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卷》：柳溪的《功与罪》

第四节　柳溪的《功与罪》

《功与罪》是柳溪复出后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和作者共历了患难，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小说是在“监改”的情况下，“一手拿锄，一手拿笔”偷偷摸摸完成的。从1958年秋开始，柳溪断断续续地写了二十年，前后三易其稿。《功与罪》是一部凝结着作者对人生探求的，主题深邃，气势磅礴，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魅力的巨作。它的时间跨度和生活跨度都很大，从发表的第一部中可略见一斑。第一部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写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正是那国难当头、祖国生死存亡、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进逼，侵占了沈阳，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下很快占领了东三省，随即把魔爪伸向华北。作者通过主人公红薇，这个耕种教堂领地的“饭碗教徒”的女儿和把她拐骗到北平、与她家有两代世仇的传教士理查德的矛盾，从自己的审美角度艺术地再现了本世纪这个动荡的、多事的、影响每个中国人命运的大时代。在这里，作家多年积累下的丰富的生活阅历、坚实的思想素养、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审美意识派上了用场，她纵横驰骋地从农村写到城市，从北京写到南京，以红薇和理查德这两个矛盾人物为主线，牵出了一群双方的人物关系网，地下工作者、变节分子、爱国教徒、老牌特务、山村姑娘、城里洋学生、“老妈子”、男仆役、高等华人、拉洋车的、驻华使馆外交官、国民党上层头面人物……构成了一个30年代有代表性人物的画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有着时代烙印的性格、情绪和种种念头，以及围绕着当时纷纭事件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散发着那一年代的生活气息，它使年轻人对祖国危难年代有了间接的感性上的认识，使过来人重又拾起丢下的记忆，不免思绪蹁跹，感慨万端。

更为难得的是，作者通过红薇和理查德的矛盾对西方传教士向革命运动争夺民众的罪恶进行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西方传教士就遍及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以传教为名干着欺骗、掠夺的勾当。当年的联军统帅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所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辈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无不兼营并进”。瓦德西指出的现象是真实的，而把这种丑行归之于个人德行问题，则显然是为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罪行开脱。义和团之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的手法有所收敛，形式上有了改变。在御外侮、振中华的呼声日益高涨的特定历史年代，培养高等华人，笼络贫民人心，从而和革命运动争夺民众，是西方传教士在新形势下进行宗教侵略的新手法，是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的生活现实。而在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反映这一生活现实的创作却很少见。30年代萧乾在他的《皈依》等短篇小说中首次形象地反映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收买灵魂”的罪恶事实。时隔四十年，柳溪再次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了西方传教士在那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在中国进行宗教活动的文化侵略的实质。长篇里有更宽阔的艺术空间，有着可以淋漓尽致地多侧面多层次地进行揭露的便利，柳溪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背景下所刻画的传教士理查德的“心理征服”活动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列宁说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功与罪》以它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错综复杂的诸方面，从而使作品不仅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较高的认识价值。

《功与罪》书影

《功与罪》的第二个创作特色是它刻意地为读者雕塑了众多的颇具新意却又绝对是30年代的典型的人物群像。主人公红薇的塑造是有一定难度的，类似的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形象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反映过。特别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和红薇活动在同一年代，同样是在地下党的教育和影响下成为革命战士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同样在寻求女人的独立、女人的做人价值。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讲“完全一样的人物是没有的，每个人不论在外表或内心方面，都有自己的某种东西”，在柳溪笔下，红薇和林道静迥然不同，虽说两个人都是执拗、倔强、有反抗性的姑娘，而红薇的倔强带有山野气，她的反抗有个从盲目到觉醒的过程，而且也显得泼辣、刚强；红薇尽管也上了教会中学，但为人处世方面总带些稚嫩和野性，不像林道静那样斯文、高雅；红薇的成长过程在思想意识上没有林道静那么多弯弯道道，而在客观环境方面由于多了一层外国传教士的“心理征服”，她与命运搏斗，她的成长道路就要比林道静更加艰难和曲折；在“走向农村”这一问题上，红薇比封建家庭出身却又是佃农的外孙女林道静来得自然和轻便，对她来说到农村务农那是燕子归巢而不是什么“锻炼”，且看书中的几段描写：“红薇几乎是飞跑着登上村边的寨坡。……她望着红荆条编的柴扉，还是那个老样子……三间虎皮纹石的小北屋，还是原来那模样，只是显得比她记忆中的小了，也破旧了。”“红薇喜气洋洋地在爹的对面蹲下来。学着爹的样子拔畦里的野草。……她一边拔草一边想到，自己日后就要成为爹的帮手，和爹一起担负这个家庭的劳动重担。”这种对农村如鱼得水般的自自然然、朴朴实实的情感，只属红薇所有，只属红薇“这一个”。(www.xing528.com)

作者对理查德这一人物的塑造是颇具匠心的，这个30年代的传教士和义和团时代的赤裸裸反动嘴脸的传教士不同，和他的同为传教士的父亲也不同：他有一定的历史眼光和政治头脑，知道“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他也有和那一年代漂浮在那畸形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头头脑脑人物打交道的权术手腕，上自独裁头子蒋介石，下至日本特务曹刚，他都能四面玲珑八面圆滑地应付自如。他不是没有个人的见解和是非感，但在涉及到他的教会、帝国乃至他本人的利害时，其他原则都可抛弃。在这个他“布道”的正逢乱世的国土上，所发生的一切他都能承受，唯独不能容忍的、也是他最惧怕的，是群众的革命运动。这一人物的塑造给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典型。

书中对变节分子艾洪水和日本特务曹刚的刻画不落俗套。对反面人物，柳溪不像过去一些作品那样只从社会学概念角度做单层次的模式化的描述，而是写出这种人物性格中的多侧面的复杂内涵，本来人的性格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混合体，是个复杂的“系统”，特务、叛徒也不例外。作者写艾洪水被押赴刑场时准备就义，以及叛变后不时露出的矛盾心理，符合这个一度慷慨激昂的“左派”人物的性格逻辑，使反面人物显得真实可信。

把人物命运、人物性格、情感同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写，从人物活动中展现那一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貌，同时又通过对时代精神、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事件的描述，来刻画人物的成长和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样就使人物有了分量和深度，也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这一阶段，柳溪还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创作谈、杂感等一类散文，大都构思新颖，立论隽永，文笔酣畅浑厚，不愧为纪昀后代。此外，她还写作了两部颇受天津市民喜爱的、不同于一般通俗作品的通俗小说《燕子李三传奇》和《超级女谍——金璧辉外传》。1995年，她出版了被称作“中国抗日战争的史诗性画卷”的长达87万字的长篇巨著《战争启示录》，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