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以后的改革文学开拓：《新时期卷》长篇小说结果

第三节　1986年以后的长篇小说：“改革文学”的开拓

曾经，文学界似乎有一种看法：蒋子龙作为“改革文学”的领军者，他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一看法的出现，是与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对“改革文学”理解的偏误有关。传统文学史认为，“改革文学”是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初现端倪，至八十年代形成创作高潮，以反映“改革”为主题的一种文学创作潮流。其实改革文学是一个意义宽泛的概念。它应该是，反映我国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的变革与冲突，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和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创作。改革文学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创作潮流，在创作内容上也全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它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变化。因此，蒋子龙自80年代以来创作的多部长篇小说，其实也是可以归于“改革文学”的，而且，2008年出版的《农民帝国》，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记录。只是，这些长篇创作，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改革文学，而是对改革文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开拓。

1986年，蒋子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面世，这部作品从题材到人物，跟他过去的工业改革题材的作品相比，那种固有的强烈气息仍无处不在，但创作视角却有了很大的扩展，可以说是蒋子龙创作的一个转折点。

《蛇神》的故事跨越了整个“文革”，但作者并不是要对这场运动做出描述，而是着眼于各类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外部世界急剧变化的冲击下所发生的深刻裂变，以及人物灵魂扭曲之后的大曝光。

小说以邵南孙与花露婵的感情为线索，贯穿始终的就是邵南孙性格的发展变化。邵南孙出身于医学世家，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京剧团的著名演员花露婵，把她视作艺术女神来崇拜。因此，他放弃医生的职业到京剧团做“打杂”；“文革”中惨遭毒打，险些送命。他为了这种感情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这时的邵南孙是在爱情灵光照耀下，神清骨秀、真挚善良的护花神，他的身上闪耀着真善美的人性光芒。正如他自己所说：“她使我变得纯洁、高尚了。”

花露婵是福北剧团的名旦，然而，这位纯美的女性，台上一朵花，台下受歧视，还有同行的暗算和人与人的勾心斗角。好在，小说赋予她出淤泥而不染的理想化品格，满足了邵南孙那神圣而空灵的爱；而她那洁白无瑕的气质，正好支撑起在爱的想象中悬浮的邵南孙，因此，邵南孙几乎是生活在柏拉图式的精神王国里。她是邵南孙心中的女神、偶像和人生理想。邵南孙为了爱情，可以不顾自己的一切，当花露婵“躺在他怀里的时候，他一丝邪念也没有”，“她的心就是我的天堂”。这是一种升华了的爱情境界，是灵魂的相濡以沫。

然而“女戏子”的职业身份，注定她要成为男性的玩物，即使有邵南孙对她真诚而深切的爱情，也依然难逃被整个社会的男性意识所污辱和损害，直至死亡的命运。于是，花露婵死去了。由此，邵南孙从最初的纯洁的爱恋，被逼走上了复仇的险途，后又滑入享乐主义的泥沼，所幸他最后终于借助道德伦理的力量爬了出来，复归到了纯洁的灵魂中，达到了高度的道德自觉的境界。

在他每一步的变化中，都是与身边接触的不同个性的女性连接在一起的。佟佩如，地委书记的女儿，福北地区骄傲的公主，自愿拜倒在邵南孙的脚下，她和邵南孙度过了一个销魂的夜晚后，堕入情网。她给邵南孙写情书，表示永远感激他，爱过了就不遗憾，死而无怨。而华梅，才华过人的女记者，一名典型的现代女性，在邵南孙野性力量的摧毁下，要回去离婚，只愿永远躺在邵南孙的胸膛上过一辈子。而方月萱，当年与花露婵同在剧团唱戏的“戏子”，带着满足的惬意，不无钦佩地叫邵南孙“野驴”。

然而，与这几位女性周旋的种种行为却深深地违背于邵南孙骨子里深厚的伦理观念，他在对这些女性及其背后的男性做出报复行为的同时，也陷入了无尽的忏悔中。对花露婵深深的忏悔，净化了邵南孙的心灵。最终在纯贞、善良的女性柳眉的感召下，他的灵魂获得了新生，他离开了引诱他的名利场，回到了自己创建的乐园——铁弓岭蛇伤研究所。柳眉，作为花露婵的完美的替代性补偿，与花露婵一样善良清纯，善解人意，却更坚毅刚强、自主自立。在道德自觉的神圣光辉里，邵南孙身上的那股复仇的野性，被柳眉融化为一片温柔的玫瑰色，裂开的人性沟壑又重新弥合上，奉献在道德的祭坛上。小说最后，他决定和柳眉结婚时，他内心深处的伦理道德观念大获全胜，而他人性的复归也不仅是个人生活道路的回归，更是人生价值的回归，社会前进方向的回归。

小说中，邵南孙的性格特点非常鲜明。作者不仅写了他的真挚，热忱，忠贞，也写了他的顽强、刚毅，还写了他强烈的复仇意念，竟致不择手段地用非道德的方式来实现其复仇目的。这个人物自然会引起各种争议，但客观的来讲，他的心灵发展历程，包括被扭曲和最后的被超度，从总体上看，都是真实的。经历了那么一场历史上的浩劫，眼看着自己深爱的人不明不白地死去，因而产生某种心理变态，有了很多匪夷所思的行为，这不仅不足为怪，恰恰正是现实生活狠狠打在人们心灵上的烙印。

邵南孙的复仇过程，实际上正是对所谓仇人们的灵魂的审讯与拷问，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的灵魂的直面与解剖。邵南孙，也可以视为一位开拓者，也是一位具有蒋子龙人物特色的硬汉，但却不同于之前的“乔厂长”等开拓者们，乔厂长们都是围绕着生产转，他们近乎是英雄人物，至少是正面的形象。邵南孙却不是在开拓中大刀阔斧地施展自己，而是在一个弥漫了人性、人情的故事中，毫无遮掩地袒露自己的心灵，无论是所谓光明的一面，或所谓阴暗的一面。同时，小说通过双线叙述，将过去与现实的故事穿插，时间与空间的跨越交织，刻画出立体的全景社会。就此而言，《蛇神》相比于此前的作品，的确是往前跨了一大步。

世纪之交的2000年，蒋子龙，这位善于通过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把握生活的作家，又捧出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人气》（作家出版社）。

蒋子龙

小说以梨城的危房平房改造为主线贯穿始终，描述了从市长到平民百姓形形色色的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和感情波折，尽现“男女之战，金钱之战——当今城市里两种明火执仗的战争；权力之战，利益之战——官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作者将视角深入到了生活中最为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中，触及到了社会生活中最隐秘的现实关系。之所以选择城市危改，是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最突出、最牵动人心的就是居民住房的改造，这是一切矛盾的交结点。这也显示出了蒋子龙对现实的关注，以及对急剧变革中的人的命运的关注，由此，“严肃地、勇敢地阐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

小说中的梨城，那个昔日辉煌的“工人新村”，而今早已破败不堪，成为了“棚户区”，那里拥挤混乱，蜗居着清一色的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过着困顿的生活。这些生活在华丽高楼阴影下的“三义里”、“同福庄”的普通人，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弥漫着煤烟味，胡同里堆满了破烂儿，狭小的房间里住了男女老少几代人，这样的生活环境也给年轻人的身心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生活的理想和意义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不存在的。他们对危房改造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行动，有沉默隐忍，有反抗骚动，在这其中反映了人心的向背。与此同时，作者也塑造了以“平民市长”卢定安和建委主任简业修为代表的一群充满了铮铮正气的干部，以及以市委书记来明远、区长杜华正代表的保官、以权谋私者的形象，两种力量在危房改造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普通百姓的困顿生活，“平民市长”卢定安喊出这样的话，“我如果还让你们老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就是不吃喝嫖赌、贪污受贿，也是极大的腐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掌握着各种权力的官员领导的腐败行为，正是这些人这些行为搞垮了我们的企业，阻碍了我们的进程。

简业修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有着坚强的外表，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简业修出身贫贱，从小生长在棚户区，他的母亲因为在老平房里煤气中毒致死，他的家至今仍住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幕幕悲剧和闹剧，因而深感危房改造的必要和紧迫。作为建委主任，他在工作上颇有建树，同时他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他提出的危改调查报告，深得“百姓市长”卢定安的赏识，而被任命为危改办公室副主任。然而戏剧性的是，就在他事业有成之时，却被人陷害蹲了班房，受尽屈辱和折磨。作者在对简业修的刻画中，把他悲天悯人的情怀与错综复杂的权势之争相碰撞，显示出了一种悲剧色彩，凸现出了他身上的凛凛正气。但是，这股正气却被以权谋私者视为眼中钉，于是在建委公共服务大楼的剪彩仪式上，他被警车带走了。然而，邪恶终究是无法战胜正义的，简业修经历了班房的磨练之后，更加成熟了，虽然他在一系列“风口浪尖”上滚过，诸如煤气中毒事件，大雨滂沱，当众被拘，静坐示威，常委会施压，豆腐渣工程显形，港商卷逃，小字报风波等等，在工作和生活中依然会有各种障碍，但是他刚正的“人气”却更加旺盛了。然而，命运总是与人不经意地开着小小的玩笑。小说最后，就在简业修以一种新的姿态开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却查出了患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脑瘤，在命运的捉弄面前，“简业修精神几近崩溃，尽力克制着内心的绝望和晦暗”。在他手术之前，他对父亲说，“我几乎还没有尽过孝呐……”妻子于敏真扑上来痛哭，护士缓缓地将他推走。至此，蒋子龙笔下男性常有的“大刀阔斧，有棱有角”，在这里变的棱角不那么分明了，也更踏实、更可亲近了。

比起乔厂长的英雄一代，简业修身上“人化”的色彩显然重了，“理念化”的色彩淡了，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打上90年代的鲜明印记，时代的变化，他不得不在权威消解，多元并存和市场法则压倒行政命令的条件下寻求新出路。“平民市长”卢定安的平民情结，出身贫民窟的简业修的知识分子的执拗，一旦与复杂的权力斗争的环境相撞击，就不能不以悲剧的形态出现。只是其悲剧更具“人气”。而作者正是借“人气”传递出一种价值指向，即，正气所指就是社会民心所指。(www.xing528.com)

《人气》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表现出的现代都市中的那股丰沛而复杂的“人气”。所谓人气，是指人的心气，心劲，社会心理的起伏，民间情绪的流向，以至世态之气象、气数之类。人气不是什么虚无缥缈，无迹可求的东西，不管它的包容多么丰厚，它总会通过一些物象表现出来。蒋子龙不被高楼大厦的富丽所惑，不被五光十色的表象所迷，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大楼阴影覆盖下的“同福庄”“三义里”的人们，投向平民的真实生存，及写危改工程推进之艰难，这就从更根本的层面上接触到了人气的浮动，也显示了他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中的某种清醒态度，构成了《人气》特有的吸引力。

继《人气》之后，蒋子龙于2001年又推出了一部长篇《空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这部长达30万字的小说，以山西运城市一位老中医焦安国一家两代人为原型创作而成。在小说创作之前，受人物原型焦安国的力邀，蒋子龙到山西运城进行了广泛的生活体验，其间，他在安国医院多次进行深入采访，也徒步到偏远的山村，走访了当年被焦安国父母救治过的人们，他被焦安国父子两代人的故事感动和震撼了，在充分收集素材之后，加之作者对原有生活库存的开掘，用半年的时间就创作出了这部对当代人性进行反思的作品。应该说，这部作品的成功，正是缘于他对人民和社会的关爱，以及作家的时代忧患意识。

小说以肺结核病在世纪之交卷土重来为背景，描写了一个中医世家的坎坷与艰辛。善良的焦起周、武桂兰夫妇是一对民间医道高手，俩人的相识与结合就是因为武桂兰从小就患上严重的肺病，焦起周用自己的医术和祖传的抗肺痨的秘方，治好了武桂兰的沉疴，他们以自己做实验体，来发明造福人类的良药和抗痨新疗法。这种药物和疗法治愈了许多患有抗药性结核病的患者，控制了这一顽疾。在这对夫妇的行医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很多坎坷，饱尝了无数艰辛，但是他们的高超医术却使他们多次绝处逢生，为他们带来了斐然的成就。然而，也正是他们的善良却造成了女儿焦最婵的婚姻悲剧。夫妇俩免费治好了陕南来的流浪汉郝武长肺部的“空洞”，使一个濒临死亡边缘的赖汉活了过来，并带他走上了学医之路，还将女儿嫁给了这个伪装勤劳却一无所长的穷光蛋。然而，他们施与郝武长的善心却扩大了这个无赖心灵贪婪的“空洞”，他在图谋焦家祖传抗痨秘方落空之后，竟丧心病狂地拉响炸药包与焦起周夫妇等四人同归于尽。焦起周的儿子焦安国，在目睹了家庭中的各种变故之后，毅然与妻子卓欣运在废墟上开始了新的创业。从父辈到子辈，短短的十多年时间，焦家的“抗痨世家”就由中条山下一个小山村诊所，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管理的中医结核病专科医院，他们发明的“回生灵”更是获得了病患者的青睐和专家的好评。

应当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把文学的笔触，指向了一片尚未被文学更多关注过的领域，他将爱情与仇恨交织，将历史与现实交错，再现了山西运城安国中医结核病医院的创办者焦起周夫妇与其子女们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

蒋子龙在《空洞》中思考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家族产业面对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应对及思路和方式的问题。他所思考的更为深层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如何变革和怎样变革的问题。这一如既往地显现出了蒋子龙对时代与社会的关注与思考。蒋子龙在谈到作品的立意时曾经说过，他从结核病引发的肺部“空洞”，联想到人为污染使大气层出现的“黑洞”，进而联想到人类社会无处不存在的“空洞”。他强调说，“空洞”是当今人类进入商品社会之后一个不可回避的严酷现实；焦家的悲剧，实为当代人性“空洞”所致。正是在这样的立意之上，小说由简单的一个家庭的传奇，演绎成为对当代人性的拷问，堪称一部“世纪末的大悲剧，人间正道的警世篇”。

在蒋子龙连续两年推出两部长篇小说之后，他的小说创作沉寂了下来。其间，他写出了大量的散文随笔，以至于很多年轻的读者，都认为蒋子龙是一位散文家，而忽略了他的小说创作。其实，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创作，蒋子龙始终都在担当着时代的“代笔者和代言人”。从《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之时起，“蒋子龙跟他笔下的乔厂长一道，深入广大读者心中。……他的艺术眼光，总是落在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社会问题上；他的文学心灵，时刻感应着时代大动脉的节拍”。

《农民帝国》封面

2008年，蒋子龙将酝酿十余年的涉足农民题材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一份厚礼献给了改革开放30周年。从当初描写工业改革题材到现在描写农民题材，有人戏称蒋子龙是到农村改革去了。其实，在文化多元的今天，无论是工厂、城市，或是农村，改革仍然是社会全面发展的主题。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要反映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并对社会发展产生相应的作用，这是文学应具有的社会功能，而改革文学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做出直接正面回应的文学创作，更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蒋子龙，这位改革文学的旗手，也始终站在关注现实的前列。

《农民帝国》这部57万字的长篇力作，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以郭家店的发展变化为蓝本，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长经历、人性蜕变及至最后毁灭为主线，细腻而深刻地描写了一群农民跌宕起伏的生活，入木三分地剖析了金钱、欲望、权力对人性的冲击。郭存先，一代枭雄，从农民到农民帝国之巅到阶下囚，作家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带给人们的是强烈的情感碰撞和无尽的思索，也使作品在作者一如既往的犀利中又多了几分沉郁，厚重里又平添了些许沧桑。

小说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蒋子龙认为：“要反映中国现实，我以为没有比选择农民更合适的了。”蒋子龙抒写了蕴涵着农业文明形态的乡村和农民，在面对几十年纷繁变幻的现代化历史所作出的必然反应。就此，《农民帝国》具有了一种触动转型期社会“痛点”的穿透力。这也正是改革文学的使命之所在。

郭存先本是善良而勤劳的农民，为了活命，他从事着一门古老的行当——砍棺材，走南闯北，见识了太多的死人，也结交了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后来，为了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他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招儿都使过，不惜把命搭上，而且拿自己的钱去为村里办副业，不计名利，甚至不惜借一个孩子的死来实现目的。这样一个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在从贫穷到暴富的过程中，却无法抑制自身欲望在权力和财富中的无限膨胀，变成了完全另外的一种人，成为“帝国”的“统治者”，终至身陷囹圄。

蒋子龙谈到对作品主人公的思考时说，“在郭存先身上，中国农民的优点和缺点都异常明显。”他指出，现代农民脱贫致富，绝不是从前的“痞子运动”，现代农民都是一些很优秀的农民。当环境宽松，他们有了能够施展才能的空间时，发财致富似乎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有了钱以后该怎么办。农民活不下去会出事，钱太多如果压不住钱，也会被钱烧得难受。当今世界的各种纷乱，就是钱在闹事，金融也能形成大的风暴，而且比自然界的大风暴对现代人类的摧毁力更大。蒋子龙明确地说：“‘农民帝国’确实不只在郭家店，身份不是农民，骨子里比农民更农民，而且还瞧不起农民的人，更容易闹出‘帝国’的悲剧。”在小说的下部，蒋子龙借用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封厚的口吻说了一番话：郭存先的悲剧其实是救了郭家店，以后的郭家店不会再有谁来称王称霸，会发展得更健康，生活总是有希望的。现实也确是如此，创业的霸主辉煌之后，有的垮了，有的获得了再生，郭家店属于后一种。因此，郭存先的这种蜕变的悲剧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换言之，表面上是郭存先导致了自己“帝国”的衰落，实际上是他的毁灭促使了“帝国”的变化和新生。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的宿命。

小说在结构上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写农民的苦难，下部则写出了某些问题；上部写“因”，下部写“果”。作者之所以将农民称为“帝国”，是想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一些启示，让生活给我们一个解释。对于郭存先这一人物的命运浮沉，人生的迷失和精神的错位，蒋子龙没有回避矛盾，他发现，从迷乱的心到迷失的身份，虽然郭存先式的农民实现了贫穷与富裕的现实转换，但暴富之后，“土”的情结并未洗去，并最终导致走向人生的不归路。他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和认识：这个农民的“帝国”，更像一个自我膨胀的梦幻，看似是个有君王、至少是有人想当君王的庞然大物，喜欢称王称霸，骨子里却虚弱得很。他的这一批评是建立在对几千年农村的深刻把握上，他希望救赎人性，他想伸手减慢人心下坠的速度。

通过这部小说，蒋子龙想告诉读者，农民问题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以及运作方式，无不是农民意志动向的反映。就此意义而言，《农民帝国》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农民题材的小说，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城市和农村、工人与农民题材的界限，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的命运作了极为精彩的描述和极为深刻的揭示。

纵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蒋子龙的小说创作，相对于前一时期的作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蒋子龙自己曾经说，大约是从1986、1987年，他的心态突然间变化了。过去那种充满男性自信和力量的年代成为了无法追寻的过往，对生命欢畅讴歌的策略已无法再支撑此时的创作，蒋子龙面对一个已经变化了的陌生世界，失去了以往的锐气和力量。当然，他也在努力追赶这个时代。他由早期的工厂题材不断转向新的领域，有以城市文化为背景的，有以农村现实为主线的，然而，题材的转化，并未能改变作者一如既往的对改革的关注和思考。遵循着他一贯强调的文学的草根情怀，蒋子龙认为作家要参与到生活中去。在作品中，他把思考视点从社会大变革时期与时代的变化，转向了具体人物性格与历史文化的碰撞上，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来表现人物的心理隐秘，从而描绘出一个立体的全景社会，显示出了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笔墨愈见沉着老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