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卷：从运动员到作家

第一节　从运动员到作家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出生于天津。他的祖上世代为商，并不重视文学艺术，家中人都与书画无缘。不过，他的母亲，山东济宁人氏，却是官宦家庭出身。其外祖父曾与康有为等人过从甚密，时常笔墨相娱；外祖母来自苏州，性情清雅，嗜书好读，有过目成诵的本领；他的一位姨娘，名叫戈长立，自小从师学画，禀赋非常。长久浸润在书画艺术的氛围中，冯骥才的母亲具备了深厚的艺术素养，母亲对艺术的喜爱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冯骥才，他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发源于此。不过，冯骥才最终选择文学道路却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

冯骥才从小性情活泼，兴趣广泛。实业家庭为其提供了优越的成长环境，鼓励支持其开掘各方面的潜力。他中学时参加校篮球队，担任主力中锋队员；学习之余，同一位私人教师学习国画；同时又非常喜欢文学，于是书桌上经常摆满了古今中外文学名家的集子，从唐宋大诗人到普希金、莱蒙托夫、海涅、拜伦、惠特曼等等不一而足，冯骥才不仅时时充满感情地背诵它们，还偷偷地练习、模仿，写了一本又一本诗集。高中毕业后，冯骥才的职业生涯一波三折。最初，他被一位有名的篮球教练看中，选入了天津市男子篮球队。1961年，在一次非正式的比赛中受伤，由于无法再做大运动量的训练，他被迫退出了篮球队；出于书画方面的浓厚兴趣与功底，冯骥才转而投考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又因出身问题而落空，只得转入一个画社，从事古画仿制工作。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诗画一体，文学与绘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即从审美角度揭示出二者的相通之处。冯骥才深知这“功夫在画外”的道理，要想把握中国国画的精髓，技术上的研习固然必不可少，但无形的文化修养与积累更是下笔如有神的源头活水。因此，他广泛涉猎，不拘成见，从中国画到西洋画，从中国文学到外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从正统艺术到民间艺术，无不一一深入，探其究竟。尤其是对民间艺术的痴迷，激发了冯骥才对地方风俗和历史的研究兴趣，为其后来历史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应该说，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冯骥才的生活相当平静。优渥的物质条件使他更注重精神的审美与自由，他坚守着为美而献身的信念，在文化艺术的领域内自由遨游，决意把一生的时光，都融入调色盘中。

然而，“文革”开始了，冯骥才诗意的生活被彻底打碎，他因家庭问题而饱受磨难：多次抄家批斗曾使他像老鼠一样被吓得搬了七次家；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百倍地留意、提防、躲闪”。“文革”的亲身经历与生命体验令冯骥才感受到人生的况味，大大丰富了他对生活的认知。正如他自己所说：“历史难得有这样的机遇：整个社会和人，一下子就明明白白展现眼前。有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人，平时不易窥探的内心深处的一切，也在这翻来覆去的、生死相关的矛盾中，使人看得一清二楚。”生活在一个荒谬的年代，冯骥才可以忍受物质与肉体上的磨难，但是，思想深处，更深的忧虑却使其寝食难安：谁来为这个时代的荒谬负责？谁来记录这个时代的苦难？难道，让这一切都被时间的河流淹没？让后来者重蹈覆辙？……苦难可以催促人的成长，反思的萌芽一旦产生就无法抑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着冯骥才做点什么。他深切地感受到画笔的云淡风轻无法描摹现实的苦难，无法抒发他心中急欲喷薄而出的愤激之情，遂将满腔热情寄托于文字之中。走上文学道路，也许正如冯骥才自己所说：“当生活把我的一切都夺走后，才把最宝贵的东西馈送给我——这就是我酷爱的文学。”^[1](www.xing528.com)

青年冯骥才

“文革”期间，尽管周遭的社会氛围仍如铁屋般令人窒息，冯骥才却忍不住悄悄地开始文学创作。他将写好的东西藏在院子里的砖块底下，塞在楼板缝里；或者一层层粘起来，外边糊上宣传画，作为掩蔽，以便将来用得着时拿温水泡了再一张张揭出来；甚至卷成卷，塞在自行车的横梁管里。然而，这些“地下创作”今天我们已无法看到。数次抄家早已使冯骥才的神经脆弱得好比惊弓之鸟，时时感到草木皆兵，他虽着魔似的写作，但为了家人的安全，却只能轻轻地读着那些文字，感动着，然后恋恋不舍地把它们投进火炉，许多的手稿就这样化为灰烬。不过，这样反复的练习并非无用功，冯骥才的文字技巧越来越娴熟。功夫不负有心人，冯骥才终于等到了他的“伯乐”。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韦君宜看到了冯骥才与李定兴合著的长篇历史小说《义和团》，慧眼识人，积极鼓励他进行文学创作，冯骥才由此正式登上当代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