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洁民的散文：新时期卷

第六节　陈洁民的散文

陈洁民（1920—2003），河北省武邑县人，原名陈福贵，1946年正式改名陈洁民。小学毕业后，报考师范学校，在校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新文学作品，受到很大影响，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原期望做一名乡村教师，可是没到毕业，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1938年，他18岁，在两位地下党员的引导下，参加了八路军，投身抗日救国的战斗行列。最初，到深县（今深州市）报考抗战学院民运院，听过孙犁讲课，毕业后，被分配到冀南五分区政治部，随军打游击。1939年，被调到中共五地委作油印科科长，编印党刊《持久》，1940年到《冀南日报》当记者，不久即主持编辑《冀南青年》，又编《冀南群众》，1942年到《群众报》负责记者工作，又主编《苍鹰文艺》，1945年春到《鲁西北日报》任主编，冬天转到《冀南日报》任编委，主编文艺副刊。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他在做好新闻工作之余，开始了诗歌、散文的创作，诗歌《悼亡父》、报告文学《劫后的马头》等，在当地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1949年夏，他随军进入保定市，参与创办《河北日报》，先后曾任副总编、代总编，以及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河北人民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等职。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社论、随笔、杂文、散文等作品，文笔细腻、清新、质朴、自然，情真意切，富有感染力，发挥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在十年浩劫中，他无端遭受残酷迫害，1968年后，被关进“牛棚”、监狱，长达八年之久。1978年，他从河北省调到天津市，先担任市委驻《天津日报》工作组组长，为恢复、重建遭受“四人帮”被坏的新闻工作，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不久，他被调到天津市文联担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推动文联、作协恢复正常活动。

陈洁民在晚年终于进入文艺队伍。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他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后又被选为天津市第九届人大代表。在天津工作时期和离休后，他又写作了小说、散文200多篇，出版有《友情集》《陈洁民散文选》。

陈洁民

陈洁民的创作，以散文作品为主。其取材完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事物，所激发出的美好情愫，以及所感悟的人生哲理。在《无路可走》一文中写在晚年时，回顾他的家世，和日本侵略者使他失学而走上革命之路的过程，更结合自己五十余年的坎坷遭际，而迸发出来自心底的话语：“……只有一点可资‘骄傲’的，就是坎坷而又不幸，屡遭诬陷，四次入狱，在革命的亲密大家庭里生活战斗了50年，几次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侥幸化险为夷，我不为我的一生不幸而悲伤，相反，我认为我活得值得，活得幸福。弄潮者总是不怕惊涛骇浪的，而革命的路也从来不是径行直遂的，就是受诬陷坐牢，或受迫害致死，我从来认为我走的路是对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写这篇散文时，已是他离休后了。陈洁民个头不高，身材单薄，面容清癯，眼镜后面有一双睿智的眼睛，闪着光辉，与人交谈时，总是微笑着，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丝毫没有老革命、领导干部的架子。他是农民子弟，历史清清白白，战争年代十几年都做文字工作，手无缚鸡之力，又从未伤害任何人，而他几次遭到厄运，蒙受不白之冤，竟以他的瘦弱身躯抗了过来，靠的是什么？读了上述一段话，不难明白：他有崇高的人生理想，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有宽阔无比的胸怀。这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贵的品性。

在《信念》一文中，详细、生动地描述了在他经历两年“牛棚”、六年牢狱之苦后，找上级要求工作的曲折经历。在只有粉碎“四人帮”后，他才获得工作，最后，他抒发了“历史在前进，党的光辉将照亮一切”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支持他决心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放射出能够放射的人生光彩。

此外，在《亡父愿》《遗产》等篇什，他倾注了自己的真情，不但颂扬人间最纯真的挚爱，而且尽情地讴歌了老一辈人的善良、勤劳，特别是他们爱家乡、爱祖国的忠诚之心。他们的心声：“不能只看针尖般远，没有国，哪有家。”“对故土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倾注最伟大纯真的爱，用生命去拥抱故乡、祖国和亲人，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宁愿为之献出一切，包括自己最亲爱的儿子。”这都是劳动人民非常朴素又非常高尚的品德。在《指路人》中，他深深地怀念自己的五叔、五婶；是五叔的亲情厚谊，在关键时刻，给自己点破迷津，引向正路，此后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这是他终生不会忘却，永远铭记于心的事。在《可爱的童年》《冬姑》中，表现了他对故乡的爱是那样深沉、那样执著，他甚至说，“即使一贫如洗，也令人眷恋”。这是不忘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所独有的感情，丝毫没有愿故乡永远贫穷之意。他在祖茔、父母坟地前祷念之时，告诉曾经渴望着，“这片云彩下雨”的亲人，家乡的面貌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不是他个人的力量，而且新的政权、新的国家，领导人民改天换地，建设欢乐、幸福的新生活。在《可爱的童年》中，他还特别深情地怀念和善、真诚、朴厚的祖父，他教导自己“做一个好人”的话，永远在耳畔回响；“在人生的旅途中，我虽经坎坷，但对于要‘做一个好人’始终不悔。”在《扶桑牡丹》《老伴儿》中，写出他们夫妻之间纯真、深厚而坚贞的爱，相濡以沫，感人至深。他们是烽火遍地的抗日时代相识相恋的，壮年并肩战斗，老来相依为命，可是由于丈夫的屡遭不幸，却愈发彰显了他们之间患难与共、生死不渝的真情。

在漫长的生命旅程中，更离不开集体、战友们的革命情谊。在《告别农村》一文中，表现了他对老区、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无限依恋之情。他说：“想到十几年相濡以沫的那些堡垒户，给我做过被褥、鞋袜的大娘、大嫂们，救过我性命的那些恩人们，甚至在农村的一草一木，我都爱得深沉，如今乍然离去，实在无限依恋。耳边还响着西范庄霍大娘的话：‘可不能忘了娘啊’，儿子哪能忘了娘呢。相信我吧，哺育了我十几年的土地，将永远埋在我的记忆里。”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语言！至于在革命队伍里，同志的爱给了他更多的亲情和温暖。《我的两个老首长》，写的是有一次在老乡家里，老首长让他钻进一个被窝，共度寒夜，让他倍感幸福和无比亲切。《天涯共明月》等篇什怀念当年一起战斗的好友，《故乡佳话》又记叙了劫后与战友相聚的欢乐。在《柔情与蜜意》《看守》等篇，对从未相识的那些人却给了自己这个“囚犯”关照和抚慰，表达了钦敬与感激之情。在《一片爱情的飘叶》中，把战友的牺牲写得是那样的壮烈与圣洁，“在滚滚流动不尽的洪流里，立刻浮现起一个圣洁的身躯，像一朵盛开在水面的白莲，鲜红的血在这白莲花的四周浸漫着，像一面红色的旗托着她，向广阔的大海漂去……”这是多么鲜明、形象而感人至深的情景啊！

陈洁民的散文，真正是文如其人，在他的字里行间，无不展示他的善良、祥和、忧国忧民；却从无顾影自怜，自我陶醉，自我扩张。所以，他的语言是朴实的、坦诚的，平易近人，实实在在的，他的行文，如同与读者当面叙谈，娓娓道来，话家常，谈见闻，绝不居高临下，也不夸夸其谈。《霍大娘》一文中，洁民在霍大娘的掩护下，躲过了日本兵的追赶，他们之间有了鱼水不分的深厚感情。

我要离开方庄了，大娘和一家人送我到村口。大娘像有什么心事，皱着眉头。

“大娘，有啥事您说吧。”我说。

“你叫我……”大娘没再说下去，但从她的神色，我知道她希望我能喊一声“娘”。可是，我张了半天嘴，也没叫出来。

我离开了方庄。先是到太行山，继而又辗转来到冀鲁豫，戎马倥偬，关山阻隔，我再也是无暇回到那个红杏夭桃的方庄，无法探望霍大娘了。(www.xing528.com)

解放后，我打定主意去看大娘。临行前，我写了一封信给她。不久，我收到了回信。不过，信是她儿子写来的，信上说，大娘已经去世了。临死她还念念不忘，想见见你。

我捧着回信，热泪盈眶，遗憾和内疚涌上心头，我在默默地说：“霍大娘，日后我一定要到您长满青草的坟上献上一束鲜花，发自肺腑地喊一声：‘娘！’”

在战争的日子里，霍大娘特别喜欢抗日的小青年，愿做他们的娘，而作者当时认为革命不能认干娘，那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所以叫她一声“娘”的话，难以说出口。现在感到遗憾和内疚，愿到她坟前喊一声娘，是发自肺腑。这种感情的变化，完全用白描的手法表现出来，不仅真实可信，而且催人泪下，激动不已。

孙犁说：“散文取胜之处在于理。它从具体事物写起，然后引申出一种见解、一种道理。这种见解和道理，因为是从实际出发的，就为人们所承认、信服，如此形成这篇散文的生命。”又说“散文的这种哲理，不是凭空设想，而是从现实生活中体验得来”。陈洁民的许多散文，在平易近人，质朴无华的叙事、抒情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活哲理，突出了这些散文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品位。如《秋虫夜夜鸣》，写“四人帮”猖獗时，他被投入监狱中的一段心路历程。在熬过了六年的囚室生活后，肉体折磨、人格污辱、精神摧残，瘦小枯干的躯体又染上肺结核，已是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凶多吉少，自己觉得生命之火燃烧不了多久了。但是，就在阴冷、潮湿、黑暗的牢房里却栖息着一窝蟋蟀，它们顽强、坚忍、生意盎然地活着，它们不知疲倦地奔波、觅食，使他在颓然中精神为之一振，获得极大的启迪：“我从蟋蟀一家领悟到，生活是要靠顽强的精神方能继续下去的。‘遗书’搜走了，但却向我提示，不能老是想到死，而要永远想到活，要顽强地活下去，为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是应当永远想到活的……”这不是“蝼蚁尚且贪生”的苟活，而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拼搏的活。从芥子般小事中，获得一种宝贵的见解，并使之升华，赋予这篇散文崭新的意义，令人振奋，昂然向上，也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永难忘怀。

【注释】

[1]姚启荣：《手掌集》论，《“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王圣思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2]姚启荣：《手掌集》论，《“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王圣思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0页。

[3]辛笛：《我与诗》，见辛笛《梦馀随笔》，凤凰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4]也斯：《从辛笛的诗看新诗的形式和语言》，王圣思选编：《“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9页。

[5]叶维廉：《我和三四十年代的关系》，转引自也斯：《从辛笛的诗看新诗的形式和语言》，王圣思选编：《“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5页。

[6]辛笛：《我与诗》，见辛笛《梦馀随笔》，凤凰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7]辛笛：《辛笛诗稿》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