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卷：航鹰与东方女性

第二节　航鹰及“东方女性”书写

航鹰在新时期的天津剧坛、文坛和影视界均有建树。她出身编剧，话剧《计划计划》《婚礼》打响后，小说《金鹿儿》《明姑娘》《东方女性》《前妻》迅速使她蜚声于全国文坛，同名话剧和小说改编的电影《婚礼》和《明姑娘》，以及反映天津旧城改造和弱智儿童生活的电视连续剧《乔迁》和《启明星》，又让她饮誉于影视界。她的创作体裁多样，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传记文学、喜剧、正剧等无所不为；创作题材广泛，市井的、伦理的、慈善的、青年题材的、老年题材的、女性题材的，此起彼伏，样样出彩。她还是一位行动知识分子，热心于公共事务、公益事业，为百姓和朋友排忧解难、为政府献计献策。她既竭诚服务于人民，又推进了自己的创作，是个典型的行动作家。

航鹰本名刘航英，乳名行婴。1944年在天津鼓楼医院降生，满月不久，随八路军父母奔赴山西抗战前线，故起名“行婴”，取“太行山婴儿”之意。两岁到六岁回到母籍山东老家，由姥爷、姥姥抚养。六岁半随父母进城来到天津，八岁时，父母在新中国第一次离婚高潮中离异，她成为了“第一代不幸的孩子”。航鹰从上小学起就读寄宿学校，不到成年，带着红领巾进入社会，顽强地靠自己独立谋生。无论是山东老家充满乡情野趣的童年生涯，还是到天津后过早的孤独、漂泊感受，以及学校集体生活所带来的愉快，都促成了航鹰多面性格的形成：外在豪爽、热情、风趣、豁达；内在却孤傲、尖刻、细致、敏感。特殊的童年、少年经历，无不为航鹰日后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记忆和情感宝库，而早熟和敏感的气质则为她开启了特定的文学禀赋。1959年，航鹰15岁时初中毕业，考上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学馆的舞台美术进修班，在剧院从事舞美工作。1970年，航鹰改任编剧。1982年，38岁的航鹰调入天津作家协会，专事文学创作。届时，正是她的《金鹿儿》（1981）、《明姑娘》（1982）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之际。

航鹰作品书影

航鹰的文学世界（包括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由五大题材系列所组成：市井民俗的，青年青春的，道德伦理的，社会人生的，普爱慈善的，它们为天津文学谱系添上了浓重的笔墨。航鹰文学的风格，时而优美诗意，时而凝重悲凉，时而幽默风趣，时而荒诞戏谑，色彩纷呈，煞是好看。一个作家能独自凝聚如此多的题材及其社会含量，如此多的风格及其艺术情调，在天津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创作初始，航鹰就善于将当下现实生活和社会心理思潮化为世相人情，铺衍出市井细民的生态景观，由此构成出色的市井民俗文学。尽管《金鹿儿》《明姑娘》使她声名鹊起，但市井民俗文学如短篇《开市大吉》、电视连续剧《乔迁》等，才是她创作的缘起和实力之所在。创作初始，1970年，独幕喜剧《计划计划》以宣扬“计划生育好”为主题，然而市井的儿女经、育儿经却把观众乐开了怀。一出只有40分钟的小戏，在当时还被批判为无冲突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等，但演出场次竟达六百场之多，轰动效应可见一斑。1979年，短篇《开市大吉》同样来自市井生活。小说在叙述街道主任钱高升筹办榴花综合商场过程中，既集合了各具历史背景和个性特征的市井人物，又展开了一幅幅商业民俗图画，将改革开放初期天津社会经济活跃的一派市井风光，勾勒得生动鲜活。市井小说中以《过街雨掉钢儿》（创作于1989年岁末）最为精彩。时过十年后的天津，个体经济得以空前发展。小说叙述了几位个体户，他们或干水产，或做鞋帽，或贩卖黄金，或倒腾文物，均非平庸窝囊之辈。然而，当他们会聚在醉八仙酒家时，却发现自己实在难以同另一张餐桌上的老寿星——秦爷相颉颃。秦爷原先犯过事蹲过班房，出狱后走上商道。他行商的绝招是“看报，琢磨事儿”；即从报上透露的信息，琢磨世道人心，结果，果然做成过不少大宗买卖。在秦爷看来，做生意就像赶一场“过街雨”，一条街的这边大放晴天，那边却可能哗哗地掉下“铜钱大的雨点”；这全要看你能否赶上这个“巧”了。秦爷这个市井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玲珑剔透，可谓市井文学中难得的典型形象。

航鹰笔下市井人物不仅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商业活动里，更活跃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中篇《倾斜的阁楼》（写于1979—1983年），以韩玉霞母亲“四袋面”为首的韩氏家族，其嫌贫欺贫、贪利贪财、自私庸俗的小市民气，正是通过幕幕市井戏剧点染出来的。“四袋面”教唆小女儿韩玉霞胁迫诚实劳动的丈夫梁根柱，让他多献实利，最后韩玉霞果然背夫弃子，离婚出走，改嫁富商。市井人物的闹腾和俗气，被描摹得戏谑遍布、谐趣盎然。另一部中篇《寻根儿》，则有个程氏家族，那位只能演小角色的演员侯根男的丈母娘家。侯根男在养母临终时，得悉自己的所谓日本血统，乐得天昏地转，不知其所以然；而丈母娘和老婆则随之也一改常态，“众星捧月”般地待敬起这个可怜虫来。无论是侯根男的寻根之路，还是程氏家族的护根和捧根之举，同样在光怪陆离的小市民风情里突现。航鹰对市井人物的刻画，着力于一个“俗”字和一个“闹”字，因而鲜活生动、栩栩如生。此类小说还有短篇《白衣仙女》等。

8集电视连续剧《乔迁》（1989）取材于1978年天津老城改造工程。老城市民在动迁过程中，不仅进行着市井人物的大串演，还举行了市井民俗的大会展，可谓是全景式、“天津味”的市井民俗文学剧本。《乔迁》同《倾斜的阁楼》塑造梁根柱这位建筑工地英雄人物一样，成功地塑造了岳岱这位拆迁指挥部指挥。作为建筑家的岳岱，对付动迁中的种种难题和个个钉子户，他虽无高亢之调，却能发挥指挥部集体力量，调动起拆迁户自身积极性，将困难克服和摆平。他和他的同事们以一物降一物之法，硬是制服了老干部闻满仓的自鸣得意和混混儿世家冯玉龙及其儿子的刁蛮无理；又以人性化服务，让夏家和李森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住房；甚至用在同一单元做邻里的举措，促成了孤男张宝和寡女柳春的姻缘。陶家五世同堂也终于化为核心家庭的居住方式，深得后辈人的欢喜。在岳岱看来，搞城市拆迁实际上是对待老百姓的感情拆迁，为之，工作必须做细做透，决不能伤害人们的感情。岳岱在指挥部的工作颇得人缘，甚至得到了来实习的大学生苏薇薇的爱情。《乔迁》中善人善事占有上风，去恶除陋成为趋势，如此市井文学所透出的气息，不像当今流行的底层书写或贱民歌唱那么沉重，它具有明亮和欢快的特色。航鹰兼任《乔迁》编剧和制片，该连续剧荣获广电部第十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

中篇小说《老喜丧》是篇纯粹的民俗小说。通过对李家95岁老太太丧事追踪蹑迹的铺叙，把中国农村传统丧葬风俗“老喜丧”的悲喜剧，形象立体地呈现出来。李家各支脉或进城当干部，或留守乡村，他们在为老太太举行的老喜丧丧礼中相聚。李家长子李天赏是这场丧礼的一号人物，在丧礼仪式的整个流程中，他时而来劲、时而木讷，种种“孝道”无不映衬了他的迂腐、愚昧和顽固。二号人物是二儿子李天赐的前妻，她离婚不离家，青春和生命在为老太太绣寿衣、晒寿衣的过程中耗损流逝。当然，小说的真正主角还是李老太太，是她守护着所有的“老例儿”，甚至为了李家抵达“五世同堂”之境，生前已经为怀胎中的重重孙子攒足了“计生”费一万五千元，并起名“万五”。重孙媳妇婷妹为了这个“万五”，受尽身体和精神的煎熬。小说还掺杂了不少土洋结合镜头，如冥寿宴上的演出，如出殡行列里使用的音乐和道具，都给人以滑稽之感。如此的人、事、景和物交织起来的老喜丧故事，既荒唐又沉重；既民俗又丑陋，幅幅黑色幽默的图景里，流淌着嘲笑和眼泪。

航鹰市井民俗文学的艺术风貌，以喜剧、闹剧形态为胜，或热闹喜庆、或诙谐幽默，或戏谑滑稽，或荒唐虚幻，“天津味”特色浓重。航鹰对市井细民的描摹，大多置其于当下现实生活，因而不同于冯骥才、林希所抒写的清末、民国的俗世奇人和杂色闲人，他（她）们的现实气息似乎更浓郁些。市井是小市民赖以托身的生存空间、文化空间；稔熟于天津民风民俗的航鹰，既了解天津市井民俗的历史沿革，又关注其同乡土社会深层的内在联系；因而，她能驾轻就熟地突现其不土不洋、亦土亦洋的特色，将天津市井风情和市民千姿百态的生态景观，表现得自然、亲切和到位。

新时期初轫，航鹰因青年题材而扬名剧坛和文坛。话剧《婚礼》、短篇小说《金鹿儿》和《明姑娘》又因一起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影响遍及海内外。时隔26年，根据小说绘制的连环画《明姑娘》（金城绘，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再度走红风行，足见航鹰青年题材作品，因其人性的光泽为各代青年所青睐，其兼具深刻的人类性和历史价值。

话剧《婚礼》（1979），是天津人艺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的献礼剧目。该剧荣获文化部国庆30周年演出、创作二等奖。《婚礼》将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浓缩在丙辰清明前后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中，既呈现了当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又把爱情同正义、真理交融一体，礼赞为正义而战的爱情。当盛敏宣告同即将被捕的斗士岳志鹏提前举行婚礼时，全剧达到高潮。三个姐妹两种不同的爱情选择，是全剧的基本情节。大姐盛敏把共同理想作为爱情沃土，她同志鹏一样，愿像丹柯般掏出自己的心化为火炬，为黑暗世道带来光明。二姐盛捷，在农村当了七年“知青”，为了留城找个好工作，不惜放弃原来的恋人，倒在了“四人帮”爪牙高宇的怀中。小妹盛男单纯可爱，心向大姐。《婚礼》所展示的幸福观和爱情观，颇具现实针对性，给人以深刻启示。

短篇《金鹿儿》，是“文革”过后首篇描摹女性爱美的小说。糖果柜售货员金鹿儿，是由顾客投票选举出来的“最满意的售货员”。这个“先进”人物，在“左”倾思潮尚未退潮的时代确实是个特例。她一直被认为“讲究穿戴，举止轻浮”，“不安心商业工作，热衷于去文化宫排戏”等，同“先进”毫不沾边。小说通过商场团委书记王淑贤对金鹿儿的调查与交谈，才还原了这位青春少女美丽的内心世界——原来她是个热爱生活，心里盛开着鲜花的金鹿儿。金鹿儿突破“左”的束缚，渴求自由发展，鄙弃虚假荣誉，公开宣言：“我爱美！爱美的人才爱生活！”金鹿儿这个特例，在生活中起到了捅破僵硬之壳的作用；作为文学形象，她则开启了女性爱美题材的先河。三年后，航鹰又拿出《金鹿儿》姐妹篇《金驹儿》（1984）。小说主人公金菊是色织厂由工人提拔上来的技术员。她同金鹿儿一样，爱打扮，精于业务，不仅创造了万米无次布的好成绩，由她设计出来的花布图样，更受到顾客欢迎；她还像金鹿儿那样，因为要做个“真实的人”而备受争议。敏于浪漫主义的航鹰，通过金鹿儿、金驹儿这类艺术形象的塑造，迅速地捕捉住了生活的急剧变化，一方面礼赞她们对美的呼唤，对真实的追求，一方面则赞美了这个充满向往和憧憬、洋溢着浪漫气息的80年代。航鹰对时代的敏感，以及她对这代青年的热爱和祝福，既散发出美好的人性光泽，又带来了珍贵的历史信息。

航鹰表现女性与青春、与美的小说，还有《演员二题》《名角儿》和《高雅》等。出身剧院的航鹰熟悉演员，尤其对女演员感情世界有深入探究。女演员视艺术青春为生命，三篇小说几乎都涉及到艺术青春问题。《演员二题》抒写四位女演员因“文革”耽误艺术青春，过着无聊日子的情景；并以演员朱玫盼来上台机会，却因“抢戏”而遭导演不满的故事，为演员们艺术青春被积压、被剥夺的情状，发出控诉之声。《名角儿》通过年老珠黄的“舞台皇后”，不肯让位于青年演员，以及她终于觉悟的故事，抒发了艺术青春真谛在于“接力”的道理。《高雅》中的青年演员高雅，虽天生丽质但因乏于表演才能在话剧团只是个报幕员而已，然而当她被借调去拍电影后，竟然成为主演并一举成名；小说机巧地铺排了伪艺术和伪美的制造过程，致使高雅的悲喜剧颇为幽默。

在航鹰青年青春题材系列里，《明姑娘》影响最大。小说《明姑娘》同《金鹿儿》一样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电影《明姑娘》则荣获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全国首届人道主义精神优秀影片奖。《明姑娘》铺衍了两位盲青年的故事。叶明明是先天性失明，一生下来就没见过光和色，但盲人电开关厂师傅们爱叫她明姑娘；赵灿是在大学二年级时突然失明的，他绝望于再也没有灿烂的未来。雪天的相遇，把这两个不幸年轻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明姑娘得悉赵灿来到自己厂里后，她理解赵灿刚从光明世界跌入黑暗，精神痛苦会更大，适应过程会更难，于是，她耐心地接送他上下班，帮助他自理生活和疗养伤痛。她鼓励他学习盲文，还动员他上业余大学和参加残疾人运动会。明姑娘大胆、热情、温暖的关怀，以及她机智、聪慧、充溢人生哲理的话语，使赵灿重新鼓起了追逐光明的信念，同时也激起了他对明姑娘的恋情，俩人一起沉浸在音乐般的和弦里。当明姑娘拿出为赵灿编织的绿色毛背心的时候，两人再也无法按捺住相互的渴望和渴求了。他们以手代目彼此抚摸，想象对方的美，表达仰慕和爱恋之情。然而，爱情的考验终于降临。当明姑娘知悉自己无法复明而赵灿却有一丝希望时，她如遭五雷轰顶，难以支撑自己；但她宁可赵灿因复明而不再爱她，仍要帮助他完成治疗的全过程。赵灿复明后向她求婚，明姑娘却希望他别把诺言当成束缚自己的绳索，一切应让生活自己去回答！明姑娘的故事催人泪下。明姑娘极富神性的人性——超常的理想色彩和意志力，天使般的美丽和聪慧，果然使她长存不朽。

涉及青年人生、爱情价值取向的小说，还有《倾斜的阁楼》《自由的野鸭》《林荫道》等。中篇《倾斜的阁楼》是航鹰比较重要的作品。小说通过梁根柱和韩玉霞的婚姻纠葛，呈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自由的野鸭》（1982）里的高干女儿唐贝贝，“文革”期间曾同边塞大兵唐斯民有过一段浪漫的兄妹式初恋，但“文革”结束后，唐斯民却发现过去的贝贝已被埋葬，坚守纯真爱情观的他只得离她而去，他绝不高攀。《林荫道》是篇素描式短篇。叙述一个即将履行婚姻手续的姑娘，自林荫道上旁听到安徒生《海的女儿》后，反思自己心灵空落的缘由，从而唤起对生活中诗意美的追求，摒弃由金钱铸成的爱情观。

航鹰青年题材小说，大多追求诗意美。在《倾斜的阁楼》比较写实的作品里，也出现了灯光对白雪折射后所形成的缤纷景象，一派诗情画意。《明姑娘》中人美、情美、景美的意境美创造，就更富诗意了。盲人游园一节就像首优美的散文诗，作者一方面回避视觉描写，让盲人通过听觉、嗅觉、触觉和想象来领略阳光、空气、森林、草地对人类的恩赐；另方面又让两人投身在大自然怀抱里讨论“绿色”，为绿色欢唱赞歌。航鹰还运用诗意的细节点染人物之美，如金鹿儿头戴的金色发卡，明姑娘编织的绿背心等，都为人物的生活、生命增添了情致。意境美放飞着青年的理想和追求、青春的活力和美好，浪漫主义色泽格外光耀。至于对人物的心理刻画，航鹰文学创作初期虽已予以重视，但毕竟尚未娴熟。明姑娘帮助赵灿复明时的内心挣扎写得颇有层次感，但《高雅》中的高雅，《林荫道》中那个待婚姑娘，内心世界的呈现就显得空泛了。这也正是航鹰笔下人物给人以过于单纯、单调感觉的主要原因之一。

1982年，航鹰在发表《明姑娘》的同时，推出了中篇小说《前妻》（《文汇月刊》），正是从《前妻》开始，航鹰用四年多时间写出十几篇相关家庭、婚姻、爱情的道德伦理小说，构成她文学世界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该系列因突破了当时“无爱文学”某些禁区，既受到热烈欢迎，又争议不断，像涉及婚外情、第三者的《东方女性》所引起的争论，至今余波未断。相关争论，真切地反映了新时期初始，人性、人道主义思潮来临之际，人们对家庭、婚姻、爱情伦理问题的思索和困惑。应该讲，航鹰以伦理写人生，探索人生真谛，挖掘人性奥秘，铺衍社会文化心理变迁，正是当时写政治、写社会宏大叙事的补充和拓展，自有其历史价值和贡献。文坛把伦理道德系列亦称为东方女性系列。航鹰自己把该系列分为三类：第一类，偏重于对传统道德的探究，如《前妻》《丧事》《红丝带》《地久天长》等；第二类，向现代性爱进军的中间地带，如《枫林晚》《东方女性》等；第三类，对现代性爱的追逐和思考，如《倘若房间没有第四堵墙》等。

《前妻》是航鹰构思时间较长的作品。人物原型来于她自己家族和干部子弟学校同学的家庭悲剧。《前妻》主人公春花同大萍、二萍爹的婚姻，属封建包办婚姻，丈夫参加革命后一直想挣脱它，进城后终于解除了婚约，另立家庭；春花成为“前妻”。前妻一直“离婚不离家”，不仅放弃了改嫁机会，还坚守“老屋”，伺候公婆、抚养孩子，自愿守寡几十年。前妻在漫长的孤苦守节生涯中，表现出惊人的坚忍刚毅品格和意志力。当前夫派人来有求于她时，她竟然不计前嫌，处处为他现在家庭的安宁和人伦之乐着想，给予他以全力的支援。前妻是个既屈从于封建礼教和宗法思想束缚、接受不公命运安排的人，又是个富有人性，兼具许多传统美德的人。作家对前妻是“爱其善良，怜其不幸，怨其麻木，怒其不争”，并由此展开了对几千年封建文明堆积层的思考。然而，评坛普遍认为，航鹰对前妻传统美德过于怜爱，以致将人物身上某些应抛却的东西也给予了容忍，为那些同“现代文明的不协调音”，留下了频振的空间。

《丧事》（1983）是《前妻》的姊妹篇。小说通过一位老局长的丧事，铺叙了前妻子女同后妻以及子女之间，对待丧事、家庭财产继承、以及死者的不同态度，歌颂了前妻子女的善良、孝道和忍让，抨击了后妻、尤其她儿子小聪的利己主义、金钱至上和公子哥儿气。局长夫人一直担忧从农村赶来奔丧的前妻子女，会来“闹丧”；儿子小聪更是耿耿于怀于他能否独占遗产。出乎意料的是，大姐和哥哥只尽孝道，并未提及遗产事情。大姐只是提出，能否拿些父亲进城前的衣物和部分骨灰，在母亲坟茔边修个“衣冠冢”，以安慰她孤单的灵魂。小聪讥之为“愚蠢得可笑”。小说以对照反衬之法，塑造了公子哥儿小聪这个形象，虽不够丰满，却颇具现实针对性。至于作家对前妻和大姐身上的传统美德和因袭重负的混合，却仍乏于辨析和把握，在现代性面前呈现了一种滞后性。

《红丝带》和《地久天长》分别写作于1984年的春与夏，是航鹰精心之作。《红丝带》以女主人公雪妮（一位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解不开的红丝带情结，铺衍了一个痛苦的童年记忆及其对她前半生感情生活的重大影响。雪妮六岁时父母离异，他们各自建立了新家庭。雪妮撞上过父亲同继母的婚礼，因继母头上结着红丝带，致使她把红丝带看成为“蛇”，见到红色竟然会产生颤栗感。红丝带紧紧地拴住了她的心扉，致使她对恋爱婚姻总带着一种病态的恐惧心理，这种情结一直延续到结婚乃至生育之后。当然，雪妮最终还是明白了生活美应是全色的，应给孩子以“全颜色的生活”。《地久天长》展开了儿童剧演员真真和她丈夫肖大夫的故事。真真社交广泛、性格外向，在舞台上扮演儿童，在生活中也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肖大夫一直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她，以博大胸怀信任她，谅解她，亲自操持家务呵护她，就是“文革”期间也依然帮助她在心中培植演员梦。真真同样热爱、体贴肖大夫，当肖大夫面临逆境发配山沟时，真真毫不犹豫地随同他上山下乡，风雨同舟，给他以最母性的抚爱。现在，肖大夫将出国三年，真真愿意好好地思考一下人生、爱情和家庭了。两部中篇尽管视角不一，但对家庭、婚姻和爱情中的纯洁、善良和美好，充满着同样的期待。(www.xing528.com)

《枫林晚》是幅“老人图”，其间花匠杜芒种与郭奶奶（贺望蓝），从黄昏恋到暮年婚的故事仅为其一个侧面，涉及到了家庭婚姻的道德伦理问题。贺望蓝属于新旧道德转换的过渡性人物，她同《前妻》《丧事》中两位前妻的命运相比，已跨出关键性的一步——挣脱了节守、老年不婚、哺育儿孙等绳索束缚，初步完成了对封建伦理的“道德超越”，呈现出向现代性的嬗变和递进。贺望蓝形象的意义，正在于这种超越、嬗变和递进。

《东方女性》（1983）铺叙的是，“文革”期间产科医生林清芬在得悉丈夫老余（外科医生）婚外情后，对第三者方我素（演员）由妒忌、复仇到拯救、感化的故事。老余出事后被下放到农村。林清芬为两个大学生孩子前途，接受老余的建议先不离婚，在家里也隐瞒下他的问题；而对于方我素，她则去剧团告发了这个情敌。但不久，当这位产科医生发现方我素企图以“死”来洗涤自己灵魂污垢的时候，她进行着激烈的内心搏斗，终于将情敌拉回求生之路。尔后，又亲自为她接生，迎来了她同自己丈夫的私生女。当时“阶级斗争”大环境和方我素的小环境都难以抚养这个小生命，林清芬再次伸出援手，收养了这个小女儿。二十年后，老余故去，小女儿余小朵却重蹈她生母覆辙放纵感情、放纵生活，介入到他人家庭充当起第三者来。小说正是由林清芬对这段生活的回忆，以帮助余小朵返回正常生活轨道，构成了作品的框架。《东方女性》在《上海文学》首发，争论也由上海波及天津、北京等地。这场争论尽管有些被困于如何对待“第三者”和私生子等社会学问题，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东方女性》是家庭、婚姻、爱情题材的一次有益尝试和突破。小说既带来社会学相关信息，也为以伦理写人生的文学拓展了思路，对现代性爱中的道德观有所改变。

《倘若房间没有第四堵墙》（1985），航鹰将其称为《东方女性》姊妹篇。两部作品确实都以人性为内核，铺写现代性爱。《东方女性》抒写妻性与母性、性爱与博爱的冲突，《墙》则着力于刻画灵与肉的搏斗。《倘若房间没有第四堵墙》的男主人公王榆根是位老同志，妻子潘解放却是他的老上级营长之妻。战争年代，营长临终前将妻子托付给他时，他才是个小通讯员。潘解放比王榆根大八岁，两人关系无法论及爱情；而王榆根在家庭内又一直改变不了通讯员、勤务员兼男仆的地位。王榆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跌入同女儿好友金楠楠的爱网。金楠楠美得无与伦比，她不稀罕市长公子的追逐，却偏偏同情并爱上了这个终身未能享受到爱情的好人，她愿当个爱情战场上的义士和英雄。这场爱情短暂而苦楚，王榆根一直无法挣脱负罪感，金楠楠的献爱又难以挣脱潘解放的布控和世俗舆论的制约，结局当然只能是个悲剧。小说对这场轰轰烈烈的老少畸恋，既细腻地铺衍了婚姻内部的隐私和悖论，又真实地突现了人在灵肉搏斗中现代意识的觉醒。同《前妻》等小说相比，《墙》对传统道德里陈腐部分的批判不再迟疑，对无爱婚姻的否定和鞭挞也变得大胆起来，并开始涉及现代性爱的灵肉之战了。

航鹰的道德伦理小说，艺术上一方面继续拿出戏剧家的看家本领，使小说在情节结构方面得以出新；一方面对心理描写也希望能闯出一条路子来。无论是《丧事》对大姐他们会不会来“闹丧”的悬念设置，还是《倘若房间没有第四堵墙》对第四面墙推倒后的舞台造型；无论是《枫林晚》对贺望蓝出入小香山时手推儿童车的特写镜头运用；还是《红丝带》卷一春雪、卷二夏雨和卷三秋实的散文化戏剧构造，都较为成功地丰富了小说的叙述方式，或使其情节发展形成张力，或使其结构花样翻新。对于心理描写，航鹰谈及《东方女性》时说过，她期待自己小说能带些“茨威格味儿”，因而作了把“‘意识流、心理描写’和我国传统的小说技法结合起来”的尝试。无论《东方女性》铺叙林清芬由暴戾、狂怒到理智、施善的心理流程，还是《墙》抒写王榆根和金楠楠单独接触时灵肉交战的过程，都由心理流程来推动情节发展，致使心理和故事休戚相关、融为一体。这样的心理小说，为广大读者所欢迎，航鹰的尝试是成功的。该系列的叙述节奏理应张弛相兼为宜，但某些篇什却过于舒缓，或因过多议论如《前妻》，或因过多抒情如《红丝带》，致使小说整体尚欠含蓄和紧凑。这个缺憾在其他系列也有存在。

航鹰创作一贯偏胜于写人生，通过人生百态的描摹，或反射社会变迁，或追逐真善美境界，或挖掘人性弱点；其对社会人生的观照，可谓“面”广而“点”深。老人篇《枫林晚》和传记文学《商旅》等，追问的是人生价值和价值人生题旨；短篇《宝匣》、中篇《大墙内外》等，尽管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阶段有别，但其所涉及的民生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却具内在联系；还有不少幽默作品尽管铺衍的是各色人等的人生况味，但其对人性弱点或国民劣根性的思虑，却同样具悲凉和酸楚之特色。

名篇《枫林晚》（1984）专注于对老人内心世界的探测，当时少有作家对老人世界作如此描绘，因而题材上起了领先作用。在小香山花园会聚的老人们，尽管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却都碰到了相同的子女问题。背叛了父母的年轻人不是冷淡离弃老人，就是盘剥争夺老人财产，大多因钱而弃老或啃老。对此，老人们是心知肚明的。老人们追求的却是为这个世界多作几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让有限时间度过有价值的生活。正如郑社长所言，老人“在落叶之前”，应像枫树那样“蕴足了全身的血液，升华到叶子上去，作一次总的，最后的爆发，染红了寒林，染红了秋天，染红了——心灵”！《枫林晚》宣扬的正是这样的哲理：人生的真谛应写在每一片红叶上！

《枫林晚》的姊妹篇《写了遗嘱的人不该再活着？》（1985），铺写了儿童剧演员丁蕴写完遗嘱却又活了过来的故事。丁蕴青年时代有过相当特殊的婚恋经历，既当了密友私生女雷雷的养母，又当着丈夫前妻留下的儿女的继母。当丁蕴因重病立下遗嘱，要把自己五十年舞台生涯所得的个人积蓄全部捐出以筹建儿童剧团时，三个非亲生子女就不认这位母亲或躲开她了。丁蕴精神备受煎熬，由此站立不起来。这时，雷雷的一位企业家朋友林汉聪，也因捐献“遗产”问题陷入困境。当然，丁蕴和林汉聪的善举最终得以实现，由雷雷主持的儿童剧团筹备组也成立了，开始了招收新学员的工作。在小香山举行的联欢会上，郑社长前来祝贺，雷雷重新喊丁蕴“妈妈”，丁蕴也站立了起来。小香山所展开的“童叟谐趣图”，比起那幅“枫林晚老人图”来更其生动，更让人看到了希望。

《商旅——华人实业家王克昌的一生》（1994年《天津日报》连载，1995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是部传记文学。传主王克昌，旅日实业家，90年代初，在故乡天津设立“王克昌奖学金基金会”，以奖励天津各高等学校及东郊区中学德智体全优的学生。《商旅》与其说是一部商人的经商史，不如说是一部成功人士的艰难创业史，百折不挠的奋斗史，其间所蕴藏的人生经验丰富厚实，所揭示的人格宝藏闪闪发光。航鹰以情感化文字铺衍王克昌少年时代的梦想和当卖油郎的经历；对他走出天津东郊大郑村，来到天津市区学生意的从商经历，航鹰同样避开单调叙述，以生花之笔突现他商旅途中的“险”和“难”，致使他在天津、上海、香港、韩国、日本等地的商业贸易活动显得更其惊险起伏和悲凉沧桑。七次创办公司的遭遇和失败，难以言尽的磨难和困苦，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5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重重天灾人祸后的王克昌，在商道上来了个改弦更张，由商贸改做餐饮，商旅终于进入顺道。他创办的“天津饭店”在90年代发展到36家，遍布日本全国。王克昌的成功，离不开他的日籍妻子得子夫人的相助。航鹰在铺写王克昌个人生活时，既如实地写了他三次婚姻和分布在天津、香港、日本的三个家（三位夫人从未相晤与接触），也不失机智地表达了她对原配夫人郑氏的深深同情。《商旅》在铺写王克昌丰富曲折的经历时，突现出他如何将精明与宽厚、竞争与信用、盈利与正派、富有与奉献统一起来的奥秘。冯骥才在为《商旅》作序时说道：“一个财富的拥有者，又具有正直的为人和高尚的品德，应该说是现代文明社会理想的典范。这个典范现在航鹰笔下活生生又不失真实地树立起来。”

《宝匣》是1984年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批评界曾为它未能获得年度奖而深表遗憾。小说把一位老奶奶的生命和一段历史，浓缩在一个被她称作“龙匣”的匣子里，实在是缩龙成寸式的杰出短篇。老奶奶年轻守寡，终生勤劳，一辈子“锅台转”。她以双手为人家洗刷缝纫，才把两个儿子拉扯大，活到了八十多岁。临终前，她去了一次北京，只待了七天，却因神经兴奋而亡。临终前，她嘱咐要把“龙匣”留给热爱收藏的孙子。孙子好不容易把蟒皮宝匣打开，里面装的竟然是各种票证：粮票、布票、肉票、糖票、香烟票、麻酱票、青菜票、肥皂票等等，还有好多册副食品购货本。全家人面对宝匣，感慨万千，由宝匣回忆起生活变迁对老人心灵的冲击和震荡。这篇小说让人体味到民生问题的历史前行是多么局促和艰难。

法制小说《大墙内外》由《黑管》《狮舞》《鸽子》和《杜鹃》一组作品组成，从标题看，它们同大墙生活似乎搭不上调，但恰恰是这些颇具诗意的意象，才把新时期监狱改革所带来的新气象表现得令人鼓舞。陈监狱长对于监狱管理，一直抱有以人为本的思想，认为犯人也是人，要把他们当人看。他要把监狱办成没有镣铐声的监狱，对犯人实施感化政策，以美育提高犯人道德品质和文化修养，促使他们真正做到出自内心的反省和悔悟。《黑管》里的流氓程立，正是在陈监狱长和管教的亲切关怀、高度信任和音乐感化下，蛮横的心到底被软化了下来。《狮舞》中耍狮子舞的犯人，当他在狮子皮假面掩护下回忆起童年、青春、爱情的时刻，人性终于苏醒过来。《鸽子》中的犯人请假回家看望临终老娘时，一路上都有鸽子陪伴，最后，一群金鸽在暗蓝色天空里翱翔，以迎接这个回头浪子。《杜鹃》中的犯人姜宝是自首入狱的。一天，他乘李队长外出开会，把李队长最心爱的一盆杜鹃花给弄死了。原来他爱过的姑娘名字就叫鹃子，他想娶她未逞而强奸了她。这次杜鹃花之毁，也是因爱花如爱鹃子，结果浇水过多花儿却被浇死了。大墙里所呈现的爱美和毁美的故事，格外引人沉思。

1985年，航鹰在《人民文学》发表《谐谑二题》，以别样叙述表现杂味人生。1995年，《航鹰幽默小说选》出版，较大面积地呈现她不俗的幽默才能，以及她对人生况味的繁富感受。这类小说或由世态人情揭露人性弱点，如《上镜头》《寻根儿》；或以巧妙构思展露世俗恶习，如《地毯》《名演员》；或以不真实的感觉反射真实的现实，以示荒谬，如《耳朵》《后台趣谈》。航鹰对人间百态的展示，几乎遍及她所有作品，而幽默作品给人的联想和思考，似乎更耐人寻味。

航鹰社会人生系列的艺术风貌，以叙述艺术的多样性为其主要特征。《枫林晚》和《写了遗嘱的人不该再活着？》都属戏剧体小说，前者为多人多事的“人像展览式”结构，后者为一人多事式结构；它们不同于从生活结构中求得叙述结构的传统小说，不太原生态，但颇具戏剧意味；如此叙述结构依然着眼、着力于人物塑造，因而并未脱离小说文体，却加强了叙述功能。《大墙内外》和《宝匣》的叙述，颇具象征意味；由于作家把宝匣、黑管、狮舞、鸽子、杜鹃花等物件，当做一种意象来进行铺叙，致使人物被点化，情节被串联，又增添了审美情趣；航鹰的意象叙述相当出彩，象征性和寓意性尤甚。航鹰总是运用横向的艺术和知识，丰富自己作品内涵和艺术表现力，《商旅》对商业知识、《大墙内外》对音乐、鲜花知识的了解和通透，非常人所能及，这点也正是航鹰创作优长之所在。社会人生系列的叙述语言同样缤纷多彩，平实的、抒情的、幽默的、讽喻的，样样来得。抒情小说的叙述语言得益于作家善将各种艺术养分融于一炉的本事，而幽默小说的叙述语言，则赖于作家自身心智的超拔了。

普爱慈善系列是航鹰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成果。航鹰因为《明姑娘》涉及残疾人事业，从80年代开始就同民政、残联、福利、慈善单位结下不解之缘。她本人又始终觉得弘扬人道主义是自己的追求，铺写人情味的事业，为弱势民众、弱势群体呼号呐喊，适合于自己的写作风格。80年代后期出访欧洲，当她站在维也纳儿童村，仰望国际SOS儿童村创始人格迈纳尔先生遗像的时刻，就萌动起要写儿童村的念头；后来果然写出救助孤儿、礼赞播爱事业的普爱山庄系列中篇（1997），并出版长篇小说《普爱山庄》（2000）。1990—1992年，航鹰兼任编剧和制片人，完成反映弱智儿童命运的电视剧和电影《启明星》。该作荣获1992年全国首届“奋发—文明—进步”电影奖金奖，1993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1996年11月，航鹰赴台讲学，专门去花莲拜见了佛教慈济功德会创始人证严法师，花莲之缘促使她完成长篇报告文学《俗眼观佛门》，于1998年7月至1999年9月先由《慈善》杂志连载，2008年，该作同李玉林《慈济的世界》一并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俗眼观佛门——慈济的世界》。航鹰的普爱慈善系列不仅在文学影视界颇具影响，社会影响更大，原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亲切地称她为“慈善作家”。

航 鹰

电影《启明星》剧情并不复杂，鳏夫谢长庚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担忧弱智儿子晨晨的未来命运，从而想一起结束生命。但在谢长庚所在工厂和街道办事处帮助下，他住进医院手术，晨晨也进到启明星学校学习；谢长庚出院后住进新房，见到晨晨智力有所提高，对新生活终于有了向往。但不久谢长庚病情再度恶化，他握着晨晨在学校获得的奖励——启明星，平静地离去。《启明星》的悬念相当扣人心弦，那瓶有毒杀虫药的每次挪动，总让人提心吊胆；而《启明星》的细节则更其丰富而震撼，它们几乎都来自弱智孩子的真实生活。其中还有来自该剧导演谢晋两个傻儿子的生活细节。《启明星》的成功取决于谢晋的亲自执导，拍摄《启明星》的过程中，谢导经常举出他的阿三、阿四的例子，还提及他为傻儿子刮胡子，傻儿子为他拿拖鞋的父子情。1991年11月中旬，阿三死后，谢导不吃不睡，总在提及阿三，难以节哀。《启明星》剧组人员由此更懂得了“所有的生命都是美丽的，都是平等的”真谛。

中篇系列《普爱山庄》，由《白蝴蝶的复活节》《蒺藜女》《弃婴》《归来的柏拉图》《朝露，花的泪珠》《眼睛的多雨季节》等组成。1997年上半年，当它们陆续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十月》《小说》《北京文学》刊出时，6月10日《文艺报》以《航鹰小说六炮齐鸣》为题发布消息并予以激赏。其实，中篇系列和长篇《普爱山庄》基本上是一回事。航鹰为使自己第一部长篇《普爱山庄》趋于成熟，先将其主要情节演化为中篇，提前刊发以征求意见。从2000年正式出版的长篇（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1世纪出版社联合出版成人版和儿童版两种）看，经过了细磨，其内容已有所丰富，结构也作了些调整，但二者对孤儿题材的主题阐发、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还是颇为一致的。

报告文学《俗眼观佛门——我拜见了证严法师》，并非是航鹰拜见证严法师的简单实录，而是对大量相关资源阅读、思考后所结出的精神果实。航鹰在花莲停留了三天有余。她参观了静思精舍大殿，住在尼庵的客房里；既同证严法师交谈，与他同席用餐，聆听他讲演，又跟随他拜祭遗体冷藏室……如此这般，可谓俗人看到了佛门。按照佛门弟子皆无性的说法，航鹰以“他”冠称证严法师。航鹰对证严法师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通过对他提倡“菩萨人间化”理念的认可，追溯他出家的心路历程，航鹰热情地赞赏了他现世行善的功德。证严法师对佛理的理解与众不同，对佛理的探究根植于人性，因而他的现世行善，普救他人理念与实践备受广大信众尊重和拥戴。

对普爱慈善系列，航鹰给予了浓重的母性投入。她以母亲的博大胸怀，关注人类生存和男女之间的谐调；笔下既特别关注妇女、儿童命运，又真诚地礼赞好男人、善男人。她以母性的责任、宽容和爱，竭诚反映慈善播爱事业，致使作品的审美洋溢着柔美之情暖人之意。《启明星》主题歌对璀璨启明星的吟咏，《普爱山庄》对母亲“孕育”的感叹，《俗眼看佛门》对证严法师大爱的赞美，无不因母性的诗情生发出了不俗的艺术吸引力。航鹰说过，她是个母性很强的女性，她既赞叹母亲的“哺育”功能，又神往“母仪天下”的境界。“妈妈山”曾走进过她许多作品，孤儿院则再次坐落在“妈妈山”上。肖晶和谷幽兰向妈妈山倾诉自己的心事和隐情，梦虹去妈妈山寻找自己没有见过的妈妈的面容。航鹰对“母性”的张扬，总能给予流畅柔妙的叙述，并编织出许多诗意情节、诗意细节予以烘染氛围。航鹰普爱慈善系列确实因母性的注入而具浪漫主义色彩，但它到底还是属于现实主义之列的。《启明星》对谢长庚之死的艺术处理、《普爱山庄》对唤弟这个肆虐成性的特殊孤儿的最后安排，都呈现了航鹰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新时期文坛并不张扬浪漫主义，而航鹰在现实主义中，注入如此多的浪漫主义元素，凡此经验具有相当价值和意义。

航鹰文学世界还有一块不容忽视的领域——散文。其间，既有作家对自己身世的回顾，又有对自己人生旅途的感悟，以及创作心得；既有对师长友人的人物素描，又有国内外旅游途中对大自然的膜拜。散文作品大多散见于各报刊杂志，1995年结集散文集《欧罗巴之梦》。《欧罗巴之梦》由四个专辑组成。“忆潭微澜”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写得生机勃发，《蜗居》和《我的婆婆》则透露了自己以往日常生活的拮据，以及婆婆善良保守的禀性。“绿海拾叶”辑对林木、绿地、山川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在《绿魂》《秋之灵》《幽谷回声》里，还见到小说《明姑娘》《枫林晚》和《普爱山庄》所呈露的情思。“名人印象”辑是对邓朴方、谢晋、王克昌的素描。“欧罗巴之梦”辑则是对俄罗斯、奥地利和德国的游记。除散文集之外，航鹰散文名篇还有《雾里看冰心》（1999）、《大师往生》（2002）等；这类悼念冰心和孙犁的文字，同写邓朴方等人的人物印象记一样，由于“自我”的投射，感情真挚，境界高远。航鹰散文大多短小精悍，但都因为以自我为叙述起点和归宿，其间一瞬间的感悟或深沉的哲思，几乎都是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描述，为之“情化”和“心化”，可谓航鹰散文创作的主要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航鹰文学创作重心发生了转移。2000年，她原本想写个有关天津著名的“小洋楼”区街“五大道”历史的报告文学，发掘小洋楼里发生的故事，没想到一下子坠入了天津历史文化的隧道。由此，航鹰兴趣点由文学转向历史，转入到对天津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