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作家群巡礼：邮票上的精神家园

在一枚邮票上搭建精神家园长安作家群巡礼

因有了《十月》文学奖的缘由，我们认识了长安文学，这一朵纯文学阵地里的奇葩;因有了《长安文学》的缘由，我们认识了长安作家群落，那一方才情之土上的精神贵族。

在八面来风抚摸的欲望地图上，在工业文明积淀弥久的都市前沿重镇——长安，有一支“作家群落”正悄然崛起。这个群落敏感于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心动和心跳的恒久过程，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寸肌肤和毛孔的细微变化。他们从驿动的“邮票与乡愁”里提纯自己的精神领地，同时敞开胸襟与外界进行诗性的、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传播城市理念和精神。当然，在城市化快速进程中的文化裂变、在城市文脉和生态环境遭受暴力时，他们有时也会出现精神的现实落差和肉身的困厄。但是，他们不坐井观天、不袖手旁观，而是坚持用心灵去感召、用文字去表达、用语言去倾诉、用声音去呐喊，彰显出这个群体强烈的社会诉求和人文关照。于是，那些寂寥的岁月，那些流年的视觉，那些空白的宣纸，因有了长安作家群落的出现而鲜活、而跳跃、而充实。一如词语的灵魂与城市的流萤在同一时空舞蹈。

文学的价值在于对人内在本质的挖掘和呈现，在于能够在前尘与后世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寻找一个新的基点。其实，在城市双转型、瞬息万变的今天，或许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需要某种抚慰和感动，都需要静谧与和谐。表象的繁华背后，更有一个城市文化上的自信和自省。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浓郁的莞邑流韵赋予了长安作家方阵厚重、大气的禀赋，作家们用自己独自生成的接受史，对这片意义深重的土地进行真情贯注和热烈抒写，在巨大的反差与张力中求得内在的平衡，并为一个地区人文环境的提纯，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作为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一员，我们感动于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因为，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命脉，而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文学艺术则是一个城市的品格和性情的凸显。

物质的生态属于写作的外在生态层面，个体精神生态则构成写作生态内核。当下的长安文坛，没有采用“打工文学”、“80后”作家这样的时尚包装和挂着标签的大声叫卖;长安作家群也没有跌入“德里达的泥沼”和落进“脑筋急转弯的陷阱”，把缪斯诱入哗众取宠的公众视域，肆无忌惮地蹂躏、非礼;长安作家群更没有在新世纪市场经济定型的背景下，以“感性”、“身体”、“超女”、“宝贝”等为核心语汇建构新型的、个体的“假打文化圈”，而是集群式地远离浮躁和炒作，整体渐趋成熟，开始挑起文学创作的大梁。长安作家方阵的创作视野，已从单纯的工业时代与机器革命题材转而向社会和历史拓展，向人生和人性的各个维度作深层延伸，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长安作家群文学视域辽阔，并未囿于沿海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内容，而是多种人文涉猎，题材丰富、蕴含意味，艺术追求也屡见新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安的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思考的精神向度，也即有着一种思想者的勇气。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安作家方阵是中国个体本位文化向群体本位文化转型、感性本位文化向理性本位文化转型、实用理性文化向审美文化转型的催生者，值得当代文坛首肯!

作品的伪文学化、泛诗化的制造模式、心浮气躁的创作心态，是当前文学艺术性缺失的致命元素。“成熟的文本包括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却已是不争的事实。《长安文学》里每一篇长安本土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可看作是他们厚积薄发的结晶，生活与艺术的磨合显得那么地和谐、统一。形而上地把握生活，已然成为长安作家群落的一种创作追求。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雅说:“我轻轻触碰一个开关，一座花园在我眼前打开。”阅读长安作家的作品就像置身于一座花园。当我们把陶青林、邹萍、严泽、洪湖浪、马云洪、蒋泓、蓝紫、李粤红、孙丽湘、张利华、李海默、字英等一大串长安本土作家和诗人的名字凝结起来，俨然就是一个姹紫嫣红、美仑美幻的文学大观园。而当我们信步走进《长安文学》这座大观园，我们还将惊奇地发现，地域——带着它流动的疆域和无界的文本，是如何根深蒂固、怡然自在地在长安作家、诗人的作品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用沃伦对福克纳的评语说，就是“你越深入他的作品，越能了解他并看清自己。”诚然，对于那些只喜欢、也只能够喜欢并读懂莫言、贾平凹和余华的读者而言，福克纳并不是一个“容易阅读”的作家，因为他把“一个邮票大的地方”构建成了一个宏大的宇宙。长安作家方阵目前要“构建”的，或许正是这个“宏大”。尽管那目标还十分遥远，甚至遥远到遥不可及的地步。

在长安作家阵容中，陶青林、邹萍等不断有上佳的中、短篇小说问世，成为本土创作的扛鼎之作，表明了长安作家群的成熟;洪湖浪曾以青春小说创作崭露头角，新近面世并发表在《十月》杂志2007年第六期的散文作品《长安印》，以其对自己身处的新兴工业重镇“长安”的关注和对自己从“外来工”成长为一名真正作家的精神历程的“深度浓缩”，显示了他驾驭语言文字的非凡实力;严泽、李粤红、孙丽湘等的散文作品几乎都不是“作”出来的，而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近乎于生命液体原汁原味的东西，稍加过滤，就变成了一篇篇珍珠式的散文，相对一些无病呻吟或矫揉造作的伪散文来言，显示了独特而真实的魅力;张利华、秋心等在自身的清苦孤独与南方都市生活的五光十色以及生存、情感困境之间抒发万端感慨，其心真、灵真、情更真;蒋泓的小说作品《中奖》和散文作品《过年随想》，都是从庸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入手，从平淡无奇中发现独有的韵味，以积腋成裘的方式构筑而成，自成格调;马云洪的创作特点在于他能够从对日常的“一些人和一些事”的怀想中，不显山不露水地琢磨出人物身上的那种奇气，凌越于非常态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个人得失之上的超拔之气，诸如修笔匠王侵略、守墓人王道光、剃头挑子王开元、收荒佬王四清等，作家从栗府山村独特的地域风貌和民情习俗中抽绎出创作的灵感，并且把它们有机地啮合成《远逝的背影》，引申出中国最低层人物的精神历程和思想演进的矛盾、悖论和艰难，进而上升到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转变的总体透视和考察上。这种由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思路，较好地展现出了作家扎实深厚的功底。而他的散文作品《四季老屋》则将一些复杂的事情和情景描写得有条不紊、出神入化，使作品于平淡中露出一种清秀的气息，于质朴中蓄有某些哲理的光辉;蓝紫、李海墨等人的诗歌创作，渐入佳境。蓝紫醇厚与炽烈的“村庄”情结溢于言表，诗人在宏阔的现实生活里叹惋人生的苦难与命运的多舛，显得有些落寞。但是，诗人在韧性的坚守中，让诗歌文本与平庸、与流行抗衡，难能可贵;李海墨长于形而上的玄思和形式感的营造，《一辆在珠海行驶的公共汽车》、《一个下午踩着时光》等篇章，殷实精心于现代主义诗歌的意象融铸。诗人尝试并疏离着中心话语，以边缘姿态构筑着自为自足的舒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诗写特色。总而言之，长安诗人的诗歌的声音、质地和份量足以让我们震撼，让中国诗坛刮目相看。

“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这种对于人们生存发展中人文一维的关注和守护，是当下所有中国作家所要选择和承当的，更是长安作家们所要选择和承当的!在数码复制和基因复制的技术主义时代，在生存域和言说域的“末世感”中，作家的话语霸权被所谓商业炒作所取代。在瓦解了作家的智能结构后，大众传媒具有了“金钱万能”和“华南虎神话”般的再造职能，并在不断制造的“热点”和“文学大奖”的“艺术阐释”中，将受众引入追求感官快乐的短期行为，当一些作家、诗人把忽悠大众，赚取“大把金币”当成了生命中惟一的目标时，人们日渐远离对意识话语的和生命意义的反思，更无法知晓在何处安身立命?何以安身立命?何处才能安顿自己沉重的肉身和飘忽的精神?而且，作家、诗人何为并何去?在后现代文化理论语境中，理性，心性价值之类的关键词在思想的空场上日渐远逝，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原理的彻底蜕变或创作规律的彻底颠覆:消解、平面、异化、另类……面对城市变革和如此复杂的历史情状，特别是日见严重的人性与历史发展的危机，具有不同人生经历的作家会有不同的感受。作为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会以自己冷静的理智和智性创造的努力去改善已显露出缺陷的现实;而作为一群有着自身独特的品味和修为，不随波逐流、有良知的作家，要扮演一个以生命的敏感和对人们生存状态的人文性关注、专事生命的感性表达和艺术创造的独特的社会历史角色，他们的感受和为之努力的方式自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我们可以通过对陶青林、洪湖浪、邹萍、蓝紫等长安作家、诗人的个案分析，来佐证并还原这个命题。

陶青林的小说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经历和命运的怀想和追问，素材的选择与问题的凝聚也大约与历史的某个重大环节有关。陶青林的小说《狐狸皮袄》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年代的一个小片段，但经充分小说化之后，其叙事呈现着明快简捷不失描写的细节丰腴。一般来说，叙述大体上是时间性的，描写是空间性的，两者的完美统一使文本趋向成熟，即叙事的精当，意蕴的深沉与广袤。现代小说表现的重点在时间的处置。重要的不是话语呈现的时代，而是呈现话语的时代。不是历史的自述，而是当下对历史的言说。《狐狸皮袄》采用了时间泛化的方式，作家在对“张生麻子”这个并不怎么“起眼”的小人物的叙述中，沉浮着一个历史陈述的基本时间格式，虽然这种主观的时间格式使用还不是十分精当，但作家已经意识到这种文学的现代性元素对于小说文本的创造性影响;对读者而言，“抗日”这个时间符码，被化为永恒，这段历史所发生的事将被任何时间段截取并铭记。对于事件而言，时间就是献给它的固有的礼物;陶青林的小说《仙逝》也表明了这方面的意向。《仙逝》立意在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思想变革，其言也喜也忧也愤，其情可感可触可鉴。这里没有时间前提，写的是“过去式”，叙述却是“现在时”的。是现在向过去的透析，作家用时间打通了空间的藩篱。福克纳说得好:“过去没有死亡，它甚至并没有过去”(《修女安魂曲》)。小说自然是重视故事的，叙事的时间观念直接影响到文本的思想指涉，而故事的焦虑化则使小说的精神性发生了根本的提升。作家通过对“舒明远”一家人的“焦虑描述”上升为形式表达，而使作品呈现一种内敛的反思过程，从而能够潜入和触摸到每个人物最隐秘的心理世界，体味和洞悉在生命的“新陈代谢”和历史的轮回中，不同人物的不同状态。

洪湖浪的小说以短小而精巧的形式，尽现了作家眼光中的城市生态和市民情趣，以及蓬门筚户那种寓不凡于平凡的活的能耐、爱的勇气、情的滋味。《我的爱逃向何处》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言情故事，但它的起伏跌宕并非仅故事本身，而是充分调动人物内心的惶惑，并让人物内心的惶惑浸润情节而成故事的形式包装。“我、文子、思萍”三个人物，形成了一个战场，处境和心境在对立的三方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都市生存环境更使这种对立呈现出更为复杂与多元的状态。虽然老套，但还算精巧的叙事也绵延着这种控制情绪的设计。我们也可以同样用福克纳的话来说:“这个南方人写的就是他自己，而不是他所在的环境”(《花园里的雄狮》);洪湖浪的散文创作亦很有特色，值得我们注目:有的篇什感情真挚浓郁，以情纬文、具有感染力，比如《我的兄弟姐妹》等;有的篇什议论风发，“飞辩聘词，溢气坌涌”，具有鼓励力，比如《亲情二题》等;有的篇什质朴华丽并重，由质趋华，具有影响力，比如《爱上别人的爱情》、《长安印》等。“关于人类的情感，我一直崇尚还原它本真的面目，我手写我心，它不需要注解、修饰，却需要用心倾听。”用洪湖浪写在《我的兄弟姐妹》里的题记，来阐释作家的创作观，再恰当不过了。

长安文学的引航人和组织者邹萍擅长素描速写，与其说她是一个作家，还不如说她是一位巧夺天工的“画师”，作家的“中国笔墨”功夫根基深厚，不论“工笔”、“写意”皆能挥洒自如，作品平实自然、亲切、不取巧、不造作，对透视、比例、光暗、质感拿捏准确，对神态的捕捉、动作的掌握驾轻就熟，《远方有漂流在等待着我们》就是这样的优秀篇章。作品以了无痕迹，全凭自然流露的手法，平心静气，柔柔道来，凸现“温和化”、“典雅化”的文本之美。寥寥数千字、人物的语言、神态、质量感便活灵活现，写得既真实又悠然，作家对生命力的赞美，摆脱了世俗的物质观念和无法企及的超然精神世界。作品所暗示的“方向感”，也就是人们传言中的“乌托邦”，其实就在我们“错了也得往前走”的地方!这篇文字纯真与简单的美，正触动读者的心灵，令人感动，特别是临近结尾的点睛之笔，引人共鸣、发人深省:“回程途中，想象不出一车的人那么兴奋，那么充满激情，面对这种十分不圆满的结局，大家不仅没有怨言，反而生出许多的快乐，妙语连珠在车厢内撞来撞去。兰振老师说我们这叫做乘兴而来，乘兴而归，兴不在漂流之上，而在放弃漂流之中。仔细想想，如果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能这么豁达开朗、轻松自在地面对自己的追求，懂得如何朝着目标奋力一搏，也懂得在恰当的时机选择放弃，那么生命的色彩将会更加绚烂，结果并非是过程的目的，过程本身比结果更重要。”《寻找阳光的小树》是那种如梦如雨般滋润心灵的散文，就像诗歌中的意象，作品拂去了心灵上的尘嚣，展示出来的是冶炼干净的真实的灵魂。邹萍对童真、童趣达到一种痴迷的极致，让人读过几遍后，仍不忍释手。一湾淙淙的河流里那“一条黄花鱼”，从汩汩的心灵深处游来，畅达而幽远;两个孩童“在五香黄豆的世界里”，在他们纯洁的童心里，种下的是阳光与花朵、生活与美。邹萍的散文是空灵的、绵软的，给人以无与伦比的精神愉悦，是陶冶性情的好“补药”。但是，邹萍倘若能够在以后的散文创作中掺和一些“钙”、“铁”、“磷”、“锌”之类的微量元素，中西合璧、刚柔相济、阴阳并举，同时注意多侧面体悟生活，写一些有悲剧审美意识的东西，或许，更能揪人心魄，收到更加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

地图上靠海的一个城市

潮湿的泥土之上

堆起的城镇、工厂、租房

行走着一双双粮食的脚(www.xing528.com)

行走着河流，生命和欲望

我们携带皮肤与呼吸

骨骼与血肉

把身体交给车间与机房

我们打开自己，像打开一具皮囊

掏出壮志、青春、热情，掏出儿时的梦想

把它们安置在街道、高楼

每一个能够到达的地方

留下血汗、疲惫、泪水

在苍茫的人世里

留下一个孤单的背影

——(蓝紫《漂泊之歌》)

乌纳穆诺说:“只要飘荡无根的心灵，要寻求某一信仰模式。”蓝紫的诗是灵魂的手书，是深渊里的求告，她以一个诗人重度的生命感，去感受、去承担语言和诗歌。用王家新先生的话说，她的作品是“诗对一个诗人的寻找”，是这座城市“最边缘的房子里透出的幽光”。诗人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漂泊”这一特定的话语语境开辟了道路。诗人从未把诗歌与感觉分开来。按她的理解:音乐是为小夜曲而作，绘画是为肖像而作，而诗歌则是为安慰心灵而作。诗人有着非常敏感的灵魂，非常细腻，充满了独创性，十分温柔。但这一灵魂又是女性所独有的、脆弱的、一旦遇上了生活的撞击，就出现了裂痕，她只能让蒙尘的心灵在失去抒情的状态下，背负生活沉重的质感，苦心孤诣地寻求灵魂的家园与皈依。当然，一个具有基本感性的读者都会对她笔下抹不去的乡愁和都市的忧郁产生共鸣。

通过对长安作家群落的集群式盘点，我们窥见了长安文学创作群体的端倪。长安作家对生命的体验和深刻体察，缘之于他们在城市转型中，对独特的历史结构和特定的复杂历史语境的深入把握与理解。“长安文学现象”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研究焦点。当然，长安文学还有着很广阔的提升空间。长安作家群不仅可以在文学创作、理论及研究领域上做更多的拓展，还可以在从“现象”到“文本”的整体递进中，开掘文学原创空间的深度、厚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