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与对比分析

一、中国的翻译研究发展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五四运动前的第一次翻译高潮；第二次翻译高潮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中国的士大夫与传教士联手将欧洲的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和文学等“西学”介绍到中国来，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6卷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独译了不少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著作。李之藻翻译了10卷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概论》，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他创用的某些逻辑术语已成为逻辑学的专门词语，沿用至今。第三次翻译高潮指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翻译。

（一）古代及晚晴社会的翻译研究

翻译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有史记载的翻译活动也与宗教直接有关。佛教早在上古时期便在亚洲诸国传播，东汉时传入我国。以后近千年内，我国共翻译佛经1500多部，丰富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佛经翻译理论家，他们是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的支谦、东晋的道安、六朝时代的鸠摩罗什、隋代的彦综和唐代的玄奘。支谦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道安总结了比较完善的直译原则，鸠摩罗什是主张全面意译的第一人。彦综和玄奘生活在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玄奘亲自去印度取经，带回经书600余卷，其中一半以上由他译出，译文具有“意译直译、圆满调和”的品味。他还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力求忠实与易懂并重。

在中国自有翻译以来，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翻译的讨论。西汉末年，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流逐渐频繁，佛教因之传到中国。汉代佛教之兴起带动了佛经的翻译。但中国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应为隋唐。在玄奘（602～664）时期，中国佛经翻译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翻译的讨论也更趋完善。“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玄奘直译意译兼顾，确切地表达了佛经的原意，是中国翻译研究早期的论说。^[1]

中国翻译研究的更重要的时期是在清末和民国初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组织了一大批学者翻译有关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一大批介绍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的译作和文学名著的译本问世。其中最有名的当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和《社会通全》等。他的译著推动了“新学”的发展，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他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至今认为翻译界所认可。文学翻译成就最大的是林纾。他是一位奇才，不懂外语却能从事翻译，完成的译述有183部，总计1200万字。他的翻译方法奇特：由懂外语的合作者口述原文内容，他再“加工”成译文。这样的译文虽然难以忠实于原文，难免有许多遗漏、删改、增补之处，但可读性仍然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到一定的作用。

此时，西方对中国全方位的影响势如破竹，中国呈无法招架之势，各国列强的入侵，资本主义经济贸易的开展，文化交流的启通，使得大清王朝摇摇欲坠。尽管有志之士主张维新变法，试图力挽狂澜，但清朝气数已尽。随之而来的民国也非太平盛世。20世纪早期西方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的资本主义西方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另一种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即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是一个动乱的时期。但国家不幸文人幸，大量的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近代中国社会每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都是和引进西方思想和知识分不开的。这其中翻译家为中国的社会变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翻译家当然是严复。他译的一些社会科学著作启迪了当时无数的读书人。在文学翻译上林纾也是不能忽视的。由于有频繁的翻译活动，因此对翻译的讨论也十分普遍。马建唐、严复、梁启超、章士钊、傅斯年、郑振铎不少文人墨士都对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有过评说。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严复在译完《天演论》后写的《译例言》（1896年）。^[2]

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的第一段中，便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在这篇仅仅只有1000多字的翻译总结里，严复用“信、达、雅”三个字概括了翻译活动要达到的标准。“信”在严复来看就是忠于原文；而“达”则主要是文字表达；“雅”是要有文彩，文字要雅。虽然人们对“信、达、雅”这个标准也提出过不少批评，但中国翻译界一直将它奉为“金科玉律”。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当西方翻译理论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时，“信、达、雅”才真正受到严峻的挑战。严复“信、达、雅”在中国翻译界的地位与影响从中可略见一斑。

自严复译《天演论》后，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翻译活动如雨后春笋，译作层出不穷。对翻译技巧及方法的讨论也相当热烈。鲁迅、梁实秋、瞿秋白、林语堂、成仿吾、郭沫若等人都积极地参加了有关翻译的讨论。特别是鲁迅，在讨论翻译时相当活跃。他主张“宁信勿顺”，与梁实秋和赵景琛等展开了一场论战。鲁迅在《几条“顺”的翻译》一文中对梁实秋和赵景琛进行了回击：“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琛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但这三代之中，却要算赵教授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3]从这些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翻译界对翻译中的问题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观察。这些争论的焦点就是要以源语为基准还是以译入语为标准，也就是翻译领域中永恒主题。(www.xing528.com)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思想和世界文学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使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鲁迅、瞿秋白、郑振铎、茅盾、郭沫若、成仿吾、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等学者辛勤笔耕，不仅翻译了大批世界名著，而且对翻译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和探讨，研究的范围扩大到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等众多领域，为我国的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翻译活动没有停止。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俄汉之间的翻译成了中国翻译的主要部分，对翻译的研究没有中断。50年代，最著名的译论首推傅雷的“神似”论。傅雷是中国法国文学翻译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他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文字上要求“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并期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4]显然，他的提法和鲁迅的是完全相反的。他非常强调中文的流畅，主张用地道的中文。这一点傅雷身体力行，只要去读一下他的译作就知道他把理论用到自己的翻泽实践中去了。

20世纪60年代中国翻译理论中较为重要的论说应推钱钟书的“化境”。钱氏本人译作不多，但是公认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在《林抒的翻译》一文里，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是达到“化境”。^[5]用钱氏的话说，这叫“脱胎换骨”。

20世纪70年代没有新的理论的出现，但是，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被忽视，翻译工作者在70年代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

（三）改革开放后翻译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4研究重新复活。中国不仅经济有长足的发展，人文科学也百废俱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层出不穷。但翻译研究的主调是和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一致的，也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在这段时期内，中国译协的刊物《中国翻译》（前身为《翻译通讯》）在促进翻译研究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很多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很多西方翻译理论家都是由该杂志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一时间，奈达（Nida）、卡特福德（Catford）、纽马克（Newmark）、斯坦纳（Steiner）等西方译界名人都成为中国学者们常挂在嘴边的名字。80年代中国翻译界几乎到了言必称奈达的地步。此外，也有不少专著发行，内容都是介绍西方翻译理论，或套用这些西方理论的研究作品。中国第一次翻译理论讨论会于1987年在青岛召开，会上一批青年学者立志要完成中国翻译学（Chinese translatology）这项宏大的工程。虽然这段时期里，翻译研究的作品为数甚多，但大多是引进或套用西方理论的作品，没有划时代的强音。但在百花齐放的环境中，研究内容的确显得色彩纷呈，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翻译研究者，如译坛老将翁显良、许渊冲，翻译理论及教学研究学者刘宓庆，在引进奈达方面功不可没的谭载喜，法国文学翻译研究学者许钧，诗歌翻译理论研究学者辜正坤，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的先驱方梦之，科幻小说家郭建中，采用新思维研究翻译的范守义等等举不胜举：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为建造中国翻译研究大厦添砖加瓦。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海外任教的刘宓庆。刘氏对翻译的研究一直从80年代延伸到至90年代，而且仍在不断努力中。无论从质还是从量的角度来看，刘宓庆成果斐然。他那五本译学著作《文体与翻译》、《当代翻译理论》、《翻译美学导论》、《英汉翻译训练手册》和《翻译与语言哲学》）可以说为中国翻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还值得介绍的是80年代中期发表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该文作者是当时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生辜正坤（现为北京文学教授）。辜正坤指出翻译标准难题之所以久攻不克原因在于我们思维方法上的单向性或定向性。因而他主张立体思维引出多个观察点，于是标准就不再只有一个了，从而提出翻译标准多元化，多元化标准相互补充这一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翻译的唯一的绝对标准就是原作本身，但这是一个根本达不到的标准：而翻译的最高标准应是最佳近似度”^[6]。为了达到这个最佳近似度，译者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达到目的地。他提出由于翻译的功能多种多样，人类审美趣味也多种多样，加上译者和读者的层次也大不相同，所以为了不同的翻译目的，满足不同的审美兴趣，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一个作品完全可以有多个译本，翻译的方法也完全可能多种多样。辜正坤本人身体力行自己的多元标准理论的形式，翻译了不少已被多位名家用其他文体翻译过的英诗。公平而论，辜正坤多元互补论中的内容西方翻译理论家们也都有提及，比如纽马克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读者不同，翻译标准不同，译文也应不同。但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将翻译标准这个题目讨论得最彻底，概括得最全面，不失为80年代中国翻译界鹤立鸡群的佳作。辜正坤这篇长文只是他一系列中西诗歌翻译研究中的一小部分。他在最近出版的《中西诗鉴赏与翻译》一书中，对文学翻译有系统的总结与概括，既不机械地套用西方翻译理论，也下只拜倒在国粹脚下，而是中西并蓄，筚路蓝缕，独创了他自己的一套诗歌翻译理论体系，是中国内地翻译研究方面少有的佳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翻译活动和理论研究的势头有增无减，大批翻译作品问世，翻译研究文章也频频发表。由于中国内地政治经济形势已有别于80年代，所以翻译研究中引进西方，崇尚西方的倾向略有纠正。在社会大环境方面，起自于80年代早期的西化浪潮，进入90年代后便不再是时代的主旋律，代之而起的是较为冷静的思考和间或出现的一些强烈的民族情绪。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社会文化的话语结构上，同时也影响了学术界的研究思维与倾向。在翻译研究方面，80年代一直存在的传统派，在90年代的大环境中更觉如鱼得水，批评西方翻译理论的声浪渐次高涨。在80年代引进的最主要翻译理论家奈达当然便首当其冲，成为批评的对象。其实这种批评本该在80年代与引进并驾齐驱，但迟到的批评毕竟为中国译界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批评都是健康有益的。纯理论研究方面，北京大学英文系翻泽专业的一批博士生比较活跃，很值得注意。另外，解放军外语学院翻译系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也十分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