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实践：《对比分析与英汉翻译》书中的里程碑

七、翻译研究的实践

翻译实践虽然自古有之，但翻译理论研究却起步较晚。从其所依赖的学科角度看，翻译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语文学范式阶段、语言学范式阶段和文化范式阶段。20世纪四五十年代前的两千多年是语文学范式的翻译研究阶段。该范式以修辞学、美学等作为理论基础，强调译者的天资和禀赋，重视译者的技巧和经验，轻视翻译理论研究，因此语文学范式阶段缺乏自身的翻译理论体系。这一阶段时间跨度长，翻译名家多，绝大部分经典著作都是这一阶段翻译出版的。与这一阶段名家如云、佳译似海的情形相比，翻译理论研究虽然名言、妙喻迭出但终因太多感悟、太多散论而显得单薄乏力。^[22]

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则迟至70年代末）。它以坚实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支柱，便翻译这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被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语言学的介入使翻译研究逐步从经验总结式的随感走向系统深刻的理论探讨，翻译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也呼之欲出。进入80年代后，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逐渐暴露出重翻译客体（文本）轻翻译主体（译者）的弊端，因此许多相关学科先后介入翻译研究，形成多学科渗透的翻译研究局面：在多种学科介入翻译理论研究中文化学派充当了急先锋和主力军，因此该阶段也被大部分翻译理论研究者称之为文化范式阶段。文化学派极大地推进了翻译理论研究，可谓成绩卓著，但文化学派轻视翻译研究本体的弱点也是明显的，因而受到不少翻译理论研究者的质疑，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还是将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三个阶段称为文化范式阶段，而没有使用虽然更加科学但称谓略嫌繁琐的“多学科渗透的范式阶段”这一名称。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虽然历时仅半个世纪，但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卓著，也因此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因此了解翻译理论研究的概况就不能不了解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主要观点。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不是历史的偶然。20世纪初，索绪尔在语言研究上区分了语言和言语，深入论述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提出使语言学的发展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语言学也从前科学阶段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继索绪尔之后语言学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核心句（kernel sentence）、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使人透过各种语言表面的巨大差异看到他们的内在联系，乔姆斯基的理论为语言间的可译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23]奈达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圣经》翻译的实践，系统论述了翻译的主要问题。奈达给翻译所下的定义、通过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概念对翻译过程的分析、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概念的提出，这些基于语言学最新研究成果对翻译所进行的探索使翻译研究开始摆脱以往经验式、随感式的困境，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这也难怪奈达将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取名为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译科学探索》）。除了奈达之外，纽马克（Peter Newmark）等人也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研究翻译，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一时期翻译研究主要借鉴语言学的理论成果，因此许多人将翻译研究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认为翻译研究是语言学中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一时期，翻译界围绕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可译与不可译、直译与意译、翻译单位、翻译标准等翻译的重大问题展开争论。争论的双方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但争论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间的转换，翻译研究语言学范式的弊端也渐渐暴露出来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学研究蓬勃发展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理论准备^[24]。

20世纪70年代，正当国际翻译界科学派与艺术派激烈争论时，比利时、荷兰等低地国家的一批年轻学者冲破语言的界限和文学的界限，将翻译研究纳入整个文化的范畴。他们不但要研究不同文化间的文学和翻译的联系，研究同一文化系统内部不同文学形式间的关系，还要研究翻译作品引起的语言和文学的演变。这个新的翻译学派就是“翻译研究学派”。也就是后来出现的翻译文化学派的先锋和中坚力量。早在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阶段，就有人试图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的领地中独立出来建立翻译学（translatology），但翻译学的建立需要有自己坚实而宽广的理诊基础，需要明确自己的范畴和研究对象，然而语言学范式下的翻译研究还不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各种条件，因此这只能看做是建立翻译学的初步尝试。^[25]

1972年翻译研究学派的主将霍姆斯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着重探讨了翻译学科的名称、性质、宗旨、范围等内容，同时在历史上第一次勾勒出翻译学学科的结构框架。在这篇文章中霍姆斯将翻译学科的名称正式确定为“translation studies”，这标志着翻译研究学派的正式诞生。根据霍姆斯的设想，翻译研究派的另一名主将以色列学者图里在1995年出版的《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一书中，曾用树形图将翻译研究的学科结构一目了然地展现出来。翻译研究学派诞生之后，其他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相继出现，最主要的有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等。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在其2006年的新著《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中介绍：20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90年代出现实证论转向和全球化转向；而进入新世纪，翻译研究又回到了语言学时代，出现了“U字形转向”（U－turn）。

【注释】

[1]冯庆华等编：《汉英翻译基础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2]李玉良：《翻译概念的流变及其反思》，《济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3]Nida，Eugene．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Leiden：E．J．Bril，1964．p166．

[4]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5]杨自检、刘学云，《翻译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6]林煌天等：《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44页。

[7]刘宓庆：《文体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8]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9]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10]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www.xing528.com)

[11]邵志洪：《汉英对比翻译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2]蔡基刚：《英语写作与抽象名词表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3]蔡基刚：《英语写作与抽象名词表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4]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2页。

[16]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7]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18]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9]辜正坤：《世界诗歌鉴赏五法门》，原载《世界名诗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20]王恩科等编著：《文化视角与翻译实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21]王恩科等编著：《文化视角与翻译实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22]王恩科等编著：《文化视角与翻译实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23]王恩科等编著：《文化视角与翻译实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24]王恩科等编著：《文化视角与翻译实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25]王恩科等编著：《文化视角与翻译实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