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卷》：鲍昌的《庚子风云》详解

第五节　鲍昌的《庚子风云》

鲍昌（1930—1989），笔名司马长绥、谷梁春、白桦树、李兰陵等。他于1930年出生在沈阳市的一个正在破产的家庭中。祖籍山东胶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其全家随军移居北平。1949年1月，鲍昌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1951年，21岁的鲍昌担任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55年5月，他被调到天津市文联，担任文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接着又担任了《新港》文学月刊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农村、农场劳动了五年。1962年“摘帽”后，他被调到天津市文学研究所，1974年调天津师范学院，1980年任该院中文系主任，1982年被选为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1984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1989年2月20日在北京逝世，时年59岁。他的著作主要有：剧本《为了祖国》，短篇小说集《复工》，中篇小说集《动人的沉思》《祝福你，费尔马》，中篇小说《神秘果》，长篇小说《庚子风云》《盲流》，杂文集《二赏集》，评论集《三省集》和与人合作的《鲁迅年谱》等。

《庚子风云》是鲍昌复出后写作的长篇历史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在这里，作者以李大海一家人的悲欢离合为引线，描述了从义和团起事到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以及众多的义和团首领人物和宫廷内部王公大臣之间的斗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要了解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还得从“文革”时期开始。1972年，寒风呼啸，黑云翻滚，魑魅狂舞，天地长泣。一位“戴罪”的中年作家在一整天的“劳动改造”之余，蛰居斗室，夜伴孤灯，手握秃笔，竟忘乎所以地胡诌起几句歪诗来。诗云：“北风胡马望南枝，伏枥雄心未已时。贾谊踟蹰愁献策，刘琨起舞愤吟诗。词林往事谁能语？故国前途深所思。关外男儿肝胆烈，悲歌慷慨告君知。”诗中所说的“关外男儿”，就是作家、理论家鲍昌自己。诗中所说的“悲歌慷慨”，就是他当时正在奋力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庚子风云》。创作这部作品，是一项艰难棘手的艺术工程。首先，义和团斗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它具有更大的自发性、分散性与短暂性。主要斗争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是各自为战，缺少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与领导，因而没有造就出像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李秀成那样的领袖人物，当然也缺少一条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主线。其次，这次斗争历时较短，活动范围较小，能够展开的生活场景有一定局限。这都给作家的艺术构思造成了困难。但是，鲍昌依然为英雄人物的壮烈行为所激动，决心把这段历史铭诸史册，传之后世。

《庚子风云》封面

史诗性的作品需要有宏伟的总体构思。鲍昌关于《庚子风云》的总体规划也相当可观。他准备把它写成一个多卷本的长篇小说。第一部，写起事前的序幕，揭示起义的社会动因；第二部，写义和团运动的发动和爆发，直到清军准备与八国联军决战；第三部，描写义和团、清军与八国联军的正面战斗，清廷内部分化，京、津失陷，西太后逃跑，这是全书的高潮；第四部，写起义的失败，《辛丑条约》签订。这是悲剧性的结局，但却预示着火种将在异日复燃。全书共二百万字。作者从1958年动手，拟在1990年完成，计三十有二年。工程之宏大，构思之雄伟，于此可见一斑。

历史小说要真实地、艺术地再现历史。义和团运动既然是群雄并起，缺乏叱咤风云、总揽全局的领袖人物，作者就只好虚构了一个普通农民李大海及其一家人的形象，通过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构成全书的引线，把义和团起义前前后后的许多事件连缀起来，宛如常山之蛇，曲折蜿蜒，一脉相承，首尾呼应。同时，在结构上，他选择了司马迁写《本纪》和吴敬梓写《儒林外史》的艺术框架，以历史事件为经，以众多英雄人物的活动为纬，经纬交织，星汉齐辉，铺陈出生活全景，引导读者自己去发现历史的本质。在这种叙事中，似乎没有一条明朗的主线，但其许多情节与细节却又并非散珠落盘，互不连贯，而是有一条时断时续的连线，“拽之通体皆动”。这条连线，如蛇行草中之迹，灰漏地上之痕，若隐若现，似断未断。它不是靠故事的曲折离奇来吸引人，而是靠众多的生活场景来映现历史。

《庚子风云》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在阅读中常常能够感到，矗立在面前的不是某一英雄豪杰的单身雕像，而是义和团这一英雄群体的群雕。在这个英雄群体中，有一些是义和团的主要领袖，有一些是普通拳民。其中有些人，如朱红灯、本明和尚、李来中、张德成、王成德、曹福田、林黑儿等，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另一些人物及事迹则是艺术虚构的结果。这些虚构，是以当时成千上万无名先烈的感人事迹为根据的。例如书中的主人公李大海，就是这样的人物。《庚子风云》的一个重大成功是它突破了历史文学创作中的这类倾向。作者基本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它如实地写出了这次斗争的真实过程，既写出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仇敌忾，也写出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如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反洋人、拆电杆、扒铁路等愚昧行动，缺少正确的领导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等等。像朱红灯、李来中、张德成、林黑儿等这些义和团中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些既有反帝英雄气概，又有各种落后愚昧和封建传统观念的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物。

这部作品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它生动地刻画出了一幅幅历史生活的画卷。历史小说写的是前代人的故事。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历史要写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千百万人的生活。……为了这，需要描写许多东西。要有生活的全部的详情细节的知识……”^[8]鲍昌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直致力于在《庚子风云》中“描绘出晚清社会的风情画”。他在《关于〈庚子风云〉二三语》一文中写道：“典型人物之产生，如同大海托出来女神阿佛洛狄特一样，离不开又广又深的生活环境。因此，一定要写生活，要写海一样又深又广的生活。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大都以故事情节取胜，而不着意刻画生活，我却想一反其道，少去虚构曲折的故事、渲染传奇色彩。在我看来，某些细腻真实的生活描绘，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

庚子起事之日，距今已逾百年。这段时间本不算长久，但却跨越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个是解放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风俗、世态人情，已有很大不同。作者凭借高超的艺术功力，再现了清王朝统治中国的那个时代。阅读这样的作品，像是一种“艺术旅游”，可以获得求知欲的满足和独特的审美享受。

义和团是带有浓重的宗教迷信色彩的反帝起义军。后代人常常传颂他们勇猛过人、刀枪不入的神话。《庚子风云》这部历史小说，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他们铺团、练拳、表演排刀的真功夫，以及附体、上法、画符、念咒的仪式。他们高举“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旗帜，有人在额前贴上八卦符号，手持红缨枪、虎头钩、大刀、蛇矛，也有人拿着抬盖枪。他们冲锋时，鼙鼓震天，海螺长啸，单凭血肉之躯，便向官兵洋人的钢枪火炮迎战。他们拼死肉搏，视死如归，义愤之情，惊天动地。

天津是义和团发祥地之一。作者以精细的笔触，再现了晚清时期的天津风光。南门外广场，红尘四起，人声嘈杂，变戏法儿的、举砘子的、扔沙袋子的、耍叉的、吞铁球的、算命的、看手相的、说书的、剃头的，各种江湖艺人，应有尽有。这很像是一幅新的《清明上河图》。小说对天津旧风俗之一“过皇会”的描写也花费了不少笔墨。每年三月在天后娘娘诞辰时，天津卫倾城空巷，喧闹异常，搬演百戏，通宵达旦。作者把“过皇会”中表演的几十个场景依次描绘，栩栩如生。这对民俗史、宗教史、艺术史、地方史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描写宫廷生活方面，作者所拥有的渊博知识令人吃惊。当读者看到西太后祈雨、放生、做寿、观戏的生动场景，看到宫中太监、宫女、妃嫔们百态千姿的服饰、行态、礼仪以及当时皇室宫殿中陈设的奇珍异宝的描写时，不能不感到这是一种知识与审美的满足。作者关于宫廷豪华生活的描写，巧妙地运用了对比、反衬的艺术手法。一方面，他把封建帝王穷奢极欲的生活，同当时广大农民苦命挣扎、走投无路的情况作了对比的描写；另一方面，他把那些太后、帝王和宫廷大臣们空虚腐朽的灵魂同广大劳动人民质朴善良的品格也作了对比的描绘。这两种对比都是真实的、具体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国的文学宝库中，描写清代社会生活的作品并不算少。而《庚子风云》则专门描绘了晚清末期京、津、冀一带的社会生活，涉及各个阶层，刻画精细入微，这就使它具有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

我国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功过、性质等问题曾进行过长久的论争，至今也没有停息。50年代，有些史学家受“史学革命”观点的影响，曾把这场斗争美化为“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一伙人又别有用心地将它再次拔高，把它现代化、无产阶级化，甚至把其中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等消极行为也当做激进的革命行动来加以赞扬，煽动红卫兵来加以效尤，以达其反革命的目的。三中全会后，史学界批判了林、江之流的谬说。可是，一部分史学家又走上另一极端，认为义和团运动在本质上是“奉旨造反”，是“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的一种表现。所有以上这些论断都是以大量史料与经典理论为根据的。鲍昌握管凝思之际，正是论争方酣之时。如果他自己不能对这次斗争的性质有一个明确的评析，就根本无法进行创作，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求助于“艺术创作的非理性主义”或“现实主义自身的威力”都无济于事。而鲍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对此作出自己的评价。一方面，他满腔热情地赞扬义和团英雄儿女在这次反帝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气概，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他们缺少正确的政治路线、笼统排外、封建迷信、愚昧保守等消极落后的行为。他对义和团运动采取辩证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形成自己的创作指导思想。在《〈庚子风云〉絮语》及《关于〈庚子风云〉二三语》等文（分载于《书林》1982年第4期及《新港》1981年第8期）中，他披露过自己的创作意图。他说：

义和团运动是大悲剧，是火与剑的哀歌，血和泪的碑碣。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年轻人，应当温习这一段历史。我们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有很多是用中国人的脂膏炼出来的。不要对纽约的高楼、东京的汽车、巴黎的酒吧徒自羡慕，也不要对祖国的贫穷落后一味怨嗟。要知道，曾经是空前可耻的暴力，扩大了民族间的文明级差。……我希望：人们在温习历史的基础上，理解现在，战取将来。^[9]

作者按照这一思想来写作，作品较完美地把这一意图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而尤应细心注意的是作家对表现方法的多样化的追求。这既是作者的主观愿望，也是读者面前的客观事实。从这位作家的整个创作成果来看，他的作品在体裁上是多样的，而且在风格上也是多样的。他的基调是严肃的现实主义，但在不少作品中借鉴了浪漫主义和意识流、推理小说等等的表现手法，因而显得斑斓多彩，变幻自如。(www.xing528.com)

仅就《庚子风云》来看，这种特征也是比较突出的。作品中既有深邃而精辟的机智议论，又有热情洋溢并富有诗意的战斗抒情；在铺陈战斗场面时，粗犷泼辣，紧锣密鼓；在叙写儿女之情时，轻风徐徐，细语切切。作者在表现封建帝王的宫廷生活时，工笔细描，浓墨重彩，其中又隐含着深沉的仇恨与辛辣的讽刺；在表现农民、渔民的苦难遭遇时，素纸白描，连血带泪，其中却有无限的悲愤与同情。

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掌握了好几副笔墨，用来描绘不同的人物与生活场景。对于封建宫廷上层人物，其对话语言是半文半白，文绉绉、酸溜溜，叙事描述语言则力求严谨练达。渔民、农民交谈时，用的却是朴素纯熟的京津一带的群众口语，读起来亲切自然。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们讲的则是中西杂糅的语句，并插入了一些西方俗语典故，内中就有冷峻尖刻的嘲讽詈辱之意。

据作者自己披露，为了撰写这部作品，他积多年之功，收集记录了各种人物语言卡片三千张，用过一张，划掉一张，以避重复，足见其功夫之深。非常可惜的是，这部伟作刚刚写完了第一、二部，作者就与世长辞了。作者原计划要在第三部及第四部描写义和团、清军和八国联军的正面战斗，清廷内部分化，京津失陷及这次农民起义运动的失败，都未完成。这是全书的高潮和最精华的结尾。很可惜，——它只能成为永久的遗憾了。

【注释】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2]孙犁：《戏的梦》，《孙犁文集》第3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3]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4]黄胄：《梁斌的画——序〈梁斌画选〉》，载《梁斌画集》，天津杨柳青画社，1997年。

[5]白金：《生命之作　魂魄所在》，见宋安娜编：《梁斌书画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6]王洋、田英宣：《梁斌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7]叶毓中：《文藻丹青竞相辉》，见宋安娜编：《梁斌书画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8]段宝林编：《西方古典作家读文艺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541页。

[9]鲍昌：《〈庚子风云〉絮语》，《书林》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