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骥良传记小说-新时期卷

第四节　周骥良的传记小说

周骥良1921年生于天津，童年和学生时代均在北京度过。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勇敢地投入抗日救国、争取解放的时代潮流中。1942年，他在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大学毕业。先后在北平任报社助编、中学教员，在沈阳和上海纺织公司任职，同时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天津解放后，在天津文艺部门工作，历任《星报》副总编、市文化局电影科长、天津作协副秘书长、天津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等职。在大学历史系的学习，使他打下了学识基础；阅读古今文学著作如《水浒传》《桃花扇》、老舍的著作等，受到了文学的熏陶；在革命工作实践中又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都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时代塑造了作家，周骥良走过了从地下工作者到文艺工作者，从早年治史学到现在的传记小说家的历程。

周骥良是一位多面手作家，写过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总体上看以小说为主。时代培养了作家，作家又反映时代。周骥良的小说，以辛亥革命到抗日胜利的一些重大事件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歌颂了为民族民主革命而奋斗的英雄人物，谴责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人物，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思想启示和教育。周骥良在40年代，就发表过犀利泼辣的杂文和被导演沈浮赞赏的电影剧本《两姊妹》，在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独幕剧本、报告文学、特写、散文、影评等作品。1950年，他整理发表的革命回忆录《吉鸿昌烈士就义前后》成为后来许多描写吉鸿昌烈士作品的重要依据。1959年至1960年，他出版了长篇儿童小说《我们在地下作战》、老工人回忆录《大风暴之歌》和特写集《吉鸿昌将军》。1979年以来，先后出版了长篇传记小说《吉鸿昌》上下集、《川岛芳子前传》《女间谍覆没记》等，长篇传记小说《杨虎城》也已脱稿，头几章刊于1985年11月至1986年2月的《郑州晚报》。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在地下作战》在60年代曾参加德国书展，并写入中国少年儿童文学史。《吉鸿昌》《川岛芳子前传》和短篇小说《聪明的药方》都是获奖作品。

《吉鸿昌》书影

周骥良的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特色之一，就是反映党的地下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地下工作是整个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周骥良的小说描写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士兵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在敌人狱中的斗争，塑造了许多地下工作者的英雄形象，像《我们在地下作战》中的李坚、周小真和从事学生运动的潘云、从事工人运动的陈淑芬，《吉鸿昌》中从事士兵运动的金壁等，都是地下工作者的光辉形象。他们各有个性，但同时，所有这些地下党员又都具有对党忠诚、坚定、沉着、机智、勇敢的共性。比如，在传记小说《吉鸿昌》中，作者以饱满的革命激情，为我们再现了叱咤风云的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的形象。在人民受苦、国难当头的年代，吉鸿昌常怀忧国忧民之心、救国救民之志，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探求、战斗了一生。这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他刚强正直、勇敢乐观、豪俊粗犷、疾恶如仇的性格，真实地描写了他努力寻求真理、从富于正义感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转变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曲折历程，具体地描写了他抗日救国、驰骋疆场的英雄业绩以及英勇就义的壮烈场面。烈士的高大形象令人永志难忘，作品充满了感人的力量。

揭露丑恶、鞭挞敌人也是周骥良小说的重要内容。作者不仅通过《我们在地下作战》中的桑若飞、《吉鸿昌》中的张一桃等人物形象，揭露、批判了钻进党内，破坏革命的极“左”分子，在《吉鸿昌》中还通过苏立波等人物形象，揭露、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错误。1930年到1935年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留下了严重教训。《吉鸿昌》所写的1930年到1934年，正是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批判。例如苏立波认为吉鸿昌是国民党上将，就不可能向革命转化。但在吉鸿昌已经成为共产党员、抗日将领时，他却在国民党监狱里成了叛徒、特务，参与谋害吉鸿昌的罪恶勾当。作者对左倾分子形象刻画笔墨不多，但却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使作品具有了警戒后世的作用。《女间谍覆没记》更是专为反动人物立传的小说。但是作者的爱憎立场是鲜明的。据说写川岛芳子的小说在日本有六种，在港台也有。日本人把川岛芳子美化成了英雄。在我国大陆写川岛芳子的小说，周骥良的是第一部。他以辛辣嘲讽的笔调，揭露了川岛芳子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刻画了她骄横、诡诈、狠毒的性格。这个出身清朝王府家庭、梦想复辟封建王朝的女人，自幼被带到日本，受到军国主义教育和专门特务训练，又被日本侵略者派回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作者客观生动具体地把日本侵略者和川岛芳子的一桩桩间谍罪行揭露出来，以激起读者强烈的仇恨，又用小说中其他人物如川岛芳子的亲姐妹之口来给予批判，用历史的发展结果来给予批判，从而透露了作者的立场。

周骥良的小说在艺术上有其独特风格。首先，他的小说把历史真实融于艺术真实之中。他的小说多是历史人物传记小说。传记小说的特点，一方面，被立传人物生活的时代、经历的主要事件、他的性格、功过，要与历史上的真人相符，不能捏造或隐瞒，即司马迁对传记文学所持的写作原则，“不虚美，不隐恶”。另一方面，要具有文学性，要根据表达主题、塑造典型的需要，进行选材、布局，还要增加一些起陪衬作用、黏合剂作用和润色作用的部分，如虚构次要人物，增加生活细节、环境景物描写等，才能把人物形象写得活灵活现，把事件写得生动具体。周骥良的传记小说属于虚实结合一类，坚持着“大实小虚”原则。他写《吉鸿昌》，为了真实，经过长时间的搜集口头材料和书面材料的工作，列出大事年表，然后才进行写作，他尽可能按原样来写吉鸿昌。作者不仅如实描写他性格的长处，也如实描写他的短处，如封建忠君意识、江湖义气思想，迷惘、彷徨、犹豫过程，可见没有拔高典型、美化英雄。但是，作者也不是拘泥于真人真事，离开想象和虚构。他从实有的部分加以合理的想象、虚构，而又不超越历史界限。在《吉鸿昌》中，虚构的人物如范宝斋和刘雨轩都是有根据的。范宝斋是作者把吉鸿昌身边几个智囊人物的思想观点、性格特点、轶闻趣事拼合在一起，塑造出的人物形象。此人与吉鸿昌是同乡、好友。他讲义气，有智谋，性格狡黠灵活，常想为吉鸿昌营造狡兔的三窟，其特征性的动作、语言是伸出三个手指，说出“三全其美之策”。这个人物正适合在西北军的左右派别矛盾之间、在蒋桂冯阎各派矛盾之间、在国共矛盾之间，帮助吉鸿昌求生存和发展，后来他成了在吉鸿昌与蒋冯之间两面卧底、两边牵线的人物。读者对这个人物存着悬念，直到最后，范手举花盆怒砸蒋特白玛丽，彻底倒向共产党一边，读者对他才算放心。这个人物有自己的性格，又符合特殊的历史环境，对小说情节的发展，对衬托吉鸿昌的形象，都起了一定作用。

在《女间谍覆没记》的写作中，作者也是严格遵循“大实小虚”原则。作者曾见过川岛芳子其人，又采访过当年出席审讯川岛芳子的记者，搜集到她的有关资料，整理成大事年表，然后加以取舍，前移后错，从实到虚，在情节上和细节上加以缀合而成书，把日本侵略者的间谍战始末，把川岛芳子罪恶的一生形象生动地揭露出来。细节的真实描写在传记小说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增强传记小说文学性的主要方法。只有增加历史人物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细节和生活细节，增加环境、景物等等描写才能把那些概括的干枯的历史资料变成具体生动、鲜活可感的形象，读者才易欣赏、接受，正像干海参要经过还原水分才好烹食一样。周骥良的传记小说正是尽可能多地利用真实的细节和借助想象增加合情合理的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经历的事件和人物的性格。这些细节不仅使故事情节生动，吉鸿昌的豪俊粗犷、勇敢刚强的性格也袒露无遗。增强传记小说的文学性，正是为了更真实、丰满地再现历史人物。这是适合读者的心理需求的。读者读传记小说，首先和主要是认知，其次才是欣赏。他们不愿被虚假所欺骗，同时又愿意看生动形象的传记小说。这是周骥良的传记小说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其次，周骥良的小说在纯文学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通俗文学的某些优点，具有较强的客观性、故事性、传奇性、惊险性。(www.xing528.com)

他的小说的客观性，不仅表现在忠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上，在叙述方法上，也以冷静的旁观者角度叙述人物、事件，通过人物的对话、动作、行为来表现人物性格，对人物的心理即主观世界很少用大段的具体的描写，即使写心理，也常把它外化为形象的事物。如《吉鸿昌》第二十章，吉鸿昌接到三封电报后的愤怒心理，作者描写道：“鸿昌那张方方圆圆的大脸登时变成一块五色板，一阵红，一阵绿，一阵青，一阵白，一阵黄。他牙关紧错，咬着嘴唇说：‘蒋光头果然下了最后的毒手，他不是三面围拢，而是一刀子插进来了！’他气极了，把电报朝桐年这里一扔，猛一扭身，迎着太阳，扑着清风，直向田野奔去。田野上被无数的大大小小的田块割裂着，一道又一道的土埂拦住脚步，哪儿有一条路呢？鸿昌掉进怒火的漩涡里，管它什么路不路的，在他眼里到处都是路。路是闯出来的，自管挺着胸脯去闯；路是踩出来的，自管大踏步地去踩！霎时两只耳朵响起一阵‘呜呜’的风声，但即使是这样风风火火，他还是打起转转来了，倒是朝哪个方向去呢？要紧的正是方向，此时此刻，他正缺的就是这正确的方向。”这段描写把人物的愤怒心理、矛盾心理化为脸色和动作表现出来，生动而又自然。作者也尽量避免自己的主观表现和主观随意性。他很少大段的议论、抒情，只用简短的旁白来表现爱憎。作者在叙事、写人、写景时，主要采用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少用大段的细致描绘，渲染烘托，而是大笔挥洒，粗线勾勒，达意而止，给读者留有想象的余地。

他的小说故事多而密度大。所谓故事的密度，苏联作家马卡连柯说：“密度，是在一定的篇幅里所包含的内容，每个读者都知道，在不多的篇幅里有时可以描写非常详细的事情，举出许多非常细微的细节、许多微妙的动作。……这种情形可以说是密度最大的情形。”周骥良的小说由于故事密度大，使作品显得内容充实。《吉鸿昌》全书约有上千个小故事、小事件。《女间谍覆没记》每节较短，如果只算一个故事，也是一百三十四个故事。通过一段段故事，叙述人物的行为过程、人物间的关系和矛盾纠葛的发生、发展、结局，把人物形象再现出来。如《吉鸿昌》中描写杞县攻防战第一天战斗的经过，在一章中连续写了十多段故事：冲进杞县、查看地形、伏兵砖窑、敌机扫射、小桂中弹身死、击退三次冲锋、砖窑失守、组织夺窑、夺窑开始、吉鸿昌上阵、傅营长身死。在这些故事叙述中，把吉鸿昌的勇猛性格、指挥才能、爱惜官兵之情、反对内战之意以及忠义思想都透露出来。由于故事生动，线索清晰，更能对读者有吸引力。但是，在故事安排方面，也有不足之处。由于故事过密，疏密配合不够，直线铺陈多，紧张的政治、军事和情报斗争多，生活场面、细节描写和抒情笔墨略少，所以有的章节使人有沉闷之感。《女间谍覆没记》和《杨虎城揭竿起义》由于每节较短，只叙述一两件事，读起来就较轻松。

传奇性是用叙述人物的奇异过人的胆略、力量、偶然巧合的机遇、出人意料的事迹以引起读者兴趣的方法。吉鸿昌在杞县攻防战中，兵力远逊于陈诚十一师，但由于周密布置，大胆用兵，亲自上阵，终于出奇制胜，以弱胜强，打败了蒋介石的王牌师。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时，吉鸿昌冒着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抓捕的危险，竟然只带两名随员就威震张家口警察局，迫使局长、科长、警官和所有人员都缴械投降。杨虎城在大年三十，只身闯入恶霸李桢家枪杀李桢，随后又闯进贴着官府悬赏捉拿自己的告示的茶馆，探听官府银车，并在无险可据的平坦大道上拦劫官银车，还有拦劫囚车，救出民党要人任鼎，这些神奇情节正表现出人物的勇敢性格。传奇色彩只要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物性格，就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也得到审美愉悦。作者也善于描写惊险情节和场面，把人物放到紧张、危险的环境中去描写。《我们在地下作战》里，周小真和陈淑芳等人深夜被敌人追捕的情节，周小真深夜潜入雷神甫花园和室内探听于季鸾等人密谈内容时几次险被发现的情节，以及年三十夜，周小真再次潜入雷神甫花园救于大馨的情节，都颇有惊险感，既表现出周小真的机智勇敢性格，又有吸引读者的悬念。

第三，借鉴话剧、电影的某些表现技巧，也是周骥良小说的一个特点。各种文学艺术门类是互相借鉴、互相影响的。唐朝王维的诗，诗中有画，吴道子的画，画中有诗。周骥良的小说，给人明显的话剧感、电影感。《我们在地下作战》的话剧感就较强。书中每一节好像是一场戏，作者采用焦点透视法，站在一个定点写出场景，写出人物在场景中的对话、活动，写出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主人公周小真是剧中人，有时采取简短的心理独白、旁白形式，更多的是参与同其他人物的活动、对话。比如，书中第一节，爱国学生抬棺游行，场景只换了三次，第一个场景是教会学校校园，登场人物是“我”、小袁、众学生、工友老李头为一方，雷神甫、麻子李为一方。戏剧冲突是“我”和众学生要参加爱国游行同雷神甫、麻子李不准游行的矛盾冲突。第二个场景，十七中门前，追悼郭醒大会和游行场面。第三个场景是老大娘家。也都有登场人物和戏剧冲突。这样，场面少而集中，人物间矛盾冲突集中，读者通过小说的书面语言，易于从人物对话、动作、行为等视听联想中来认识人物形象，了解作品的思想意义。

周骥良的小说从描写画面的可视听感和情节发展的快节奏感来看，又是受了电影的影响。周骥良曾写过电影剧本，当过电影科长，写过影评，因而他把电影的某些技巧用于小说写作中。电影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工具与材料，运用创造视觉形象和镜头组接的表现手法，在银幕的空间与时间里，塑造运动的、音画结合的、逼真的具体形象。小说只能通过书面语言描写形象，再由读者去联想成有形体、声色、动静的事物。小说《吉鸿昌》刻画形象很注重视听联想，使我们产生音画结合、动静结合的电影画面感。在画面里有人物表情、动作、行为，又有人物对话、内心独白、作者旁白的声音，人物的心理常被作者用“内心直视”手法，化为可感的画面和声音。被描写对象的远近、范围的大小、位置的变换等，也令人想到电影的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镜头和推拉摇移镜头的方法。以小说第一章为例就可看出这些特点。作者从1930年吉鸿昌由宁夏来到潼关写起，写了吉与农民谈话和到西北军总司令部陈述三点主张而被关押两个段落，大约描写了能引起读者视听联想的十多个长短镜头。开始是黎明残月，天空灰色渺茫的远景镜头，然后是吉鸿昌坐在战火中残存的戏台台阶上的全景镜头，再是他横眉冷目，一手按手枪，一手握短鞭徘徊以及用马鞭在地上写着“睡狮猛醒，国将不国”的特写镜头，又用“火山爆发”的可视听的比喻镜头写他忧心如焚激烈冲动的心境，用站在十字路口的比喻镜头写他犹豫徘徊的心境。接着是吉同被找来的农民谈话，拿银元给农民，吉飞身上马奔出村外，扑进潼关，扑进西北军总司令部，扑进会议厅，对话，直至被关进后院，这些用书面语言描写的镜头，声画并茂、有动有静、有人物对话、行动，有矛盾冲突，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把情节的序幕拉开，给读者留下了悬念。

小说《吉鸿昌》情节发展的节奏快而强烈，更像电影的节奏。上例中，吉在戏台前坐着，徘徊，与农民对话，节奏较徐缓。飞马奔出村外直到扑进会议厅，四个镜头短而节奏快。在会议厅对话，又是长镜头，节奏变慢。吉被关进班房，节奏又加快。这样快慢交替，形成强烈的节奏感。小说的第二、三章，节奏更快，作者运用现在和过去的时空交叉结构，写吉鸿昌回忆过去的大半生，从童年到少年、从学徒到投军、从当兵到当官，从被冯玉祥撤职到投奔西北军黎鸣丰处、又从冯再次提拔吉当旅长到吉进宁夏当省主席，两章约像电影的四十来个镜头组接而成，镜头短而密，加快了小说的节奏。《女间谍覆没记》的节奏也很快，每节很短，一两千字，而叙事写人却不少，如“养父——川岛浪速”一节、文字不多，就把川岛浪速的经历、思想、侵华劣迹基本介绍出来。快节奏是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一个特点，小说的快节奏不仅受电影节奏的影响，也受社会生活节奏的影响，它适应了当代读者的需要。

第四，周骥良小说的语言朴实自然，流畅简练，生动形象。叙述语言朴实亲切，平易近人。叙述语气，好像面对读者讲故事一样，用通俗的口语，句子短，议论少。描写语言，形容词少，简练明快，生动形象。写叱咤风云的武将上阵，则语言雄健有力，如写吉鸿昌进攻多伦：“他迅速地带领着民众抗日同盟军，用风卷残云的气概，以狂潮击岸的势头，立即扑到多伦城来。”这“迅速”、“立即”的副词，这中间的对偶句、这“风”和“潮”的形象，都把人物的磅礴气势表现出来。描写必将覆没的反动人物，则语言徐缓无力，如描写川岛芳子当了受日军控制的定国军司令时说：“她已经陷进深渊，哪里还能别寻道路，只能倾全身力气向黑道上爬，寻找魔鬼的生存之路。”这“深渊”、“黑道”的形象，这拉长的句子，正把反动人物的颓丧气势表现出来，小说的人物语言，不仅表现思想，推动情节发展，更能表现人物性格，传神写照。鲁迅说：“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周骥良小说中不少人物的语言都很有个性。吉鸿昌在庐山与蒋介石的谈话，蒋句句反共媚日，又句句带“嗯，啊”的习惯语气词，表现出反动立场、狡诈性格；吉鸿昌句句抗日救国，句句斩钉截铁，表现出爱国思想、刚强性格。《女间谍覆没记》中吴四爷的语言粗俗，现出流氓恶棍神态。国民党行政院长听了美国记者泰勒说出川岛芳子是日本间谍的话后，作者用四个“啊？”字，就把C院长自恃权势但却受骗上当，大惊失色而又不愿承认的窘态丑相描绘出来。可见作者使用语言的功夫相当出色。

周骥良是一位严肃、真诚，而又平易近人的作家。他的小说不是板着面孔训人，他笔下的英雄人物，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从普通人中成长起来；写反动人物也不是下空洞的断语，而是通过故事情节、形象刻画。在人物形象中，又确实蕴含着强大的教育力量：周骥良笔下的这些英雄人物强烈的爱国主义、对革命的献身精神，永远鼓舞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