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秀苍《山鸣谷应》：新时期卷

第三节　曾秀苍的《山鸣谷应》

1981年，曾秀苍出版了他复出后的长篇小说《山鸣谷应》。作为《太阳从东方升起》的续篇，这部书早在60年代就已完稿，1964年4月，曾秀苍把书稿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萧也牧，编辑同志接到稿子后立即审阅，决定出版。但后来却一拖再拖，迟迟出不了书。究其缘由，是阶级斗争的观念在作祟。那时，出版书籍是要由作者所在单位出具“政治可靠”的证明的，不幸的是，作者来自旧社会，出身也不甚好，其他可挑剔的地方当然还有；于是，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人要审查，书也被压下。

时隔两年，“史无前例”的狂风骤雨席卷全国。作者悄悄从出版社索回了《山鸣谷应》的原稿，又悄悄地把它束之高阁。作者虽然损失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而这部用心血浇灌的长篇，却意外地保存下来，未遭焚书之祸。中国青年出版社没有忘记这部书。“文革”后，他们又将这部劫后之作要了去，再次决定出版。编辑同志没有要求作者在完稿十五六年后修改它的作品，作者也没有打算修改，这部长篇基本上是按照它的原来样子和读者见面的。

《山鸣谷应》封面

一部书稿放在抽屉里这样长的时间，还能够照原样付印，这事实本身就说明它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第一在于它所反映的生活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小说写的是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吉安地区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再现了地方党如何在南昌起义与秋收暴动思想指引下，发动农民进行武装起义的情景。作者虽然不是这一斗争的参加者，但在儿童和少年时代，却亲眼目睹了这场斗争，在火光血海中，对革命者充满了钦敬之情。因此，当他经过一番事后的采访与资料搜集工作，拿起笔来描写这场斗争时，就感到亲切而又真实，历史具体地重现了当时当地斗争的风貌，绝非浮光掠影、道听途说所可比拟。第二在于它的思想经得起推敲，特别是在对领袖人物的作用的评价上，做到了实事求是。小说既不忽视秋收起义（也包括南昌起义）对吉安地区农民斗争方向的影响与示范作用，也未对领袖个人作神乎其神的渲染，至今读来，仍觉符合实际。这比起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文学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三在于它是艺术品。只有真正的艺术才具有生命力，才不因时间的消逝而磨灭其光辉，这就是古今中外许多伟大作品能够流传至今的原因。尽管《山鸣谷应》不能与那些伟大作品相类比，但它还是有一定艺术质量的，这艺术质量主要表现为它的现实主义和善于吸收中国文学传统。(www.xing528.com)

孙犁同志在《太阳从东方升起》再版出书后，曾给作者写了一封短信，其中有这样几句：“尊著小说……我已经开始拜读，觉得吸收中国传统，并有创造。”后又在读《山鸣谷应》清样时写信说：“大作读了一部分，觉得其优长之处，一如《太阳》。”孙犁同志很推崇作者对民族传统的吸收。那么，我国的文学传统（主要是古典小说的传统），究竟包含着一些什么特殊的内容呢？

中国小说传统（也包括戏曲）首先在于语言。中国的语言传统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民间，一是自《诗经》《楚辞》而下积累数千年的文学语言。此二者，在《山鸣谷应》中兼而有之。书中工农群众的对话，大都使用大众语汇，而叙述描写以及上层人物的对话等，则多从古典文学吸取了营养。作者在民间语言的运用上，并未过多地使用方言，这无疑是正确的，《红楼梦》以北京话为主，夹以南方语汇，但绝没有让其他各地读者读不懂的方言。《山鸣谷应》在叙述描写的语言运用上，大量吸收了中国散文的传统，不枝不蔓，不做过多人物心理的描写，富于音乐性与形象性，如闻乐章，如看画图，很见笔底的功力。其次，中国传统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我国传统塑造人物的方法，既不依赖于作者的介绍，也不依赖于连篇累牍的心理刻画，而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完成它。有时则直如中国画中的写意画，不靠背景，不事粉饰，不重外形，而重神似。《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直至短篇杰作《聊斋》等都使用这种方法，人们对于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人物是喜闻乐见的。《山鸣谷应》师承了这一传统，但并不拘泥，也适当吸收了外国小说塑造人物的长处。《山鸣谷应》中的农民、地主、革命者、老学究、党棍、豪绅、商贾、流氓直至引车卖浆者流，都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中国传统还表现在作品所描绘的生活场景之中。中国小说一向讲究情景交融，寓情于景，见景生情，由景及人，因人写景，决不脱离人物单独写景，亦不使人物脱离背景，在虚无缥缈中抽象游离。这种方法，《山鸣谷应》的作者是很懂得的。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又在传统的基础上融会了外国文学重视时代气氛的描绘与展示广阔生活面的优点，这大约就是孙犁同志所说的“并有创造”的内容之一。试以本书第八章为例，在这一章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不下30人：有党的地下工作者，有即将起义的将领，有卖唱打花鼓的姑娘，有周旋奔波左右逢源的副官，有老板娘，有假洋鬼子，有党棍，有谋士，有银行大亨，有清贫校长，有地主老财，有志士仁人……所有这些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而又一律围绕着反革命的团长郜子龙举行文明婚礼、“联防大队长”江屏南准备武装起义这一主要线索，各扮演其角色。在这一特定环境、时间、地点、条件下，作者写出了众多的生活场景，诸如结婚旅馆前的耍蛇卖艺，柜台管账先生的眉眼高低，马弁对弱女子的欺凌，乞丐对老板娘的戏弄，新房的布置，筵席的热烈，江边的景色，牢狱的阴沉，忽而嘉宾齐集，笑语声声，忽而万籁寂静，情话绵绵，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紧张处忽来闲闲之笔，潜流中陡下滔滔江河……这样，便一步一步地把起义的中心人物江屏南与反革命的主要首脑刘廉甫展现在人们面前。通过这些风俗场景与风景画面，不仅更好地识别了人物，也更认识了时代和地域的特点，既富于时代感，又充满了乡土气息。比起《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山鸣谷应》所反映的生活和斗争都要深广得多，而这种反映又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指导下，表现出十足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