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带钩的起源和传播
某些出有带钩的战国墓的发掘报告,往往认为中原地区使用带钩是由于战国中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且认为这个说法是以王国维的《胡服考》为依据的,有时甚至还以这个事件作为一些墓葬的断代标准,把凡是出有带钩的墓葬的年代都定在战国中期以后,结论不尽可信。徐中舒和安志敏先生不同意类似认识,他们都认为中原带钩的出现要早于赵武灵王的时代,尽管当时还没有发现确认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带钩[142][143]。
其实,王国维《胡服考》关于带和钩的考证很明确,诸侯用带钩并不始于武灵王。他说,“古革带当用钩。左氏僖二十四年《传》: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史记·齐太公世家》云:管仲射中小白带钩;……皆古带用钩之证,然其制无考。其用黄金师比为带钩,当自赵武灵王始矣[144]。清阮元也说,“师比之制创自赵武灵王,而革带有钩由来已久”[145]。
图二○ Ⅷ式异形带钩(异形尾、钮)
1. 河南洛阳西郊 2. 北京昌平半截塔村 3. 陕西咸阳黄家沟 4. 私家藏品 5. 河南洛阳 6. 四川成都 7. 贵州威宁中水 8. 江苏铜山小龟山 9. 河北邯郸百家村 10. 湖南长沙仰天湖
由于金带钩已经在春秋墓(临淄郎家庄M1、凤翔高庄M10)和战国早期墓(隋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王国维关于赵武灵王始用金带钩的说法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当然,他们所指的师比不一定是带钩。
那么,带钩的出现及其传播过程是怎样的?
王国维在他的《胡服考》中,认为带具源于鞍具,“欲知带制,必于鞍制求之”。他这里如果指的是“铰具”(带扣)之类,那无疑是正确的,考古见到的魏晋以后带饰有些就很难区分究竟是带具还是鞍具(马具)。但他的说法如果也包括了带钩在内的话,恐怕就不尽然了。
有的文章流行着一种十分牢固的观点,认为古代中国作带钩是从域外学来的,不仅仅是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学来的,而且是从“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直接传播过来的。更有研究者据《楚辞·招魂》“晋制犀比”一语,推论出晋国制造过“斯基泰·西伯利亚”式带钩!
究竟斯基泰·西伯利亚式带钩是什么样子呢?古代斯基泰人确实制作使用过带钩,但是黑海北岸以及西伯利亚出土的带钩与古代中国带钩根本不同。斯基泰式带钩除了以动物纹作装饰的特征外,钩背有“钮柱”而无钮,它的钩首都弯向钩背,与“钮柱”同在一侧,无论造型、装饰及用法与东周带钩都不相同(图二一)。东周考古至今还没有发现这种风格的带钩,连相近的仿制品也没有见到。那么,是否东周带钩是受斯基泰式带钩启发后造出来的呢?也不像,从类型学上找不到一点演变的证据,现在所知的最早带钩为禽形,全然不是斯基泰的兽形,东周早期不见标准的兽形带钩。
图二一 “斯基泰·西伯利亚”带钩
东周带钩的起源只能在中国本土寻找。
陕西长安客省庄春秋晚至战国早期的墓中曾出土三种S形带钩,系扁平铜片制成,侧视呈S形。K202:17最窄,长12.2厘米,无纹;K210:7,长12.1、宽2.7厘米,两边有凹槽,中间饰S连续纹;K208:1,长12.2、宽5.7厘米,弯曲的两端饰菱形刻划纹,正面有压制的十二道凸棱(图二二,1、2)。发掘者认为它们的用途和带钩相似,时代定在战国早期或更早[146]。这种S形带钩在陕西凤翔高庄49号秦墓[147](图二二,4)和八旗屯3l号秦墓也有发现[148](图二二,3),前者长7.2、宽0.6厘米;后者长10、宽2.5厘米,弯钩处也有菱形网格纹,为石质。这两件器物原报告都归入带钩之列,尤其是高庄M49所出钩部一端较窄,正视与带钩十分接近。这两件带钩的时代都属战国早期。此外,西安半坡也见到1件类似的铁带钩[149],具体时代尚不能确定。
图二二 原始型带钩二种
1、2. 陕西长安客省庄 3. 陕西凤翔八旗屯 4~9. 陕西凤翔高庄
关于这几件器物名称和用途的确定,我们可以由伴存物找到答案:客省庄K202:17,与铜刀放在一起;客省庄K208:1,放在陶器附近;客省庄K210:7,与1件带钩共存;高庄M49:1,与铜削和小带钩共存;八旗屯M31的一件,共存物多,出土位置不详。
从伴存物情况判断,这些S形器作带钩使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它们应是原始型带钩的一种。广州汉墓M5003出有1件S形双首钩,造型与此相同,不过钩体中部已经做钮[150],这恐怕是原始带钩的遗制。
此外,陕西凤翔高庄春秋和战国早期秦墓都出土过一种无钮钩,形体较小,兽首形钩,显然不是用于束系革带的。其中M10:43为金钩,与玉泡、玉璜和串珠共存;M10:21为玉钩,与铜削环柄相接[151],一为佩饰钩,一为佩器钩,作用与后来的小型带钩相同,它们是另一种原始型带钩,是拴系在织带上使用的,不一定直接固定在革带上(图二二,5~9)。
上面说到的两种原始型带钩,早到春秋末和战国早期,属“始作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这个时候刚刚出现的,可以看做是带钩起源与演变过程中留下的一点痕迹。因而有希望在春秋中早期墓葬中见到更多的原始型带钩,找到带钩起源的完整序列。(www.xing528.com)
我以为大型带钩和小型带钩是同时独立发展来的,虽然它们开始在形体上差异较大,但由于用途上的变化,造型逐渐趋向一致,都是钩首、钩体、钩钮合为一体。从实用的意义出发,大小之别始终存在,但是在大钩与小钩之间,并不存在某些报告所说的由小到大或由大到小的发展规律。
考古发现的东周带钩早在春秋中叶便已基本定型,推测它的出现还应更早一些,年代不会晚于“斯基泰·西伯利亚”带钩。
下面论述带钩的传播。
日本人江上波夫认为带钩是在战国和汉初由“斯基泰·西伯利亚”古代金属文化传到北中国,汉代至六朝带钩经由朝鲜又传到日本,在那里发现了虎形和马形带钩[152]。如前所述,由于斯基泰与东周带钩并不属于同一系统,所以这种传播过程和传播路线都是不存在的。这一点,近年来日本学者秋山进午已有明论,他说:中国带钩绝不是从匈奴受到影响而出现的,而是在中原独立发展起来的[153]。
自中国本土起源的东周带钩,随着时代的推进,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大,东汉时期分布最广,魏晋以后范围最小。其传播过程分为七个阶段(图二三):
图二三 考古发现的带钩分布示意图
A. 春秋中期—战国早期 B. 战国中期 C. 战国晚期 D. 秦—西汉早期 E. 西汉中、晚期 F. 东汉时期 G. 魏晋时期
1. 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带钩分布的范围北不过辽河,南不到岭南,西及宝鸡,中心在三晋和关中地区。最早的带钩和原始型带钩都是在这里发现的,除Ⅵ式长牌形以外,各式带钩均有发现。
2. 战国中期。带钩的分布扩大到四川盆地的巴蜀地区。长牌形带钩开始见到。
3. 战国晚期。带钩分布范围扩大到岭南地区,岭南发现的数量、种类都比较少。
4. 秦统一到西汉时期。带钩分布的北限和南限稍有扩大,北及今辽宁北部(匈奴或鲜卑故地),南到贵州(古夜郎之属),但与战国时期相比变化不甚大。
5. 西汉中晚期。带钩继续向西南传播,到达古滇国之域的今昆明附近。
6. 东汉时期。带钩在原有分布范围的基础上,又开始向西北传播,通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到达新疆东部地区。这是考古发现的带钩分布范围最大的时期。
7. 魏晋以后。带钩分布范围大大缩小,基本维持在第一阶段的范围以内。
前后两个阶段带钩的分布范围都比较小,反映了带钩由始作期,经鼎盛期、普及期,到衰亡期的发展过程。同时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古代带钩是在中国本土创造发展起来的,其传播过程主要是在中国本土发生的,由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向南、向西南、向西北传播,向东则到达朝鲜和日本。由于资料有限,东传问题这里暂不作讨论。
现在所能划定的带钩分布的北限没有超出辽宁以北的地区[154]。有的文章说,内蒙古扎赉诺尔、陈巴尔虎旗完工和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等地的鲜卑(或曰匈奴)墓“出土了不少带钩”[155],但正式发掘报告却没有提到这件事[156~158]。时代比较早的能够确定为匈奴(或日山戎)的带钩在河北怀来北辛堡M1出土1件[159],而属东胡的带钩是在辽宁喀左南洞沟出土的[160],时代都在战国初期或春秋战国之交,风格属东周系统,与斯基泰文化没有关系。考古发掘证实,能确认的匈奴墓不见带钩出土[161]。辽宁西丰西岔沟匈奴墓(或以为属鲜卑)报道出有带钩,但形制不清楚,时代晚到西汉[162]。内蒙古准格尔旗广衍故城古墓出有带钩,可能为匈奴遗物,时代定在秦汉之际或稍晚[163],带钩的造型和风格大多与中原所见相同。
由上所述,从带钩方面来论证古代“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向古代中国内地的传播,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两种带钩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们是独立起源的,相互间没有什么传播路线可寻。两种带钩分布的范围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地带,在那里无论是斯基泰式的还是东周式的带钩都没有发现。当然,这不是说今后也不会发现,现在的工作毕竟有限,规模也不大[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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