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饰用钩及其他，带钩的用途及种类

五、 佩饰用钩及其他

历来考古报告都将带钩归入装饰品之列，论说起来，真正和装饰品有关系的只有一部分佩饰用钩。前举山东临淄郎家庄春秋殉人墓出土带钩颇多，墓中的七个陪葬坑都出有不少的玉髓环、水晶环、水晶球、玛瑙珠、玉髓璜、管以及方解石和滑石制成的佩饰与串饰，所出带钩一般都与这些佩饰共存，有的可以清楚地看到钩挂关系，如2号坑的14号佩饰有两枚带钩压在两个水晶环上。报告认为这里出土的佩饰“除项链外，其余的佩饰可能用带钩来系挂”^［53］，此说是可信的。

带钩一般多为男性所用，而佩饰钩则可能多为女性所用。临淄郎家庄春秋墓殉葬者均为女性，近旁都发现带钩。河南固始侯古堆勾敔夫人墓棺内骨架附近有玉璧、璜、龙形饰、管、玉人,料珠、带钩等数十件饰物^［54］，其中的带钩应当也是佩饰用钩。由于男性有的也佩有玉饰，他们也可能使用佩饰钩，不过考古工作中还没有确认这样的实例。

有的考古报告和论著将形体短小的一类带钩统称为“襟钩”或“衣钩”，因为这些带钩除了小的特点外，不少都出在人架颈部和肩部。小的带钩虽不一定用作革带钩，但不少是作佩器佩物之用的，如作为襟钩报道的陕西凤翔高庄1号秦墓的带钩，与铜镜共出于墓室一端，显然是佩物钩；同地10号墓的“玉襟钩”与铜削环柄相接，实为佩器钩；同墓“金襟钩”附近出有串珠、玉璜、玉泡等玉饰，应为佩饰钩。所以，小钩不可皆视为襟钩。有些即便出在肩颈部的带钩也很难说是作襟钩用的，如河南褚邱9号战国墓出一枚错银铁带钩，长20.6厘米，横置在人架颈部；还有湖北江陵藤店1号墓人架肩上头侧出一枚长达46.2厘米的错金大型铜带钩，这就更难作襟钩使用了。

究竟有没有襟钩，古人用不用类于近世僧人袈裟上的衣钩，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待寻找更可靠的论据，这里不便遽下结论。

除了上述革带钩、佩器钩、佩物钩、佩饰钩外，考古工作者还见有一种专用于随葬的带钩，一般放置在某种容器之内。在江西南昌西汉墓的漆盒内^［55］、长沙汉墓的竹笥内^［56］、成都羊子山战国墓的漆奁内^［57］都发现带钩。还有不少墓葬内见到一些没有明确共存器物的带钩，它们很可能原来也置于容器之内，但容器已经朽坏。过去有人认为带钩随葬可以辟邪驱祟^［58］，可备一说。战国两汉墓中的带钩是否有这种作用，还没有可信的证据。不过，视带钩为祥瑞之物，有古说可证。《后汉书·五行志》记“光禄勋吏舍壁下有青气，视之，得玉钩、玦各一”，谓“此青祥也”。《列仙传》记钩弋夫人姿色甚伟，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钩”，此事《汉书》及注几经抄载。《搜神记》里也有得金带钩为福的说法。一些有铭带钩，铭文无非是“君高迁”、“长宜君官士至三公”、“长寿”、“长宜子孙”等吉庆语。《梁书·夏侯详传》记云，“荆府城局参军吉士瞻役万人浚仗库防火池，得金革带钩，隐起雕镂甚精巧，篆文曰:‘锡尔金钩，既公且侯。’士瞻，详兄女婿也。女窃以与详，详喜佩之，期岁而贵矣。”这些都不过是志怪之谈，但是对我们全面研究带钩的用途，还是有一定启发的。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得到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带钩的广泛使用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没有什么关系，早在春秋时代，我国中原与东部南部地区已大量制作和服用带钩。带钩的出现可能要早到春秋初年，肇始的地区，现在还无法论定。

2. 古代带钩的用途可以确定的有四种，即束带、佩器、佩物、佩饰，其他用途还不好判定。关于带钩的名称，我们认为一般仍可统称带钩，它们大多系于革带；在需要确定某件带钩的具体用途时，可以再详细注明为革带钩或佩器、佩物与佩饰用钩。

3. 革带钩的使用方法，已知的有单钩法、并钩法、环钩法几种。佩器钩有的用于直挂钩器，有的则取环钩法。佩物钩一般是挂囊盛物。佩饰钩估计也多采用以环挂钩的形式。佩器钩在器物挂钩时应有一个比较牢靠的辅助办法，以防脱钩。

古代带钩的使用比较广泛，要确定一件带钩的具体用途，除了带钩本身的形制大小以外，它的出土位置和共存器物是十分重要的。

附注:关于带钩起源的新认识，请参考本书中“良渚文化玉带钩”研究的相关讨论。

注释:

［ 1 ］ 高去寻:《战国墓内带钩用途的推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

［ 2 ］ O. Siren，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vol.I，pp.62-63.

［ 3 ］ 镇江市博物馆:《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带钩自铭“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日钩”，《考古》1978年第3期。

［ 4 ］ 《史记·齐太公世家》:鲁“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

［ 5 ］ 分见于《楚辞》、《战国策》、《史记》和《汉书》。

［ 6 ］ 许荻:《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文物》1974年第3期。

［ 7 ］ 詹立波:《〈孙膑兵法〉残简介绍》，《文物》1974年第3期。

［ 8 ］ 董说:《七国考·赵兵制》引。

［ 9 ］［12］［52］［53］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10］ 汪宁生:《云南考古》，图版二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11］ 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8696、8697、8728、8814、8861，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石璋如:《殷墟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6年。

［13］［54］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何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14］ 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

年第10期。

［15］［47］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韶山灌区湘乡东周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第3期。

［16］ 王光永:《陕西宝鸡市茹家庄东周墓葬》，《考古》1979年第5期。

［17］［23］ 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18］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第5期。

［19］ 因本文发表时尚未发现良渚文化玉带钩，特此说明。

［20］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1］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l966年第5期；随县擂鼓堆1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www.xing528.com)

［2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郑州，1979年；曹桂岑、骆崇礼、张志华:《淮阳县平粮台四号墓发掘简报》，《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1期。

［24］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考古》1977年第6期。

［25］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26］ 冯汉骥等:《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冯汉骥:《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刘志远:《成都天回山崖墓清理记》，《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27］ 王仲殊:《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第8册，1954年。

［28］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29］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30］ 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3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1962年第12期。

［3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3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于临祥:《旅顺市三涧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浑源毕村西汉木椁墓》，《文物》1980年第6期；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发现的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东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2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80年第7期；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第9期。

［34］ 文物出版社:《中国古青铜器选》，文物出版社，1976年，图72；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香港亚洲石印局，195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燕下都遗址内发现一件战国时代的铜人像》，《文物》1965年第2期。

［35］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1期。

［36］ W. C.Wbite:Tombs of Old Lo-Yang，Shanghai，l931.

［37］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3期。

［38］ 长广敏雄:《带钩的研究》，插图一二∶C，聚成图二∶154。昭和十八年，京都。

［39］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

［40］ 分见［27］［28］［33］。

［4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

［42］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肇庆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44］ 《宋书·礼志》。

［45］ 《汉书·循吏传》。

［46］ 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48］ 雍城考古队:《凤翔县高庄战国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9期。

［4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巩县石家庄古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2期。

［5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第2期。

［51］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金塘坡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l979年第5期。

［55］ 江西省博物馆:《南昌东郊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56］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5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l958年第4期。

［58］ A. Sa1mony, Sino-Siberia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Loo, p51.

（原载《文物》198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