉承理性反思的态度，跳出了以往知青文学中根深蒂固的受难情结。80年代左右的知青文学中，知青作家或者将自身定位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哀悼青春岁月的流逝以及理想信念的崩塌；或者不甘精神废墟之上的虚无，用生活的苦难来熔炼强大的主体意志，供奉那“青春无悔”的信念。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知青作家们的功成名就以及各种传播媒介的共谋，过往的苦难被重塑为财富，对苦难的回顾也逐渐失去了最初的批判色彩。王松虽然同样是插队知青，不过，面对这段特殊的历史，他却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反思意识。有感于知青言说的演变，他说：“时至今日，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都已无心再去认真回想，或文过饰非，或有意回避，更多的是用‘控诉’和‘缅怀’将往事的真相掩盖。”^[11]在插队所在地流传的“当年闹土匪，现在是闹知青啊”的话语中，他感受到了以往知青生活书写的片面以及当下知青言说的虚伪与矫饰，因此，决意从多重视角切入知青生活的书写，进而揭示历史的真相。

如果说在以往的知青文学中，我们在知青们与天斗、与地斗的过程中还能发现一种煽情浪漫的悲壮氛围的话，王松的后知青写作相对来讲则要冷峻的多，审美意味也更加复杂多变。“文革”后期，知青们为了回城，每个人都费尽心机不惜一切代价。以往与自然界斗争的热情被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所代替，而因为同类相残，这战争也显得极为惨烈。胜利者固然无可炫耀，失败者也不能令人悲悯，所留下的唯有那争斗过程中人性扭曲与挣扎的痕迹，格外触目惊心。

王松选择从人性的视角窥视知青们之间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独具一格的叙述编织出了一个个审美情趣迥异的知青故事。小说《后知青的猪》堪称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知青马跃进、牛国庆、杨璐三人为回城，争相拍书记刘凤翔的马屁，拿他被撞死的种猪大献殷勤：马跃进用棺材挡道，为书记挽回经济损失；牛国庆主动买小猪帮书记喂养；杨璐则一边用“美人计”令马杨二人自动放弃竞争，另一面又用身体换得回城名额。王松的叙述语调冷静沉着、略带调侃，围绕一头猪而展开的荒诞故事将知青为摆脱生存困境而人性逐渐异化的过程展示得淋漓尽致。《葵花向太阳》则可算得上一部悲凉的挽歌：在荒谬的生存环境中，知青们奋力挣扎，企图摆脱命运的枷锁。然而，女知青张旗善良纯洁的品性只是使其成为被凌辱的对象、各种斗争夹缝间的牺牲品，直到临死前她还喃喃地说：“我想回家”；知青刘一兵虽然算尽机关，却怎奈命运总是不尽如人意，最后在绝望中自焚而死；而祁建国为了能病退回城，则不惜往自己的身体里注射煤油，以使血压升高……在历史的漩涡中，个体生命如此渺小，他们被命运无情捉弄，虽百般挣扎也无济于事，留下的唯有深深的无奈与叹息；《扎根的喜剧》则讲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喜剧故事：知青陈大林因家庭成分不好而下定决心扎根农村，却最先被拔了根，因为他让书记的女儿怀孕，书记为了掩盖家丑只好匆忙将他选调走；《一河红旗》描述了一个知青的绝望与愤怒以及破罐破摔后产生的社会负面结果。总体来看，王松“后知青写作”系列的小说，每篇故事因本身的差异以及叙述技巧而各有不同的面貌与风格，但是，当它们合成一个系列时，又从各个角度立体地反映出后知青生活的真实状态。

而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这类作品中许多暗含了一种农民立场，从农民的立场出发去探讨知青历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原本是天之骄子的他们突然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生存环境的巨变使其难免滋生出强烈的受难情结，然而，那些真正处于底层、背负艰辛的农民却已在其间生存了几千年，谁曾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呼喊？知青作家过于关注自身的苦难，遂使得知青文学流于煽情与肤浅，彰显出其创作的自恋倾向。王松的后知青写作，叙述者虽同样是知青，但反讽修辞的运用暗示出其潜在价值立场的差异。小说《哭麦》中的叙述者“我”也是一个知青。农村的丰收年来了，我们却更加愁眉不展。割麦这繁重的体力活儿令我们望而生畏，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的口粮由国家直接分配，所以割麦与否与我们的生存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于是，我们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拖延割麦的时间，我们利用山羊“黄毛”而展开的计谋一步步被推向高潮，直至一场大雨倾盆而至，麦子再也无法收割。小说中，作为知青叙述者的“我”，口吻洋洋自得，与农民们痛心焦虑的反应处处形成鲜明对比，读来令人反省深思，作者文本中隐含的价值立场也呼之欲出。对于农民立场的换位思考，不仅使王松的后知青写作摆脱了过往知青文学简单化的嫌疑，也使其小说叙述更具审美张力与反思历史的深度。

除了以上最为文坛关注的两类题材之外，王松的创作尚有两幅笔墨经常交叉进行。其一为贴近当下生活的现实之作。如《爹亲娘亲》以一个家庭小饭馆的兴衰，关注经济改革大潮中不同个体的不同选择以及他们价值立场的悄然转变，将父母对子女的爱展示得真挚动人；《从良》则关注当前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打工妹；此外，还有《动机》《行街》《鹧鸪飞》等等，皆能以感性之笔抓住现实生活中具有争议的话题予以表现。其二是以民国时期天津本土市井阶层为审美对象的一些小说，包括《青楼苏巴汤》《沽上花》《遇仙桥》《黄雀嘴儿，风没影儿》等，这类小说在故事情节的编排上大都喜欢设置一些圈套，其中的成功之作往往追求某种哲理式的人生况味，以韵味儿见长；而失败者则流于智力上的斗巧，缺乏触动读者灵魂的特质。

总体上来说，王松非常注重小说的阅读效果，他善于以巧妙精确的叙述、感人至深的意象营造故事的内在意蕴，其表现“文革”历史以及知青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在同类小说中堪称一流。不过，匠心与匠气往往一墙之隔，作家如何只经营故事而不陷入自身叙述的圈套是王松当前值得深思的创作难题。

如果我们把天津的知青文学纳入全国格局中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新时期以来，天津的知青文学和创作实绩，呈现出一个低开高走的良好态势。从上世纪80年代《当代骑士》的出现，到新世纪王松后知青小说的独领风骚，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知青文学版图上，天津知青文学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以《双驴记》为代表的后知青小说系列，更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当然，在中国知青文学井喷时期的80年代初，以及中国知青文学处于沉闷状态的90年代，天津知青文学还缺乏领导一时潮流的经典，缺乏一批颇具实力的骨干作家。天津的知青文学，在艺术层面上缺乏探索性和开创性，多守成而少锐气；在思想层面，似也缺少历史的深度和浑厚。

新世纪以来，知青文学的全国性沉闷状态是正常的，这是已经处于边缘的文学自身的规律性调节和修整，井喷之后必然要有间歇。而且，对知青文学的批评也是全国性的：“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12]这是一种善意的批评，确应引起人们的深思和警觉，虽然那场灾难并非由“十六七岁”的知青引发的，那种“以打砸抢为光荣”的表面现象背后，应该有更为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而且“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也不仅仅是那些后来“上山下乡”的中学生，我们全民族都应当负责，都应当直面这刚刚过去的昨天，它那狰狞丑恶的面目，应该使我们每一个亲历者惭愧。从对自身的剖析和批判这一角度而言，这是知青文学无法回避也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知青文学是反思共和国以来风雨历程的独特标本，它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标本，是疗救遭受“文革”病害的民族精神的契入点，承担着复兴民族精神的义务。有论者曾这样评价：“知青作家，是世纪末人文精神的传人……知青文学已成为世纪末人文精神复兴的象征。”^[13]这样的判断也许不够精确和客观，这样的结论也许有些过誉和诗意，事实证明这些期待没有转换成现实，然而，它却把知青文学所应担负的一部分历史责任指出来了。

知青文学在天津的前景应该看好，从创作队伍看，天津的知青作家基本上与共和国同龄，历经坎坷，大多数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创作的高峰尚未过去，创作的准备较为充分，厚积薄发，是非常有潜力的。

一般认为，“老三届”（指1966、1967、1968年毕业的三届共六个年级的初、高中生）出身的那批知青作家，是知青文学的主力军，他们创造了诸多充满理想色彩和忧患意识的知青人物形象。而在知青文学的创作实绩中，比“老三届”年龄稍小几岁，在70年代以后下乡的那些知青却冒出了一批势头甚猛的作家，比如王松。他们所描画的知青人物形象，是在知青文学的经典范本中难以觅其踪迹的。或许是在上山下乡即将结束的低潮才赶上这趟末班车的缘故，他们的人物不再有英雄的幻想，不再有狂热的激情，也不再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倾向。天津已有这一年龄段的知青作家。而且，非知青作家也可能创作出有别于传统意义的知青文学范本来。正如没有经历过“二战”的人创作“二战”题材的文学一样，没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通过间接经验，何尝不能创作上山下乡题材的文学作品呢？其实文学界已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比如刘醒龙、李洱、毕飞宇等非知青作家，相继创作了很有影响的知青题材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至少提供了另一种视野，有了另一类风景，或许会甩掉诸多历史文化的债务及重负，形成一种全新的知青文学生态。

此外，就知青文学本身而言，远没有到穷尽的时候。上山下乡运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政治经济的实践它无疑是失败的，但对文学而言却是“愤怒出诗人”，就像是一座深埋在时代河床中的矿藏，期待着进一步的发现和开掘，它业已显示的文化精神的内涵，说明其创作的资源仍然富足，并没有枯竭，可能还会有意外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