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斌的海洋文学在新时期卷中的表现

第四节　王家斌的“海洋文学”

在当代文坛，王家斌是以擅长写海而闻名的作家。1939年，他出生于山东烟台的一个渔民家庭里，从小就对大海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和兴趣。后来，他随家移居天津市，上中学时酷爱文学，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为后来从事创作做了较充分而坚实的准备。1955年底，他到水利部勘探队当技术员，曾参加西藏综合考察队，于1959年亲自经历了评定西藏上层分子叛乱的斗争。1961年，他回到了天津市海洋捕捞公司当水手，在海上漂泊多年，熟悉大海，了解大海，与渔民、船员在惊涛骇浪中舍生忘死共同劳动，从而获得丰富的海洋知识和经验，积累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海上生活的体验与感受。这些多样而特殊的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充实而丰厚的生活基础。60年代初，他开始业余创作，1965年曾到北京参加青年作者学习会，在张天翼、李季等前辈作家帮助、指导下，写出了短篇小说《聚鲸洋》，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和读者的好评。正当他年富力强、创作热情高涨时，受到十年动乱的冲击而辍笔。在“文革”中他因写作而招致种种挫折与磨难，但却未能抹掉他对自己所挚爱的文学事业的迷恋。不幸的遭遇反而使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更加深刻透彻。所以，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按捺不住激情迸发而出，拿起笔来，文思喷涌，在创作上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80年代初他随中国远洋轮船到海上体验生活，去过日本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后随作家代表团访问西藏，重温十几年前的生活情景，唤起尘封已久的记忆，收集到更多的生活素材，有了更新鲜的感性知识，并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新思潮，使之有了理性的升华。因此，在短短几年里，他写出了中短篇小说集《大海落叶》，中篇小说集《南海鬼船》和长篇小说《雪人部落》与《死海惊奇》，以及数十篇散文等。较之高产作家，这自然不算多，但每一篇（部）都凝聚着他的心血，都是他切身经历、体验的结晶，没有丝毫的虚饰与矫情。这可以说是他创作活动的一个显著特色。

王家斌说：“大山是我的根，大海是我的泉，我必须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个性。”的确，20多年来，他在山海之间，不畏艰险，不知疲倦，坚韧而顽强地跋山涉水，开创自己的路。他以自己独特的优势，不是带着创作目的去深入生活，而是自来就在生活的深层，备尝人生的艰辛与酸甜苦辣。即使成为专业作家，再回到船上，也不是蜻蜓点水似的浮在表面，而是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拥抱生活，在生活的大海中，迎风破浪，奋勇前进。所以，他的小说能紧紧地贴近生活，直面人生，向生活深的层面开掘，大胆地评骘现实中假恶丑的现象，回荡着强烈的时代声响，从而形成了题材新颖而多样，情节曲折而真实，形象鲜明而自然，语言质朴而深刻的创作特色。特别是他当代海洋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和宝贵经验，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1965年第7期《人民文学》头条发表了王家斌的小说《聚鲸洋》，这篇作品的成功决定了他的创作道路，从此他开始了以海上生活和渔业生产为主要题材的创作活动。与在《聚鲸洋》之前的《年轻的船长》和“文革”后的《养虾厂纪事》《水平礁》《诸葛黑卖鱼》等10余中短篇小说，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描写了我国北方渔民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以及新时期体制改革方面的种种问题，为渔业题材的创作填补了空白，给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塑造几个强悍、粗犷，有着大海一样性格的新人形象。

《大海落叶》封面

中篇小说《大海落叶》是王家斌于1980年2月随远洋轮船远航半年多的主要收获，曾在《羊城晚报》连载，产生较大影响。小说描写台湾三友公司自强号轮船驶往美国途中，“台独分子”马小坚为了掩盖其罪恶活动暗中下了毒药，妄图杀人灭口并嫁祸于人，幸经我泰山号轮船及时赶到救援，才使船长夏侯健和众多的船员死里逃生，终于认清“台独分子”的反动本质。小说的故事曲折，情节动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夏侯健曾经是台湾海军几大主力舰舰长之一，政治上不开明，思想相当保守，但却是一个正直的，有正义感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虽然屡遭挫折，备受打击，历尽不幸命运的磨难，却依然对马坚白（马小坚之父、夏的老同学、三友公司董事长，老“台独分子”）抱有不切实的幻想，只是在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卑劣的反面教育下，和祖国亲人的真情关怀感召下，才从大梦中惊醒过来，萌生了落叶归根的愿望。这个形象具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它说明长期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生活的人，尽管他们为人正派，心地坦荡，有君子风度，也不是死心塌地地追随台湾当局——更不会有“台独”的思想，但要改变其思想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不像“台独”分子那样妄图背离祖国，可是他们“死脑筋像榆木头疙瘩”，与祖国大陆还是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对这样的人不可急于求成，必须有耐心、有信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真诚地、细致入微地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是会得到他们的响应的。大陆和台湾人民联合起来挫败一小撮“台独分子”的阴谋诡计，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的一天必将到来。

像夏侯健这样的人物，对王家斌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生活素材，认真地思考分析，所以比较好地把握住人物思想性格，准确地描绘出其思想变化的轨迹。在小说中，通过波澜起伏，步步紧逼的冲突与斗争，最终促成了夏侯健的觉醒。作者如果不是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上，精心提炼、精心构思，决不会收到这样的艺术效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日益深入，大陆与台湾的各种人员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外的种种场合频频接触，怎样反映这种生活，开发这一新的题材，以联系感情，沟通思想，寻求共同的语言，从而加深人民之间的了解和手足情意，是摆在作家艺术家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新领域。王家斌在这方面有幸捷足先登，做了很好的开创性的工作，他所取得的成就和进行的有益探索，无论是经验或教训都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南海“鬼船”》和《海漩》也是王家斌出国远航的创作收获。从题材上看，前者写旅越华侨的悲惨命运，主要描述了一个叫阮三的“鬼船”舵头，为救助孤苦无所依靠的阿蕉母女俩从当时越南当局的迫害下逃走，在公海上遭受种种非人的磨难，以至自己病饿而死，感人至深地表现了处于水深火热的旅越侨胞同舟共济、患难相助的动人情景。而后者《海漩》则把笔锋转向国内问题，比较深刻细致地描写了远洋轮船上的严重弊端，有力地揭示了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这不仅有关祖国在世界上的声誉，而且直接影响到四化建设的进程。但这与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都是极其复杂的，盘根错节，阻遏重重，积重难返，绝非像对待海漩那样，可以凭个人的智慧和才干所能抵御的。小说的结尾如能写得更含蓄蕴藉一些、更深沉精致一些，那不只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还能收到发人深思，催人猛醒的社会效应。

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生活积累和思想感情的积淀，王家斌向更广阔的生活领域探索，向人的灵魂更深的层面进行开掘。他站在现实的高度反思十年动乱及其前后的种种谬误，竭力展示掩盖在表面现象下的丑恶东西。198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死海惊奇》。小说围绕着小屿208船沉人亡这一特大海难事件，着力剖析了极“左”思潮自50年代后期就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的危害和人们的内心世界带来深重的苦难。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在极“左”思想蛊惑下，握有某些权力的人，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不惜把生命财产视作儿戏进行冒险；在他们的钳制下，所谓思想工作也成了对人性的摧残和残害。小说切近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的沉浮、遭际、忧患，并洞察、观照着历史的苦难进程。主要人物韩雅曾经是一个学业优秀的青年学生，出身于中层干部家庭，可是一旦发生变故而开始走向社会，却产生了极强烈的逆反心理。在那样一个特定环境，要想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只能是灵魂被扭曲了，心态变畸形了，做一个极不光彩的人物。他不甘于受歧视、遭冷落，从“烂鱼”充数、冷眼偷艺当上水手长，到媚上欺下、极尽揣摸迎合之能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寡廉鲜耻，六亲不认，最终爬上指导员、政治部副主任和党委副书记的显要位置。他在职务上的步步升迁，正是灵魂上步步坠入深渊，乃至死于非命，了结一生。在韩雅蜕变的全过程中，小说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许多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场面和故事，涉及北方海域历次发生的重大灾害事故，包容了怎样认识经济建设的规律和指导渔业生产等根本问题。最难得的是，作者的艺术笔触窥探到韩雅一类人物的心灵深处，开掘出其变化轨迹，使之暴露于大庭广众，令人惊醒，令人深思。在当代小说创作写海的作品中，有这样的深度和广度的确还不多见。(www.xing528.com)

1996年，王家斌写出了长篇小说《百年海狼》。中国作协主办的文学刊物《中国作家》，“一向难得发个长篇”，但经过严格慎重的筛选，以显著的位置在1996年第3期将《百年海狼》（节本）发表了。后来，作家出版社把它列入《当代小说文库》出了单行本。《中国海洋报》《天津日报》以及多家报刊又做了连载。《人民日报》（海外版）选登个别片段，并加了编者按语。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制作了长达20分钟的专题片——《王家斌和〈百年海狼〉》。天津电台请著名的老播音员关山全文播出这部近30万字的小说，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评析中国海洋文学力作《百年海狼》”的文学专题节目。

《百年海狼》封面

《百年海狼》写出了海的百科全书。美籍华人作家韩素音说：“这是一部中国所独有、世界也少见的海洋文学佳作。”这个评价是完全恰当的，切合实际的。这句话前后的两层意思是相关连的。正因为它是“中国所独有”，所以是“世界上也少见的”，甚至是没有的。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说。其一，冰凌先生说：“《百年海狼》是一部大海的‘百科全书’，集海难、海变、海葬、海啸、海景、海宝、海匪、海神等等之大成，写进了大海的千姿百态，写尽了大海的万种风情。”王家斌主要的生活环境是中国的内海渤海湾（间或到黄海、东海及太平洋等地），亲身经历了渤海的大海啸，百年不遇，毫不夸张。其他的海变、海景、海宝等地，也都是有渤海特色的，不要说国外没有，我国的黄海、东海、南海也都不多见，即使有也是另一种样子。他们有共同之处，更有不同之处，渤海湾是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东西，而这些，王家斌少年时即有所见闻，后来又有了多年海上捕捞的生活经历（以及远洋航行的体验），其印象就越加深刻了，这是他得天独厚之处。在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作家有他这样的生活积累和写作条件的。

其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渤海湾真是多灾多难，天灾人祸，接二连三，屡屡发生。小的不说，大的差不多都写到王家斌的小说了。

唐达成先生在文中，引过一位经典作家的话：“任何人如果有幸在这个世界上遇到或发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惊人景象，无论是壮观、是异象、是兴奋或是悲惨，他都有责任忠实地将它记录下来，只要这样的日积月累，或许我们才可能认识和了解我们生存的世界。”（唐杰成：《〈百年海狼〉读后》）。他的小说创作的突出贡献，是把自己亲见亲闻、亲身遭遇的这些会发生在大海上（包括在西藏的雪人部落、无人区之见闻），一般人没有机会，也不大可能见到的惊人景象——不论是大自然的、人为的，都忠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世。

其三，王家斌精心塑造了在这种环境中顽强生存的一些渔花子海狼。

人类在古时候，主要靠狩猎和捕捞得以繁衍生存下来。但人们早就从牧民生活走了出来（肉类食品全靠畜养供应了）。而渔业生产却至今是海洋食物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在各行业中，海上渔猎的危险性，相对地说要大一些。而中国的渔民，除了遭遇一切海域中皆有的危险之外，还有中国所特殊的国情，比如近海的毁灭性捕捞，起步较晚的开发远洋渔场。此外，陆地上所有的政治斗争，一样在海上的渔船发生。在大洋大海上，必须有同舟共济、风雨相助的精神，而内耗——窝里斗必然给他们雪上加霜，所经受的苦难就格外沉重了。在《百年海狼》里，作者相当全面地描绘出渔民的悲欢离合、命运遭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一幅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60年代的“四清”、“文革”，乃至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间，生活在老渔湾的人生百态图画，表现出普通渔民的追求理想和新生活，敢与多舛命运拼搏的坎坷道路。绰号“大渔眼儿海怪”的马沧海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原是一个出色能干的青年渔民，临近解放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国民党军队驾船送军火。结果船上的特工让他把军火送给了解放军，他也顺应形势进入了革命队伍，后来又入了党。全国解放后，他回到家乡老渔湾，受命创建渔轮公司，并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新的生活使他雄心勃勃、满怀壮志，他组建了“小屿八二三号渔轮”以探险家的气魄，决心开辟大沙洋渔场。凭着他广博的海洋知识和丰富的航海经验，以及果断的领导才能，在狂暴的大沙洋和五色海，虽然遇上了大灾难，但他力挽狂澜，转危为安，首航就成功地打开了中国渔轮进入大沙洋的通道，他不愧是一个经过大海锤炼出来的英雄。但是这样一个男人，没有被深海老洋所吞没，却在人为的“运动”中遭到了潜伏在他身边的蛆虫一样的小人的暗算。从生活上到政治上，给他罗织了一个又一个罪状，无辜身陷囹圄，辗转又送到渔港关押——纯属私设公堂、无法无天。没过多久，一个铁铮铮的硬汉子就因病得不到应有的人道治疗，极其凄惨地、无声无息地黯然去往另一个世界。马沧海的死，不是在狂风恶浪下葬身海底（他的骨灰倒是有了这个归宿），而是被自己人活生生整死的。这名之曰“触及灵魂”，实质为草菅人命，视生命如草芥的“革命”，一方面无辜者受迫害致死；另一方面，投机者卑劣的人性暴露无遗，比狼更能残害人。

马沧海短暂而悲怆的生命历程，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普通渔花子海狼的极其复杂的性格特征。他的私生子血统，使他从小说滋生了与宿命抗争的刚烈品性，在严峻的大海老洋中殊死拼搏更铸就了他的坚韧毅力，新的生活又使他萌生了建设理想社会的愿望。以他的出身经历和文化基础，究竟能理解多少共产主义恐怕尚不宜遽下结论，但这些多种思想性格的相互交织，集于马沧海一身，使他成为海洋文学中极为难得的“这一个”，是新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此外，秃二姨、面条三嫂子、小老鳖、小海蛆等等，无不是既有复杂性格，又有淳朴而善良的人性，这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苦难经历所熔铸的。因为他们天生的就得与天斗，与海斗，与人斗，呼号、奔突、抗争、磨砺、对峙……分分合合、生离死别、河东河西、沧海桑田，种种人生悲喜剧建构了数十载北方渔民的悲痛生活史。

从《聚鲸洋》到《百年海狼》，三十余年来，王家斌为天津的海洋文学创作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