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带钩的发现及分布
带钩出土地点遍布20多个省区，对照古代的地理疆域，这些地点大致可分为七个大区。
1. 中原地区
这里包括了周王畿和三晋故地，它与关中一起，是发现带钩最集中的地区。
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河南洛阳出土的三批带钩。一是在洛阳烧沟，1953年出土了从战国晚期到东汉晚期的铜、铁带钩共44件，包括Ⅰ、Ⅳ、Ⅴ、Ⅵ、Ⅶ式五种，其中汉墓所出的21件铜带钩有详细的登记表［58］［59］。二是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出土了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的17件带钩，提供了研究早期带钩发展演变的宝贵资料［60］。三是在洛阳西郊，在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的217座墓葬中出土带钩近50件，多属东汉以前，主要分Ⅰ、Ⅳ、Ⅴ、Ⅶ式几种［61］。
时代比较早的带钩在固始侯古堆春秋宋墓中出土几件，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玉带钩外，殉人棺内还出有铜带钩，时代当春秋战国之交［62］。
郑州二里岗1953～1954年发掘的212座战国墓，出土铜带钩62件，铁带钩52件。发掘报告将全部带钩分为18式，包括了本文划分的全部型式。报告还对带钩的早晚分期作了一些推论［63］。
三晋地区发现带钩的重要地点还有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地和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地。在长治分水岭第二次发掘的19座早中晚不同时期的战国墓中，出有铜带钩14件、铁带钩4件，包括了本文所列的全部8式带钩［64］。中期偏晚的墓葬可能属韩国［65］。这里的带钩代表了三晋的作风。河北邯郸百家村赵国墓地发掘的49座战国中期墓，获得60件铜带钩，主要分Ⅰ、Ⅳ、Ⅴ、Ⅷ四式。发掘者对带钩的出土位置和组合情形作了选择报道，为探求带钩的用途用法提供了依据［66］。
中原地区发现的带钩，时代分属春秋中期到西晋时期，以战国时期的数量最多。
2. 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发现较多的是时代不同的秦国带钩。凤翔高庄发掘到一处较大的秦国墓地，墓葬的时代从春秋晚到秦统一，出土带钩近50件，其中包括少量金、玉带钩，这些带钩分属Ⅰ、Ⅲ、Ⅳ、Ⅴ、Ⅶ、Ⅷ式，为研究秦国带钩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67］。凤翔八旗屯发掘的春秋早至战国晚的秦墓出有8件带钩，可惜发表的资料没有注明这些带钩的时代［68］。宝鸡茹家庄秦墓出土的Ⅰ式带钩，时代也早到春秋末年［69］。
西安半坡1954～1957年发掘的战国晚期秦墓112座，出土铜、铁带钩40件。铜带钩属小型类，分属Ⅰ、Ⅲ式；铁带钩以大型为主，锈蚀严重，形制不清［70］。
咸阳黄家沟1975年发掘50座秦墓，时代从战国中到秦统一，出土带钩31件，有Ⅰ、Ⅱ、Ⅴ、Ⅷ式四种［71］。咸阳长陵车站南1962年发现一处窖藏铜器，其中有带钩26件（25件残失钩首）［72］。这些带钩除了常见的Ⅰ、Ⅳ、Ⅴ式外，还有不少Ⅶ、Ⅷ式，后两式取材有象首、卧鹿、伏兔、龟、蛇、猿、豹等。这两式带钩在战国秦墓中没有发现过，同出的不少铜器原本是关东诸侯所造，可能是秦统一前后由其他地区输进的。
到汉代及以后，关中地区带钩出土不多，见于报道的仅有几例，如果不是工作上的局限性造成的话，这确为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
3. 两湖地区
两湖及其周围邻近地区是楚国故地，这个地区已作报道的带钩材料比较零散，有些重要资料也没有系统发表。
属于春秋晚期的带钩在湖南湘乡和河南淅川楚墓均有出土，为Ⅰ、Ⅱ式，长度在6厘米上下［73］［74］。两湖地区出土战国带钩的地点不少，不过数量有限，比不上中原和关中地区。比较著名的就是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5件铁带钩，其中3件是长21.5～22.4厘米的长牌形带钩，错金银嵌宝玉，制作极精［75］。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1件特大型长牌形带钩，置于死者棺内头左侧。全钩呈弓形，长46.2、宽6.5、厚0.5厘米，嵌金丝和金片，为凤鸟纹，钩首为龙头形，用金丝金片作龙眼龙眉，钩背有两个错金钮［76］。这是考古所见最长最大的带钩，关于它的使用及意义，都有必要进行研究。
这里两汉和西晋也有一定数量的带钩出土，但材料不大集中。
4. 岭南地区
岭南地区在战国晚期已有带钩。广东肇庆北岭松山战国墓出有1件玉带钩［77］，广西平乐银山岭发掘110座战国墓，仅98号墓出带钩1件［78］，说明岭南开始使用带钩为时不长。(www.xing528.com)
到了两汉时代，岭南带钩使用也不太广泛，如广州发掘所见，在西汉前期的182座墓中出5件带钩，西汉中期的64座墓出3件，西汉晚期32座墓出4件，东汉前期41座墓出7件，东汉晚期90座墓出5件［79］。广西平乐银山岭45座两汉墓却无一带钩出土［80］。
两广所见带钩一部分与中原相同，如水禽形和琵琶形，也有一些具有本地特点。
5. 西南地区
云、贵、川为古代巴、蜀、滇和夜郎故地。巴蜀在地理上与秦楚邻近，在战国中期就使用精致的带钩，如1980年发掘的新都马家大墓就出有4件带钩，有宽体和窄体琵琶形及水禽形［81］，这与中原和关中所见相同。巴县冬笋坝和成都出土的琵琶形带钩，铸有巴蜀铜器上常见的特有字符［82］［83］，说明巴蜀带钩并非全由外地输入，也有在本地制作的。在属于秦汉之际的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船棺中也出有一些制作考究的带钩，其中包括一些具有地方色彩的带钩［84］。两汉墓葬所出带钩也不少，不过工艺制作远不如战国时。
从西汉早期开始，夜郎所在地开始使用带钩，西汉中期，滇国也有了带钩。贵州清镇平坝［85］、威宁中水［86］及云南晋宁石寨山［87］、江川李家山均有出土［88］。所见带钩虽然制作算不得上乘，但地方特点相当突出，在造型上具有独到的风格。也有一定数量的带钩与中原所见完全相同，如水禽形和曲棒形。贵州威宁中水发掘的30座两汉墓，共出13件带钩［89］，证明带钩的使用有一定的普遍性，以曲棒形多见。
6. 北方地区
长城内外的北方—包括东北和西北地区，所出的带钩也值得引起注意。
燕国故地出土带钩的数量在北方是比较多的，以北京怀柔城北的一批材料最为集中，这里见到有可能属于春秋中晚期的Ⅲ式耜形带钩，有属于战国中晚期的Ⅴ式琵琶形带钩，同地还出有属于两汉时期的6件带钩，主要为水禽形、曲棒形和琵琶形［90］。
河北唐山贾各庄21座战国早期墓出有11件带钩，以曲棒形和琵琶形为主［91］。易县燕下都44号战国晚期丛葬墓，出土铜铁带钩7件，以水禽形和曲棒形为主［92］。
河北怀来北辛堡M1出土1件兽面细条形带钩［93］，同墓所出大件青铜器具有燕国早期风格，不过同出的扁茎直刃剑、空銎剑又具有“鄂尔多斯”青铜器风格，所以此墓被认为属匈奴或山戎［94］。另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广衍故城相当于秦汉时代的墓葬中，出有9件曲棒形、水禽形和琵琶形带钩，还有1件为牛头形，这些墓也具有匈奴特征［95］。
东北见到的比较早的带钩在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出土1件，为春秋战国之交的东胡族遗物［96］。大连营城子［97］和新金花儿山贝墓［98］都有带钩出土，年代为西汉时期。直到魏晋时代，沈阳伯官屯M1还出有Ⅳ式曲棒形带钩［99］。
西北地区发现的带钩主要分布在甘肃境内。灵台洞山M9出水禽形带钩，这里去秦不远，当是受了关中腹地的影响。此墓被认为是古密须国的遗存，属春秋中晚期［100］。平凉庙庄M7出有曲棒形带钩，是战国秦的遗物［101］。到了东汉时期，兰州附近［102］以及武威［103］ ［104］、张掖［105］、嘉峪关［106］等地都发现了带钩，晋墓中也有带钩出土［107］。黄文弼先生1930、1940年两次到新疆罗布淖尔考察，发现了3件带钩［108］。至于在吐鲁番艾丁湖发掘西汉时期姑师部族墓葬时采集到的1件“带钩”，钩部特征不明显，不见钩钮，还不好确定即为带钩［109］。
7. 华东地区
华东发现的春秋战国带钩在黄河长江下游地区比较集中，东南沿海发现极少。
1972年发掘的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大墓［110］，是一座春秋末年的齐国殉人墓。主墓出金带钩2件和铜带钩8件，陪葬坑出铜带钩56件，有的一人就多达11件。这些带钩以兽首小琵琶形为主，均素面。这是至今发现带钩最多的一墓。山东曲阜鲁城战国早、中期墓所出的嵌绿松石银带钩、贴金猿形银带钩、鎏金嵌玉铜带钩、空体棒形玉带钩，都是带钩制作的精品［111］。江苏苏州城东北发现过1件长33厘米的水禽形带钩，早到春秋末年，应属吴国遗物［112］。
沿海地区虽然极少出土春秋战国带钩，但两汉带钩却发现不少。江苏涟水三里墩出土的西汉早期的2件金带钩分别重56.275克，浮雕夔龙与蟠蛇，无论造型和制作，都是难得的精品［113］。铜山小龟山西汉中期崖洞墓除见金带钩外，还有玉质、铜质和铁质带钩，有的造型比较特别，为它地所不见［114］。泰州新庄［115］和丹阳宗头山［116］出土的东汉铭文带钩，为带钩的断代提供了可靠依据。南京附近的两晋墓葬也有少量带钩出土，其中南京西岗所见的1件西晋初年带钩，铸有神兽食鱼和飞鸟形象，构思比较新奇［117］。
安徽、江西、浙江都有带钩出土，数量比较少。浙江黄岩秀岭水库出有东汉和西晋带钩，有水禽形和曲棒形，与中原所见相似［118］。
由上所述，以地区而论，带钩流行的中心范围是中原、关中地区，即黄河中游地区。北到长城附近，南到两广云贵，都曾是带钩分布的地区，只是时代有早晚、数量有多少之别。由此可以粗略看出带钩的起源和传播过程，这一点留待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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