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卷：孙犁的芸斋小说

第一节　孙犁的芸斋小说

1979年，孙犁在谈到创作问题时说：“这些年来，林彪等人，这些政治骗子，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践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到我脑子里，是虚伪和罪恶。这种东西太多了，它们排挤、压抑，直至销毁了我头脑中固有的，真善美的思想和感情。这就像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食了飞鸟。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它受的伤太重了！它要休养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2]

又说：“假如我把这些感受写成小说，那将是另一种面貌，另一种风格。我不愿意改变我原来的风格，因此我暂时决定不写小说。”

经过一个时期的思考和酝酿，孙犁终于改变了“暂时决定”，又重新进行小说创作。从80年代初开始，近十年间，孙犁陆续写作发表了三十多篇纪实性很强的小说，称“芸斋小说”。芸斋小说，如他自己所预言，是“另一种面貌，另一种风格”的作品。它对生活的视角，它所表现的内容，它的人物以及表现手法都具有和过去小说不同的新特点。

孙　犁

芸斋小说全部写的是十年动乱生活。它以犀利的笔触描写了各种人物色相，揭露鞭挞了虚伪、投机和邪恶。《鸡缸》里写的姓钱的老头，是个传达室工人，“长年穿黑布衣服，叼着铜烟袋，不好说话，对人很是谦恭。”“此人造反以后，态度大变，常常对着我们住的台阶大吐其痰，”还不怀好意地揭发“我”有许多古董。后来到干校，他指挥“牛鬼蛇神”弄煤，态度非常“专横霸道”。但是，当有人揭发他“原是劝业场二楼的一个古董商。专门坑害人，隐瞒身份，混入机关”时，他“脸色惨白，立刻一转身，灰溜溜地钻进屋子里去了”。虽然作品所写只是一个生活片断，却活灵活现地勾画了这种人物的可憎面目。《言戒》中的那个中年人也是个投机分子。“文革”前，有一次他说“我”写稿赚很多钱，“我”对他说“你也写”。就这样一句“风马牛无影响之言”，竟然怀恨在心。“文革”的浪潮来了，他成了造反派头子。对“我”百般凌辱，“我”不堪忍受，“当天夜里，触电自杀，未遂”。他不仅政治上为非作歹，而且经济上大发横财。“头戴水獭皮帽，身穿呢面貂皮大衣”，俨然新贵模样。这样一个飞扬跋扈的造反派，原来是个犯过错误被开除党籍的家伙。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造反派人物的影子。其他人物，像那位爱慕虚荣、见风使舵的“仙女”（《幻觉》），神机妙算的女相士（《女相士》），无知而又高傲的招待所办公室主任（《还乡》），揩油而不干事的房管干部（《修房》），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www.xing528.com)

孙犁写人物，都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简单化、概念化的毛病。有的篇章，虽然很短，还能够表现人物身份地位和思想感情的复杂层次，表现出作者不同的感情色调。比如在写女相士的时候，一方面写了她的职业是骗钱骗人的，另一方面又写她“较之那些傍虎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之上，谋图一点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吧”；一方面写她的相术“何其神也”，另一方面又揭示了她的“神”是源自“善于积累见闻，理论联系实际”，这样就使得一切描写入情入理、分寸得当，令人信服。孙犁在描写高跷能手李槐的时候也充分展示了他的复杂性。这个刻字工人仅仅“开了一年作坊，雇了一个徒弟，赚了三百元”，就被当做“资本家”送进干校改造。后来又有人揭发他“里通外国”，原来在敌伪时期，他作为“高跷能手”向日本天皇献过艺。作者对这个人物，既有同情，也有批判；既讽刺了他屈辱献艺，“至死不悟”的浑噩状态，又肯定了他“好艺之心至死不衰”。在这篇仅仅一千多字的短篇里能如此深刻而多方面地把握人物，非艺术高手，是不能为之的。

芸斋小说较多地勾画了“不肖之徒”的嘴脸，但也写了一些善良的人们，不过，他们不像在峥嵘岁月中那样昂扬，那样舒展，而是遭受压抑、扭曲以至毁灭。年仅十几岁的三马（《三马》）纯厚善良，在周围一片冷漠中他向人们伸出热情的手；而自己却因父亲问题的连累，住房成了问题，被逼走上了绝路。《地震》中的市委书记，虽历经沧桑，建立殊功，为人又正直忠厚，也没有避免被整死的厄运。《修房》中的王兴，是位贫农大学生，非常聪颖，非常勤奋，非常能干，一言触忌，身陷囹圄，妻离子散，前途毁灭。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这些人们的不幸，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时代的悲剧。

芸斋小说格式大体一致，手法却富于变化。《鸡缸》以磁器的命运喻人生的沉浮，寓意幽深，耐人寻味；《女相士》《高跷能手》《言戒》纯然白描手法，朴实自然，入木三分；《三马》用浓重的氛围烘托人物形象；《幻觉》从梦境出发抒写现实人生；《修房》中则以卑微与崇高的鲜明对比增强作品的力度，真是异彩纷呈，各有其妙。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不论哪篇作品，都凝结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贯注着作者真挚的感情。这是芸斋小说的基本特点，也是孙犁全部小说的共同特点。

芸斋小说的结尾有一段“芸斋主人曰”，这和《史记》《聊斋志异》的写法确有相似之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在于作者能不能提供比形象更深刻、更丰富的意蕴。芸斋小说所发的议论，语言精辟，见解深邃，或深化主题，或臧否人物，或申张哲理，或抨击世态，多有象外之意，弦外之音。在《地震》中芸斋主人曰：“过去之革命，为发扬人的优良品质；今日之‘革命’，乃利用人的卑劣自私。”这段话不仅指出了真革命与假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而且使我们透过个别人的劣行看到整个社会动乱的渊源所在，大大深化了这篇小说的主题。在《修房》中芸斋主人曰：“学者考证，当人类为猿猴，相率匍匐前进时，忽有一猿站起，两脚运行。首领大怒，嗾使群猿噬杀之。”这个比拟，寓含着多么深刻的哲理。事物总是不断地更新、交替，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新思想，一种新发现，一种新真理，开始常常不被人们认识，甚至遭到歧视、压制和迫害。正如爬行惯了的猿猴噬杀首先直立行走的猿猴一样。这一道理，是发人深省的。芸斋主人所曰，大都画龙点睛，而非画蛇添足，这表明孙犁对于这一古典形式的借鉴是成功的，卓有成效的。

从这些侧面，可以看到芸斋小说较之孙犁以前的小说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歌颂“美好的极致”变为鞭挞“丑恶的极致”，由用彩笔描绘新人的身影变为用刻刀勾勒各种人物色相，由充满浓郁的诗情变为含蕴丰盛的哲理，由清新明丽的格调变为严峻深沉的格调。这些变化表明芸斋小说是孙犁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如果把孙犁以前小说比做迎着朝阳开放的鲜花，那么芸斋小说却如同经历风雪的松柏，虽然少了些纤丽秀逸之美，却多了刚劲峭拔之气。孙犁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前期小说还是芸斋小说都是别具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