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玫：女性书写的探索者，新时期卷

第一节　赵玫：女性书写的探索者

时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叶，中国文坛表现出了宽宏的胸襟与豁达的气象。这使得像赵玫这样显然与传统的文学潮流和艺术规范大相径庭的女作家有了崭露头角和大显身手的可能。可以料想，如果时间退回到哪怕五六年，对于在小说叙事中故意制造阅读障碍、一反传统小说写作技巧的赵玫，将很可能面临一种自生自灭的命运。因此可以说没有时代的接纳襟怀与开放精神，就没有今天的赵玫。赵玫就是从那个转型的时代走了出来，这位新时期文坛的中坚作家，携着令人眼花缭乱且数量繁多的作品迈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坛，并受到创作界与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尤为令人称奇的是，赵玫那些长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理论评论之间没有明显的文体疆界，且保持相对稳定的文学水准，在当下文坛面目独特，自成另类。赵玫在二十几年的文学写作生涯中，已出版了近60部书，包括80集电视剧本在内，作品总计超过800万字。长篇小说《朗园》和散文集《一本打开的书》由出版界著名的“布老虎”丛书推出后，分别行销数十万册，成为1994年中国图书市场畅销书之一。长篇小说《上官婉儿》及散文集《分享女儿、分享爱》均被中国出版协会评为2001年全国优秀畅销书。“盛唐女性三部曲”同时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出版。与创作同步，她还发表了数十万字文学批评文章和数百篇散文随笔，多种作品被多次重印、再版。1994年她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曾获第四、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天津市首届青年作家创作奖。

赵玫1954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河北乐亭，满族，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赵玫的父亲赵大民是一位学养很深、受人尊重的剧作家，母亲则长年从事话剧艺术工作。赵玫没有一个值得夸耀的传奇童年，却生长于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艺术家庭。她记得少年时代伊始，正遭遇十年浩劫无情地袭来。无奈之下，自身不保的父母只好将她送到老家避难。那是位于河北乐亭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这使得她得以较长时间依偎在乡下祖母的身旁。祖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大识字却能背得《圣经》，信奉“爱是永恒的忍耐”。在年少赵玫的心目中，祖母简直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晓，会讲出很多动人的故事。这给天性敏感的赵玫留下了非常温馨、美好、悠长的记忆。在她日后的小说里，读者不止一次见过那个老祖母的充满神秘和智慧的音容笑貌。这段农村土地上的生活经历使她回到城市后还长念不忘，并且成了一生的文学写作资源，祖母所带给她的文学启蒙也激发和萌动了她最初的创作欲望。

“文革”时期的中学时代短促如梦，赵玫在书本教育和数理化知识方面几乎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就随着应届初中毕业生的队伍走向了社会。十六岁那年，她被分进了一家炼钢厂。钢厂生活是粗犷而单调的，却使赵玫无论在身体还是意志品质方面都得到了很大锻炼。赵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一天离开钢厂。她已经熟悉了那里的一切，还担任厂宣传科干事，没少写有关的文字材料。由于从小热爱文学，她甚至还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抒发身为钢厂工人的壮志豪情。1977年冬季，教育部恢复高考制度，23岁的赵玫抓住了机遇，终于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俗称“七七级”）走进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此时的赵玫开始有了一个强烈预感，长久以来的文学梦将获得柳暗花明的契机。尽管在钢厂工作时她多次拿笔创作，也偶有诗和散文见诸报端，但与她日后逐渐悟出的文学真谛相比，那些“作品”真可谓距之遥遥。

大学时代的生活对于赵玫的文学写作生涯具有决定性意义。那时候，汇至南开园的莘莘学子，年龄参差，经历各异，却被历史送到了同一条青春人生的起跑线。百感交集的赵玫不属于时代的弄潮儿，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牢牢抓住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开阔文学视野。如同一些中规中矩、让家长放心的好学生一样，赵玫的身影始终随着学校的作息表，随着日升月隐的时间规律出没于教室、图书馆和宿舍，去复来，来复归。但是与通常意义上的好学生相比，赵玫的自身特色也很突出：一是醉心于外国名著的阅读，自甘寂寞，手不释卷；一是坚持不懈地默默写作，常常在文字中乐而忘返。这两点特色为她日后的创作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赵玫读大学的四年，正值思想解放运动声势高涨，学校里写诗、作画、结社、演讲、辩论之风日甚，然而赵玫忙碌的热点却是话剧、舞蹈、报幕和朗诵，且乐此不疲，成了全校文艺演出中的活跃分子，而这些文艺活动从不曾影响过赵玫的考试成绩。许多南开学子喜欢意气风发地臧否历史，指点文坛，戏论翰林，显摆名著。赵玫却从未受过干扰，她内心笃定，只是在不停地读，不懈地写，不断地悟。大学毕业后，赵玫被分到属于社会团体性质的天津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上班，单位似乎很不起眼，却只有她心里清楚，这意味着她的文学生涯从此将以专业的形式继续下去，并且很有可能将伴随其一生。而生活历练对于赵玫也仅仅是个开始。毕业后她建立的小家庭因长期处于两地生活状态，最终悄然解体。这一时期，单亲母亲赵玫已至而立之年，庆幸的是，这个不堪回首的逆境人生阶段却促使她有效地开发出了巨大的文学写作潜藏。

1985年，在新时期文学研究领域曾被称为“观念年”或“方法论年”，这一年风起云涌，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的基础上产生的各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接踵而至涌入了中国。一些“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重要作家、批评家纷纷及时跟进，与之共舞，对启蒙反思、文化寻根、写作主体、生命体验、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透视等诸多层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并波及到了青年文学界。赵玫之所以成为今日的赵玫，是不可能不追溯到始于1985年她所经历的蝉蜕与裂变。一个机会，赵玫以《文学自由谈》编辑身份参加了在厦门召开的一次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会上一些文学精英和新锐批评家济济一堂，各类新鲜而深刻的话题，各种勇于突破禁区的对话，交织着批判意识与创造意识，呈现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多元的理论研讨气象。置身于理论创新和观念变革的氛围，赵玫颇有茅塞顿开之感。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作为一名理论批评工作者所拥有的文艺思想积淀与构成，意识到昔日在大学课堂上所接受的文艺理论课程，只能视为百废待举之时的过渡性教材，显然已经不适应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知识结构的陈旧，艺术视野的狭窄，思维模式的封闭，批评指向惯性地表现为单一层面社会学批评，这些问题如果不予以正视并解决，新时期的文学之路是走不远的。

此后一段日子，赵玫很少撰写评论文章。她在思考、沉淀、感受、积累与选择。然后她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当代小说领域，以探索精神充分刺激理论与实践的交融，写了20多篇“作家印象记”，这些作家多为她的同龄人，在小说创作方面已经开风气之先。不久，她就身体力行地介入了“喧哗与骚动”的小说创作大潮。1986年，中篇小说《河东寨》和《流星》宣告了“赵玫体”实验小说的诞生，也标志着她的文学写作进入了自己的步调。《河东寨》运用长长的句式叙述了一个虚拟性很强的故事：一个知青女孩被派往一个仿佛与世隔绝的孤岛去教学，住在一间悬崖边的小石头房子里，聆听着永恒的涛声。岁月似乎凝固，时光不再轮回，令人压抑、窒息的环境氛围充满了敌意，似乎女知青初涉的不是人生而是深渊。在这里，小说叙事者的心理空间极有弹性，密集的情绪构筑了一个令读者难以喘息的主观意向氛围，这是置身于沉重压抑状态太久、太深的孤独心灵的瞬间喷涌，而标点的缺略使故事的叙述更加滞重艰涩，也使得读者所习惯的阅读运行常常陷于困境。中篇小说《再度抵达》表现的则是一个人在大海深流之中所深深体会到的极度孤独。女主人公昼思夜想能够目睹大海中的那个灯塔，但是那个遥远莫测、起伏不定，那个象征生命之真谛的灯塔究竟是真实还是幻形？她相信了一个男子的话，在一个暗夜奋力游向茫茫大海深处，不料却在中途激流勇退，折返而归，尽管身后的陆地是一片茫茫黑暗。《老爵士乐手》写了一个获得美国名誉院士的已经83岁的老人，却在仪式授勋前悄然出走，他深感一切皆为身外之物，而自己生平最大的遗憾是失去爱。这一时期赵玫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患有某种孤独症，精神上无家可归，且与生俱来，难以排遣。赵玫曾这样说过：“我宣泄着、表现着，那是发源自我的生命本体的律动，我常常不能顾及读者。”而小说《流星》则被有的论者视为一种值得研究的女性文学发展意向。小说带有明显的自叙意味，女性的世界于此不再是隐秘的。“暴风雨依旧是到来，打在那个破壁上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我终于在闪电中看清了他为了真诚的软弱，我果然被拉到了暴风雨之中去展览我的灵魂。可惜我的灵魂是别人以为的灵魂而并不是我自己的。我无法讲述我的灵魂，只好被剥得精光，赤身裸体，被风雨冲刷。然而他们纷纷逃离了去，而且义无反顾。”其真情的袒露和灵魂的告白，意在求索并诉求关于友谊、关于爱情、关于女性的人格价值之真谛。

《流星》开启了赵玫式的系列带有本真自叙风格小说的先河，并以此构成了同类小说的艺术基点和审美流向。到了中篇小说《太阳峡谷》，其故事性越发淡化，但也简化了赵玫所擅长运用的虚拟性构思和假定性氛围，小说的心理情绪全无掩饰，也少有节制，其袒露真伪、不避深隐、剖白衷曲的倾诉，颇有卢梭《忏悔录》的精神风范。赵玫的小说多有一个苦涩的“情结”。对于她，小说创作是内心的需要，更是心甘情愿的精神磨难。她甚至一直坚持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不加引号，“如果前面引后面引，叙述起来太麻烦。引号就是障碍。古代的人从不加引号，历史的书籍也不加，所有标点都是外来的。即使是加了引号，也不完全准确。这是我的语言方式，是我独立的风格”。由此赵玫小说进入的是一个假想、虚构的世界，那里面布满了很少有人知晓的象征符号。那里的神秘、压抑、骚动不宁、难以蠡测的氛围使赵玫如鱼得水，生命更新，能从中获得常人不可理喻的精神的自由和想象的满足。赵玫小说不大容易与读者的经验世界沟通，她甚至拒绝一般读者正常的审美索求。宣释郁结，歌哭岁月，故事断续，意绪恍惚，扑朔迷离，我行我素，赵玫的文体实验意识造成了阅读的两极效果，一部分读者为之迷恋倾倒，另一部分读者却感到不适，而赵玫依然故我，一意孤行。

然而赵玫并不属于“技术崇拜”主义者，对于她，形式往往也是内容。她曾在《把我的这个世界交给你》的创作自述中袒露：“现实中的我是没有任何勇气超越常轨，去做我认为我本该去做的事的。这就是限定。其实就是我的这个限定，或者可以称做压抑的，成就了我，给了我痛苦和思索，给了我生命之张力……于是我想我如果没有这个限定，我如果真的我行我素，随心所欲，我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很痛快但肯定是很浅薄很没有出息的人。”这个限定实际上构成了赵玫的内在生命张力，作为一个情感浪漫型的女性作家，她会时时焦灼地渴望获得真正的生命之自由，而现实世界却罩着一层层无形的罗网，她感到生之艰难和世界的不公平，感受到痛苦和压抑，这一切能量不可能自然消失，便越发积聚、蕴藏，一旦宣泄出来便不可遏止。这一时期赵玫写出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并先后结集为《流星》《太阳峡谷》《零公里》《紫丁香园》出版。赵玫的小说便成了宣泄一种郁结情绪的文学喷淋器，属于典型的身世之作，有感而发。“干文学就是放血”，这是赵玫独特的文学观，是赵玫一段时期自我命定的创作方式，也至今仍是构成她的创作长盛不衰的文学内驱力。如果说赵玫以前对此尚缺乏明确认识，蜕变后的她，却将这种追求注入了自觉意识。于是，太阳、大海、荒原，作为象征力量、博大和雄性的代偿性幻物，屡屡出现于赵玫的小说，甚至固定于某种符号。而红钟、老屋、还有山谷、灯塔，则分别隐喻了幻灭与绝望。赵玫这些小说叙述语言的超长句式，错落变体，叙述过程中的情节破碎，时空意识化，情绪主体化，以及直觉、隐喻、反讽、变形、夸张等组合方式交织倾泻，浑然一体。赵玫的自我意识是自己痛苦地承受极限的意识，其燃点虽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却并不属于那种生硬嫁接。一位论者在谈到赵玫这一时期小说时指出：“应当承认，如果没有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以及由之而来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如果没有20世纪以来东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现代小说技巧的涌入和影响，如果没有中国文学近十年来对于自身的清醒反思从而进行多种探索，是不会有赵玫这一类小说和小说作者的。”^[1]这意味着，赵玫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事件，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赵玫的精神素质决定了自身的艺术取向，较之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赵玫更倾向于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价值认同心理。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的东西方文化大碰撞的时代背景，如此这般地为赵玫的精神取向提供了有力支撑。

赵玫在这个阶段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基本上多为身世之作，有感而发，她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独有的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资源。过去的文艺理论家们常常谈论作家如何加强生活积累的问题，我们多年的文艺教科书也总是不断地强调作家深入生活、扩大生活积累的重大意义，其实对于作家创作，特别是一些像王国维评价李后主那样的“主观之诗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积累不是那些外在的、浅表的、客观的生活流程（当然这些也不能忽视），而是能够撞击作家心灵深处的独特生活感受与逆境情绪积累，这些感受和积累才真正可以形成作家所需要的文学创作资源。正如精神分析家劳温菲尔德所说：“艺术家潜在的挫折是艺术的幻想的来源，并驱使他一次又一次摈弃令人失望的现实，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通过想象来作为一种满足。”逆境情绪的不断积累，往往可以使一个人因悲剧意识的凝成而悟性倍增，灵性骤至，张力加大，而最终致使其创作过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跃入一个蓦然洞开、始料不及的全新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和文学都还是公平的，它最终为赵玫奉献了中短篇小说的累累硕果，更奉献出了一个金色的收获季节。

1993年，以先锋写作姿态而称誉文坛的赵玫开始“涉足”长篇小说创作领域。这对于擅长于优雅调式而不是结构故事的赵玫，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富于挑战性的艺术高度。这个时期可以发现，长篇小说创作发展到20世纪末，中国作家已经分化出了两条泾渭分明的流向，一是止于故事层面的写手，一是炫耀叙事技法的巧匠。应该说，这两条流向都不属于也不适合赵玫。赵玫是一位必须要用自己的文字方式才能完成书写的作家，强调这一点或许容易引来歧义，哪一位作家不是使用自己的文字方式完成书写呢？而事实上，很多作家尽管其讲述的故事千差万别，却或多或少更习惯于一些约定俗成的公共语言和集体腔调，掩上名字让人感觉区别不大，很容易彼此雷同。但赵玫的文字是不会被混淆的。那是一种完全泡在饱满情绪中的熠熠生辉的文字。从初期的中短篇小说开始，单纯的故事打造或刻意的技巧编程就不曾引起过赵玫的兴趣，进入长篇小说领域，她依然不改初衷、坚持自己的路数。无论是《朗园》和“爱情三部曲”《我们家族的女人》《世纪末的情人》《天国的恋人》，无论是取材于古代历史生活的“唐宫女性三部曲”《武则天》《上官婉儿》《高阳公主》，还是进入21世纪发表的《秋天死于冬季》和《漫随流水》，无一例外都被赵玫烙上了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印记。

赵玫的部分作品

在赵玫的17部长篇小说中，最具影响的应该是“唐宫女性三部曲”。或许在人们的印象中，赵玫的文学养分大多来自西方名著，却未料她竟用了八年时间钻进故纸堆，洋洋洒洒地写出了三部总计百万字的唐宫历史小说，且成了畅销书而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出版。赵玫之创作历史小说，缘起于张艺谋计划拍摄一部以武则天为对象的电影，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和国内几位实力派青年作家应约接下了写作任务。赵玫是一位敢于挑战自我的作家，她说自己之所以签约写作，仅仅因为武则天是一位“惊天动地的女人”。但赵玫并不肯“戏说”历史，也不愿意图解“新历史主义”理论，她拂去历史的灰尘，在枯燥的故纸堆中悉心研究了那一时期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人文景观、风俗民情，以及服饰、建筑的特点，特别是为了解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她耗费了大量时间去考证、梳理，最终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了武则天一生为才人、为帝妻、为人母、为女皇的种种波澜曲折的心路历程，并以《武则天》为当代历史小说的文本试验提供了一种可能与示范。

因创作《武则天》而做了大量的准备，她又认识并深入了解了高阳公主、上官婉儿这样一些特殊的唐宫女性，最终演绎出了三位唐宫女性轰轰烈烈的鲜活历史。赵玫自言高阳公主是她最想写的一个历史人物，尽管史书中关于高阳公主的记载只有几行非常简洁的文字，却给了赵玫足够宽广的想象天地与自由的写作空间。高阳公主是大唐皇帝李世民的一个女儿，却敢爱敢恨，与禁规中的和尚辩机相爱，与丈夫的兄长相爱，与同父异母的吴王恪相爱，与道士李晃相爱，她要在令人窒息的封建男权社会夺回爱和性的主动权。上官婉儿则是一位富有才情却身世不幸的女子，她出生名门，但一降生即笼罩在血光之中。在屈辱中她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用智慧去周旋去搏击，既尊重又痛恨执掌着她生杀大权的武则天。她有着一个少女的爱情梦幻，但当时的历史现实是残酷的，迫使她在灵魂之爱与世俗之爱中做出选择。在几乎毕生的自我保护的战斗中，她试图把自己的身体化为一座桥，努力抵达生命的彼岸。

用小说艺术形式复活“唐宫”的三位女性及其所处的时代，赵玫曾这样谈到自己的历史观和创作观：“我不想在重塑历史的时候重陷历史的泥潭。我必须摆脱那种貌似正统公允的男权历史的圈套。为什么古人的论断就一定是不可逾越的呢？我应当拥有一种批判的意识、革新的精神……我的方式使我在创作中充满了激情。最令我兴奋的是历史的话题所带给我的无限创造的空间。”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史实作为小说的基础当然是作家无法漠视的，而充分运用小说艺术虚构特点复制出特定的历史情境，并由此孕育出新的艺术形象，更是作家所孜孜追求的美学境界。古今中外相当的历史小说名著如《斯巴达克》《九三年》《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当代作家熊召正的《张居正》、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等作品，多表现出历史时代气势磅礴的宏大叙事特征。赵玫却是“尽力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诠释”自己眼中的“唐宫”三女性，不愿意因循“历史加小说”的创作路径，更不肯以“戏说”方式对待历史小说，而是以独到的历史观统摄艺术表现过程，作家满怀悲悯之情，一步步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一展艺术赤子长歌当哭的情怀本色，以大爱和大憎、大悲与大喜的浓重色块，与女主人公们一同完成了轰轰烈烈、出生入死、血雨腥风、惊心动魄的共生过程，打造出一片属于充满审美个性的历史小说风景区。这三位“唐宫”女性，生活的年代是公元627年至公元701年间，共计74年，她们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代演绎出了各自超尘绝俗的人生剧情的。她们美丽，高贵，热烈，清醒，隐忍，聪慧，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中顽强不懈地追求人性的生命自由。她们在权术的社会里沉浮挣扎，却又始终在精神长河里不屈泅游，她们身受传统的束缚，但又勇于向黑暗挑战。她们张扬着单薄弱小的生命风帆，奋力驶向超越时间的那种美之极致。赵玫运用现代观念诠释她们的所想所思、所爱所恨，用复杂的女性视角观照她们太多杂乱的情感生活和久被忽略的精神天地，力图在史书提供的有限脉络中输入鲜活流淌的生命血液，建构起一个可供人性充分展演的特殊舞台，使种种的情与爱、生与死、罪与罚淋漓登场，尽情发挥，最终以“东风无力百花残”般悲凉谢幕，最终完成了一部中国女性与政治的特殊纠缠史，也完成了她那富于挑战的写作使命，尽情享受着艺术创造带给自己的莫大乐趣。(www.xing528.com)

“唐宫女性三部曲”属于极富个性和诗意的一种历史小说。其间，种种的悠长与繁复，婉约与激荡，空灵与饱满，血痕与花朵，被作家优雅和谐地结合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被权力、阴谋挤压着的命运挣扎中，女性的青春与美貌如五月的桃花飘然落下，晶莹美露般的个体生命以永恒的姿态，化作了一片充满诗意的历史风景。“唐宫”女性的惨烈命运就这样感动了作家，她的内心深处响起历史的沉重回声，这回声也使得作家张开了诗意的翅膀，在想象的天空里振翅飞翔。于是，伴随那些女性的凄厉呐喊，作家的灵感与思绪有如天马行空，瑰丽奇特，动人心魄。“在暗夜中，她看到了一片迷蒙的红色。她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血。是血的颜色在她的家中弥漫着。点点滴滴地飘洒着。落到她的身上脸上。那么温暖的，带着咸腥的甜丝丝的味道。那时候她还在襁褓中。不知道亲人的血意味着什么，更不懂人类的冷酷与凶残。她太小了，那个小小的宝贝的婴儿。一个又一个风情万种或温柔或刚强的女性，一个又一个缠绵悱恻旖旎多姿的爱情故事，一次又一次生与死的交替演绎。”可以看到，大凡诗所具有的内核、元素与形式特征，在赵玫的小说里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其说，“唐宫女性三部曲”是一幅幅“唐宫”历史图景的艺术缩影，不如说是三部凝聚现代激情的历史叙事长诗。这就是赵玫的方式，追求大的历史观与女人的独特视角，小说文本与诗歌的完美结合。

赵玫认为：“作家要存在，就必须不断变化，即使你的变化是失败的。”这是因为她意识到，历史小说的写作多少会受到一些框框的束缚，而自己更喜欢天马行空地写长篇小说。“唐宫女性三部曲”之后大约过了10年，赵玫发表了《秋天死于冬季》。赵玫作品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个艺术的朝圣者，感性的书写者，似乎于并不刻意之间，常常对那些政治层面的话题敬而远之，而喜欢保持一种独立、自由而纯粹的唯美姿态，即使处理古代题材，也“尽力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诠释”历史人物。这部作品表明了赵玫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严重关注。她喜欢揭露他们身上的劣根性：“我要把对于社会的思考、对历史的思考写进这部小说，‘文革’是我亲身经历的，我看清了那个时代人的表现、表演。而且，写距离当代较近的故事，也是一次温故知新的历程。”这本小说看上去也很像是对于米兰·昆德拉作品以及作者思想研读的读书笔记，赵玫却用了女性的视角来解构并重新构建一个带有自身色彩的关于欲望、引诱、颠覆、背叛的故事。但不仅有昆德拉，还有戈达尔、贝托鲁奇的电影，肖邦、舒伯特的音乐，更有杜拉斯这个即使现在看来也算先锋的女人，以及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玩笑》中的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露辛娜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彼尔，对读者来说，具备一些相关知识或许更能深入赵玫的世界。

小说延续了赵玫惯有的“优雅”调性，将和昆德拉的对话放在了一个中国的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下的学院的环境之中加以展开。故事的主角是大学教授和研究生，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昆德拉。当世界的精神底线裸露出来的今天，人类便遇到了一个问题，是勇敢地跨越出去，还是坚守一种高贵的人性尊严？教授西江，女作家青冈，女研究生虹，还有外国男人彼尔，卫军，锦禾，更像是一些承载故事的符号。这部小说贯穿了对米兰·昆德拉的一种深度阐释，或者说，米兰·昆德拉的思想构成了对这部小说的精神笼罩，它隐喻了对人性症候和伦理病象的无奈，也呼应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意轮回。这是一个伦理命题：相爱的人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游移不定的人性弱点和纷纭动荡的这个世界？埋葬了秋天的冬季，将面临春天的款款而来。哪一种更符合历史的规律？这是《秋天死于冬季》告诉我们的一个两难选择，也构成了《秋天死于冬季》的具有人文深度的“哈姆雷特意味”。故事完全是中国的故事，“变化”之一是赵玫尝试让读者从任何一个章节都能读进去，而且任何一个章节都可以独立呈现。这部小说的不同章节曾在《大家》《花城》等杂志发表，读者从中得出的印象和结论几乎五花八门。赵玫认为自己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她说：“作品需要读者有参与意识。读者也要思考。”小说确实是一次异于常态的书写，张扬的是一种探究深层人学品格和伦理意义的艺术精神，仿佛把读者带入了一次意绪辉煌的精神漫游，同时对读者的阅读经验设置了一定的难度和期许，也为当今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范本。贯穿小说的精神维度激活了一种很自我的全知叙述状态，所有的人物命运都被她的现代女性观所烛照，所有的故事都按照她的叙述魔方而各自独立，但可以分解，再重新排列组合，时空的跳跃性很强，人物的关系彼此勾连，互为作用，错综交织，分别读来都可以获得故事和人物的完整性。小说语言延续了作家一贯的风格，叙事过程变化多端，美文笔法，阐释意味，一种追问的情绪在书内优雅地游动，并弥散开来，无孔不入，如此兼容并蓄游刃有余相得益彰，也只有赵玫等极少数兼具专家素质和叙事才能的作家才可以做得来。

与《秋天死于冬季》构成姊妹篇的《漫随流水》，却呈现出了另一种少见思辨色彩的不同书写貌态。这部长达近五十万言的新作《漫随流水》，进一步加大思考力度，更为决绝地进入了极富历史激情的“文革”叙事，以四十年的尘埃岁月为苍茫而悠长的生活背景，通过搬演女主人公沈萧“不得不经历”的怪诞人生剧目，揭示了过往年代那些“道德的取舍，良知的去留，欲求的选择，乃至灵肉的买卖”的人性奥秘，也由此获得了反思人性、拷问灵魂的人文深度。往事无法遗忘，而随着流年似水越发地刻骨铭心。

沈萧的动荡一生充满了离奇的起伏跌宕：“少年时金色茅草般的梦。‘文革’中摧枯拉朽的狂飙。上山下乡所向往的田园牧歌。回到大学后的‘恰同学少年’。和左翼者之间缠绵的浪漫。新物质时期哀兵般的求索……这个百变千面的女人似乎始终在和你玩着神秘的游戏，但那却是女人生存的意义——为了追逐不断变换的时代而随时放弃原先的那个‘自我’，那种‘信念’，甚至‘人格’。她的一生便是在如此牺牲‘自我’的过程中完成的。‘适者生存’已经成为她信念中最坚定的部分。”《漫随流水》的章节随着女主人公不断变更的名字而被划出了几组故事群落，从沈萧、沈丹虹、沈向阳、沈牧歌，再回到沈萧，这个女人无论叫什么都是同一个人，只不过不同的名字代表了她的不同生活经历和生命中的不同时期。她经历了北上，永隆，吴，洛水，苏若木，何英雄，殷吟等形形色色的男人，有的属于过客，有的则爱得天光失色。这个女人曾有过种种样式独特、令人唏嘘的青春冲动、人生迷惘与政治历险。那么这个女人从哪里来？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这个女人的所有的来处都被她的后续道路自觉或不自觉地模糊掉了。动乱岁月中，她曾抛弃了有“特务嫌疑”的外祖母；“文革”结束后回到城市，她又遮掩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时的那段婚姻；新时期拨乱反正，她又悄悄抹掉一度“辉煌”的劣迹，进而否认她与某风云人物之间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不能说沈萧有着多么阴暗的城府和复杂的心机，当初她对于许多路径的选择并非全无诚意，许多情势的形成和结果也有一些大势所迫的因素而身不由己，她必须要学会自我保护，与其说这是她的策略，不如讲是时代迫使她来就范。她知道在那个时代，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人生走向有着多么重大的影响，甚至决定性意义。沈萧对此有着切肤体会，并一次次尝到了甜头，她此生最为执著并且始终做得最好的，就是不折不扣地和自己所处年代的所有时段都保持了步调一致。她学会了在政治阶段转换之际，很快甩掉原有的思维方式，不遗余力地去适应变化，真心诚意地改过自新，从而一次次融入最新的意识形态步入正轨。适者生存，是她对生命的领悟，也是她生存的法则。于是人们发现，在沈萧的生命舞台上，上演的这一幕幕剧情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已经不很重要了。在那样一个充满荒诞意味的时代，沈萧的故事是个特定的缩影，并具有发人深省的象征意义。赵玫透过对沈萧人生经历的描述，撕开了一个生成于特殊年代的复杂灵魂，也见证了中国当代社会整整40年反复莫测、诡异无常的风雨历程，小说对那个时代种种政治闹剧、运动泡沫与人性病相的透视和反思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力度。因为说到底，沈萧的悲剧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悲剧。

与同代作家相比，赵玫出道以来始终保持了一种盛而不衰的势头，这在新时期文坛并不多见。而且，很难说赵玫最擅长哪个领域或哪种体裁的写作。她不仅作品的数量多，还涉及了包括小说、散文、文学批评、札记、人物印象记、纪实作品和影视创作等几乎所有的文学领域。但赵玫坦言最喜欢的还是散文写作，“散文之于我，是有着切肤感觉的一种文体”，所以，“散文是血，不是水。水会流成小说，流成他人的故事，而散文则需要一种特殊的浓郁色调。像血”。而赵玫的精神构造和审美气质也最接近散文。

赵玫散文的个性内涵与韵味是非常显著的。读《一本打开的书》《从这里到永恒》《以血书者》《遥远而切近的记忆》《爱一次，或很多次》《戴着镣铐的舞蹈》《沉静的欢乐》等散文、随笔集，可以发现赵玫的写法不拘一格，飘飘洒洒，传统的套路及约定俗成的文法很难对作家形成规范。她的散文看似不讲章法，只是我行我素顾自道来，却有一种读者不能不悄然“就范”的魅力。她喜欢运用句号，或长或短，或急或缓，力求要让每个句子都充满张力和含量。那些单个看上去像是散落的珍珠，经过“赵氏”基调天衣无缝地串连，即刻生出千种摇曳，万般风情，错错落落奔涌而来。她并非有意要制造阅读玄机，而一切源于本真和天籁，非如此不足以表达其内心错综、多维的意绪。如是，“赵氏”的自叙语言系统驾轻就熟地写了二十几年，直到今天仍具良好状态，她的文字风格如若稍有改换，换成规范体例，肯定味道有异、成色大减，赵玫也就不再是人们熟悉的那个赵玫了。赵玫的文字，高贵，华美，苍凉，奔放，袒露着一个知识女性在精神历程中的挣扎与创痛、孤独而洁净的曲折心迹。这些独有的生命体验，亦能与一些大众阅读者心心相通，引发共鸣。

《残阳如血》《逝水流年》等创作谈之类文字，堪称散文的华彩乐章。赵玫对祖先历史的传奇故事充满了憧憬、想象，和壮怀激烈的豪情：“我的祖先是被他的母亲在游牧的马背上生下来的。而临到我们，就不仅有了宫廷里皇族的高贵，也有了王朝覆灭之后的凄凉和悲怆。”（《残阳如血》）赵玫的文字看上去非常感性，内里却始终葆有思想的锐敏与韵味的深邃，并在种种大胆的探索尝试中让激情汩汩流淌，如诉如泣，逸出常轨，独标一格。“因为父母，我得以在剧院长大，直到今天。这是我的幸运，让我从小就亲近艺术。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剧院就是我的人生。几十年过去，这长长的历史所抵达的，是一个金色的驿站。被剧院这辆艺术的战车承载着，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片迷人的金色，那是剧院风风雨雨之后的辉煌。”（《遥远而切近的记忆》）在《我的城市》里，赵玫讲述了自己所居住着的这座城市，她的家在市郊，曾与一座“忧伤肃穆”的法国公墓仅隔一条小河，小时候她每天都要穿过小河和公墓去上学。那是一片有些恐怖而又充满诱惑的墓园，一种异样的说不清的朦胧感觉常常使她驻足凝望。那里成了她童年和少年时代最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构成了她的一种沧海桑田般的墓园情结。“我从不惧怕墓地，我甚至喜欢墓地，对那里的草木充满了一种梦幻一般的迷恋。我想那就是因为我是在墓地旁长大的。是墓地的文化养育了我。”墓园最终夷为平地，并在那里盖起了供老红军居住的将军楼，作者常常想象那些蓝血白骨的游魂亡灵会夜夜发出思乡的哭泣，或在午夜浪漫悲歌，并为此而伤感。赵玫还能从天津这样一座被认为有些土气、俗气的城市中读出洋气和大气，读出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除了上海，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天津这样包容着那么多国度的文化”，这种感受之于赵玫，正是一种文化性格的诗意彰显。

赵玫在法兰克福书展上

赵玫的异域记游文字自然而然，渗透着清醒的价值判断与文化体认。“美国往事”系列散文，展现了异国充满魅力的种种风物风情：印第安部落的大树，孟菲斯市的烤肉、工艺品、蓝调、爵士乐，密西西比河暮色中宽阔的流水，流水上的落日，等等。“天边一团团灰色的云像战马般在南方开阔的天空奔驰。太阳已从遥远的西方坠落了下去，但却将一抹暗红色的光芒顽强地留在远方。有南方温暖的风。风很强劲地吹着，吹来陌生的一切。”（《孟菲斯的灵魂》）作家让想象的翅膀拍击时空的血色天空，读来令人心旷神怡。有时候，赵玫仿佛如同闲庭信步于自家庭院，在喧嚣浮华的氛围中，始终保持着一份独有的淡定与宁静。《大河汇入蓝色的海湾》写到了新奥尔良公墓地面上那巨大的石棺，写到了千姿百态的雕塑，以及沼泽地、烂泥塘上生长着的美丽树林，共同交织成了一种怵目惊心的美；《湾区旅行》则生动地展现了四季如春的旧金山，金银岛，大教堂，渔人码头，神殿，以及已经古老的酒城，酒堡里那破旧的木轮手推车，歪歪扭扭的硕大南瓜，青藤缠绕的酒桶，被秋霜染红的枫树等，笔下点染出难以名状的沧桑和灵性。《残酷的冲击》《西点的悲剧》等艺术随笔，透过女性视角，思绪游动之间，把对外国电影的叙事、抒情、评点或议论行云流水般融为一体，结晶为感悟式美文，描绘出残酷的人生命运和坚硬的生命质地，给人以极大的阅读冲击效果。《沉静的欢乐》秉承其一贯的风格气质，以作家两次到美国参加女儿的活动和美国地理坐标为经纬，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在更广阔的人类文明的背景中巧妙融合，讲述了许多视角独特、如诉如泣的个人感受。旅欧随笔集《左岸，左岸》，则贯穿了一种赵玫式的随意笔致和独特情调。读者在作家的娓娓诉说中，听到了塞纳河水摇发出来的声音，并且和作家一起围聚在左岸的“双偶”咖啡馆里，不时地，竟有纪德、毕加索、海明威、兰波、萨特和波伏瓦们的身影悄然掠过，引起了苍茫的遐思与想象。赵玫的笔下，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在更广阔的人类文明的背景中融合渗透，相得益彰，既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又具可读性。

倾吐与抒写母亲和女儿之间的骨肉亲情之爱，是赵玫散文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故事纯属个人经验的回顾和体味，用散文形式在母爱编织的世界里，竟显得如此温暖而动人。《你的栗色鸟》《维也纳森林》《天堂的小孩》《幸福的牵扯》《太阳的小雨》等散文，写出了一对母女怎样“坚持着一种精神一种专注一个美丽的世界”。《分享女儿分享爱》则涵纳了赵玫难以言传的复杂母爱和博大的人类之爱，女儿若若作为AFS国际交流项目的小成员，少小离家，只身异域，这个志向高远的孩子，已经成了赵玫最大的财富和骄傲。对于赵玫，已然完成了高高地放飞，独自飞向遥远的大洋彼岸。作家写到了AFS组织（美国交流团）带给她的“伤痛和欢乐”，很快她结识了若若的美国母亲南希，这是“上天的赐予”，赵玫为南希，为天下母亲们记录下了这一切，这是母亲与母亲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更是对博大母爱的另一种阐释。这种放大了的母爱，更为圣洁和高尚，从而有了母性对于世界的“泛爱”意识，“这爱是超越了国界，超越了血缘甚至是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力的。他们爱的是那么无私，那么竭尽全力。他们所给予女儿的，是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爱的部分。而他们所爱的，还不单单是我的女儿，还有瑞士的瑟若，巴拿马的达雅。……他们不求回报，没有怨言。他们只是快乐的生活，因为全世界都将有他们的女儿，他们也将被全世界的女儿照亮”。赵玫把女性精神世界里的痛苦与欢乐，特别是作为母亲的独特心理体验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而这些情愫又不仅仅是母性的、女性的本身的痛苦与欢乐，更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财富。赵玫的母性意识正是这种情感的诠释者。在《我的十六岁的小姑娘》里，有数则日记，浸泡着赵玫与女儿的临别泪水，记录了一个母亲所度过的一些痛彻肺腑的煎熬日子，作家写到，上午送走女儿，下午回到家她就开始写信，傍晚就去邮局把信发了出去，尽管自己已经整整两天两夜48小时没有合眼，晚上却依然无法入睡，“于是我只能从床上爬起来继续写。对我来说，大概只有不停地写才是我排遣苦痛的唯一方式。我用文字想着女儿，用文字去描述她并且抚摸她”。写起女儿，作家常常处于喃喃自语的母爱状态。孩子的快乐就是母亲最大的心愿，为了实现这种寄托，天下的母亲都可以忍受孤独，因为她们都拥有爱。分享女儿分享爱——这种爱定然是一种最普遍而最崇高的母爱。这类很纯粹的亲情文本，具有令人肝肠寸断的感染力。

赵玫的文学思维从来就不曾安分过，其内在精神素质决定了她对传统文化积弊的疏离和拒斥，而易与某些西方文化思潮和审美范式达成心理同构，她发表过的许多有关伍尔芙、杜拉斯、福克纳、昆德拉、波伏瓦、斯特林堡等作家的艺术随笔、札记可以佐证。应《大家》杂志社之约，赵玫还为“凹凸文本”专栏进行过一种新的创作尝试，即以个体的经验和两性的故事，多角度、多层面地展开“爱恨情仇”的话题，探讨了男人和女人不同的性别文化关系与精神制约。这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和事件，完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所构成一篇篇完全不同的文字。视角是新的，感受是新的，结构是新的，贡献给读者的叙述文体也是新的。这是赵玫艺术个性所使然。赵玫的“离经叛道”在津门文坛堪称空谷足音。尽管赵玫不曾有过新时期文学“弄潮儿”的经历，却以个人的内省方式而一直“在场”。

《欲望旅程》具有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赵玫把对于男人与女人、爱情与欲望的抒写与诠释纳入了同一主题，使得这部散文随笔集既充满了炽热的激情，又沉淀着痛苦的思考，堪称体验、思考之后的心灵结晶。赵玫在书中谈论的话题似乎超越了过去的某些“禁区”，却与某些宝贝作家的“另类”小说迥然有别，这是一个成熟女性对两性关系有了深层次的体验与感悟之后，从生命深处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华。她袒露、剖白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感情方式，也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既成熟，又“另类”，是一位女性智者对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种种微妙关系的哲学思考。《欲望旅程》使得阅读本身获得一种满足和愉悦，甚至是某种意义的升华。赵玫谈到了男人，女人，男人和女人，爱情，还有性。赵玫把两性之间的东西谈到鬼魅，谈到残酷。一种穿越它们之后的鬼魅和残酷。当然还有智慧的穿越。她绝不回避一些看上去属于禁区，属于人的灵魂深处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触碰的尖锐问题，她诘问：“上床就证明彼此拥有吗？或者结婚？结婚就是彼此拥有吗？经过漫长岁月，危机依然存在着。你没有死就不能说爱情永恒。”赵玫这是把“如花似玉”的两性交往历程从外部打开来，抖落出鲜活的“五脏六腑”展示给读者。每一篇都是一种视角，都是一种诘问，都是一种浩叹。在行文过程中，赵玫一直没有放弃以个体的经验和他人的故事，对男人和女人的爱恨情仇关系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诉说。时而是小说情节式的，时而是散文随笔式的，时而是朦胧诗式的。行文中的轻重缓急与表达中的深浅明暗，将所观照的男人和女人从肉体剥离到灵魂，最终完成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欲望旅程。这本书具有文化镜像的思想价值，引出了生活中常见的男女关系，和不常见的王子和王妃以及侍女、总统和夫人以及第三者、诗人和妻子以及情人之间的男女关系，还有传记中的名人萨特和波伏瓦、伍尔芙和伦那德、杜拉斯和安德烈之间楷模式的经典男女关系等诸多素材，精心打造成迷人的场景与难忘的细节，还通过观照、描画作家灵魂的特有方式，使叔本华、弗洛姆、卡夫卡、凯鲁亚克、金斯伯格、梵高、毕加索等等众多哲学家、作家和画家，为什么恨和为什么爱的种种困惑都得到了真实可信的解答。作家始终强调人们应该过这样一种可能的生活，即“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爱的生活。……只有爱，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唯一理由”。故而“努力为自己找到一种能够让爱存在下来的方式，这是每一个爱着的男人和女人都应该认真去做的”。甚至可以认为，这本书是对恩格斯关于“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那句名言的激情诠释。赵玫认为与以往的作品相比，“这是一本奇异的书”，也是“一次突围式的写作”，因为“一切皆因欲望而生而灭而我们又不能不继续走着欲望的旅程”。

赵玫二十年的散文岁月——从年轻的激情、迷惘，到如今的笃定和沉静，从一个郁结着青春梦呓的歌者，到一位视域始广、境界始开、感慨始深、责任始重的大气书写者。赵玫还将携着沉甸甸的散文，沿着自己亲手劈开的文学之途，固执地跋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