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1984年中国中短篇小说：重塑改革文学的乐章

第二节　1976—1984年中短篇小说：“改革文学”的乐章

蒋子龙的小说创作，严格意义上来讲，开端于“文革”之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在“反思”“伤痕”的时候，更应看到新形势下的社会现实，以及人们的理想、追求与奋斗。蒋子龙敏锐地捕捉到了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题材和社会热点，典型地反映出和平年代的生活画面，掀起了“改革文学”的热潮。正如蒋子龙所说，他的职责、他的作品是“加速生活脉搏的跳动，激发生活中的动力”，“是以对自己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负责的态度，严肃负责地阐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透过生活的表面深入到它的深处，揭示人们行为的依据，指出这些行为的规律，勇敢而坚决地暴露出冲突的深刻根源”。他从新的角度和新的内容出发，创作出了一系列以反映当代工业改革题材为主的作品，《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拜年》《燕赵悲歌》等，这一系列作品的发表，奏出了“改革文学”的强劲乐章，确立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1976年初，蒋子龙作为业余作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小说塑造了大刀阔斧、狠抓企业整顿和管理的工业领导干部霍大道的形象，歌颂了霍大道这样的老干部献身“四化”的豪情壮志，率先揭开了工业题材文学的崭新篇章，从封闭门窗的缝隙中传出一曲振奋人心的乐章。小说真正理直气壮地表达了广大群众积郁心头的强烈意愿——加速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谁知，作品发表之后却遭遇厄运，作者为此受到了政治迫害，刊物也受到了批评。这不是某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也正因此，这样的作品是不会被忘记的。

沉寂三年之后，兼有燕赵血性与军人作风的蒋子龙，又拿出了《乔厂长上任记》，小说一炮打响，拉开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改革文学”的大幕。小说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刮起了“乔厂长”旋风。《乔厂长上任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它有别于当时文学作品的诸多“新”意。首先表现在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真实地揭示了新时期改革的重重困难和复杂的矛盾斗争。他跳出了以往工业文学的窠臼，不是简单的写工厂、车间的生产过程，写方案之争，写先进的党委书记、保守的行政人员和落后的技术人员，而是高屋建瓴地俯瞰全局，把工厂和车间置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浓墨重彩的来写人，把社会变革和历史动荡影响之下的人的变化，作为矛盾冲突的中心，并着以强烈鲜明的色彩而描画出来。也正是因此，他的小说在题材、主题和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对当时的创作有了很多的开拓和挖掘，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其次，它的“新”意还表现在作品在抨击阻碍改革前进的消极力量的同时，满怀激情地创作出了乔光朴这一开拓者形象，他在步履维艰的逆境中开拓前进。这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是在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典型人物。作者写他炽热的理想和顽强的追求，写他壮志未酬的隐痛和眷恋事业的赤诚，以及在各种矛盾和问题面前的困惑与苦恼，决断与行动。无论身处何种艰难困境，乔光朴都被赋予了不可战胜的英雄品格。夏康达指出：“乔光朴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短篇小说创作所塑造的第一个为四化奋斗的英雄典型”，“影响了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在艺术表现上，小说也极富特色。作者很少对人物的外貌与心理作细腻静止的刻画，而是用一系列富有特征的动作和突发事件来展示人物性格。复杂尖锐的矛盾，传奇色彩的情节，大起大落的动作和粗线条的勾勒，使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雄劲粗犷、奔放豪迈的风格。这种风格与作品中人物的开拓性格是一致的。

短篇小说之外，蒋子龙也创作出了大量的中篇，塑造出了更多鲜活而丰满的开拓者形象。中篇小说《开拓者》（《十月》1980年第6期）以我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广阔生活为创作背景，写出了以车篷宽为代表的上层领导和以凤兆丽为代表的青年工人，为实行企业的经济改革、体制改革，与复杂的各种阻力进行交锋的过程。小说从一个省一个企业出发，居高临下，囊括全局，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描绘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国政治思想领域中革新与守旧的尖锐斗争。小说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说明经济上的革新是同政治上、思想作风上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不肃清十年动乱的流毒，不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经济领域中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开拓者》是站在全局的立场，反映乃至探讨正在调整与改革中的我国工业的发展道路。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这样从大处着眼的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是前所未有的。也正是因为《开拓者》的成功，所以，蒋子龙笔下的这些改革者们被评论家称为“开拓者家族”。(www.xing528.com)

《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1981年第4期）通过描述一个钢铁厂的汽车运输队，反映了80年代青年工人的思想、劳动和生活，透视出了当代青年艰难曲折的成长历程和心灵的发展变化。作者摸到了当代青年的脉搏，从种种陌生的甚至是扭曲的形象透视青年的内心世界。从他们一些尖刻的牢骚怪话中听出对种种社会弊端的愤懑，从一些赌气的，故意惹事的言行中看出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看出他们的责任感和对于改革与创新的焦灼的企望，从他们的执拗不驯中看出对思想僵化的厌弃和理性的觉醒，从他们因暂存的失落感而产生的苦闷中看到对坚定的人生信念的追求。女主人公解净不同于过去的“新人”形象，她从一段时期的“时代幸运儿”跌落到另一个阶段处处吃白眼的境地，命运似乎和她开了一个玩笑。然而，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她挺了下来，各方面也成熟了起来。她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从只有单一的红颜色变成了七彩的全颜色。显出了青年开拓者生机勃勃的风采。小说的题目既是色彩斑斓的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人物的调色板，作者力求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背景中，写出人物性格的多彩来。

1984年，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燕赵悲歌》，其视角由工厂转到了农村。小说通过一个有胆有识、具有现代意识的改革者武耕新，展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面貌，揭示出物质文明的发展给农村带来的急遽变化。作品名为“悲歌”，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农村改革的万分沉重与重重阻碍，以及对大自然和对顽固势力的斗争。蒋子龙着重刻画了武耕新这位新时代的农民改革者形象，并对他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武耕新是一个典型的饱经历史沧桑的农村干部，从1958年在公社工业科当会计起，他这一生的路就没有平坦过。他那时的主管会计当了不到半年，就为给食堂列了所谓的“五条罪状”，赶回小队捋锄杆子。食堂解散后，又说他是正确的，1963年底提到大队当了九个月的支部副书记，挨了六个月的整，就因为跟“四清”工作队队长意见不合。自从他当大队书记，他带着大赵庄的人们治地修路，累死累活，可就是治不了穷。磨难使他升华，他终于睁开了智慧之眼，成为老东乡一带无与匹敌的新型农村领导人。在县委领导的支持和引导下，他力排万难，迈出了改革的艰辛之步，在几年之内使大赵庄成为农村巨富。而年终评工资时，他拒绝接受50万元的年薪，和另外三位大队干部一样只拿9000元工资，低于一般群众的收入。他带领社员们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拿着钱当枕头”，而是要改变千百年来的小农意识，打破旧习惯势力对人的束缚，消灭城乡差别。为了改变过去文艺作品惯常描写的土里土气、蔫头蔫脑的农民形象，他让“所有干部开会、会客、外出，一律穿顺眼的好衣服和皮鞋。谁要说买不起我给他买，以上三种场合再有人穿带补丁的衣服就罚他！”他也没有按照大队书记应该“身居长工屋，胸怀全天下”的惯例，而率先盖起了豪宅，并发动群众参观、效仿，要求群众以后盖房不得低于他的标准。引导普通农民创造美的生活。他的关于特殊化的新见解，即“搞现代化就是搞特殊化，改革也是搞特殊”，“特殊到一般，一般到特殊，特殊再到一般，一般再到特殊，这就叫不断提高，不断前进。”无疑道出了改革者们的共同心声。蒋子龙刻画出这类人物的形象，于当时的社会改革有着深刻的意义。作品以近似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来描述改革者，真实而有感染力。

总结这一时期，蒋子龙作品的最大贡献，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改革家的典型形象。在这个“开拓者家族”中，有生产组长、车间主任、企业厂长、公司经理、工业局长、经委主任、省委书记、工业部长、主管副总理，农村干部等。他们虽然性格不同，职位也有着高低之分，但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思想解放，敢于超越传统搞工业的模式，大胆创新，在困境中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成功的工业化道路来。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工业战线领导干部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进一步的宏观来看，在这些小说中，无论是反映工业、商业还是农业，蒋子龙都把它们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以全社会为大环境，大背景，使自己站在生活的高处俯视全局，并从正面切入，反映我国当前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变革。所有这些，无不涉及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切中时弊，同时也是广大群众最为关注的题材。这是蒋子龙现实主义的创作对文学史所作出的贡献。此外，蒋子龙的小说创作，“在‘暴露’、批评生活中的消极面的同时，以更大的‘责任感’去呼唤、发现和助长生活中的正义和正气”。他在塑造各种开拓者形象的同时，也勇于直面各种现实的问题，将歌颂与暴露熔为一炉，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这在文坛上是一个不小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