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汉思维方式、心理文化对比与翻译
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思维是语言的内核,语言是思维的外在形式;语言要通过思维才能传达所携带的信息,而思维也要通过语言才能表达要传递的信息。而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来承载,即载体的改变。因此,与语言变换密切相关的翻译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思维活动的过程,是思维方式变换的过程。英汉两个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其语言结构上的差异。[1]
(一)英汉思维方式对比与时空观
一个民族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基本生产方式,以及其所经历的历史时期、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程度影响甚或决定了该民族的总体思维方式。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民族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可能程度,而其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决定该民族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需要程度。人们的思维首先是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体验,因而一个民族的时空观便构成了其思维活动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印欧民族起源于游牧民族,他们依靠自身的骁悍和武力来掠夺土地和财富,建立自己的家园。欧洲大陆成了游牧民族驰骋纵横的天然舞台,而英吉利海峡也并没有成为阻挡他们的屏障。广阔的地域,不断的流动,使印欧民族形成了很强的空间概念。因此“西方注重自然时空,而且特别偏重空间的自然真实性”、从而使西方人具有空间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时空观。由于空间是客观存在的,看得见、摸得着,所以以这种时空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具有更大的客观性和精确性。在价值判断上,这种思维方式倾向于二元,即客观事物非此即彼,界限分明。为了在有限的空间获得更多的客观概念,西方人更注重逻辑推理,这样就削弱了自然事物带来的感情色彩,成为一种更为理性的思维方式。空间的三维性和多样化使偏重空间的时空观决定的西方思维方式成层叠型。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更长于分析推论。[2]
汉民族所处的中原大地被高山与大海环绕,是一片相对封闭的土地。汉民族是自耕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样的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使得与外界的交往既难实现,又没必要。人们晨耕暮归,春种秋收,关心的是四季的更替、时光的流逝、作物的收获、人的生老病死。因此汉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思考首先和主要的是对时间的认识和思考,即在“时空观上注重的是心里时空,而且特别注重时间。”[3]重时间的时空观使汉民族形成了清晰流畅的线性思维特点,而注重心理时空则使汉民族更着眼于客观事物给人的感受,即“对自然美的欣悦之情”[4];寻找对自然界的体会。这样,汉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更倾向于形象思维,倾向于“直观感悟”,“重了悟,不重形式”。汉民族在其思维中融进了很多的感情色彩,使自己“具有更多的诗人气质”。他的价值判断是多元的、迂回的。此外,具有线性型思维方式的汉民族更习惯于归纳综合。
(二)英汉思维方式对比、语言及其翻译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思想的直接现实就是语言。”[5]爱德华·萨丕尔在其《语言论》中亦提出:“语言是通向思维的唯一途径。”[6]这些能说明思维和语言的相互依存关系为语言学家所公认。英汉两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必然会在两个民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讲英语的民族的思维方式追求空间的精确性,而空间是精确可测的,因而决定了英语是一种“精确型”语言,笔者把它称为“律师”的语言。其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和二元性又使其语言减少了感情因素;汉民族思维重“感悟”,偏重对较难测定的时间的体会,并把世界放在一种虚与实相互映衬中加以感受,其价值判断是多元的。浓厚的感情色彩给汉语注入了一种模糊因素,使汉语成为一种“模糊型”语言,带有很强的诗的色彩。因此要想用汉语表达一个相对精确的概念,常常必须同时使用几个相对模糊的词,互相修饰限制,才能达到目的。因此汉语中大量存在着双音词。对习惯了语言模糊色彩的汉民族来说,英语便显得有些“干巴巴”的。在将英语译成汉语时,就必须适当地使之“丰满”一些,才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比如美国西部片“Blood and Sand”,对英美人而言,该片名的单词已足够使他们产生艺术联想,但对中国人来说,“血与沙”却过于精炼,缺乏艺术感染力。若译成“碧血黄沙”,虽然语言显得复杂和模糊了一些,但其中的诗意和韵味却给中国人留下充分想象的余地。倘若将“碧血黄沙”回译成英语“Red Blood and Yellow Sand”,无疑将会使英美读者产生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的感觉,从而破坏了整个艺术效果。因此,将汉语译成英语时,便要适当地作些削减,以适应英美人的思维与语言习惯。
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在两种文字的句法结构上有充分体现。奈达曾指出,“就汉语与英语句式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比”[7]。西方人层叠式思维方式和他们对空间和行动的偏重决定了“英语句子是以动词为核心,运用各种关系词组成关系结构的板块,前呼后拥,递增叠加,形成一种空间型的构造”[8]。关系词是粘合这种空间型结构的水泥。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是清晰流畅的线性型的,重“了悟”,不重“形式”,主张“天人合一”,即将自然与内心感受统一起来。这样,“汉语就将部分语法隐藏起来,以时序和逻辑心理上应有的因果次序展开流水句式”[9],形成了重意合的汉语句子结构。这种结构很少使用关系词,因而无法将许多单句组合成复句,主要靠意思连接各分立的单句。吕叔湘先生曾指出:“汉语特多流水句,一小句接一小句,很多地方可断可连。”[10]相对而言,汉语便显得有些结构松弛。
除了词汇和单句,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英汉复句中主句和从句的排列顺序的差异。习惯线性思维方式的汉民族通常按时间的顺序描述事物,因而时间状语一般在主句之前。而注重空间的英语的时间状语的位置要自由些,且一般在主句之后。英译汉时,需对其句子的结构方式进行调整。
例1.He had flown in just the day before from Georgia where he had spent his vacation basking in the Caucasian sun after he had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job he had been engaged in in the South.
译文:完成了在南方从事的建筑工作后,他就前往格鲁吉亚度假,享受高加索的阳光,昨天才坐飞机回来。
例2.John read the letter that Mary wrote to the boy that Jane was in love with.
译文:约翰读了玛丽写给那个男孩的信,而简一直爱着那个男孩。
例1中的汉语译文是按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的,而英语原文则是把时间状语置后,主句在前。例2中英语的定语从句均放在所修饰的词的右边,而翻译成汉语定语前置。这也反映了英汉思维方式在语言上的差异。英语被称为Right Branching Direction(RBD),而汉语是Left Branching Direction(LBD),各有什么优缺点?(www.xing528.com)
另外英语习惯先结果后原因,而汉语则相反。这也是和英汉两个民族的思维习惯相吻合的。例如:
例3.He had to stay at home yesterday because he was ill.
译文:他昨天病了,只好待在家里。
译成汉语时,宜先翻译原因状语从句,然后译主句。
英语一般先作结论,再进行分析和说明,而汉语却要先分析,后作结论。
例4.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译文: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成了举世公认的真理。
曹合建先生还指出:“此外,英语在篇章结构方面常常从一般到个别,先有主题句,再层层分析,从大至小剖解;而汉语中行文通常从个别到一般,由小及大,先有分析,在作结论。英语和汉语这些排列上的差异是与英美人重推理、汉民族重归纳的思维特点相一致的。”[11]
英汉思维方式差异的对比可简化为:
英:地理,游牧—空间和自然—精确—层叠式—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分析推论—律师。
汉:地理,自耕农—时间和心理—模糊—流水式—线性思维—形象思维—归纳综合—诗人。
(三)英汉心理文化对比
英文化是科学文化或“我文化”:重物质,轻人论;价值取向以功利为主;重概念,忌笼统;强调人权和个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对自然的索取。汉文化是人文文化或“我们文化”:重人论,轻物质;价值取向以道德为主;重综合忌分析,重意会轻言传;崇尚群体意识,强调同一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与自然看成浑然一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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