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测笔下人物与我们时代生活现实和精神状况的内在联系，于时间的熔炉中淬炼命运的沙粒，一点点提取出成色纯粹的小说元素，陶青林为我们带来了一篇篇让人激赏的作品。
捧读陶青林的小说，犹如翻开一部关于我们自身命运的书，在最疼痛处，触摸、舔舐我们时代的命运;在最隐晦处，翻检、思量我们内心的圣经。
在创作实践中，陶青林有意拆解了陷入后现代语境的中国当代小说形态，自筑起一个有关民间表述的新境界。在他看来，文字不是简单地表述、还原生活，而要在它暗香盈袖的背面，开启一个新的“本真世界”。这个“本真世界”里有着关乎人及其生活的所有元素:情绪上的喜怒哀乐、德性上的伦理纲常、现实中的人情世故等。因而，陶青林的笔尖在轻轻滑过众生世相的肌肤后，却是直刺人物的心态，让灵魂在矛盾纠结中真实地立体起来，使之呈现出未经雕琢却又独特的“这一个”。
在与陶青林对话时，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我试图通过一些特定的事件，精确的描绘、剖析人物心灵的悸动，通过文字把那些能打动人心的力量传递给读者，期望他们能与人物的命运、思想产生共鸣。”
长期从事案牍工作的陶青林，数年来的写作却始终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颠簸，将笔力聚焦于底层民众这一“社会的主体和神经末梢”。在“从密室到旷野”(谢有顺语)的过程中，陶青林看到的是艺术作用于社会的潜在能量，他一直很在意这个巨大的能量，但这个能量并不是井喷式的，而是由一个个细微的末节积攒起来的。因此，陶青林的人文关怀总是从“个体”出发，陈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聆听个人的悲欢离合，体察个体的七情六欲;通过这些片段的情绪，来展现现代社会的某些“症结”。看上去，作家只是触碰了一些与个人息息相关的细枝末节，但是，社会或时代的命运，往往都是存活着的、每一个卑微的个体在无意中承担下来的，陶青林的“个体”人物描写，尽管碰到的只是神经末梢，却会让整个社会神经为之震颤。
一、对人物命运颠簸的关怀
人物的命运始终贯穿在陶青林的小说中，经过情节与人物性格之间丝丝缕缕的联系，与故事的发展相辅相成，于细微的描写之中表现出作者对待命运、人生以及苦难的态度。
陶青林始终以平凡人的视角，着墨于平凡人生的命运跌宕。所以，那些不被命运之神眷顾、青睐的失败者、落伍者，反成了他作品里“主要人物”，在其挥墨泼洒间，演绎着一些小人物戮力挣扎的艰涩、痛苦与最终被历史烟尘遮蔽的灰色命运。
在现实生活中，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之外的其他因素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左右、影响着人的生命轨迹。因而，对人物命运的强调在陶青林的小说中已经成了最突出的特征，作家擅长描写命运、巧合、偶然事件对人物的影响和作用。在《少年祭》、《仙逝》、《1972年的自杀》等几篇作品中，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就像绵绵雨丝，永不停歇地滴答在他们的天空;像是长了腿的影子，在他们的身前背后，鬼魅一样掌控着人生的每一步脚印。因此，在反复无常的命运魔掌中，一个个“小人物”总显得那么单薄脆弱与不堪一击。
在艺术上，陶青林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而不失艺术真实的描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给人以悲剧的震撼之美。《1972年的自杀》和《少年祭》写的都是悲剧，但这种悲剧有别于西方悲剧美学的原则，它不是为了激起人性的“悲悯”与“崇高”感，而是让生命从遮蔽中“敞开”，从隐秘处“走来”。将读者引入一个阔大、新鲜的悲剧审美空间，使其在对命运的嗟叹、哭号中触摸人生最真实的疼痛。因此，读陶青林的作品，“阅读不再是一种消遣和享受;阅读已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吴晓东语)。
在《1972年的自杀》这部作品里，作者把叙事背景置于“文革”那个特定的宏大时空里，却转身于小人物的故事叙述。在这里，“宏大”的时空与“灰色”的人物命运形成强烈的反差，矛盾也异乎寻常地夸大、突出，因而，故事的整个叙述格调也显得悲情和苍凉。
站在父亲、母亲和姐姐的坟前，黑狗默默无语。小小的三个坟包，坟土都干板硬结。萧瑟的景象，有点让人心酸。
黄狗指着父亲的左边一个坟头说，那是母亲的，母亲在生时一直说要去陪父亲和姐姐。
黑狗的父亲和姐姐不能入葬村里的祖坟山头。这荒山野地少有人来，阴气很重，葬的都是些没得善终的人。村里人认为不得善终的人对后人不利，一般少有人来祭祀。
黄狗对黑狗说，我每年清明都来扫墓的，只是没钱，墓碑一直没有立。
黑狗一边摆供品，一边说，这墓牌，我早就立在心里了。
摆完供品，黑狗又说，爸妈还有姐，在这里相互陪着，他们就不寂寞了。
黑狗点燃香烛和冥纸，嘴里轻声念着什么。念完后，黑狗心里明净如水，最后，把那本红色的塑料封帐本投进燃烧的冥纸堆里，很快，笔记本被烧着了，吐出了幽蓝的火舌。黑狗觉得，那些往事随着香烛的烟气缭绕盘旋而去。
一只不知名的鸟儿，突然落在父亲坟头，然后又跳往母亲这边，叫了几声又飞落在姐姐坟上。黑狗黄狗惊讶地看着这只鸟。鸣叫几声后，鸟突然振翅一飞，像离弦的箭一样射向天空。
——《1972年的自杀》
从《1972年的自杀》这段结局里，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里所有的关联性人物:父亲、母亲、姐姐、黑狗、黄狗;并找到了作品的核心要素:“坟”，追问这个“坟”，我找到了制造它们的真正元凶“自杀”:“父亲”不堪贼帽的重压而割了喉咙，留下一个偷了别人东西的账本;“姐姐”不堪民兵连长的蹂躏，喝下兑了六六粉的一大碗水，把父亲的账本慎重地交给了弟弟。而“母亲”不是死于“自杀”，她是不堪生存的困境，吐完了生命中最后一块黑血。(www.xing528.com)
通过这三座阴森森的“坟茔”，我仿佛看到一个个苍白的灵魂，“淡”得几近无色，只留下几道皱纹，深浅不一，镶在时间的深处，有时像一弯湖水，会泛起波澜，就像是那小人物的命运，他们在时空的方寸之间跌宕起涟漪。
小人物的命运很少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噩梦般的命运如同鬼魅，至始至终缠绕在每个人的头顶。生活的每一步都是陷阱、皆是灾祸，都是眼泪、皆是屈从。你看，小说里的父亲、母亲、姐姐都在强大的现实压力下，放弃了“珍贵的生命”。在这样的人物遭遇面前，作为读者的我们，除了嗟叹、同情和无尽的惋惜，还应该被迫去反思。“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伤痛和哭泣，更有伤痛过后升华出来的智慧和积淀下来的思想。
因此，小说结尾处似乎在为窒息的人生寻求突围的出口。“鸟”的意象出现，仿佛寓意着人在现实世界中把握命运的种种可能性。小说结尾的那一只“鸟”极具象征意义，它预示出——人的将来就存在于应被把握的可能性之中，它不断地由死亡这一最极端和最不确定的可能性提供背景。既然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人能够重新再来，那么我们就只能接受这“一次性”的现实。但这种接受却不是被动的。“可能性”正是与“一次性”相抗争的最好方式，追求的是用可能性去和一次性的生命相抗争的存在。正如捷克小说家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过的“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因此，人物与他的世界都应该作为可能来理解”。
二、对时间无情流逝的感叹
“无论在人类的发展中，还是在个人的不同年龄阶段上，都重演着同样的过程”(《诗与宗教》)。在《少年祭》这篇小说的本体叙述过程中，作者类似于一个收藏家，一个信徒，总是试图追寻那些流年的影踪、那些流年里的痛。
作者在或明或暗的意识深处拉开记忆的闸门，通过四个少年小子小左、林子、东东、喜喜，偷爬女生窗户，被镇政府治保会冤枉而逃跑、躲藏一事展开，穿插青春的萌动与憧憬——恍惚中有种时空交叠的错觉，“过往生命”与“自我生命”，如此奇妙地关联在一起。
普鲁斯特说过:“记忆可能是现代人的最后一束稻草”。青春期往往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记忆。对于作者而言，捕捉“过往”的影像，这只是心理幻象，难以触摸。但是，一旦把这种记忆带入文本，凝成文字，心理幻想就转化为文学幻想，并成为作者抒发“人生寄寓”与“人生际遇”的“神秘武器”。
与其说陶青林的《少年祭》，是对一个不知所踪的、少年时代的朋友无法忘却的纪念，不如说是他对似水年华的一种追忆。当“我们各自双手捧杯，慢慢地举过了头顶，默念了好一会后，将酒以及我们的哀思齐齐洒向天空……”呼喊:“小左，你在哪里?”的时候，那些葱茏的岁月，那些流水一样的时间，那些不可复原的记忆，在悲号般的追问里荡起读者心中无限的感喟。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过去以及记忆的囚徒，唯一和我们形影相随的，只有时间。因此，在对“真实”的触摸和辨识里，我们似乎唯把神经末梢触进已逝的时间，才感到从未有过的实在。古希腊诗人有过这样的诗句:“我身上有无数个裂缝，到处在漏水。”这些流经生命，又从生命中渗漏出去的水，就融入到时间命题的巨大盆景里。
三、对人物性格历史的解码
短篇小说《狐狸皮袄》里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异常鲜明，作者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又着重描绘出他们各自独具的性格特点。从“张生麻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物突出的个性特点，多次地、反复地显现在许多不同的事件和行动中。陶青林在把握人物性格基调的时候，主要从小说情节和人物行为中“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潜在的动机，去感受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具有个性特质的人物内心的真髓”(麦克雷蒂语)。
半个月后，张生麻子上山狩猎，碰到一只美丽的白狐狸。这次张生麻子没有分心，一枪击中狐狸的前左腿，得到了一张完整的狐狸皮。
张生麻子宝贝着这张皮子，做皮袄的每一道工序都非常专注。十来天后，一件美丽的雪白的狐狸皮袄基本成型了。张生麻子看着皮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位身穿狐狸皮袄的女人，缩在自己的怀里不停地扭动着身子……
——《狐狸皮袄》
在日本鬼子铁蹄践踏之下的“龙虎山”，小说的主人公“张生麻子”还把自己心仪的女人“翠翠”幻想成衣袂飘飘的“白狐”，可谓用心良苦。
《狐狸皮袄》还有着独特的叙事风格，作者一改一般抗战题材小说的“单声道”叙述模式，让众多声音、感觉在时空交错中交舞着变幻。陶青林在并不十分熟悉的小说背景——日寇侵华时期这种境况下，却以“避实击虚”的叙述与描写方式打通了一条自由体验的路，随意抒写感觉、影像与人物内心的律动，达成一种别样的倾诉效果。
作者无意塑造抗日英雄，只是他笔下的人物碰巧生活在那个时代。从“张生麻子不在乎别人说自己勾女人。他认为穿衣吃饭为的是求个温饱，只有床上那事才是个乐子。男人生下来就是为了享受那乐子的”，到“张生麻子担心枪声会引来更多的鬼子，又害怕鬼子没死，忙拿着滴血的猎刀在鬼子身上狠捅了几刀。”小说就似乎完成了人物性格与形象的塑造，一个有着七情六欲、充满爱恨情仇的“张生麻子”跃然纸上。
四、对生存价值冲突的拷问
在社会转型期，人都会面对价值冲突和重构。《夜晚不懂白天的黑》、《手机没有信号》、《唐家湾的桥》等作品，就或直接或间接地在价值冲突及其消解中，呈现其文本意义。
《夜晚不懂白天的黑》讲述的是一个在东莞长安创业办厂的小老板，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受挫与拯救的经历:客户欠款、逃跑或倒闭，他不得不拖欠工人工资、供应商货款、厂房房租;在重重困难和压力下卖车卖房筹资金，甚至为了拿到一笔货款给工人发工资，搭上了患难与共的漂亮情人……但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此，他试图以“金融危机”为导火线，折射城市与乡村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纠缠。东莞长安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重镇，早已进入国际视域，金融风暴对一个小型企业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影响巨大，所有企业都在规避风险，都将集体‘猫冬’，接受‘严冬’的考验。添天深有感触，这场海啸已把他拉下了水，像瘟疫一样冷酷地侵入了他的生活，像《聊斋志异》中的画皮，美丽的羽纱褪去后，丑恶、污秽、阴毒、血腥一一裸露出来，让人惊恐战栗，在人的心灵上、肌体上打上了痛苦的烙印。”然而，对于偏远的泥西来言，人们依然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精神坐标系里简单而又知足的活着:“金融危机原来就是跟猪有关，跟女人有关……还跟春药有关啊。我们这鸟不拉屎的穷山沟，哪能买到春药?金融危机，离我们远……远着哩!”由此可见，在这部中篇小说里，“城市”与“乡村”不仅体现为一种简单的空间距离，更体现为一种复杂的时间距离。
任何一件事情的内涵都是可以无穷阐释的，因此，任何一次性的讲述都是有局限性的，只能揭示出一部分内涵。克服这种一次性叙述的局限性的办法可能就是反复的叙述这件事。读《夜晚不懂白天的黑》，我们会感觉到，这部作品从弥漫着痛苦和绝望的浓郁气氛里闪耀出十分动人的、纯真的、柔和的智慧之光，那便是对意义的预感，对拯救的意识。这部小说向读者呈现出了另一种现实，另一种本质:即人的良知。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尔虞我诈的商海中沉沉浮浮，但总是还有些不曾泯灭的东西存在，那就是面对危机和困境时的良心和能力。正是他的良心和能力，使这部作品摆脱了孤独而无法忍受的无意义状态，进入与意义、本质和永恒的关系之中。
无庸置疑，陶青林在个性创作以及对存在的表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并逐渐形成了“陶式叙事品质”，这种“叙事品质”可以概括为: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对思想情感内涵的考量，对向生活开掘的力度和向语言挖掘的表现力延伸等。在内容庞杂、主张繁多的后现代语境下，陶氏的这种叙事品质无疑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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