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卷：杨润身的平山系列小说

第三节　杨润身的“平山”系列长篇小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杨润身不顾自己身体病弱，重新拿起了创作之笔，而且直至高龄而笔耕不辍。《风雨柿子岭》《九庄奇闻》《魔鬼的锁链》《白毛女和她的儿孙》《白求恩的女儿》《天堂里的凡人》《仙女峰的迷雾》《危险火花》等“平山”系列长篇小说代表了杨润身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成就。

《风雨柿子岭》封面

1985年出版的《九庄奇闻》，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太行山麓、滹沱河畔的九庄大队正义的农民与党内蠹虫的斗争，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在“文革”中篡夺了九庄大队领导权的支部书记姜红牛，大权在握以后一手遮天，强奸妇女、霸占别人的房屋、牺牲农民利益拉关系等等，做尽了坏事，成为新社会的恶霸。华满山、丁贵武、田瑞英、洪土娃、姜红霞等正直的干部和农民群众，不畏淫威，坚持正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终于把姜红牛赶下台。由此，揭露了“四人帮”给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歌颂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的新气象。

1991年出版的《魔鬼的锁链》所描述的故事，是1984年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发生在河北省一个叫白羊关的小山村的事情。小说描写了土地承包到个人以后，不同人的表现。有越来越受金钱诱惑的支书张吉林，不仅私自留下30万扶贫款，还想占有更多的利益；有不务正业的张罐罐，最终成为杀人犯；而“文革”中被称为“魔鬼”的牛三，心里装的仍然是大家的利益，他把别人感恩而留给他的百万巨款，都拿出来为村里修路建厂，帮助村里人脱贫致富。有了牛三这样不是只关心自己冷热的人，有他带领大家搞经济开发，白羊关有了新气象，公路畅通起来，大理石加工厂的机器转动起来，白羊关的农民不再抱怨老祖宗来这里落户。

1994年出版的《白毛女和她的儿孙》，向关心白毛女的人们描述白毛女和她的儿孙当下的生活。小说叙述了土地承包以后，为了使杨家村全村人致富，杨喜儿和她的儿子王四秃所做的艰苦努力。杨喜儿母子与黄世仁的儿子黄金川在竞争承包砖窑场30多亩地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挫折。黄金川承包是为了个人更加富裕，而杨喜儿母子则是为了让全村人富起来。为了筹备承包款，杨喜儿母子卖掉了土改时分得的“革命果实”——曾经是黄世仁的古宅，重新住回“解放前”寒酸的旧屋；为了不使钱被分掉，王四秃又称是以个人名义贷的款……对他们的做法，有坚决拥护的人，也有制造障碍的人；有别有用心人的诋毁和陷害，也有老革命和群众的不理解。在种种困难面前，杨喜儿母子不畏惧不退缩，“白毛女开发公司养殖厂”终于运行起来，不久杨家庄发生了巨变，乡亲们过上了老一辈人梦里都想不到的幸福生活。

1999年出版的《天堂里的凡人》所描绘的依然是河北平山老区的农村生活。它比前边几部长篇小说表现了更长的时间跨度，描写了平山县滹沱河畔乐民庄的乡民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坚强、纯朴、无私、善良”等优秀品质，杨润身称之为“圣洁的心灵之花”。小说分为三章，每一章表现一段历史时期。第一章是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第二章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章是1982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在这三段历史时期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乐民庄的农民在村党支部书记白梨花的带领下，走过了艰难困苦。1958年，他们顶住浮夸之风，没有取消工分，没有办食堂，而为了修水库，他们迁徙到艰苦的地方重建家园；“文革”中，他们不仅心疼那些当初提着脑袋干革命现在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而且为保护这样的人村里有了“安全院”；改革开放“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时期，白梨花又带领社员修公路、开发矿山，走联合脱贫、共同富裕之路。

杨润身（右二），在庆贺杨润身同志从事革命文学创作七十年活动会上(www.xing528.com)

2003年，杨润身已经八十高龄了，出版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危险火花》。这部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事情。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家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在越来越多的物欲面前，有些领导干部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做出背离党背离人民的事情。在这部作品中，杨润身直指干部腐败的问题。故事发生在革命老区金龙县。金龙县马家峪村的支书兼村长与“大户”飞马集团总经理马大山串通一气，把农民承包的土地用很低的价格卖给飞马集团修建度假村。罗宝贝一家不同意卖地便惨遭迫害。罗宝贝的丈夫与养子被飞马集团的打手打成重伤，几乎丧命。为了给父子治病，罗宝贝不得已卖掉了改革开放后盖起的新房。为了讨回公道，罗宝贝走上了艰难的告状之路，去告“大户”——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县人大副主任、大款马大山。她几经周折告到公安局，公安局的老郝收过马大山的一万块钱，听说是告马大山便推诿了事。又告到县长，当她认出池县长是她困难时期不得已送出的亲生儿子时，以为官司有了希望。然而这时的池县长已经不是初到金龙县那个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在抗洪救灾抢险中表现出色的孔繁森式的县长了，他已经被金钱和美色所诱惑，为情妇挪用百万扶贫款，用公款购私宅，吃活驴鞭，嫖娼受贿，成了腐败干部，少了平易多了傲慢。为了位子、票子和美女，他不仅不为生母申冤，反而拒不认母，给生母戴上一顶“政治骗子”的帽子。杨润身在这部作品中抨击了以池县长为代表的腐败干部，同时也歌颂了一位拒腐蚀的廉正干部县委副书记洪七月，在他的鼎力坚持下，罗宝贝一家的冤屈得以申雪，也使不法分子和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理念和艺术探索，从而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杨润身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以自己特有的创作风格活跃在天津文坛。

首先，他的创作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从真人真事入手”是他创作的基本点。杨润身的创作，始终和社会现实生活联结在一起。多少年来他坚持深入生活，把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和听到的事件，特别是那些关联老百姓情感、关系党和国家利益的问题，用他的笔表现出来，用以传达人民的心声。例如《九庄奇闻》就来自现实生活。杨润身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讲述了其创作缘起。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以后，我愉快地回到家乡体验生活。当我在离县城不甚远的一个镇子上蹲下来快到两个月的时候，‘九庄’村里一位比我年岁大、入党早的老同志找见了我，含着泪水，叫着我的小名和我说：‘亮子，你往九庄看看去，疙瘩又活了。’”疙瘩是“九庄”解放前的恶霸地主。杨润身听了老同志的话不由一惊，觉得是一奇闻，他立刻到了九庄，经了解老同志的话果然是事实，他向县委做了汇报，最终又鼓起勇气，把新社会中存在的“疙瘩”揭露出来。他的最后一个长篇《危险火花》，依然是他在与老区乡亲们的接触中得到的创作题材。他在金龙县里看到熟识的一家父老的哀伤、强烈的愤怒，听到众多乡亲火热的企盼，这一切牵动着他的心。“我入党之后，同父老乡亲同甘苦共命运已成天性，乡亲之哀之怒，使我不禁痛心疾首。”于是他把情况反映到县委，之后依然心存块垒，还想把它写下。他担心自己力不从心，请求一位中年作家来满足乡亲们的期盼，中年作家婉言拒绝并劝他“要笑对不平，不必沉重”。但杨润身却不能，他说：“我脚踏革命老区故土，头顶蓝天红日，面对五彩缤纷，不管自己如何自我解脱，也丢不开乡亲们的企盼，脱不掉心里的沉重。只有一写为快！我不管能否变成铅字豁出老命，一日多则六七百字，少则三四百字，将乡亲们的企盼终于写在了纸上。”

可见，在杨润身写实的创作道路中，蕴涵着许多可贵的品质。有他对故土乡亲们的深厚感情，有他作为老党员老革命的高度责任感，有他敢于抨击时弊的勇气，有他坚持到底的毅力。凡此种种，注定了他把自己与革命老区的人民、革命老区的现实生活拴在一起，注定了他去歌颂老区人民圣洁的心灵，抨击那些危害党和国家、损害人民利益的害虫。

杨润身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与老区父老乡亲共命运的深情，使他的作品又表现出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感情。所以，杨润身作品的叙述不是那种冷静地把自己的感情隐藏起来的纯客观的叙述，他的爱憎情感明显地溢于言表。当他描写乡亲们的苦难冤屈时，笔调那么沉重；描写乡亲们的喜事时，下笔又是那么明快；而当他去描写那些弄权祸民的腐败分子或做下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人时，他的笔锋又是尖锐的，充满讥讽和嘲弄。他的情感与老区人民的情感紧紧联结在一起，喜老区人民之所喜，悲老区人民之所悲，忧老区人民之所忧，怒老区人民之所怒。当他拿起笔创作时，这些情感就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流淌。

杨润身的创作，在语言上也有着他的特点。他的语言是朴素无华的，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杨润身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他非常熟悉农民的生活、农民的语言，因而创作起来得心应手。他以朴素的语言真实地描绘了农村的生活场景，特别是他所塑造的人物的语言非常生活化。例如，他作品中的人物，经常会说歇后语。这些歇后语非常自然地从人物口中流出，恰到好处，是生活的本来面貌，而且带着浓厚的乡村的泥土芳香。不像我们看到的有些作品，硬把俏皮话贴到人物身上，留下明显的人工痕迹。杨润身作品中这种民间的生活化的语言，使作品人物的刻画非常鲜活生动，也给作品带来浓郁的乡土气息。

杨润身的创作，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正如有的批评家所说，尽管杨润身在努力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但他小说中的个别人物形象有时会在别的作品中“依稀能找见某种雏影”。这种似曾相识，就使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有了重复之感。但是，瑕不掩瑜。杨润身创作的艺术成就是巨大的，尤其他以自己的执着，让我们真切地看到革命老区人民的优秀品质和他们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奋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