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的诗歌和津味小说创作精选

第一节　林希的诗歌和津味小说创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给天津文学创作带来惊喜，并为“津味小说”创作铺下新标石的作家是林希。

林希原名侯红鹅，天津市人。1935年5月生于天津商贾云集处一个衰落的大户人家。父亲是一个读书人。9岁的林希随母去山西大同。1946年母亡，他返回天津。1952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校，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林西矿任职工学校教师。1950年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后到天津作协工作，任《新港》编辑。1955年，19岁的他陷进“胡风冤案”，被定为“胡风分子”，1957年又被定为“右派分子”。从1955年到1980年两大冤案彻底平反，其间25年先后在农场、工厂、农村强制劳动，“文革”期间再被关押、批斗、抄家、迫害。1980年调回天津作协，先任《新港》编辑，后为天津作协和中国作协专业作家。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林希对新时期文学的奉献，首先是诗。从1983到1985年前后，出版诗集5部，即《无名河》（江苏人民出版社）、《海的诱惑》（上海文艺出版社）、《柳哨》（花城出版社）、《高高的白杨》（百花文艺出版社）、《水晶宫里的女王》（新蕾出版社）等。其中《无名河》影响最大。长诗《无名河》1981年获全国1979—1980年度中青年诗人优秀诗作奖，诗集《无名河》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新诗（诗集）奖，获1983—1984年度天津鲁迅文学特别奖。他的诗歌已先后被译介到英、法、意、德、俄、日等国。

林希1986年以后，主要写作小说。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恨·仇》（群众出版社）、《北洋遗恨》（作家出版社）、《爱的荒原》（漓江出版社）、《买办之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桃儿杏儿》（作家出版社，1998年）、《天津闲人》（北京出版社，1998年）、中篇集《林希小说精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天津百年》《林希小说选》（译有英法文版）等多部及中篇小说40多篇。《高买》《丑末寅初》获《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小的儿》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出版有英文、法文小说专集。

林希的诗主要是抒情诗。十几岁就遭受政治打击，二十多年非正常生活的苦难阅历，使他满腔的诗情被压抑。当一代文人和祖国和人民命运交织、同遭“文革”浩劫后，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时，林希当然更是诗情喷涌，不吐不快。他的抒情诗表达出虽受委屈却始终不悔的情怀，表达出岁月蹉跎但不甘生命枯萎的精神内质，表达出一代知识分子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赤诚忠心。

首先，诗人站在关心民族、人民和祖国命运的高度，站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方，回顾坎坷经历，反思曲折历史，表达赤诚胸怀。写于1979年春的《夫妻》是作者人生“沦陷”25年后复出文坛的第一篇诗作。诗中沉痛回忆了从五十年代政治风暴到六七十年代“文革”浩劫给中国社会、个人和家庭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创伤。在长诗《无名河》中，作者以深沉笔墨描述一个“单纯的娃娃”在五十年代政治风暴中，因为“几篇千把字的短文”被送到无名河强制劳改的苦难经历。诗中“单纯的娃娃”正是作者的身影。因为作者在《十劫须臾录》回忆过当时被诬陷的定罪之词。1955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整版文章的题目就是《侯红鹅被拖进了反革命的泥坑》；《文艺报》文章点名说：“天津某中学的一个学生，名叫侯红鹅”，“把自己由一个有希望的共青团员，由于追随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背弃了人民和自己的前途”。这桩震动全国的冤案直到侯红鹅年近五十才平反。这给他从肉体到精神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但是作者的精神没崩溃，意志没消沉，他在诗里说：“最终能给祖国/并非丰足的粮仓添加一把禾谷/那也是我在为养育我的大地/贡献自己珍贵的青春年华”。挫折中的成长，铸成情感的升华。诗中抒发的情愫，含着忠义，令人震颤。此外，诗人的咏史诗，如《一千名冤魂》《长明灯》《边关》《太平堡垒》《祖先》《马克西姆的黄昏》《赠一位较我早生一百年的诗人》等诗里，更反思中外古代史事，寻觅历史曲折前进的规律、经验和教训。这规律中有一条就是暴君暴政迟早必亡。如《一千名冤魂》披露明万历帝屡次酒醉发怒，无端笞人致死的暴行后，诗人说：“再有一千名文官，再有一千名武将/也无法给历史留下一个不倒的暴君。”而真理正义终归必胜。诗人反思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给我和我的同代人开拓明天”（《祖先》），是为了让人民认清历史发展规律，坚定前进信心。“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该有多少风风雨雨的十字路口/你和我深知/只有在土地和人民中/才能获得必胜的信念”。“而我/走尽了曲折和坎坷的山路之后/燃起更加坚定的信心/扬着生命的船帆/奔向我的祖国和全人类共有的明天”（《赠一位较我早生一百年的诗人》）。同时，诗人一再表露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赤诚之心，他“对拯救祖国的事业有了新的理解”。诗人“总相信历史长河/永远曙光在前”（《无声的音符》）。可见，林希诗中有史，史中有情。

其次，林希在诗中真情歌唱祖国的改革开放。面对拨乱反正、春风劲吹的华夏大地，诗人不仅和广大群众一样欣喜，而且敏锐感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伟大力量。他要为生活的复苏而欢唱，他要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繁荣而抒情。在《选择》《半亩地》《车过华北平原》《冀中吟归》等诗中，林希由衷地赞扬了带来农村巨变的联产承包政策，并从心底分享农民兄弟的快乐。在《汗与火焰》《石景山的早晨》等诗里，林希赞美了走在新长征路上积极深化改革的工人。在《祖国，战士献给你一个湖泊》等诗中，林希赞颂了为国家建设人民安康保驾护航的子弟兵。在《三百万辆自行车》《城郊，落日的余辉》等诗中歌唱青年学子、各界人民珍惜年华、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创造的勤奋精神。诗人以和工农兵各界的“共鸣”，表明他的抒情是为群众真诚的“代言”。环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新气象纷至沓来，新变化层出不穷。诗人要和时代节拍一起跳跃，和人民大众一起奋进。此刻心中的苦辣酸甜化为真挚的自豪，为做普通劳动者的歌手而赋诗歌唱。同时他也在诗中宣告，他是大地之子，生活的主人。

第三，林希在诗中泼墨般地抒写着信念和理想。诗人长期蒙难，但是即使有过低沉，也没有丧失信念和追求。他在诗中多次明确表示，“如果我也赞美过痛苦的记忆给我的启示/那是因为，他告知我/唯信仰和意志才能够开拓未来”（《我属于唱赞歌的一代》）。由于对思想、观念、立场的“咬定青山”，使诗人在结束了苦难生活，重新拿起尘封已久的笔时，首先要抒写的便是《我，信仰共产主义》《火的呼唤——重读〈共产党宣言〉》等诗。单从题目，我们已清晰地了解林希的不悔追求和对真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诗人在与师友赠答诗如《绿叶》《儿歌》《色彩》《迟熟的果实》《心间的清泉》等诗中，他说：“依然，我是时代的骄子”，要“负纤在振兴中华的航程”。诗人是历史的强者，他轻自我，而重人民和祖国的命运。因此，他的诗没有当时文坛流行的“伤痕”情结，也没有走向朦胧。

第四，林希还写了一些托物言志、借景喻情、蕴含哲理的诗歌。例如《我是林中无名的小鸟》《织娘》《高高的白杨树》等诗借物抒发为民服务之志，爱国爱民之情。《黄连草》《树》《树根》《棉》《老水牛》《雀》等诗借物歌颂人间美好的品质。《土》《火》《流星》《流水》《煤》等诗蕴含某种人生哲理。

从上述林希抒情诗的思想内容看，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题材的新鲜感，格调的高尚感，感情的真挚性。正如李元洛在《论林希的诗》中所说：林希的诗“在抒情上显示着这样的一种特色，就是真挚性、新鲜感与高格调的融合”。以长诗《无名河》为例，就能看到林希诗题材的新鲜感、格调的高尚感和感情的真挚性相融合的特点。他面向时代的真实生活，珍视自己的内心体验，把主客观和谐地统一在自己诗中。诗唯有新题材或者旧题材出新诗意，才能满足读者求新的要求，唯有说真话抒真情，喜怒哀乐与人民一致，才能投合读者求真务实的心愿，唯有顺民意，代民众立言，才能与民众共鸣共振，唯有高格调高品味，才能震撼人心，给人积极向上的力量，奋勇前进的信心。这正是林希诗的思想价值所在。也正因此，林希的诗就能赢得众人的喜爱，广为流传。

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今林希的诗流行甚远，远至国内外。其原因，除了思想内核坚实感人外，还因他的诗歌文采斐然。如果诗中多是假大空的豪言壮语，抽象的标语口号，读者大概也不会欢迎，流传不会久远。而林希二十多年前发表的诗，今天读来仍觉新鲜动人。这也因为他的诗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性。他的诗里总能有用有限的形象，包裹和支撑思想的内核，表现丰富深刻的思想和感情。如《中年》结尾一节：“啊，中年/踏过路途的坎坷/越过人生的困惑/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我站起身躯/心，还是那样红/血，还是那样热。”诗中虽有概括的叙述，但也有形象的描写。

林希的诗有他的艺术个性。其一，语言朴实，通俗易晓，自然流畅。语句自由活泼，要长则长，宜短则短，诗行参差错落，语感具有散文美。善于选择恰当的词语、节奏、韵律，一任叙事抒情真实到位，探寻事理则顺理成章。例如他在赠友诗《绿叶》中这样写：“今晨，我把一封信和一首小诗寄到林中/我告知你冰封的土地已经苏醒/路经我家向北飞去的候鸟/想来，该已飞到你家窗前//我深知，你一定听懂了那悱恻的呢喃/因为你等待植种的日子太长，太久了/我怨恨将有好长一段时间/接不到你的信和诗篇//因为，你要趁着春天/好忙一段时间……”诗中传达的春天信息，有着双关含义，是自然界和人世间的春天，表示多年禁锢的社会和思想已经解冻复苏。从诗的语言看，通俗易懂，流畅自然，节奏长短互现，短的两三字一逗，长的十多字一停。在韵律上，头一节里面没有押韵，而头一节末的“前”字与后两节，则有韵律的回环美。整首诗给人以朴实的散文美感。

其二，林希的诗意蕴明朗，直白显露，有时甚至直叙其事，直言其志，直抒胸臆。例如《祈祝》诗，就显示这样的特点。“直到含冤蒙受了可怕的屈辱和残酷的惩处/我还在那盖满了红印的/‘永世不得翻案’的‘结论’后面/写下了我的祈祝/我祈祝真理不畏惧争辩/我祈祝攀登不希求坦途/我祈祝革命家圣洁的心/不被污染于贪婪的权欲/我祈祝最后的保留/我祈祝磊落的申述/我祈祝人民不必经历一场浩劫/便能崛起我们多难的民族”。“我祈祝过去永远成为过去/历史的悲剧不要再在电子时代重复”。“为了祈祝/我贡献了血，我贡献了泪/贡献了我二十多年珍贵的青春/贡献了我伤痕累累的心灵和肌肤/此刻让我把生命化作一炉钢水/和最圣洁的祈祝一起/在时代的型模里溶汇、浇铸”。诗中直叙了二十多年遭受迫害的事、人民经历浩劫的事以及有人被污染于贪婪的权欲的事。也直言了诗人追求真理、为民族崛起而攀登乃至贡献生命的志愿，更直抒了虔诚的祈祝、善良的愿望。

其三，林希诗的风格深沉凄婉而又激越奋发，清新隽永而又舒放自然。李元洛认为林希的诗“深婉而舒放自然”。黄桂元认为林希的诗从“悲怆与凄婉”变为“深沉奋发”、“清新隽永”。这些评说，都能概括林希诗的风格特点。诗集《无名河》中的诗偏于悲怆凄婉。《夫妻》诗中“婚礼”一章，那“凄凉的婚礼”场景，那夫妻“离别在婚后的第三个早晨”的痛苦情景，以及“苦儿降生的那一天/我被锁进到‘严加管教’的小屋隔离”的惨状等，怎能不令人感到凄凉悲怆！长诗《无名河》中的“我”，竟然是“来自亲爱的党心头渗出的第一滴血”，“来自年轻的共和国第一颗悲伤的泪”，“来自老首长恍惚的眼神中无限深沉的惋惜”，“来自一个柔弱姑娘一双哭红的眼睛”。这个“我”竟然是“单纯的娃娃”，因为几篇千把字的短文而成了“罪犯”，被关进“屋檐下挂满了冰柱”的监狱，白天穿上“黑号坎”劳动在工地的“劳改犯”。这个娃娃劳改犯在“接见室”面对“呜咽失声”的未婚妻，强忍着心头的熬煎。为了不让少女分担灾难，而愿割断姻缘，这个娃娃劳改犯送别少女时，不肯看少女一眼，只在记忆中留下少女“惆怅的背影”。诗中这类描述，怎能不令人凄婉！这是诗人的经历和诗中的题材决定了其诗的悲怆凄婉风格。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祖国面貌万象更新，诗人和人民一道迈向振兴中华的新长征之路时，诗歌题材转入了歌唱改革开放的春天。在《海的诱惑》《柳哨》《高高的白杨树》等诗集里，诗的风格已经转化为激越奋发、清新隽永、舒放自然。例如《高高的白杨树》诗集里的《回答》诗：“你不必再抚摸我的伤痕/那已经愈合了紫色的血痂/愿你再给我一粒种籽/在我心田上落下你拓荒的犁铧//我期待着，期待着这样的回答/人生该是一簇不息的火把/你听我的心音还是那样的激烈急促/你听我的歌音并没有衰老喑哑/我必会有一个迟到的春天/生命的高度等待我重新飞跨/啊！让我用一颗少年的心回答你/万里征程却又从今日出发。”这样的诗里已经看不到悲怆凄婉的情绪，只有清新隽永、昂扬奋发的乐章。

总之，林希的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卓越成就，颇有影响。

林希对新时期文学另一个并越来越受到文坛瞩目的贡献，是“津味小说”。

由诗人林希变为小说家林希，对不少人尤其是熟悉诗的读者而言，有些突然。但具体到林希本人是主动换笔，让抒情化为叙事。对此，他直言道，“诗越写越缺少灵性”，还时不时产生“一种失落感”。坦言失落，是他在自找压力；可觉得写诗少了灵性，倒是对文学的一种认识的自觉。年轻时，他视文学为事业，后来居然文学使他人生坎坷，但文学已渐成生命的一部分。他要痛快淋漓地创作，而诗是“戴着镣铐跳舞”，不如写小说的情节和人物那么“爽”。特别是用形象去开发人自身及其生活景况，以便让大家从中体味出某种“意思”，更是小说的优势。同时，选择小说十分契合林希在经历辛酸之后的对人生的思索。他出生在号称经济文化大码头的天津，家族的复杂与社会的变化，让他找到一块能更好笔耕的“沃土”，这就是用小说反映津沽大地，写出文化，写出“卫味儿”。因为对老天津卫，作家感到可以厚积薄发，并且既能倾诉“自己许许多多的生活积累”，又能塑造出地域特色人物“天津闲人”形象。林希开始由诗转为小说创作，初试锋芒便觉得“唯有写这些东西”，“才最觉轻松”，“最是得心应手”。^[1]

但可惜的是，作家的努力没有得到热情的反应。他于1986年创作的《寒士》和《茶贤》，虽被编辑相中分别刊在《钟山》与《中国作家》上，但当时文坛“各领风骚三五月”的喧嚣，使林希的小说被各种文体实验所淹没。到了90年代，文坛略显出理性和冷静，对跨世纪的盼望又引发忆念与怀旧情绪，作家对“津味”小说的开掘恰好与社会的这种眷恋对位，于是林希的作品受到了格外欢迎，正像《林希小说精品选》“出版说明”所介绍的：

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一批各具地域特色的怀旧风情小说独领风骚；而在这一批文学作品之中，著名作家林希的世纪初系列小说，更是得到了读者的喜爱。他一系列的中篇名著，不仅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而且在广大读者中间广为流传，许多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从一个侧面，代表了人们对林记“津味小说”的热情肯定。同时也表明津味小说得到文坛广泛认可，并被评论界与大众媒体共同接受。敏锐的文学工作者向广大读者推荐林希的小说，并认为作家不断挖掘一口市民人生的“井”。这“打井”的议论很自然让我们想起新时期文学发轫时，刘心武在写了新京城小说之后，撰文说他找到了一口文学之井，要深挖下去。当时有论者提出，可不可以像打新疆的坎儿井一样，依源头逐次开挖，形成“串井”，以建立层次丰富并拓展开去的连体水系，这样创作会走向精深。纵观林希的“津味”小说，显然是用挖坎儿井之法，实现了对都市历史生活的画卷式描绘。

其实在林希之前，天津作家写津门也颇具特色，但很少林希的这种“味”。特色与味儿，推敲一下，侧重不同。前者突出写了天津的特征，人杰地灵，如《津门大侠霍元甲》《燕子李三传奇》等等。后者贵在以自己的风格，烧制出一种口味。林希没有以作家的旁站，观察、描绘着津人津事。而是用进入和感知，把自己和他们一块熬制出来。当然在视角上，也是一种全知全能写法，但却在作品里留有自己的身影。例如《婢女春红》的结尾和林希自述的家世便极为接近。

他对人物与历史的把握，只放笔在清末民初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是他熟悉其中的生活，并因家庭的经历使他烙印在心，有着常人对此所没有的体味。二是他的小说在动态中刻画人物，在文化解读里抒写情节。这也形成了林希小说在开篇时总有一段“切入”或“旁白”，即林氏作品的文化楔子。于讲解介绍天津的文化知识及风土习俗中，经过一番人物命运的起伏，故事的跌宕，让读者欣赏到一种原汁的社会经历、家庭变故和曾有的情景态势。而且只有依此去认识小说的人和事，才能悟出其中的人生及背后的思考。三是他把作品的重点放在历史的现实符号与人物的脉象上。清末民初，二三十年代，看似社会混乱，却有各种变化发展。变化发展里给我们有启迪、有轨迹、有思想、有传承。因此于混乱下找出丰富，写出生活，便酿制了林希小说的“津味”。这一素材时段，正是天津在畸形发展，辉煌与污浊同在，美与丑在混交中显示出多彩。也许这种不单纯和杂色，是林希所追求的。四是林希小说的“津味”没附丽在文坛思潮的流向上，他既没有以此去体现主流话语，也没有为了增加印数去依循大众的趣味，同时没有用“津味”局限“津味”。他是拿出个人的“一味”，让人们超地域品尝，因此独具之态反倒成了“津味”的标记。(www.xing528.com)

当然上面只是对林希“津味”的一种诠释，我们从中篇《蛐蛐四爷》、长篇《买办之家》不难看出前面所讲的四点，全部蕴含其中。

林希的中篇小说《蛐蛐四爷》曾因搬上话剧舞台而升温并名播京沪。这是一个侧室母子以斗蛐蛐来夺回大宅之权，进而遭暗算又黯然败走的故事。但其“津味”不在于写天津的大宅院和斗蛐蛐，主要在于写天津有这样的爷儿们，从不言败。四爷余之诚用手碾珍珠练就蛐蛐界的一绝，他要卷土重来，可是母亲吴氏却狠心剪断了儿子右手的食指：

儿呀，别怪罪娘心狠，这份荣华富贵，咱不争了。天下由那几个孽障糟践去吧，咱只求平安度日，和他们，咱认了。不争了！

不争了！不争了！咱们不争了！我的娘呀！

小说最后的母子俩的血泪对话，是故事的理性升华，也是人物的心灵呼唤。同时，描绘出天津的风土与某种精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虽说包含了东山再起的心志，但吴氏在几经沉浮之后，她的由争到“不争”，超越了名分、权利等层面，以一种对大宅院文化的决绝、对世事炎凉的重新梳理，要另选一条命运路。不寻复仇，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于是刚烈悲痛之下，悟理其中。这才是天津人的豁达，九河下梢的气度。

《买办之家》作为《天津百年》系列之一，林希的这部长篇，以对家族经济形态的嬗变的新描画，使家族小说成为都市文学的重要表现，从而也揭示了一段值得回味的市井社会的历史。从农耕文明走来的家族，在进入城市后，其初期发展还是立足在简单生产及精明治家和诚信经营上。因此，余隆泰捐款造桥的善举既是对旧式理念的一种生动刻画，又是对原有生活方式的终结。从儿子回国办洋务起，余隆泰也在李鸿章和三井洋行的内外串谋下，干起了洋人代理。然而，由家庭矛盾导致的经济纠纷，不仅让日本人钻了空子，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段畸形史。大清王朝的衰败和资本主义列强全面入侵，到头来只是给余家闹了个“一场空”。农耕抵不住资本的进入，诚信挡不了吮吸中国血汗的洋人的明抢暗夺。因为“皇上面前，我是奴才，洋人面前，我是洋奴”。小说以一个家族所揭示的国运悲剧，告诉现在的读者，“不要再做奴才，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国不强民不富，一户人家发了财，就只是罪人”，辛劳一生，“只生养了几个孽障儿子，败了余家的名声”。作品天津味儿的意义，不仅是风土人情，地域文化性格，突出点在于百年前的津城历史被活化。小说有以史鉴今的层面，但重要的是把人生的社会景象告诉读者。一部家族兴衰史，写出了市井，写出了天津的市相。所以林希的津味，不只是描绘几个特色，而是对天津风物、人物表现的一种或纵或横的综合。作为小说，他的市井题材仿佛有些单一，但他对市井的揭示却是多元而丰富的。

写自己熟悉的。把自己写进去，再写出来。这就是林希津味小说的第一特征。他咀嚼其家庭、其人生的结果，是把天津城市最具纷纭的变化立体地描绘出来，这形成他卫派作品的第二特征。而且他的“津味”，会使读者不由感叹作家对天津是什么的探究，这即为林希叙事制作的第三特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一个人来说是寻根，在一个家庭说来是寻踪，面向一个城市而言是寻位。

“位”即品味，及历史状态和文化氛围。天津在海河下游，上有九河汇聚。于是由杂而合，由交叉而成景象。当然这之中有正反、美丑，也有阳光和灰色。但生活的要义在于不能“至纯”、“至情”，而市井恰恰以其有雾有雨有风乃至浑浊，显示出老天津卫这座城市的独有性状。也许混迹市井的各色人等，都有那么一点“懒”。非农耕，非产业，但他们能找到赖以特色生存的“饭辙”。在这个“辙”里，林希做了挖掘。鲁迅的阿Q是国民性代表人物；林希的市井人物，可以说是城市畸变下的性格。他们总体看来并不美，而且还有点丑。有意思的是这种丑不温柔，有些棱角。于是我们反而能触摸到生活在并不那么滋润、并不那么酣畅的背后，是命运的苦涩与那种棘手，刺人的东西。林希的小说抒写着许许多多摸着如仙人掌那种感觉的故事，这其中蕴含的社会层面，不是主流话语下的正常状态，但却让读者看到了一座城市从中国近代走来的积淀。

林希小说的“津味”表现在一个“杂”上。例如人物塑造，其中有相士、赌徒、闲人、继室、婢女、混吃、骗子……甚至是逃学、淘气的狗少。然而，林希从不把他们写得过于委顿和鄙琐。作家常以奇行描绘人物的怪异，总是让读者在意料不到中体味性格的内质，即使骗子骗人也骗得惊心动魄，蹭吃蹭喝也是蹭得有板有眼，当然这些性格也就蕴含着对人生的某种观照。拿写懒人来说，不少作者一定会把懒与馋连在一起，但不会写出这种人也是一种“精”。而林希要么描绘了朱七的“扛刀”，即挨饿还要体面地忍着（见《丑末寅初》）；要么刻画了侯明志能懒得整天被窝里躺着，却“精明得出奇”（《三一部队》）。这个“精明”不是精英，也不是精不够，更不是表面精，事事精，而是精在自己这一门这一行里有他的“活法”，并超过同类，这令人琢磨。活着要吃饭，但杂色的人们却能找到自己的饭辙。像余九成能在雨后站在马路边替小姐、太太往水洼子里摆砖头，在挣小钱里找到让阔人脚不沾泥的活儿。当然他的精明会被别人看中，突然一日一个“阔佬”要雇他穿号衣，跑步去美孚油库喊什么“拿啦”。其实是替东家做活广告，帮人买空卖空。作品明着写跑街混饭吃的余九成，实际刻画的是满脑子诡计又不露面的杨芝甫。最后，日本人被耍，余九成也白忙活一个月。这篇《找饭辙》写了一位买卖行中“打托”的“虫子”，导演了一场丑剧，揭示的却是扭曲社会下的醒世之事。所以，林希的“津味”，于杂中出奇，并奇中寓理，把一座旧社会大商埠的“怪”与“斑驳”缕析清楚，令人玩味。

林希小说的“津味”还表现在一个“变”上。不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之作，林希的作品都以精致的笔墨把人物写得百变鲜活。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小的儿》，便是林氏津味作品“变”的代表。原名宋燕芳的她被侯家三爷看中，接回家中做了“小”。作品没写妾在大家庭的受气，却写地位不佳的她能以自己的经历和机敏救赎负债累累的四叔，也能以夹枪带棒的语句大树威信，再加上善钻空子，结果把又一个被带进侯府做小的王丝丝给治了。七天七夜罚站，让那位歌女爬着出了宅门。谁知此后又因此打起人命官司，“小的儿”在暗中左挑右斗，让侯家败了个几近精光。宋燕芳最终还是宋燕芳，不论说她是位“祸害”，还是个“人精”，她的几种“变脸”恰恰凸现了一个男权制度下的被锈损女性的扭曲反抗。她不得不依循着社会规定重复女性命运悲剧，却又要挣扎出属于自己个人的天地。然而，最后她虽出了侯家门，但仍旧是那个文化环境下的“小的儿”。很难说她一生的是非功过，然而这样一位变化着的，变得是“小的儿”，又不是“小的儿”的这么个性格，却是林希的“津味”的一个贡献。因此人物在流变中，有了相应的文化谱系，也有了相投影的历史轨迹。把性格塑造在命运、历史和作家生活三个维度里，这种“变”的本身，就是艺术的展示，人物内在的雕画。把天津性格——尽管是市井的——抒写得淋漓尽致，这便是林希“津味小说”的“味儿”。

稍加统计，林希的“津味小说”，已成为津门文坛的一株大树。已成书者，有《林希小说精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买办之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天津闲人》（北京出版社，1998年）、《桃儿杏儿》（作家出版社，1998年）和散文集《天津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这都写于上世纪90年代，最新创作未计算之内。“津味小说”对林希而言，是打了一口深井，一口底蕴贯通的坎儿井。

林　希

林希找到了自己的“井眼”。如前所述，他生活在津城一个大而典型的家庭，其经济方式与生活情态不仅折射而且浓缩着商埠都市的复杂人生，尤其某些病灶，更显示与透视着旧中国的深层的纹理。有评论认为，反映并认知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非写不可。也许市井更贴近民间，又藏龙又养虫。但这只是其中部分表象，更为紧要的是市井如环境的凹凸镜，可观察出生活的根系。林希的小说在于艺术地化腐朽显神奇，并多棱地表现了人的根性和社会存在。他把市井之相衍化为社会之聚拢。如一池湖水，泉眼处虽是湖的本源，但恰恰由于水体的大小深浅及水中生物，甚至是水的沉寂与流动等等的交汇、互补，才使湖水现出“活力”，现出“状态”。所以尽管泉眼极为重要，但一汪湖水综合的合力，才是我们需要把握的关键。这样的水才是“湖”的真模样。文学的沃土应当在这模样里，找人生经验、人生思考、人生感触、人生路径，而不是为了“寻根”找“泉眼”，而忽视整体与交汇的“生态”。因此市井实际是城市的一种能辐射、能集中所有景况的丰富存在，是城市的体征。把市井作为体征去抒写，并以其韵味揭示较深的层面，这便是林希对“津味小说”的开拓。

有文章指出，林希的“津味小说”突破了老城旧报人在短片和连载里所表现的津味，即以文人的慨叹写角落生活。这话当然不错，但林希正是在报人小说的积淀与其他城市作品的积累上，有继承，才发展变化的。比如，同样写市井无业者流浪蹭饭，旧报人会描绘他们拿着竹板到店铺前唱喜歌要钱，然而一旦主人拒绝，这些人瞬间变成恶耍，扛上哭丧棒，让店主堵心，以达到蹭饭的目的。但是这只是记录生活，并非挖掘人生。林希是不断对人生予以探求的，所以他的作品主题深了，主人公厚重了。这也即是林氏“津味小说”的长处，作家也称“不满足于展现现实”，而是“力求于重建现实”，于是为津门文坛添了一道风景。

粗看去，林希十几年的“津味小说”创作，从起点到发展，期间好像没什么变化。但仔细考察，他的作品有集束和系统写来之分。以《买办之家》和《桃儿杏儿》为分水岭，此前的小说以中短篇为主，尽写市井人物的个态。如《相士无非子》把卦者和中国军阀政治有机组合，使读者看到民初社会的病态深层。像《天津闲人》里面的侯伯泰，表面息事宁人，背后却移花接木，挑事端，闹纠纷，并把达官贵人、大律师、老名记等等显要绕进事先设好的网中，“前面陈兵布阵，杀得你死我活。后方称兄道弟，合伙发财分钱”。闲人不闲也不贤，还能呼风唤雨，这能折射出多少人情世故？看着池浅，实际王八很多，且能折腾……总之，林希创作之初是以人的杂色，写出一种城市的生存，城市的人脉。自长篇问世，便发展为纵向刻画市井的兴衰史。在题材上，虽依旧以侯家（或余家）的家族式微衰变为底色，但更多地描绘出闻一多在《死水》中所揭示的那种腐朽之气。然而，林希的艺术创造，在于里面也有人活着，甚至提供着一出又一出让人反思的活剧来。首先，这些人的上辈聚敛了资产，后辈子孙以各种支配方式去显摆，去折腾，这更加搅浑了水。读者也从中嗅到一座城市曾有过的气味儿。其次，性格的精神面貌被鲜明凸现，出人意料，读者难忘。但他们不是英雄，不是平民，恰恰以灰色的人生，表现了旧制度下的都市文化。他们很少出现在今天的文坛，然而林希以其“津味”，审视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模式”。

诚然，林希的创作是从人生的苦涩去探求的，以具有风格的文本，抒写出一个地域的鬼怪精灵。个中有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对命运的体味，也有以一方水土去培育一方文学之花的努力。林希的“津味小说“开拓了一种审美，即以灰色和杂色，让读者认识非主流生活的众生相。他们或寄生，或变着法的折腾，掀起一个又一个的搅动死水的波涛涟漪，却加速着自己的死亡。这也是悲剧，灰色人生与灰色生活的悲剧。

林希“津味小说”的文本方式有他自己的叙述特色。第一，每篇都要引申写出某种生态，某种源流。例如写相士无非子，要“先说说相士是一桩怎样的行当，在相士这宗行当里，还要说说无非子是位怎样的人物”。即使描绘梁上君子，也要娓娓道来：

从字义上讲，偷东西的人即称为贼，但中国人决不肯轻易骂人为贼，轻谩一些的称呼“扒手”，天津人称为“小绺”，官称为“剪绺”，江湖黑话称之为“瘪三码子”，指的全是暗中伸小手将别人的钱财“绺”走据为己有。称之为“绺”形象而又生动，还表现出了那种淘气的神态。高雅一些，称梁上君子，进入20世纪以来，偷东西的不上梁了，于是便有了更高雅的称谓：高买。

这既是对小说的氛围制造，又把知识告诉给读者；这是作品的风格体现，又把津味和幽默糅在其中。林希的文体在叙述开始时就确立了他的艺术思考，要把人物和环境放置在一方水土的独具的坐标系上，从中看出历史，看出人文，看出世事。第二，每篇都搭建一个纷纭的大舞台，就是写杂色小人物，也要把深刻的人生凸现出来。如写闲人，“是因为天津有闲事，闲事多则闲人多，闲人越多闲事也越多”，但那结局常是“被人‘玩’了”，当然要揭示的是“起始端遮人耳目，暗中干政治投机”（《天津闲人》）。同时，也要刻画人的个性思考及区位文化观念，“天津卫跌倒了，别马上就爬起来，就势，先在地上躺会儿，一是舒舒筋骨，二是琢磨琢磨自己是怎么跌倒的”（《一杠一花》）。林希把人物塑造出一种富有韵味的性状，把幽默中的苦涩和命运中的酸楚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让读者阅读再三的表述。他讲故事的人生，更在故事中揭示出悲剧效果。第三，林希小说对天津话予以文化的浸润，他对天津方言，往往从表现风情与性格入手，并且投影着对历史或现状的喻示，明明玩蛐蛐是一种玩相，甚至是纨绔子弟丧志之举，在林希笔下不仅斗蛐蛐成了重回大宅的途径，而且“男子汉玩蛐蛐，实在是绝对圣贤”，罐中斗，正反映出窝里反。可见“津味”里面，还有反观世相的内涵。

熟悉天津语言，也能从林希在《今晚报》连续写了近两年的天津话钩沉反映出来。此外他还研究津门的文化品相，出版了《天津人》。以对“文化背景的开掘”，分析天津的风土人情。林希揭示了天津人的“嘴馋”，“惹惹惹”，也指出他们“热热乎乎”和身上的“光彩”。当然也都归拢出其中的“文化状态”。而这一切形成了“津味小说”的独特指向：让清末民初，二三十年代的国民性，于市井环境中展示出来，滋生这扭曲与污浊，尽管活着闲人，活着小的儿，活着蛐蛐四爷……却窥见出中国封建末期的“实用主义”和故步自封的惰性。

总之，林希的“津味小说”丰富了天津文坛，也给天津文学铺上一块特色的植被。但正如他自己讲的，这些作品在显示其优长的同时，也有诸多遗憾。首先，过于倾向自己的“情感体验”。拿小说背景来说，没有摆脱“家族从兴到衰的过程”，自我的记忆也烙印得过多过重。其次，创作思维胶着在“历史的雾瘴中，为含辛的人述怨”，“为饮恨的人伸张”，爱憎分明，却常常停留在痛苦的“解读记忆”中，^[2]于是便缺少更高的思想过滤。但这也是林希的一个创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