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奈达的翻译思想：对比分析与英汉翻译

三、尤金·奈达的翻译思想

（一）奈达翻译理论简介

按照奈达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7]。其中，“对等”是核心，“最切近”和“最自然”都是为寻找对等语服务的。奈达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认为必须以读者的反应作为衡量译作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翻译要想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必须使译文从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章风格、语言文化到社会因素等方面尽可能多地反映出原文的面貌。他试图运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建立起一套新的研究方法。他根据转换生成语法，特别是其中有关核心句的原理，提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里进行传译的设想。

奈达提出了词的四种语义单位的概念，即词具有表述事物、事件、抽象概念和关系等功能。这四种语义单位是“核心”，语言的表层结构就是以“核心”为基础构建的，如果能将语法结构归纳到核心层次，翻译过程就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原语的曲解。按照四种语义单位的关系，奈达将英语句子归结为七个核心句：（1）John ran quickly（2）John hit Bill（3）John gave Bill a ball（4）John is in the house（5）John is sick （6）John is a boy（7）John is my father。翻译的第一个阶段———分析阶段就是拿一个原文句子，追溯出结构最简单、语义最清楚的核心句，是理解、赏析原文的阶段。理解上的错误将直接导致翻译的失败。^[8]这一阶段需要注意并非所有相同的语法结构都有相同的语法意义。如his house，his success，his arrest和his kindness这四个英语词组，在语法结构上可以说完全一样，可是各词组中his和后面各词之间的关系却不相同。从语义上说，his house等于“他有房”，相当于第七个核心句；his success等于“他成功了”，相当于第一个核心句；his arrest等于“他被捕了”，相当于第二个核心句；his goodness等于“他是善良的”，相当于第六个核心句。奈达认为，相同的结构之所以意义不同，是因为它们由不同的核心句转换而来的。若想弄清某一结构的表层意义，有必要追溯到这一结构的深层。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词的内涵意义。内涵意义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附加给语言的或由语言本身产生的感情色彩，它是翻译中语义分析的关键所在。首先，某些词语与特定的语言使用者联系在一起，便可能获得与人们对那些人的态度紧密相连的内涵意义。如，社会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乡下人和城里人所用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其次，内涵意义与词语的使用场合有关。比如，在教堂和酒店使用“damn”（罚……入地狱）这个词，即使是出于同一人之口，在不同的场合里所具有的意义也会大相径庭。再次，内涵意义与语言环境有关，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可能产生不同的含义。如，在“green with envy”（十分妒忌）、“green at the gills”（气色不佳）、“agreen worker”（业务生疏的工人）和“green fruit”（未熟的果子）等惯用语中，“green”（绿色）含有贬义或否定意义。^[9]翻译过程中的转换阶段就是从源语思考转到用译入语思考的阶段，是翻译进行的实际阶段，要按照核心句结构，对内容进行准确的阐释。翻译的最后一个环节———重建阶段就是译者从词法、句法、篇章方面，对译作进行润色，要体现语言的三种主要功能：叙事性、表达性和移情性。奈达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提出了翻译的几个优先原则：（1）内容的一致优于词语的一致；（2）动态对等优于形式对等；（3）听到的语言优于书面语；（4）被读者使用和接受的形式优于传统形式。

（二）对奈达翻译理论的评价

1．贡献

奈达的探索之路是为西方翻译理论的科学化而不断开拓新的疆域的道路，特别能说明西方翻译论中的语言学派的成就和发展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前，很多学者和翻译家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或是一项技能，他们都没有从科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奈达却认为翻译是科学，他认为：“正如语言学被看作是描述性的科学，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转换同样也是科学的描述。”^[10]奈达充分利用语言学、人类学、语义学、信息理论、交际理论和社会符号学等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来研究影响翻译过程的语言和文化等因素。他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和研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学术性和系统地位。奈达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奈达探索话语语言学和信息论为理论依据的交际功能模式，将翻译的“等效”作为研究的重点，力图克服语言学派往往只抓住结构但对话语交际功能不予重视的弱点。“动态对等”理论在阐述翻译本质、纠正译文偏死的倾向中，有着重大的作用，它推动了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对多年来西方翻译家们相持不下的直译与自由译之争，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11]奈达的交际翻译理论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传统翻译理论在表层结构上进行词语对应、句型对应，而奈达的逆转换理论通过揭示表层结构进入句子的各个深层结构，可以弄清意思，克服歧义。如用划分核心句的方法可以发现在“Police are ordered to stop drinking before midnight”这句话中，理解的关键是police和stop drinking的关系，究竟是“Police themselves stop drinking”还是“Police stop people from drinking”这样的句子容易引起歧义。这句话就有两种解释：（1）警察被命令在午夜前停止饮酒；（2）警察被命令制止人们在午夜前饮酒。应根据上下文，选择一种解释。^[12]奈达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应（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13]。与传统理论不同，奈达将研究重点从信息的形式转换到读者的反应，他极其重视翻译中读者的作用。如果译入语读者理解译作的程度与原语读者理解原文的程度相当，那这部译作就可以看作是功能对等的翻译。奈达的“读者反应”理论强调译入语读者接受译作的重要性，就避免了评论家对作品的主观评价。

2．批评

奈达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探讨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得出的理论也就远离实践。首先，奈达描写的现象主要集中于《圣经》翻译文本，而《圣经》是用来教育和感化人的，有其特定的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遵循“功能对等”或“交际理论”的原则，可以适当调节或改变形式。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人们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那么换成白如霜或白鹭毛等保持交际功能未尝不可。但若换成科技文章或医学文章，再去依照交际原则进行转换就难以行得通。其次，核心句结构只能表达主要命题，而诸如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的文体、风格、感情色彩等信息，就只能从表层结构获取了。再次，“动态对等”建立在读者会有一致的反应这个假设基础上，但读者反应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一致的，因此用此作为衡量翻译的标准难以操作。^[14](www.xing528.com)

（三）对翻译等值论的重新评价

1．等值翻译的本质

目前国际译论界比较杰出的理论家艾德汶·根茨勒对奈达的译论作了如下评论：“无论怎样阐发和拓展他的理论，在科学的框架下始终潜藏着他的‘宗教信仰和传道的使命感’。”^[15]听上去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他分析了奈达近40年来的著作，所以理据是充足的。也许正因为此种理念和情感上的前提，奈达才把跨越文化传递源语信息视作整个翻译的首要任务。基于此，只要信息清楚准确，承载信息的具体形式也就无足轻重了。所以奈达主张“翻译就是用接受者的语言复制出与源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等值体———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风格而言”^[16]这一主张到目前为止一直被许多学者视作所有翻译的定义中最精确、最具科学性的，它其实包含了三个命题：第一，翻译首先要译意；第二，译文要再现原文的风格；第三，译文要自然。这三个命题足以涵盖翻译的内容实质。但由于奈达的理论主要来源于《圣经》翻译实践，有人就怀疑这一理论能否指导普遍的翻译实践，指责他忽略文化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表达方式和认知习惯的差异，势必造成翻译“文化交流”功能的丧失，甚至可能引起“文化蒙蔽”。^[17]尽管奈达后来一再强调形式也同等重要，风格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但似乎已无人理会。

2．风格对等的途径

翻译等值论主张，当我们无法在译文语言中找到与原文完全对等的表达时，我们只能寻求译文语言中能够起大致相同作用，亦即产生大致对等语用功能的形式传达出源语信息。我们都知道，风格一般见诸于形式，表现为符号体系，风格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被读者体认，复制的风格自然应该能够为译文读者所体认，而要体认复制的风格，它就必须符合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这也正是风格等值的具体表述。因此，当“白如雪”（as white as snow）无法被异域文化中的读者认同和理解时，就出现了奈达所谓的“零位信息”，这时如果还按照字面直译，译文则会变得毫无意义，也就不可能指望译文读者从译文中获得什么信息或者感受了，正所谓“意之不存，味将焉附”。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或许我们可以求助于译文读者所熟知的形象表达，如“白如霜”（如果他知道“霜”为何物的话）；或者寻求译入语中最为近似的习惯表达，如“白如白鹭毛”、“白如蘑菇”等，尽管其来源不一样，但其引申意义和喻义也许是相同或相似的；或者我们还可借助想象，寻求“对等”的表达，如可译成“白如食盐”、“白如面粉”等等；如果根本就找不到这类近似的形象化表达，我们或许还可以选择放弃原文中的形象，采用直白的非形象化的说法。我们认为这一主张“借鉴了接受美学，强调接受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和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18]，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最终选择和确定某一译文表达的主要依据，就是作为认知主体和审美主体的译文接受者的认知习惯和审美需求。任何有违译文接受者认知习惯和审美需求的作法都将导致译文的不可读性。

3．交际功能的对等

基于此种考虑，“奈达强调信息对等，而不是形式对应”^[19]，他主张“灵活对等的目标在于表达自然，丝毫不留痕迹，力求把源语文化背景下的行为模式转换成译语文化背景下相关的行为模式”^[20]，因此他选择J·B·菲力普所译的《新约全书》中的译例作为《圣经》现代英语译本的佳例。指出其中把“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以圣洁的亲吻相互致意）译成“give one another a hearty handshake all around”（相互一一诚挚地握手）是追求等效的范例。这一主张曾引起了不少误解，致使一些人认为翻译只要注重翻译内容，不必顾及语言表达形式，于是一时间各式各样的胡译乱译均被冠以“动态对等”。为了避免误解，正本清源，奈达在后来的著作《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中，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他运用交际学理论，把翻译看成是交际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交际的目的是使参与交际的双方或各方能够相互沟通、相互理解。而要使参与者相互沟通和理解，就要把信息传达得清楚准确。因此翻译首先是译意。但是由于不同语言中信息承载和表达的形式各异，所以要译意就必须改变源语的表达形式。

在功能对等的框架中，奈达进一步界定了“信息”，声称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包括体现风格的语言形式。他认为，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形式也表达意义，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据此他反思到，当初光提出“翻译是复制出‘最切近的自然等值体’”是不够的。同一原文可以有几种译文，并都可认为达到了动态对或功能对等，“其关键是，译文是否能在译入语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原文在源语文化背景下相应的效果”^[21]。他断言，翻译只能达到“功能对等”，或者说是“实际上的交际对等”。依据这种说法，译者应力求使译文读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信息的反应趋于一致，亦即把重点放在原文的内容上^[22]。所以在《语言、文化与翻译》一书中，他仍然主张把to grow like mushrooms（字面意为“像蘑菇一样地生长”）汉译成“像竹笋一样地生长”（字面意为to grow like bamboo shoots）^[23]，用调整异质文化形象的方式达到信息在译入语中的准确传递。他的这种主张对于翻译实践具有启发意义，至少可以使我们在传递源语信息时，慎重考虑形象的传达。有人断言，中国翻译界看重奈达的译论，是“因为这一理论在处理语言转换问题上有抛开形式看内容，撇开语言差异看读者反应的特点。”^[24]但是更公允一点看，奈达的理论是在不断完善的，他也并没有说要“抛开形式”和“撇开语言差异”。而且从上述他的论断中，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他对形式和意义是同样看重的，他只是主张当形式与意义发生矛盾，可能造成译文读者反应难以到位时，才考虑改变形式以确保意义的准确传递。这样讲难道不对吗？难道除了这样做，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这不正是翻译界关注和讨论最多的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的关系问题吗？鉴于此，我们坚持认为奈达的等效论是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也不会因为新的译论不断涌现而丧失它的理论价值。我们相信，只要这个世界没有真正形成单一文化，那么追求翻译的灵活对等或功能对等就是世界各国翻译家永远也卸不下的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