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卷：汤吉夫的高校系列小说

第五节　汤吉夫的高校系列小说

在天津文坛，汤吉夫被称为“教授小说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汤吉夫一边在高校教书带研究生，一边从事小说的创作。他1937年9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黄县，父辈在闯关东之后，把家安在青岛。他的中小学时代是在那座绮丽的海滨城市度过的，这也是他文学梦萌芽的地方。后来，汤吉夫考入上海师范学院，上海的“海派”文化氛围、自成一格的近现代文学实绩及活跃的大学生活，使他能以独有的方式接触大量的文学名著，也积淀了他的文学素养。但是，汤吉夫没有立即投入到小说创作。因时代的烛照，加上齐鲁人的直执，他便服从分配并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北上京津间的廊坊，兢兢业业做了一名教师，一干好几年。是“文革”的冲击，或者说是由于“文革”对他求知、敬业精神的发难，使汤吉夫面对生活与人生苦苦思索，他“感到自己心中忽然间积满了许许多多要讲的话，有爱有憎，也有眼泪和温热；在整个国家和民族重新从泥淖中走出来以后”，“才真正地拿起了笔”^[3]。

汤吉夫自画像

这是整整一个时代作家的共同特点。他生在农村，长在城市，工作在都市间的缓冲地带，并且一直没离开过环境相对安然的校园。并且他乐于读书教书，素有学养，但从来没有放松对社会与环境的深入观察。几乎知天命时他从河北省的廊坊师专领导任上调到天津师大中文系执教，虽是工作调动，却更加全面了解当代生活及教育状况。因此，在汤吉夫身上，对文学的那份深情实际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一旦少年的文学梦积累到他作为学人并能“国事家事，事事关心”的地步，那么他的创作便有一种直面社会的劲道。所以，在牛刀小试之后，汤吉夫于1980年8月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影响很大的短篇小说《老涩外传》。

《老涩外传》是一篇“社会问题”小说，但作家没有续写当时的“伤痕”，也没有在“反思”潮中描绘悲剧或社会病灶。他以呼唤干部工作作风为视点，表达他的忧患意识。汤吉夫赞美老涩的坚持原则抵制不正之风，即以一种去浊扬清的笔力，在新时代的小说里抒发自己的“文以载道”。今天看他这篇赢得声誉的作品，虽时隔20年，读来依然是一剂改善社会风气的良药。特别对某些以“圆滑”畅游宦海的人，“老涩”的处事方式简直就是把手术刀。从部队转业的单国瑞，是位蹲在椅子上说话的局长。因脾气犟而在“文革”中挨斗，可恢复工作后更加不“世故”，人送一个“有贬有褒”的外号“老涩”，即不会通融也不懂得编织“关系”。他不拿招工名额作交易，结果遭到凉水洗头，妻子看病受冷落，被人们的所谓“笑话”丑化等等或明或暗的报复。然而，他依旧我行我素，并推荐了一个比他还涩的继任。作品既不是对个人命运的描绘，也不是对生活悲剧的捕捉，而是以对楷模人物的朴素刻画，表达对社会的一种希冀，一种呼唤。可以把这篇小说视为汤吉夫的一次艺术声明，他把小说扎根在农村，并以一位“老涩”的形象，体现出一位受党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在“文革”动乱结束后的拨乱反正里，盼望有更多的单国瑞式的人物出现。“涩”不但是人格，也是一种作风。它是传统的弘扬，也是对原则的坚持和对百姓的负责。当然也清楚表达出作家的创作基点。正如汤吉夫自述，“自命为鲁迅的子孙，虽然我自知永远达不到他那样的高度”，同时在党的培养和生活抚育下，“意识到我手中的笔和周围的世界的联系。无论是做教员还是当作家，我都应当永远是亿万骨肉的仆役”^[4]。对照《老涩外传》的结尾，恰恰也有一段类似的话：

人生要生存，要幸福，就要奋斗；社会要发展，要进步，也要奋斗。对于那些为人民、为社会永生奋斗不息的人，人民和社会是永远不会忘掉他的——尽管他不一定是什么英雄。

凡有利于百姓生活的行为就讴歌，凡有损于社会健康发展的就鞭笞，这就是汤吉夫在作品与自述中反复告诉我们的。这形成了他初期创作的特点，也显露出作家创作开始时的特征。首先，创作宗旨明确，为人民立言，为群众服务；其次，小说的视角从普通生活出发，展示百姓的呼声与要求；再其次，描绘出人物的闪光，并把此作为艺术典型和艺术追求。所以初登文坛的汤吉夫除了《老涩外传》这一代表作外，不论是在怀旧中更显真挚的《在古师傅的小店里》，还是在有点喜剧色彩却刻画出世相的《江上女相士》中；不论是在抒写劫后爱情的《晚恋》，还是在褒扬游子赤心的《故里闻见录》里，都无不凸显着他对“永生奋斗”者的赞美。尤其是描绘人在经历坎坷的不委顿、不退缩，使汤吉夫的小说含蓄着“亮色”，并在肯定人品的人生价值十分重要的同时，让作品呈现出疗救“文革”创伤的宗旨，从而令他的创作和“伤痕小说”有着较明显的区别。

80年代中期，汤吉夫发表了一系列以高校生活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并于1996年写出了他的第一部被称作“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长篇小说《朝云暮雨》，这可以视为作家创作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汤吉夫由河北廊坊市调入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边教书带研究生，边从事文学创作。他太熟悉别人很少涉猎的高校教师的生活，而他的创作思想亦发生了变化。汤吉夫面对“官样的文人和商样的文人常常会制造些热点新闻”，校园内的书香之气被外界的越来越浓烈的市场味儿所异化，他作了更加深入更加理性的思考。作家此刻格外强调“真诚”，并坚定地在作品中发出可能有些微弱，但决不趋时并声明是属于自己的声音。他没有为追赶文坛的节拍去搞“文体实验”，当然他敬重那批钟情于此的青年作家，在校园内外开了专门的讲座，但在自己的笔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照着自己心中的路走下去”。那么这“路”是什么？汤吉夫认为，要在作品中“保留文学的精神”。他明确指出：第一，创作要能滋润人们的心田；第二，作品能有推动社会的层面；第三，小说应是精神食粮，这一点要牢牢把握；第四，今天的文学必须提供审美的愉悦；第五，写自己熟悉的生活。^[5]这些理念，集中体现在22万字的《汤吉夫中篇小说选》中，由于篇篇都写的是高校知识分子，因此作品不仅是天津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正如该集的“内容简介”所提示的，作家“长期生活在高等学校，对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十分熟悉”，他不仅与小说人物朝夕相处，并且能以他的“文学精神”把这些人及其生存状态剖析得入木三分。也许作品对“文革”的重灾区，今天生活中的敏感地带知之甚深吧，汤吉夫在描画高校知识分子时寓同情于讽刺中，以某种嘲笑的笔法去抒写。但是，他不是站在一边去冷观，而是以对大学校园中一些小人物的理解，显示出他对知识分子身上或隐或显的平民化有着独特的认知。人们评价说“作品从各个侧面，生动逼真地描写了这一群人的喜怒哀乐，烦恼忧愁”^[6]，而读者所看到的是，圣殿般的高校大门向群众开启，百姓终于从汤吉夫的小说里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普通市民的异同。在对衣食住行的需要上，大学老师和市民一样，但却因“名利”所累，其酸甜苦辣便别有一番咸涩之味，让读者更有一层体会。

C市工业学院新上任的基建科长向基伟“虽是个书生”。却有着在“风梳头沙洗脸的日子里过个七八年”的经历。加上心实腿勤，把一个早已立项的修路工程批件跑了下来。然而一波三折就是开不了工，只要挨上点边的都要吃高校这个大户。于是他“用了三个月，花了基建费的四分之一，搭上一辆吉普，才买成三亩沼泽地”，而该地又被当地的村官乡民插上数不清的柳树棍，并且每一棵“树”要十块钱的“赔偿费”，此刻向基伟终于明白，他和他的学校陷在比沼泽地更可怕的人为泥淖里，由是小说尖锐而辛辣地揭示了教育环境问题（《沼泽地》）。学者当上了系主任，打头碰脸的是分鱼、探望病人、平衡人际关系等诸多杂事，真正要上课教书育人，不仅常常摆不上日程，而且在收入上还不如“看车、卖冰棍”的。即使是年轻学者韩天雷也走在这怪圈之中。他十多岁能背《四书》《五经》，后来成为研究《楚辞》的后起之秀，可一遇到生活的实际，曾经是硕士研究生的他不得不卖报纸，倒腾鱼，摆摊算卦。还有一位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一起床要为儿子上幼儿园而奔波。看似婆婆妈妈又确实是问题的生活之事，困扰着校园。大家“满腹牢骚”，说出来也改变不了什么，于是“连发牢骚都懒得发了”。一个培养莘莘学子的地方，老师们却没了朝气，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这之中的“无”，实际是“有”（《本系无牢骚》）。当然学校也有新闻，中文系的老周苦恼自己的职称，他不仅有难分伯仲的竞争对手，而且又增加一位不当官要教书的梁女士。老周慨叹自己，五十多岁评个“副教授”犹如上华山一样艰难。忽然他在一个刊物上看到自己的“大作”（是儿子戏弄编辑之举），做人一向严谨的他，便四处说文章是他写的，也许是多次诉说，连他也信以为真。当然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但该调入就还是调了进来，“我”没评上教授照样有人评上，“算了吧，稳点为好”（《新闻年年有》）。

这组中篇以《上海阿江》最出色。小说写了一位53岁的“位至讲师”、“算个诗人”的阿江，长期单身，直到学校分房给已婚的教师，他才明白“老婆的价值”。当决计“要以最快的速度结婚”时，阿江却处处碰壁。最初是用埋在心间的老秤即初恋的感觉来征婚，后来诗人的光环也不顶事，姗姗来迟一个叫黄小曼的，虽然中意，对方却提出了以评上副教授为走进洞房的先决条件。阿江开始了跑指标评职称的历程，找系主任，去出版社，向朋友拉赞助出书。然而，他的写不出诗的诗友、现在的老板华子，却用金钱从阿江身边夺走了黄小曼，阿江不由自主的承认，“我是臭虫，我是虱子”。尽管“事还没完”，但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已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把婚姻的成与不成和知识分子的待遇扭结在一起，看似有点黑色幽默，实际却揭示了高校普通老师处境的尴尬。功不成名不就，连组成一个家庭都困难重重。而且除了机制上的欠缺，还受到社会潮汐的冲刷。尤其对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贬损，使阿江失去了原有的生活理念和价值取向。他不得不把自己归到臭虫虱子堆里，虽露出了一种现代的阿Q相，但无外乎为了委曲求全，得到职称，重塑自己，再圆成家分房的梦。当然事情的结局是他不仅梦不成，还受到一次丧失了自尊、自信的打击。可见，汤吉夫关于高校生活的系列中篇，已由对生活闪光处的捕捉，变为对人生命运的揭示。他特别关注高校知识阶层中普通教师的生存质量，以对弱势者的极大同情，并运用苦涩的幽默，甚至是含泪的讽刺，对社会吹进学府的那股败坏尊师重教之风予以抨击。可贵的是，他从教师队伍自身的各种现状入手，予以入木三分的刻画，借一个又一个人文行为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消解，把呼吁的声音传导给读者。笔冷心热是汤吉夫在这组作品里呈现出的典型心态，以近乎系列的方式“写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且多是如我一样平凡之极的小事小人物”^[7]，这是作家创作历程的一个鲜明发展。

汤吉夫关注知识分子的沉重命运，他意识到当他“投下人生的关照”写这群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时，他回避不了一段历史，即“反右斗争”至“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戕害。它造成磨不掉、抚不平的创伤，而且时不时地对以后也发生着影响，作家尤其对“国民的劣根和民族的良知共同在一个血腥的漩涡中被夸张到了极致”，深感到“灵魂的震颤”^[8]。于是，汤吉夫把自己的笔从对现实知识分子生活的横断面的解读，转向对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纵向的剖析。他刻画自反右斗争后，经困难时期，到“文革”十年这一历程基层小知识分子的命运。当他以一个从上海的大学毕业生，坚决要求到艰苦的地方考验自己对党的忠诚的人身上，抒写出人生在无序的岁月如同一片树叶掉入激流无法把握时，作家和我们的心底都被刺痛并立刻明白社会与生活的蹉跎是不能遗忘的。这就是汤吉夫在1997年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朝云暮雨》所揭示的。作品有其生活的影子，但更是作家对他熟悉的教育界小事小人物的深入反映。全篇以陈晖毕业走上基层教育第一线的经历为主线，辅以他和聪与王莉萍的感情生活，从“反右之后”、“困难时期及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三个互相衔接的政治生活时段，去写几种代表人物的人生，尤其是他们的生活状态与心灵的嬗变。出身好，又品学兼优，且在求学期间入党的陈晖，尽管报到后被任命为校长并从一开始就想调动各种人的积极性，把教学搞上去，但他最终不得不收敛锐气，不得不服从愈演愈烈的政治争斗。然而，在失去人性的“文革”中，他仍然不能幸免于难，遭批斗，跑了之后被抓回来。性格可屈可伸的陈晖既然厄运如此，那么心直口快的马俊，已沦为右派的陈飞，更是屡遭坎坷，即便是政治口号的应声虫并不时能暗下针砭的孙书记，也几上几下最后死于非命。然而不学无术的张守金变成了造反派，并吆五喝六，但读完小说后也明白了，他的人生也是个悲剧。总之，“小说以主人公校长上任的经历、矛盾、冲突为经，以其与王莉萍和聪的爱情纠葛为纬，编织成县城里各色人等的有血有肉的生活故事”，加上作家以一种纪实去回复历史的原生态，并精心地使用北方农村乡土气息十足的话语，因此《朝云暮雨》不是一般的揭示伤痕之作，也不是简单的问题小说。它以对历史描绘如资料般的真实和厚重，让那段社会人生成为一个不应忘却的忆念。所以这是一部可供史证的文化小说，作品见证了一段历史，也证明了具有使命感的作家对生活的开掘。

同时，这部长篇小说对汤吉夫而言，也奠定了他在描绘教育题材上的独特地位。写普通老师、写小人物的生活和心态，并以对人生历程和群体生活景况的纪实，使原本芸芸众生者成为对一个时期、一种社会命运的生动观照。从中体验中国文化的某种变异，体会国民精神的某种畸形，表现出作家企盼时代发展的真诚和对不良现象的愤懑。汤吉夫依然提倡文学的责任，并让这责任更加走进历史。

《遥远祖父》的发表，标志汤吉夫文学创作第三个阶段的到来。这篇先刊在《芒种》（1998年第5期）后来转载在《新华文摘》（1998年第7期）上的短篇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人物关系也只是作为孙子的“我”对爷爷人生片断的回忆。但作家选择了追寻自己家族历史并在后辈人也经历人世沧桑后，以对世事更加深刻的理解，与爷爷的人生经历、人生态度、生命价值沟通。这本身即是一种张扬人性之本的艺术描述。因此，爷爷的形象尽管在汤吉夫笔下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手法去刻画的，写了他闯关东的生活，写了他的感情世界，写了他的古怪性格，然而作品凸现的却是典型而硕大的象征。从爷爷的行状上我们读到了父辈人的活法，也体验到他对“我”的粗暴乃至棍棒教育竟是为了让子孙们去读书，去掌握爷爷一辈子也没接触过的学识。“当我终于在一个寒冷的深夜猛悟到祖父的希冀的时候，我的心就突然怦怦地跳起来。”然而，爷爷的举止实在是一个文化符号，让“我”和今天的读者都明白了民族文化即使到了食不果腹时还能转承的关键，在于它从生命本身就渴望着文化的发展。尽管爷爷以打骂让儿孙们成长，并且行为怪异，可是他给后辈留下的理念却是一定要生活得比他进步，比他要好！这是对民族在文化传承中常有原动力情态的记叙与揭示，以更为接近人的自然本能去写普通人在文化接续、文化传递上的贡献。农民与大地，闯关东与生命不息，是一个时期社会上最突出的体现基本人生追求的行为，但背井离乡又顽强地在黑土地生活的爷爷，却有着不俗的对文化原生态的推动，他不希望儿孙只懂得在地里觅食，他渴求后辈以学识闯出一条新路。文化的生命形态在汤吉夫笔下被揭示出来，当然也显示出人生价值又一内涵。所以，“我终于从寡言少语的祖父的暴戾举止的只言片语中，接近了他的心底。对于孙子重孙子至更加遥远的孙子们，他统统希望他们读书识字。以追回他那破天的‘书香门第’的大胆构想。”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第一，渴望文化，即使对于不识字的挣扎在苦难人生的农民，也是一种人本的追求。第二，文化不单单是一种学识、一种发展，更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和人的生态的表现。第三，广袤的农村，艰辛耕作的农民，正以他们对文化本能的渴望，改变着自己。也以一种历史的存在，对今天的文化发展产生着影响。这一时期的汤吉夫，还写了不少“小小说”和散文。他的小小说如《瞬间感悟》《素质问题》《黄昏的话题》《苍蝇》《送送》等等，基本描述的是人生即景，并在朴素中露出睿智。而他的散文集《湖边记忆》多为对生活点点滴滴的深层思考，并在一把苏氏剃须刀，一个流行话题里，揭示出人生的哲理。

作家已迎接了他生日中的又一个甲子，而他的创作却把原有的沉重演变得举重若轻。汤吉夫还在关注小人物，但把笔力主要伸向民族的土壤和精神的烙印上。他开掘着，以自己的声音表达出对社会曾经出现的曲折予以文化的考察。对美的歌唱、对丑恶的鞭笞与讽刺、对传统文脉的人文思索等等，使他的创作显示出时代的节拍和文学对社会的责任。这份责任中，他以教授的学识与良心，让小说艺术于某种文坛浮躁里显示出应有的沉实。汤吉夫的小说创作道路，是一位教授作家的苦吟，从以责任之心写小说到作品本身就体现出一种职责。

汤吉夫的小说创作，正如他自述的，是以一个“大体可算文化人”的身份，“教小说也是写小说”。他写小说时，“内心温热”，“同情弱者”，并在作品中通过“说真心话”，表达出他的“性情率直，好打抱不平^[9]”。但汤吉夫并未只顾个人的义愤，而是在“照着自己心中的路走下去”的同时，在题材的选择、主旨的传导、人物设计和话语运用等等方面上，呈现出他对普通知识分子生活境遇的代言。换句话说，作家不是写自己，而是写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

《大学纪事》封面

首先，汤吉夫一开始创作，就不凑文坛的热闹。他追求“文学的精神”，以学者的敏感，较早悟到市场经济的涌起，会对小说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要冲击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尽管文学进一步走向多元化，小说写生活也会多层面，并从单一演变为纷繁，但是汤吉夫认为，此刻更要提高文学的作用。他对他的学生说，不论文坛如何变化，他写的是能“滋润人们的心田”，“推动社会进步”，“提供精神食粮和审美愉悦”的作品。他也意识到，在创作各领风骚之际，他的声音微弱又不趋时，但他的小说要与他的人生共鸣，和他的信仰一致。汤吉夫职业教师的良知与素养，使他对文学的执著，与鲁迅和孙犁的小说思想深深合拍。这从他在文学准备中，苦读鲁迅与孙犁可以看出。而在创作上，更突出了从生活出发，并在内容上强调对民生的关注。汤吉夫曾在评论作家吴若增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似乎从来不以“官”或“商”的目光看文学，更不曾以猫一般的软骨去取媚势力和金钱。他取的大众的立场，于国于民他担负了一个作家应当担负的责任。

汤吉夫与吴若增是挚友，惺惺相惜，这段话不独对吴的杂文，也是汤吉夫对自己小说的夫子自道。正是按上述的理念去创作，而且尤重视普通人、小知识者们生存状况，于是强烈的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切，形成了汤吉夫小说内容上的主要特点。其一，他以揭示出知识分子在衣食住行上的困惑多多，深刻反映了身为高校老师的阿江们，即使成为教授也是生活的弱者。他们能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但在生活空间常常尴尬不已。而且这种尴尬往往涵盖着知识与人生竟成反差的悲哀。这一创作形态也是汤吉夫式的“沉重”，形成了他小说的一种格调。其二，他对知识分子的重名求利，做了更为人性的描述。就拿“发脾气”来说，不因为身在高等学府，就丢掉了人气。眼看学校的基建工程被别人当肥肉来吃就“再也关不住自己心灵的堤坎，那暴怒的潮水，汹涌澎湃地奔腾着”。发脾气，甚至发得比市民还市民的，不只他一个，还有系主任、老学究、教学骨干，因为生活的实际，使这些人“失衡”，不得不做出一个又一个的无奈之举。汤吉夫把他们中的“世俗行为”，如用谈“恋爱”分房、上门说情评职称、妒忌别人成果累累等等，都写得顺情顺理，有血有肉，从而真实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境遇。这也符合文坛上在解放思想的进程中，把某些人物形象从圣坛上请了下来，何况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屡遭“运动”，命运跌宕。汤吉夫侧重抒写的是面临各种问题的人，而不是历史境遇。因此他的小说就更具有时代的鲜活感和生动的人情味儿。其三，他以对知识分子置身的见怪不怪的处境（常不被局外人所了解），向社会发出严肃的呼吁，希望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分子，不要滞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不要停留一般口号上，不要掉以轻心。汤吉夫并非因自己是高校教授，才如此描述，而是站在国之所系的高度去抒写知识分子的“牢骚”和种种不顺心。看似有些描绘生活的“灰色”，实际上是以对改革的“竭诚拥护”去“推动”社会更好地关心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一群人^[10]。作品的思想和立意，是十分深刻和明朗的。有些评论指责他没写出光明，是不正确的。(www.xing528.com)

其次，汤吉夫的小说创作多以对历史的纵与横的交叉观察去遴选题材，并把人物放在外冷内热的心灵世界去认知。他笔下人物仿佛都有些“涩”，不是不近人情，就是其情感方式超出常理，给人以“格色”或者“奇怪”之感。然而，这些人物的内心和作者一样是热的，尽管热的方式不同，有的从公出发，有的考虑自己的处境，有的把心思放在衣食住行上，但他们都希望生活好起来，工作更顺利。而且汤吉夫在塑造人物时，突出他们的心态，于是读者也就在“心的流动”中品味出人生的取向、生活景况和时代的折光。

作家在改革开放之初，精心塑造一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涩”局长，并以此成为创作宣言。这说明，汤吉夫在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之际，希望人们能重塑并牢牢确立一种风范，继承一种传统，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事业深入进行下去。他通过作品表达出革命作风不仅不能丢，而且要发扬那种不徇私、不矫情的“老涩”精神。随着作家对生活的开掘，即汤吉夫在追寻这种闪光精神的同时，也看到它被社会的泥沙俱下所扭曲，以至被丢掉和遗忘的一面。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他置身的高等学府亦出现了不少学人走向尴尬，让教育染上污秽的现象。作家的创作中审美意识有了因为愤懑而产生的变化，他对普通人的同情，多了些对怒其不争，并对造成小人物命运悲剧的某种生存状态予以讽刺。而且作家把目光转向历史的积淀，以对历史的梳理，来认知现实中的问题，于是就有了系列中篇《本系无牢骚》《新闻年年有》《上海阿江》等作品和长篇小说《朝云暮雨》。应该说，在上述作品里，作家对笔下人物既有同情又有鞭笞。即使是和汤吉夫的经历相近的年轻校长陈晖（《朝云暮雨》），作家在热情称赞了他致力于教育，为了工作不惜引火烧身之后，也批评了他对命运的屈从。尽管小说借此形象，描述了“历史的齿轮总是辗压着活鲜鲜的生命和感情”，但揭示的是知识分子面对政治运动有时像随波逐流的水草，而国民性中依旧有健忘的毛病。汤吉夫在创作中，始终希冀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更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所以他的小说重视社会容量，甚至以削弱艺术成分为代价，去贴近生活，使作品有一种社会资料的价值。而为达到这一效果，汤吉夫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常有着由微入理几近透视的描述。这是他塑造人物形象笔致“趋冷”的主要原因。可是这种“冷”又建立在对人物命运格外关爱的基础之上。仅以他的讽刺手法为例，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作家的“外冷内热”是发自感情深处的，同时也是他对生活的一种历史拷问。还以中篇小说《上海阿江》为例，汤吉夫写道：诗人兼讲师的阿江年过半百，只因单身而按政策不能分到房，于是他要立马找对象结婚。然而，他的想法和现实相冲突，并最终不得不先抓钱，再出书，出了书有了名，再娶老婆，可是赞助他的个体户，是阿江在讲课时曾讽刺过的。结果老板在拿出书的赞助款的同时，让阿江承认自己“是臭虫，是虱子”。涨红了脸的阿江虽然生气，但钱的诱惑和能分房娶妻的前景使阿江不得不说自己是个臭虫虱子。一夜过去，“阿江想起了前日受辱的始末。但此时，他已变得相当超脱。想到若和那二十年右派的遭遇相比，承认自己是臭虫虱子，又算什么奇耻大辱？就赶紧起床，吃饭，骑上自行车，把那五千块钱的钞票，赶紧送到出版社……”作家在抒写中，既描绘了生活的现状，也刻画出小知识分子面临的现实。更重要的，以一种冷峻的讽刺，揭示了阿江性格内的“阿Q相”。当他头天受辱却在一夜之后“超脱”并自认为境遇比当年右派好时，小说实际已从更为纵深的角度，把人物命运的可悲一面开掘出来。阿江们的要结婚分房，本属基本的人生要求，但却因一个又一个的社会因素使性格出现扭曲。作品以对比、类推、逆向、自嘲及语言上的尖锐幽默等等产生讽刺效果，或者说汤吉夫对这种题材的捕捉原来就是讽刺，但他是通过直逼生活、直逼历史的轨迹而描绘出一种文化品相。阿江的可悲并非只是个人行为，这是综合历史与现实后的典型，于是便有一种值得同情的可怜，当然也就冷中有热，显示出作家的责任心和爱心。他抨击阿江的阿Q相，但同情阿江面临的各种生活问题和人生困惑。冷中又热，这是汤吉夫的追求，也是他创作的特色。

再次，汤吉夫在创作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他写小说起步于他那一代人所遵循的为人生而创作的思路，并在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时，有“抑郁的、讽刺的、幽默的”特征。其审美也依照传统的赞美正义讴歌闪光，去颂扬主流人物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当然他的视野是小人物，是普通人的美好。所以，他写了《老涩外传》，写了惜别讲台的她，写了小理发店的古师傅……这些小有阅历，又任劳任怨，虽经坎坷，却总能发光的性格，是汤吉夫最初的文学贡献，以此来丰富时代的文坛。然而，作家很快感觉到，美的存在正是因为丑而珍贵，同时生活的复杂恰恰在于泥沙会俱下，沉渣能泛起。高等学府和辛勤的老师越来越不平静，并越发折射出问题，需要大家关注。尤其小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反映出机制与政策还有诸多的不尽如人意，而影响了教育实际也就影响了建设。于是汤吉夫直面人生，借一种犀利的讽刺去表达他的思考和文学在沉重时所体现的价值。有人说汤吉夫的作品有“灰色”，这正是他突出的价值，并形成他作品的重点。这一创作历程大概有十年。在20世纪末，作家以对家族记忆的重新唤起又开始了对人的本体性的刻画。《遥远的祖父》生动代表了汤吉夫把文学置于更深入地开发人的自身个性上。作品没有了作家习惯使用的讽刺和冷峻，对情节的构思也让位于叙述对象。那仿佛并不全知全能的观察视角，却鲜明地介绍了一个看似无情却有情的、行为古怪的爷爷。爷爷走的是一条久已有之的人生路，闯关东到了黑土地。然而，环境却造就了这样的生命，那就是有棱有角，不屈不挠地活着，以至于家人不能违背他的意愿、他的想法、他的事务。尽管爷爷的想法十分“小民化”，但在孙子眼中，很有气魄、很有力度，尤其他不识字却力主孙子上学，而且采取的是棍棒。爷爷让后代留下记忆，而这记忆是动人的，也是性格的，“一点心的记念”更是汤吉夫创作的新取向。

这不是怀旧，也不是因为世界走向精彩而失落。作家明确认识到，“身在传统之中时，其实无所谓传统。传统是人走过去时才能回首看得到的东西，所以传统总是滞后的。滞后并非消亡，却可能消亡；传统不想消亡，那么生活就在于进入现在，融化进现代”。因此，《遥远的祖父》虽写的是“老故事”，传导的是“进入现代”的意识。不惧困难，顶住压力，不怕活得“小”就怕没“志气”。汤吉夫以一种对生活的文化寻根，写出了不囿于原来足迹却又很民族的人生形态。作品推崇那敢于面对生活的铁骨，赞美那有缺点却闪光的个性。写爷爷、写家族，是文学的一个母题。新时代的小说伴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中的“寻根热”，曾出现家族题材高潮。但汤吉夫的《遥远的祖父》，并没有缘于揭示“伤痕”而去“寻根”时所显现出的怅惘。他对血缘的追寻，是希望今天的脉搏能有一种可供发展的血液。正如作家指出的，“人生是一种权利”，但不仅要“潇洒”要“消费”，还应该去“创造”，汤吉夫在小说里苦苦寻觅的，是掠过现象而进入人心底的创造性，他会在作品中给人以启迪和激发，并把人物开掘得令人深受鞭策，深入思索。

汤吉夫的小说，随时代而变化发展。他的作品没有大红大紫，也没有大起大落。作为教授作家写小说也如讲课，十分认真且厚积薄发。他克服了文坛上时不时出现的浮躁。他认为，“文学这东西，一向靠积累”，“创作的实绩远比热闹的旗号更重要”。当然他并非不睿智，他不仅在中、长篇小说里表现了他的讽刺才华，而且在小小说里展现了他的幽默。但作家把幽默视为一种修养、一种品味、一种大度、一种心智的超越。所以他在揭示赶时髦的人也会五十步笑百步，以拔自行车气门芯来报复别人的素质不高时，没有油滑，而是到位和准确。

总之，汤吉夫在天津文坛以其“不热闹”而略显孤寂地产生着影响。他扎扎实实并且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特别是写高校生活和知识分子中的小人物，使他在全国的小说创作里也有明显的一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讲台上。他不以文体实验而鼓噪，更不由于文字运用较为传统而固守。汤吉夫开掘着，发现着，以对高校人生和乡村个性的刻画，使津门文学越发坚实，越发丰富。

【注释】

[1]林希：《天津闲人·后记》，《天津闲人》，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427页。

[2]林希：《解读记忆——〈天津百年〉总序》，《买办之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3]《当代中国作家百人传》，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84页。

[4]《当代中国作家百人传》，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84页。

[5]《中国作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1页。

[6]汤吉夫：《汤吉夫中篇小说选·内容简介》，《汤吉夫中篇小说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

[7]汤吉夫：《朝云暮雨·内容简介》，《朝云暮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

[8]《中国作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9]汤吉夫：《湖边记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10]汤吉夫：《汤吉夫中篇小说选·后记》，《汤吉夫中篇小说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