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玉带钩-一窥古老文明

叁、 良渚文化玉带钩漫说

人类自有衣裳冠履，就逐渐完善了各种附件，制成系、带、钩、扣用于牢实，又制出觿锥之类用于脱解。系扣不牢，衣冠不整。系之过牢，又解之不易。所以发明了钩扣之属，用在那些可用的地方。不适用钩扣之处，仍用缨络维系，不易解脱时取大觿小觿助手。钩与觿的发明，目的同一，均为方便衣着。

到了一定时期，当礼仪制度趋于成熟，无论觿与钩都造出了礼仪用器，慢慢脱离实用的目的，出现了一些玉制品，于是就有了玉觿与玉钩。既为礼器，无论是玉质的觿还是钩，就不会是人人都能拥有的东西，它们也就成了社会更高阶层的象征。在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考古已经发现了一些玉觿与玉钩，数量虽不多，但却很重要。目前能确认的良渚文化玉觿数量更少，有许多问题还不便展开讨论。良渚文化玉带钩已有至少10件公之于世，我想对这些玉带钩可以作一点初步研究了。我在本文中想要讨论的，是良渚玉带钩的制法、形制，还要涉及它们的原始形态，讨论它们的起源与用途。

中国古代束带佩饰，在东周秦汉盛行用带钩，以后则主要用带扣。带钩多为长体造型，前有钩首，背后的中尾部有圆形的钮，钩和钮是连接腰带两端的接点。带钩一般以铜铸成，也有用玉制钩的（图一，1、2）。我曾对古代带钩作过全面探讨，也涉及玉带钩的较多资料^［1］。以当时所获资料论定，带钩的使用最早不过春秋时代，而玉带钩最早出现也当此时，春秋时代的秦墓中见到用玉带钩随葬的例子^［2］。汉代以后，带钩逐渐退出，带扣成为束带用具的主流，出现了一些精致的玉“带扣”，其实它们还是带钩，以钩扣环，两相组配，无论造型与用法都同带钩相去不远（图一，3）。

图一 中国历代玉带钩举例

1. 战国 2. 汉代 3. 明代

在10多年前，当良渚文化的玉带钩初见报道时，真让人不能置信，中国带钩的创始年代怎么会有这样早，会早到新石器时代？待仔细研究了报告后，特别是相关资料又陆续面世后，我们不得不认定这是事实，带钩在史前时代的中国就已经问世了。20年前我还曾为赵武灵王非为使用带钩的提倡者进行过辩说，这样说来，当初所作的努力也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了。江南一带在4 000多年前，带钩就已经开始使用，时代晚出那么多的北方的赵武灵王与带钩的流行还能有什么干系呢？

良渚文化玉带钩最早是1972年在浙江桐乡金星村遗址发现的（图二，6），但这个发现并没有及时公布，图片要晚到20年后才在《中国玉器全集》“原始社会”卷中见到^［3］。在正式发掘中最早见到的良渚文化玉带钩，是1984年在上海青浦县福泉山遗址60号墓中出土的^［4］。因为当时玉带钩仅发现1件，还令人将信将疑（图二，4、5）。等到1988年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墓地的发掘报告问世时^［5］，又见到3座墓中各发现有1件玉带钩（图二，1～3），于是相信带钩在良渚文化中是铁定存在的。后来陆续又有新资料公布，于是让人越来越觉得这些发现应当引起重视，对这些史前玉带钩的用途及起源问题需要进行一些研究了。

图二 良渚文化玉带钩

1、2、3. 反山 4、5. 福泉山 6. 金星村 7. 瑶山

根据公布的资料，良渚文化玉带钩至今已出土不下10件，即上面已提到的反山3件，金星村、瑶山、福泉山各1件，还有余杭汇观山和横山各出1件^［6］，江苏武进寺墩出土2件^［7］。比起其他类型的玉器，在良渚文化中这些玉带钩的数量算是相当少的，但已有10件，我们现在来对它进行初步研究已是足够了（表一、图二）。

表一　　　良渚文化玉带钩一览

良渚文化玉带钩的形制基本一致，整体呈方块状，系以事先修整好的长方玉块钻琢切磨而成。它的制作程序应当是这样的:

1. 将玉料切割成长方块形；

2. 在两端用对钻法各钻通一孔；

3. 以一端的孔为起点，用线割法剜去中部而成钩首；

4. 钩面作变形细加工，磨光；

5. 雕刻纹饰。刻纹工序只见于个别带钩。

在玉带钩的这些制作程序中，线割方法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因为这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玉工技术。如桐乡金星村发现的那一件，便可非常明显地看出钩体两端都有孔，其中的一孔是为下一步线切而钻透的。在史前玉料切割技术的求证上，刀割和砣割方法都不难认证，而线割方法的证据见到的并不多。在带钩的钩体和钩首的内侧一般都见有明显的线割痕迹，这样的部位是砣、刀无法用力之处，这是良渚人掌握了高超线割琢玉技术的重要证据（图三）。

由玉带钩的形制看，整体造型比较规整，它的一端为穿绳的孔，另一端为勾系的弯钩，钩首较长。不同地点出土的带钩在外形上并无明显不同，区别主要在大小。

良渚文化的这些玉带钩的规格一般较小，以长度而论，最短的不过3厘米，最长的也只有9厘米多，一般在5—7厘米上下。长宽比一般不小于3 : 2，厚度多在2厘米左右。最大的一件玉带钩出自横山1号墓，长9.2、宽5.1、厚2.8厘米。最小的一件出自福泉山60号墓，长仅3厘米。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中，带钩属于形体较小的一种，是实用性较强的轻型玉器之一。

在全部10件带钩中，只有反山14号墓出土的1件刻有兽面纹饰，其他均为素钩。反山14号墓的带钩由于保存不佳，它的纹饰从图片上看得不是太清晰。根据相关文字资料的描述我们知道，横在钩面上用不粗的线条雕有一个比较简略的兽面纹，兽面为单圆圈双眼，眼外刻椭圆形眼睑。在这双眼之间用桥形凸面联结，下有扁方形宽鼻（抑或是嘴）。这样的纹饰，据称在其他良渚玉器上还不曾见到过，其实它还是一尊十分简略的神面纹（图四）。大约是因为这件带钩保存不佳，发掘者在演示文稿中并没有提到它，它的照片和纹饰介绍我们是在后来的其他图录中见到的^［8］。

图三　良渚玉带钩玉作工艺举例

1. 反山 2. 福泉山 3. 金星村

对于良渚文化玉带钩的名称，至今在学界并无歧义，一致称之为带钩。关于它的用途，还没有专门的文字进行讨论。当然既名之为带钩，它与后来的带钩在用法上自应无大不同，本也用不着细论。正因为如此，人们只是在一些谈论良渚玉器的文章中偶尔论及玉带钩的用法，有说它是用于束带的，也有推测它也可能是穿系在腰带上用于勾挂佩饰的，并无定说。但不论是束带或是佩饰，良渚人带钩的用途都与后来的带钩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可以由良渚文化玉带钩出土的位置来进一步考定它的具体用法。在福泉山遗址60号墓中出土的玉带钩，整体为长方形，长3、宽2.1、厚1.8厘米。一端由两侧对钻一孔，另一端以孔钻和线割法制成弯钩，底面平整，正面弧角并作抛光处理。这件带钩发现于死者腰部，为束带用钩无疑^［9］。反山墓地的3件带钩，也都出自死者腰部或附近位置。瑶山7号墓出土的1件，则更是横置在死者腰部。反山14号墓带兽面纹的带钩，是比较厚重的一枚，长7.5、宽4.5、厚3.6厘米。它正面的兽面在带钩上也是作横向布局，由这一点看它也应当是横着使用的。良渚文化的玉带钩应是随腰带横在腰间，钩首向左，使用者是以右手握钩，勾挂在绳套上即可。钩上的带，以钩尾的绳孔看，应属不太粗的丝麻绳之类，一端拴在钩孔上，另一端依腰围大小做成环套，使用时套挂在钩首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带钩使用时是钩首向内，因为它的光洁面和纹饰都是在弯钩的相反方向，而光洁面和纹饰显然是出露在外的一面。这样看来，良渚文化玉带钩的用法，与周汉带钩存在一定区别，后者是钩首向外，纹饰都装饰在弯钩一侧。而前者使用时钩首向里，向外的是一略呈弓弧的长方形，这样束带用钩但不见钩，束带牢实不易脱钩（图五）。

图四 反山14号墓玉带钩上的神面纹

还有一点要提到的是，良渚玉带钩通常在一座墓中只发现1件，说明一人用一钩也就够了。但在武进寺墩遗址的5号墓中，却例外地见到2件玉带钩，而且也都出自死者的腰部位置，似乎表明带钩在当时也有同时使用2件的。当然具体的用法还不知其详，有等进一步研究。带钩在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制成，已是没有什么疑问了，不过它是否为良渚人的首创，却还不能确定。我们知道，良渚文化的玉器很多都是其他质料器具的礼器化，玉带钩似乎也不能例外。更多的良渚人平时束带应当也用带钩，因为大量的带钩并不是用玉制成，而其他质料的带钩又没能保存下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也就只是极有限的几件玉带钩了。从这个角度推测，良渚文化的方形玉带钩显然不会是带钩的最原始的形态，以钩系带的方式在史前时期应当还要出现得更早。

带钩是一种以钩体为主要特征的器具，我们可以由出土的钩形器中寻找更古老的带钩。我曾在一篇探讨新石器时代骨器的论文中，涉及一种比较特别的钩形骨角质器具，因为多以鹿角制成，发掘者有的名之为鹿角靴形器，有的则名之为鹿角钩形器（图六）。当时只是对它的特别形态表示了关注，弄清了它的大致分布范围，但并没有展开讨论用途问题^［10］。

所谓鹿角靴形器，是一种取用鹿角勾叉部位制成的外形有些像靴子的勾形器，整体近L形，有柄有钩，柄长一般不超过10厘米，柄尾通常见有穿孔或沟槽。鹿角靴形器主要见于河南的大河村文化、山东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由分布的地域看，它集中发现在东部地区，西限到达河南地区。由所属文化的时代看，北辛和河姆渡文化可以早到距今约7 000年前，而且一般都早于良渚文化。

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有19座出有一种鹿角勾形器，多数墓中见到2件同出，共发现38件之多（图六，2、3）。“全器呈曲尺形，柄部有穿孔，孔两侧有凹槽，刃部呈鸭嘴形，……少数使用后呈光滑的浅黄色”。它们出土的具体位置并不确定，由报告所附插图看，有的放置在右膝附近（249、250号墓），有的在臂膀一侧（288号墓），也有的与其他器具一起放置在头或足端较远处，它应是一件常用的器具，而且是男子们的专用品，在19位拥有勾形器的死者中，只有1位的性别鉴定为女性（215号墓）^［11］。更早的北辛文化中也有同类器具发现（图六，1），在几座灰坑中出土5件，发掘者称为勾形器^［12］。

图五　良渚文化玉带钩使用示意图

在北辛和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域以西的河南地区，也有精致的鹿角靴形器发现，郑州大河村遗址就出土13件（图六，4～8），属于年代与庙底沟文化相当的大河村文化^［13］。

在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许多遗址都发现了这种鹿角靴形器。较早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下层（图六，14），就见到4件靴形器^［14］。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墓葬中（图六，9、10），也见到用于随葬的靴形器，如38号墓就出土2件^［15］。常州圩墩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墓葬中（图六，11、13），发现16件用于随葬的靴形器，拥有这些靴形器的死者，能鉴定出性别的都属男性^［16］。浙江余杭吴家埠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墓葬中也见到成对的靴形器，在20号墓中出土2件靴形器^［17］。时代大体相当的长江北岸高邮的龙虬庄遗址，也发现了1件鹿角靴形器^［18］。(www.xing528.com)

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出，这种鹿角靴形器应当主要为男子所用。它的造型特点是背面较宽且平，有较长的钩首。造型基本同于后世的带钩，用法也应当类似，可以看作是比良渚玉带钩更早的带钩。它的柄尾有孔或刻槽，使用时应当是系在腰带的一端；腰带的另一端是一个套扣，直接套挂在钩首。由于靴形器背面宽平，与腰部服贴，加上钩首较长，系带时可能效果还可以，系解便利。我试以相似的钩子作试验，将绳索系于腰间，绳套勾挂在钩首，勾带与解系还比较方便。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凡见于墓葬的鹿角靴形器，往往在一座墓中成对出土，如在大汶口文化的三里河遗址、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草鞋山遗址，都见到这种例证，不知这是否意味着当时人们习惯上是同时用两个鹿角靴形器。也可能在是腰带的两端各系一枚靴形器，使用时另用一个小绳套将两枚靴形器的钩底对底地固定在一起。具体情形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上面提及的上海福泉山遗址的74号墓中，还出土1件曲尺形玉器，发掘报告特别指出它与更早的骨角质的靴形器相似，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线索，也许带钩与所谓的靴形器之间在用途上真能划等号。

还有一点需要提到的是，这种靴形器在商代还见到青铜制品，在山西柳林县的高红发现一座商代墓葬^［19］，墓中出土的铜器中就有1件靴形器，其形状与史前鹿角靴形器相同（图六，17）。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如果它真是束带用的，就可以将这个传统延续的时空连接起来。

与钩状靴形器类似的发现，值得提到的还有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在大汶口文化的5座墓葬中出土8件鸡骨钩，都是用鸡胫骨制成，一端为自然距钩，另一端关节处有一孔。葬有鸡骨钩的死者能确定的性别的也都属男性，鸡骨钩多与其他随葬品混置在一起，只有在1号墓中是放在离腰部稍近的地方^［20］。这种鸡骨钩无疑是作一种器具随葬的，它的作用点是在钩上，我以为应为男性带钩之一种，与上述靴形器用途相同。像大汶口遗址的鸡骨钩，在其他地点还没有发现过，所以它的分布范围尚不清楚。

图六 新石器时代的鹿角靴形器

1. 山东滕县北辛（北辛文化） 2、3. 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 4～8. 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9、10. 江苏吴县草鞋山（马家浜文化） 11～13. 常州圩墩（马家浜文化） 14. 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姆渡文化） 15. 河南淅川黄楝树（屈家岭文化） 16. 河南淅川下集（龙山文化） 17. 山西柳林高红（商代）

就形制而论，史前时代的玉器有些应当是源自石器和骨角器，尤其是工具类更是如此。我们由玉钩与玉觿形态的讨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其实对其他玉器用途的研究，也可以由此得到一些讯息，还可以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不论是良渚文化的玉带钩，还是大汶口文化的鸡骨钩和见于许多新石器文化的鹿角靴形钩，它们都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推测，束腰的带钩最早是起源于东部地区的，它在良渚文化之前的马家浜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中就有了。中国早期的带钩，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的风景，它后来在周汉文化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庄子·胠箧》中将窃钩与窃国相提并论，有“窃钩者诛”的喻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出古人对带钩看重的程度，对于偷窃带钩的行为是要处以极刑的。

虽然可以确定带钩最早是东方居民的创造，但良渚带钩与周汉带钩之间，还有形制上的差异，更有时代上的空环，我们不知道在这个足有1千多年长的时段里，古中国人是不是普遍用带钩束带，如用，又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是中国考古上的一个新的未解之谜。我在《带钩概论》中讨论带钩起源时，曾举出当时认为较早的两种类型的初始型带钩为例，其中有一种为较小的无钮钩。现在看来，那种小型无钮带钩与史前玉带钩还真有接近之处，我们从中隐约可见它们之间应当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处于中间阶段的带钩类型，我们一时还不能确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演变关系。

在良渚文化时期，用这种玉带钩的死者生前可能具有相当高地位，它已经具有了礼器性质，不会为一般人所有，所以出土不多。现在所知出土玉带钩的墓葬，规模都比较大，随葬品数量多，出有大量玉器。作为一种着装习惯，当时使用带钩当已成为普遍的风尚，至少在男子是如此。更多的人当是使用其他质料带钩，因为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见不到它们的样子。

钩与觿，都是为系解方便而完成的发明。它们的基本构形并不复杂，区别主要在一为直锥一为曲钩，这一直一曲解决了日常的许多烦恼。而且它们的发明都是在史前时代，玉觿与玉钩是钩觿中的上品，应当为地位较高的阶层所有，一般大众也许用的是角觿木钩之属。虽然这两桩发明都已成为历史，在现代人早已不属随身必备之物，但它们存在过的价值却是非常重要，不能想象没有它们，我们的先人们怎会有楚楚衣冠。

注释:

［ 1 ］ 王仁湘:《带钩概论》，《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古代带钩用途考实》，《文物》1982年第10期。

［ 2 ］ 吴镇烽等:《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 3 ］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玉器全集·原始社会》，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 4 ］ 上海市文管会:《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第10期。

［ 5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 6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 7 ］ 江苏省寺墩考古队:《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第四、第五次发掘》，《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 8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9年。

［ 9 ］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10］ 王仁湘:《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骨制生产工具》，《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13］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14］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15］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

［16］ 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74年第2期；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常州市博物馆:《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1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18］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科学出版社，1999年。

［19］ 杨绍舜:《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第3期。

［20］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