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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信、达、雅标准:高效多元翻译标准

时间:2024-07-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国,影响最深、流传最广的翻译标准是严复的“信、达、雅”。他的这一标准,吸取了严复标准中的合理或分,补充了该标准的不足,是一个科学的、可操作的翻译标准。他们的标准,也主要是针对文学翻译而言的,是翻译的高标准。在这个系统中,最高的标准是最佳近似度。4.多元翻译标准是互补的。

严复信、达、雅标准:高效多元翻译标准

五、英汉翻译的标准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15]由于翻译这一文化交流活动的历史悠久,从事翻译的人具备不同的社会背景与语言背景,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期待值均不相同,衡量翻译的准则也非一致,因而形成了多种翻译标准。

在中国,影响最深、流传最广的翻译标准是严复的“信、达、雅”(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但这三字标准最早出现于三国(魏、蜀汉、吴,公元220—280)时期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支谦的《法句经序》中。

“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仆初嫌其词不雅。惟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胡义,实且径达。’”

现代汉语来翻译上述文字,即为:佛经是从印度取回的。印度语言的发音与汉语不同……事物及其名称不同,翻译时要传达原义很不容易……我开始认为译文用词不雅。一位名叫祗难的人说:“翻译佛言要传达意义,不用修饰,要严格根据佛法。译者翻译经文,要使经文易懂,不失其本义,这样的译文才是好译文。”在座的人都说:“老子说:‘美的译文不信,信的译文不美。’……翻译外语的意义,直接译过来就行。”

这段文字不长,却论述了翻译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将外语的意义译成汉语很不容易;(2)佛经的译文不仅要根据佛法保留原义,还要易懂;(3)翻译的方法用直译。可见我们的前人在1700多年前已有较系统的翻译思想。严复极可能从上段文字中将“雅、信、达”挑出来并将顺序改为“信、达、雅”,并阐述了自己对这一标准的看法,于1898年提出了“信、达、雅”三字标准。这在当时已属石破天惊之举,更令人惊讶的是该标准在我国竟然沿用了百年之久!虽然有人批评这三个字之间有矛盾,不合逻辑,但也有人对它倍加欣赏,还将自己的观点注入其中。[16]翻译家黄龙先生便是典型的代表:黄龙认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严复对“信、达、雅”的解释不全面,有问题,但这三个字的提法是令人称道的,它简洁,容易接受,具备普适性。“信”指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信于作者和读者,不允许对原作有任何歪曲或篡改,译作不容许有任何遗漏和省略,译者若有意阉割原作内容,则无异于违背职业道德;信于原作的内容与风格是信于原文的整体,而不是个别字句,在译文风格与原文风格一致的前提下,可以灵活处理个别字句的译法。“达”指译文使用标准汉语,即译文语言应通俗明白,不应模棱两可,晦涩难懂,不滥用陈词滥调,繁文褥句,也不应有粗枝大叶的错误。通俗不等于庸俗,通俗意味着雅俗共赏。“雅”指译文的美学价值,它体现在修辞、文体、韵律、诗意和心理等五个方面,雅的译文应该优美,有喻义,能激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同情和共鸣,给人艺术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信、达、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信”,“达”和“雅”毫无意义;没有“达”,“信”和“雅”不可能产生完美的艺术效果;没有“雅”,译文和原文只可能“貌合神离”,“信”和“达”不可能实现。[17]黄龙对“信、达、雅”的阐释表明,他的“信、达、雅”之内涵,已不同于严复的“信、达、雅”,他赋予“信、达、雅”新的内涵和生命,成为他自己的翻译标准。黄龙是一位文学翻译家。他的标准,适用于文学翻译。

另一位翻译家刘重德先生指出,严复虽然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字方针,但他的三段译文均未按此方针运作;刘重德还对比分析了原文和严复的译文,说明此方针有不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刘重德提出“信、达、切”(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closeness)的翻译标准。“信”指信于原文内容(to be faithful to the content of the original);“达”指具备原文一样的表现力(to be as expressive as the original);“切”指尽可能切近原文风格(to be as close to the original style as possible)。他的这一标准,吸取了严复标准中的合理或分,补充了该标准的不足,是一个科学的、可操作的翻译标准。

在我国的翻译标准中,还有鲁迅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方面,一当然是其易解,二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原作的丰姿”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简单解释为:“原作怎么样,译作也应怎么样。”傅雷的“神似”(similarity in spirit),钱钟书的“化境”(sublimation),即“出神入化”,都是翻译的最高艺术境界。他们的标准,也主要是针对文学翻译而言的,是翻译的高标准。[18]

西方的翻译标准,最常引用的是18世纪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F.Tytler)在“翻译原理简论”一文中提出的三条基本翻译原理:

1.译文应该完全传达原文的思想。(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www.xing528.com)

2.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一致。(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3.译文应像原文一样流畅。(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谈到翻译标准,我们不能忽略一位翻译理论与实践家———辜正坤。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在全国首届翻译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翻译标准的多元互补论”,在翻译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多元互补论的要点如下:

1.翻译标准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2.翻译标准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个有机的然而变动不居的标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最高的标准是最佳近似度。

3.具体标准中有主标准和次标准。

4.多元翻译标准是互补的。[19]

总之,翻译标准多元论推翻了上千年来翻译家和理论家们试图建立一个唯一正确的绝对实用的翻译标准的设想,而代之以一个辩证的标准群,在这个标准群中有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有最高标准和临时性主、次标准等。所有这些标准都只是有相对的稳定性,都在变动不居的发展过程中,互相对立、补充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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